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初，我入学读书。那时，初次上学还兴举行“典书礼”。至于“典书礼”的隆重程度要视家长的经济状况和对念书的重视程度。

我的“典书礼”比较简单。妈妈没有买新书包给我，爸爸也没有办酒席请亲朋。我记得，妈妈不知道从哪儿找来一块已经退了色的二尺见方的红布，书就被红布包裹着。外婆头天来到我家。饭后，还郑重其事教我：“见到先生（老师），如果先生问书在哪儿，你说，在肚里。”妈妈生怕我忘了，要我演练了几次。

天没有亮，妈妈把我从睡梦中摇醒、抱起，给我穿上白柳条布做的新衣，把包着书本的那块红布裹在我腹部。我有点儿喘不过气来，很不舒服，但不敢声张，只得强忍着。

妈妈背起我，外婆连忙用我平时盖的那床小单被，将我蒙住，我几乎透不过气来。据说先生怕遇见生人，不吉利。外婆拿着葱（聪明之意），父亲提着灯笼跟在后面，一齐走向学堂。先生打量了我一下说：你的书呢？妈妈生怕我忘了怎么回答，特意用手轻轻按了一下我的肚子，意示提醒。其实，不用妈妈的提示，我是记得的，妈妈表现得太紧张了。我连忙对着先生指着自己的肚子说：“在肚里。”先生说我乖，没忘记表扬我。这是先生给我的第一个好印象。

妈妈连忙帮我解下那块红布，拿起书本，恭敬地递给先生。先生把书本打开，象征性地教我念了一会儿书。

从此，“典书”时用来包书的那块旧红布，就成为我求学中的第一个“书包”。其实它并不是包，充其量只是一块布。我每天得用那块布，包着书本，双手抱在胸前，奔向学堂。

没多久，开始时兴用藤箧装书本上学。藤箧分大、中、小三种，大的一般用来上学。质量上盛的藤箧是用洋藤（进口藤子）编织，其余用山藤编织。所谓山藤者，就是山上的藤蔓了。藤箧盖子内侧附有夹层，学生们把笔、尺子、墨条等放进夹层里，方便、实用。出于经济上的原因，母亲买回给我的是属那种小到不能再小，且质量属劣等的藤箧，不管怎样，总比用一块布包着书本方便得多，体面得多。我为有这样一个藤箧高兴了几天，妈妈生怕我不喜欢，还许诺若读书成绩出众，一定买一个又大又靓的藤箧给我。

从此，我每天都提着那个小藤箧去上学。藤箧虽小，其容量总比布包大，书本往里放，不会卷弯。一来我念的是低年级，没多少科目，书本不多；二来那时没有什么辅导材料，小小的藤箧还是没装满的。手提藤箧走路，书本在里头颠簸着，这是不足。因开始学习写毛笔字，因此，每天都要带毛笔和墨水瓶。毛笔还好办，放在盖子的夹层就可以了，墨水瓶就麻烦。一天，我和同学在放学的路上玩耍，不慎跌倒，藤箧被抛得老远。藤箧里的墨水瓶摔破了，墨水流了出来，把藤箧里里外外染得墨黑。晒干后的书本，里间的字还是看不清楚。我伤心极了，还挨了父亲的骂，哭着哭着，就睡着了，晚饭没有吃。

藤箧虽好，但也有它的不足和缺陷，后来渐渐地又被挎包取代了。

挎包是由一条带子和包子连着。挎在肩上，双手不用拿着它，走起路来，方便得多。

没钱买挎包，我妈妈善针线，不知道她从哪儿弄来一块比较厚实的草绿色布。用了两个晚上，在昏暗的油灯下，缝了一个结结实实的挎包，挎包有棱有角，书本放在里边还不会卷角儿。为了美观，取用暗线的缝制方法，尽可能不让线迹外露。挎包的外边还用鲜红的绒线周正地绣上一个五角星，实在好看。用现代话来说，妈妈真有创意。我用疑惑的眼神打量着妈妈，问妈妈：“哪儿学来的？”妈妈回答说：“电影中解放军每个战士不是都有一个这样的挎包吗。”

妈妈虽为农妇，斗大的字不识两箩，可真聪明，又有心计。我家虽然人口齐，家境差，可是在心灵手巧的妈妈操持下，家人衣着从不失体面。

早晨，我挎起书包，奔向学校。

尽管我这个挎包是手工制作的“土货”，不过能拥有一个这样的挎包还是值得骄傲的。走在同学面前，我还故意用手抚摩那颗红五角星，目的是想引起同学的注意。不知道是我的挎包与众不同，还是那颗红五角星耀眼，立即引来了一大帮同学，把我围住，争着要看我的挎包。有个同学甚至强行从我的肩上夺挎包带。我双手死死护住包带，相持不下。由于我们的嘈杂，引来了老师，同学们才安静下来。

不愧为老师，老师最了解学生的好奇心。上课了，老师特意要来我的挎包，双手高高举起，让同学们看个够。这时，我心里感到乐滋滋的，很威风。

挎包算是我在求学路上的第三代书包，它一直伴着我念完村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