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六，远门侄儿海涛从老家来拜年。客从故乡来，自然感到高兴、亲切。侄儿刚坐下，我便问起了故乡人、故乡事。

酒过三巡，20多岁的海涛对我说：“叔，跟您说句实话，我这次算是从家乡逃出来的。”我一惊，问了句：“怎么？”

海涛跟我聊了起来——

乡关不再

算起来，我离开家乡4年多了。4年没回，要说不想家那是假话。头两年，没挣到钱，想回回不来。前年去年，我在厂里熬成了技术骨干，承老板看重，薪水算是很优厚了。一听说老家山村通了公路，我就打算一定得回去看看。今年春节前，我终于回来了。在镇上搭了辆电动三轮往家赶时，我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啊。但离家越近，感觉越不对味，总觉得少了些什么。少了些什么呢？是萧瑟沉静的冬山少了绿叶吗？是星罗棋布的村舍少了炊烟吗？不！我突然惊愕地发现：村旁十里八里之外就能看到的那株高高大大、生长了几百年的古银杏树没了；拐过山脚就能看到的那片长达数里的竹林没了。他们去了哪里？开三轮的师傅淡淡地说，大白果树卖了，城里的一个老板买去栽在城里什么城中村里去了；竹林，修村级公路时挖了呗。卖了，挖了，记忆中挥之不去、不可磨灭的家乡地标，就这样连根带土，被挖走、被铲除了？我觉得心里针刺般的痛：古银杏树下的美丽传说，几代人的童年记忆，长竹园里孩提时代的嬉戏追逐，就这样连心带肉，被抹掉、被清零了？

没有了地标的故乡还是故乡吗？

那些曾经的美好不再

打工在外，故乡是心底的温暖，是难忘的美好。苦累之时，屈辱之际，总会想起家乡的温暖和美好，从而支撑起疲惫的身躯，去承受，去打拼。不觉得有多无奈，也不觉得有多悲壮。因为在我的骨子里，父辈坚强的精神在流淌。

这次回村，忽然就有了不同的感受。记忆中的乡风乡俗，记忆中的温暖与感动，似乎在岁月的长河里流淌殆尽。我其实先后遇到过邻居大婶、对门大嫂，以及左邻右舍的故人。缺乏热度的问候，缺少真诚的关切，让人感到流于形式，如同路人擦肩而过时打个招呼而已。大家关注的，是“你小子在外挣了多少”，“发财没？”或者是“买了啥牌的轿车？”“这次回来盖楼房吗？”

爸妈说，老皇历翻不得喽！现在找人干活，亲娘老子，也得把“钱”讲在前头。

攀比、铺张之风无处不在

村子东头，陈玉玲家开的小超市和李翠花家开的“农家乐”小餐馆，是村里最繁华，最聚人气、财气的地方，从北京打工回来的李小栓，戏称这里是村里的王府井。春节期间，这里自然成了购物中心、信息中心、娱乐中心。陆陆续续从外地打工赶回来的村民，在这里见面、交流、吃饭、打牌。张张扬扬地神侃，昏天黑地地瞎吹，令人捧腹的笑话，彻底驱散了小山村往日的沉闷与寂寥。

但我很快发现，攀比、铺张之风在山村里疯长。从购物，到吃饭，到饮酒，到送礼，到打牌，甚至，到暗含较劲、暗含机锋的话语。很难想象，我们这些打工的农民，在外地，在都市，大多是让人同情的弱者。可一回到乡村，翻了个。相对于没外出打工的，相对于挣钱比自己少的，真是“人一阔脸就变”，变成了强者，变成了大爷。在外辛辛苦苦挣的钱，在这里可以毫不吝啬地、大把大把地花掉。有些在外面一分钱掰两半花的人，在这里像换了个人，出手阔绰，挥洒大方，一副大款模样。谁要是小家子气，谁要是缺少底气，准会被嘲弄，准会丢面子。村民们总认为那些花钱大方的人是挣了大钱，是有本事，是在外面混出了样子的人。

腊月二十九，小山村在外地打工的近三十名青年中，大多数都回村了。村小学操场上，停放了十三辆从外地开回村的小轿车。除王全保说他的车是每天花一百元租用的外，其余十二辆车全是自购的私家车。车当然有高档低档，好在村民们分不大出来，只知谁有谁没有。

大年初五晚上，我决意初六开溜，逃离春节，逃离家乡。没盖新房、没买轿车的我，很担心再待下去，自己脸上一直挂着的微笑和自信，会突然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