一位也爱藏书的朋友给我打电话，当时我正在去乡下的汽车上，大约是说有人要论斤处理一批文史哲类的书籍，问我是否感兴趣，一起去看一看。我怀疑我是否听的确实。书籍怎能跟鸡蛋、猪肉、大米一样用秤来称?

卖书人是一个收废品的小贩，40几岁，秃顶，细细的两只眼闪着几分狡黠，一柄破折扇，扇着一身的汗馊味:“都卖得差不多了，我挑了些好的，价儿高点，8元钱一斤。5块钱一斤的卖光了。”我们急于看剩下的书，没有理会价钱的事儿。他把我们带到了一间堆放杂物的厦屋，指着墙角说:“都在这儿，慢慢挑吧!”几十本书如同战乱中落入敌营的女囚，凌乱地畏缩在角落里，有的平卧，有的倒立，大多的仰面朝天，袒胸露腹。小贩说:“上面的新一些，旧的还有几本，混在这堆里面，要是想买，还算5元。”于是在书堆中拨来拣去，拣出几本破了相的书丢在我们脚边。

我们翻了翻他分类的书，陈旧一些的有《三国志选读》、《左传选》、李贽的《四书评注》等，都是中华书局版的;新一些的有《孟子批评》、《历代笔记选》、《复活》、《晚清文学丛钞》、《养猪手册》、《村委会工作手册》、《棚菜常见病及其防治》、《计划生育常识》等等。看来，小贩的分类标准与内容无关，只重书籍的新旧而已。

这些书的扉页和书口处都盖有“××公社文化站”或“××乡文化中心”的藏书印。我们不禁疑惑地问起了书的来历。小贩不无得意说:“收的!你们以为是偷的吧?我收了这些年废品，一古脑收这些个书也是头一遭，要不说万事都讲个缘法呢?××乡新换了一个书记，要把乡上的食堂扩大，装修两个雅间以备招待上边领导。挨食堂的那间屋子正好是图书室，就让文化站站长把书处理掉。站长死活不干，书记急了，让给他开小车的司机统统把书卖了破烂儿。司机这小子挺滑也挺黑，1块5一斤，收据按6毛钱开。拢共1300斤，他眨眼工夫赚了一千多块!啧啧，那站长也是真傻，要不这钱不就是他的吗?”他摇头叹息着。

我们压低了一些价格，结果是不论好坏每斤6元。第二天，我也论斤卖了一次书，把那些我认为没有必要留的，以每斤6毛的价格卖给了一位浓眉大眼的小贩。

2002年底，我陪妻去锦城看病，她的眼睛严重闪光，头痛。临行前，朋友曲君告诉我锦城有一家“金百书局”，也论斤卖书，好书不少，价格也低，他买了不少医书。第二天看罢了病，在医院附近的小吃部吃了两个炒菜和一大碗米饭，看看时间尚早，就与妻打的去找这家书店。

“金百书局”的门脸窄窄的，蓝底的招牌蒙了尘，店堂内暗暗地透着阴冷，一溜摆着两台秤。书架上摆着长长短短的书，比如《黄裳书话》、《国朝纪略》等等，这些书都由出版社打了“销书”的印痕，在书口或书脊处打下一溜缺口，这是对作者版权的尊重，收藏价值没有了，可是却不影响阅读。

营业员是一位年轻的小姐，表情冷漠得可以渗出水，看我不断地把一些书从书架上抽出来放在一堆，才终于有了一丝暖意:“里面还有。”就把我引到了里间。这屋子里的书大多是医学、医药类的，书也多数是精装本，大部头的居多，多数书没被“打残”。我拣了《本草纲目拾遗》、《妇人良方大全》等几本，其余的书，专业性太强，没有动，只是浏览了一下书名。

我和妻拢起了我拣出的书，厚厚的一大摞，很重，摆放在一边。一个戴蓝色安全帽一身油漆的年轻人走了进来:“老板，再称2斤小说。”营业员小姐看了看他:“前天买的挺好看吧!自己挑。”年轻人略挑了挑，抽出三四本递到营业员手上。“2斤多了，10元钱吧!”“不行不行，我还要剩2块钱吃盒饭呢!”抽出薄一些的一本书，年轻人挟着书走了出去。

那一天我买了15斤书，有4元钱1斤的，也有6元钱1斤的，花了70多元钱。回家的路上，我和妻换手拎着。

我在《黄裳书话》的扉页上简约地记述了购书的事，末尾说:“以70元之资购书22册，不谓不廉矣，颇有大秤分金之感。细思‘金百书局’之名，抑或‘斤卖’之谐音者?”

2004年秋又因事之锦，事毕，为逃避酒场鏖战，托词去看一位在锦工作的朋友，急急地躲了，去寻金百书局，找了一位女司机打听:“去龙江路派出所怎么走?”女司机上下打量了我好几眼，大约我的一身土气提醒了她:“外地的吧?对过，过了马路就是!”我涨红着脸称谢不止。

果然过了马路就找到了龙江路派出所，却怎么也找不到“金百书局”。怪了，又找，还找不到。派出所的西邻现在是一家美容院，半遮着窗纱，向里面看有几张床，还有不透明的屏风，没有了书架，也没了一字排开的台秤。

“大哥，进来吧!老趴窗户干什么!”一只红红的嘴唇迎面而来，我只有落荒而逃。

看来，没有地方再称2斤小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