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那一代年轻人，对军人的崇拜不亚于信徒对宗教的痴迷。在当时的社会主流价值观看来：做什么都不如当兵光荣，当兵是人生追求的首选。在学校，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感动着每一颗赤诚的心，谁不憧憬长大后当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手握钢枪、戍边卫国，多么自豪和威风！小伙伴们能为戴一顶军帽而得意、能为穿上一件军褂而炫耀。如果谁能穿上一件配有四个口袋的军褂，仿佛他就是一名军官了，鹤立鸡群、沾沾自喜……

那时，“读书无用论”等奇谈怪论充斥校园，“极左”思潮掌控着意识形态。单纯幼稚的心灵，被崇拜伟人的冲动所左右。1976年8月，初中毕业后，我毅然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伟大号召，回老家“上山下乡”劳动。很快，我便加入了民兵组织。晚上，扛着枪值班站岗巡逻，还颇有些当兵的感觉。记得那年９月９日下午，我与社员们正在技术队实验田里锄草，村中的高音喇叭突然传来毛主席逝世的哀乐。社员们个个垂首默立田间地头，为伟人默哀。当时，我颇有些老天马上就要乌云滚滚、雷雨交加、塌将下来的感觉。按照上级的部署，我和其他青年基干民兵一起集合赶到日照县城广场，参加了毛主席追悼大会。扛着步枪、佩戴武装，站在悼念的民兵队列里，看着巨幅毛主席画像那和蔼可亲的面容，我悲情凝重，一股强大的使命感涌上心头：“将来我一定要去当一名真正的兵，用生命来捍卫您老人家开创的伟大共产主义事业！”

1977年的冬天，机会终于降临于我身，我报名参加了征兵。经过生产大队党支部、人民公社党委审查，并顺利通过了体检。“一人当兵，全家光荣。马上就是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了！以后，我们家就是受人尊敬的军属之家，部队每年春节都会给家里寄喜报。摆脱家庭出身‘偏高’的窘境，终可扬眉吐气啦……”那几天，我沉浸在梦想即将成真的喜悦之中。记得，那时奶奶已近70，她一直在为我当兵的事担心，一个劲地对我说：“夜黑风寒，站岗放哨你能吃得消吗！”我决心已定，对奶奶的“唠叨”并不理会。

很快，我与前来带兵的东海舰队某高炮部队的皮排长接上了头。至今清晰记得：皮排长是天津人，30岁左右，他高高的个子，清瘦白皙，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皮排长做了家访，对我很满意。我也竭尽奉迎，给即将成为自己的第一任“首长”提供一个战士应有的“服务”，以期留下美好的印象。当然，那时的“服务”还没有请吃请喝的习惯，只是给他借了几本小说之类的书籍，还陪同他去了县城唯一的景点“抗日烈士陵园”游览参观……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天，听说县武装部的领导人已经开会研究，对全县参军人员做最后的政审把关定兵。我一路欢欣，跑去县委档案局，找在这里工作的妈妈打听好消息。“妈妈！”我看见妈妈坐在办公室桌旁，还没进屋便喊道。妈妈没有回应我的话，只是缓缓站了起来，一脸悲戚茫然。她看了我一眼，猛地扭回头去抽泣起来……我立时呆愣在那里无语了。霎时，我便明白了妈妈悲伤流泪的含义，返身跑回家中独自面壁、黯然神伤。

突如其来的挫折，让我猝不及防。爸爸通过几个关系不错的武装部干部帮忙做疏通“工作”，也是无果而归。爸爸没有对我多解释什么，他的方式是把所有的憋屈自己吞下。现在我理解，爸爸的深层用意也许是不想让怨恨的种子在儿子的心里生根发芽。在这事之前，我还参加了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次中等专业学校考试，并且已被某技校录取。但为了当兵，我自愿弃学。可到头来，鸡飞蛋砸一场空。

“父母都是共产党员，这样的政治背景条件还不能去当兵？”私下里，一些同情者只是安慰几句，也无能为力。愤懑困惑、诉求无门，心情一落千丈，我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之中。后来我才知道，我当兵的资格之所以被否决，是因为爷爷那没有实质性问题的所谓“历史问题”又被人提起。就这样，当兵的梦想，就像昙花一现，瞬间破灭了。

看着那些“政治面貌”绝对过硬的同学和伙伴，一个个穿上崭新的军装，披红戴花，自豪和骄傲写满脸庞，我的内心五味杂陈。我用羡慕抑制着自卑的蔓延，掩饰着哀伤低落的情绪，用欢颜为整装待发的同学和伙伴们祝贺、送行！

走进军营的不少同学和伙伴与我书信来往，我从字里行间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火热的军营生活，出早操、踢正步、练队列，荷枪实弹、射击打靶。感叹他们置身充满青春活力的部队集体生活之中，是多么的幸福惬意啊！而我却与兵无缘，燃烧的青春何在？人生之路走向何处？

就在这时，参加新兵训练的一个同学来信：“小鹏，你亏着没来啊！军训一天下来，浑身都散了架。实在是太苦了，我想家，我要回家！”这着实吓了我一跳，很担心这个同学兵哥会做出傻事来。立马回信嘱咐：“哥哥，千万别当逃兵啊！”这个同学没有退缩，坚持了下来。他是否故意渲染军训的艰苦，以抚慰我的“兵伤”？不得而知。

1978年夏天，我报名参加了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因为有人告诉我，铁路是准军事化管理的“国铁”，是铁饭碗，这又点燃了我那颗未泯的“兵心”，所以我填报了省会的一座铁路机械学校并被录取。

在铁路学校的日子里，我与在祖国四面八方当兵的同学和伙伴们仍然保持着联系，心底还会时常泛起对军营生活的倾慕。这时，学校组织了一次军训，虽然时间短暂、内容简单，但也让我尝试了一回当兵的滋味。练步伐、列队形，荷枪实弹、射击打靶。心想，当兵也不过如此而已？仍对“兵伤”耿耿于怀。就在这时，对越自卫反击战硝烟弥漫，举国上下对南蛮忘恩负义的丑恶行径愤慨不已。同学争相观看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主人翁靳开来等当代军人的爱国形象，令我对军人愈加崇敬，深感军人职责神圣。

机车专业学习结束后，我被分配到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在铁路分局机务段做了一名国家铁路工人。就在这时，“兵心”又被撩起。因为那些当兵的同学和伙伴，大多在北海舰队服役，我有了与他们更多见面的机会。每逢周末，我或到泊靠码头的军舰，或到后勤保障基地，或到南泉培训队，找兵老乡们“蹭饭”。军餐饱腹、别有滋味。每次走上军舰甲板，凭栏远眺、浮想联翩。看着兵老乡们身着独特个性的海军戎装、无沿军帽上的飘带随风起舞，是那么威武潇洒！我暗叹：兵老乡们，你们的命运真好啊！

与兵老乡们的军营生活相比，我工作的环境可就逊色多了。有一次，我正在检修车间的地沟里维修机车，恰好兵老乡们来看我，满车间里找不到。他们大喊“小鹏、小鹏！”“哎，我在这里！” 我从地沟里爬出来，他们差一点没认出来。“啊呀，怎么满脸都是油污？安全帽还挺洋气呢！”他们幽默地调侃着。“怎么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快调回日照算了。”“哎，铁路可是准军事化管理的国家大产业，我们也发服装哩。”我表面若无其事，心里却酸溜溜的。

再后来，我又想到了当警察，因为在我的印象里，人民警察穿着警服，就像当兵的一样威武神气。如能当上一名人民警察，也算重圆了久违的当兵梦想。云开日出，光明和温暖总会催生痴情的种子发芽成长。还是父母帮我圆了这个梦。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祖国大地，父母在政治上不再受到歧视，他们为我调回家乡的公安机关，奔走有关部门斡旋请调，不辞辛苦。1981年11月，我终于如愿以偿，穿上了上白下蓝、戴上了大盖帽。我对着镜子反复对照，自我欣赏，俨然一副军官的形象，心里美滋滋的。那郁结已久的“灵魂劫难”，终于有了一个泊靠的驿站。

14年的警察生涯，更让我沐浴在“咱当兵的人”的浓厚氛围之中。因为在当时的公安干警队伍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是从部队转业的军人，我的许多领导、同事都当过兵。和他们在一起警卫防范、侦查办案、调查取证、出差开会，会经常谈及部队的事情。军旅生活感染着我，战友挚情感动着我，军人作风影响着我。此时此刻，我深深体会到了“当兵后悔三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的真谛。每当置身他们的战友聚会，那洋溢着当兵人自豪感的气氛，又会撞击着我的“兵伤”，也许这就是“后悔一辈子”的感觉吧。

2000年，与兵结缘的机会再次光顾于我。由于工作职位的需要，我被任命为某预备役高炮团的政治部少校干事。官衔虽然不高，但让我真真切切地体验了一回当兵的感觉。穿上了正规的陆军军服，佩戴两杠一星的肩章，尽管比现役军人的军衔上多了一个“Y”字母，可对我来说，这是最接近兵的兵了。手捧预备役部队发的军官证，心中陡升一种沉甸甸的感觉，我把它天天带在身上，小心翼翼地珍藏在心中。

这一年的夏天，我接到预备役高炮团的通知，到部队参加为期一周的军事业务训练。与其他的预备役战友一起住进部队营房，40岁的我又“从兵做起”。跟随嘹亮的军号起床，听从班长的口令出发。稍息、立正、向左转、向右转、向后转，卧倒、匍匐、越障、冲锋，站姿、蹲姿、卧姿射击。唱着《打靶归来》回营房：“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胸前红花映彩霞，愉快的歌声满天飞……”激情澎湃，又唤回燃烧的青春，训练的疲惫，早已被歌声冲刷得荡然无存。

我现在的工作岗位，虽然与预备役高炮团没有直接的关系了，但一直与那里的首长和战友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还把我当做部队的一员，我还把自己当做其中的一兵。

再回首，我虽然没有纯粹意义上当过兵，却注定与“兵”结下一生的缘分。许多不了解我的人，初次接触总会猜测我有当兵的经历。“怎么看出来的？”“你有军人的气质！”我想，这也许就是我魂牵梦绕的兵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