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的一天，所里通知我，要我做一台仪器验收的翻译。

当年，原东德欠中国的债务是以实物相抵的，发到我们所的一台X-光荧光光谱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仪器的生产厂家是原东德的蔡司公司，该公司于1846年在德国的耶那城创建，原本在世界上极负盛名，但是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此公司所生产的一些仪器已经相当落后。

来所安装的德国工程师40岁左右，他叫波耳。若在西德，这样年龄的人大多能够用英语进行专业上的表达，但波尔不能，可能因为他生长在东德。波耳并不因为这台仪器的落后而气短，相反，他很自信。在安装中，他居高临下的讲解神态似乎聆听的人都是混沌初开，这令我们感到不舒服，但他浑然不觉。

波尔在仪器的介绍中常常忽略翻译的因素，如关于计算机自动取样程序的说明，他一口气讲了很长时间而未加停顿。然而，我却能一一进行复述，并在关键处又做了稍许的解释。从大家的表情，波尔完全可以判断出我翻译的效果。他很惊讶地瞪大了他好看的蓝眼睛，意思是我为什么有如此好的记忆力？

我猜透了波尔。我说：“我靠的不完全是我的记忆力，是因为我理解了您所讲的程序，而程序是有逻辑的，有逻辑的内容复述是比较容易的。”

“您懂程序？”波尔更惊讶。

“是的。”我简单回答。

“您会编程吗？”波尔进一步问。

“会。”我依然简单回答。

“您在什么地方学的？”波尔的意思是不会在中国吧？

“在中国。在德国。”我把“中国”放到前边，而且加重了“中国”二字的语气。但波尔似乎是忽略了“中国”，而将脑袋歪起来，从上到下地打量我，显然，“德国”二字引发了他极大的兴趣。我没有等待波尔进一步的刨根问底，便简略地介绍了我在原西德的科学研究及马普学会煤炭所的情况。我说我是洪堡基金会学者，他眼睛一亮:“亚历山大·冯·洪堡是德国伟大的科学家。”

“我在马普学会的煤炭所。该所成立于1914年，第二任所长K.齐格勒因发明齐格勒催化剂而荣获诺贝尔化学奖。我的导师是E.齐格勒。”我继续介绍。

波尔“哇”的一声，从他满目的神采和眼中所放射的光芒，完全可以领会我的“优秀”是因为我是德国人的“关门弟子”。其中，所包含的对我的肯定反倒使我不悦。我反复强调我的计算机的根基是在中国打下的，我的启蒙老师是中国人……同时，为免误解，我声明E.齐格勒只是和K.齐格勒同姓，二人并无亲缘关系。对于我“过多”解释的本意，波尔似乎并未理解。

当波尔介绍计算机自动控制的逻辑电路时，和他介绍自动控制程序一样，洋洋洒洒，偌大的篇幅中没有任何的停顿。完全如前，我却有条不紊地一一进行了复述。同样，在关键处，我又做了稍许的说明。

波尔惊愕得不可自已，他的嘴巴张了半天，然后冲口而出：“齐格勒！”其含义似乎是，作为一个化学专业的人，我能够对电子学中的逻辑电路做出翻译，是高师齐格勒的功劳。就是说，我之所以具有逻辑电路的知识是在德国所学。

“中国！”我立即纠正。当然，“中国”不是任一教授的名字。其实，在我的情绪中并没有什么恶意和偏颇，我只是想让波尔收敛一下他的傲慢而公平地评估一些事情，譬如正确地看待中国，当然，也包含正确地看待德国。至于波耳的惊诧和不解，是他把中国人看低了。

作为德国，是俾斯麦铁血政策才促进了德意志1871年的统一，而使之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然而，在1914年和1939年，德国先后发起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战败，产生了魏玛宪政，10年后全局崩溃；第二次战败，产生了波恩宪政，它是领土被分裂及外部军事占领下的产物。但是，由于德国人的积极向上，恪守规矩，做事认真，以及德意志民族的自信，使他们创造了战后世界经济的奇迹。但是我们中国呢，从万邦来朝的盛唐，到清朝的赔款割地，从令西方惊叹的文明富庶到人均收入排在世界百位之后的今天，确实有许多事情中国人应该反省。不知道从哪个朝代开始，中国人在西方人面前总是“珠玉在侧，觉我形秽”，无论遇到什么问题，都怀疑是自己的不对，习惯性自我贬损。长期以来，在中国人内心深处始终有一伤疤：作为中国人的自卑心理。

在验收结束的时候，波耳伸出大拇指，他由衷地称赞中国人是优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