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待疾病和死亡
上个世纪我在马钢曾做了一个生活哲理报告，取名《笑对人生》。人从娘胎走出来的时候就哇哇地哭，意味着艰苦的人生道路开始。几十年、百年过去，酸甜苦辣尝尽，年老了，退休了，体衰了，生病了，都会面对着死亡。怎么办？要笑对死亡。因为人生就是一个生老病死的过程，谁也逃脱不掉，有神论者也要面对。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我还是一个六七岁的小孩子，不知什么原因，老是爱流鼻血。一天傍晚，鼻血就如同水龙头放水，睡在那儿血也往外直冲。当时医疗条件很差，父亲、兄长都已参加新四军，家被国民党封门，我和母亲寄居在青阳县杨田乡高坦村的大舅家。正昏昏沉沉间，我听见舅舅对家人说，不行了，你们赶快准备门板吧（我们家乡农村人死的时候，先往门板上一放，脸上还要盖上黄裱纸），然后我就人事不知了。当晚半夜我又奇迹般地活过来了。事后我母亲说，是她跪在我身边，面朝九华山，求九华老爷（九华地藏菩萨）保佑的。我十二岁时，母亲要我随杨田乡百姓组织的“百子团”上九华山烧香还愿。这是我第一次经历的死亡经历。“百子团”是一支自发组织的男性上山朝拜队伍，以为求子而烧香拜佛和许愿还愿为主，一路步行，前面是两面锣开道，每个成员胸前都挂着香袋，里面放有佛香和纸，走一段路就要下跪叩拜。因为相隔时间很久，加上年龄小，现在，已记不得有什么特别感受，反正没有非常痛苦的感觉，当然也没有笑对的境界。
那次去九华山，同时还为我兄长还愿。我六岁时，兄长忽然得了一个怪病，舌条缩进喉管下面，伸不出来。当时正值寒假，兄长的几个桐城、无为籍的同学住在我家（他们暑寒假经常住我家，商量参加新四军的事，当时长江被封锁，过长江很不方便），他们帮我母亲找中医，献方子，三天过去了，总算闯过一关。后来，兄长和同班十八位同学一起参加了抗日队伍新四军。这十八个同学中，有一位叫丁毅然的，喜欢看相。我那时还没有大名，只有一个小名叫轰轰（因母亲半夜子时生我时，雷雨相加，故而取名）。丁毅然说，他看我的手相和命相，都缺钱，他给我取个学名，叫沈培鑫（我是培字辈，兄长叫沈培镜，参军后叫沈柏青）。“文化大革命”中，我觉得这个名字有点迷信色彩，就改名为沈培新。组织上慢慢地也认可，但档案上仍以鑫字为名。我这辈子钱不多，但不算穷人，也的确不大为经济的事犯愁。同时参军的十八个青年人，只有一人在淮海战役中牺牲，其他十七人都参加了渡江战役。这个牺牲的同学死得有点可惜，有点冤。那天正值部队中午休整吃饭，国民党空军在上空盘旋，投放炸弹。他不知怎么搞的，捧着饭碗跑到门外大喊大叫，说着说着，被一颗弹片炸到了，当场牺牲。
第二次死亡考验是1958年我去东北北大荒外调。当时我在合肥师范学院从事内部审干工作。我们北方组共有三个人，案件涉及北京、内蒙和东北三省。当时交通、通讯条件很差，如果三个人一齐走，差不多要半年时间。于是我们决定分头进行，我负责辽宁和黑龙江省。这两个省冬天特别冷，早晚零下30度左右。我在北京找父亲借了皮帽、皮袄和皮靴，装备了一番，元旦后到达要工作的密山县。密山县公安局的同志告诉我，已是冬天，去813农场有80多里路，一个人走有危险，等厂里来车，跟车前往最好。等了三天车没有来，我那时年轻，胆气特别壮，决定步行去。公安局的同志让我把东西存放他们那里，借我一把小刀，一把红伞，嘱咐我说万一遇到狼或野兽，可以撑起红伞，动物怕火，狼是豆腐肚子柴禾腿，东北狼吃人从后面拍你一下，你一回头，它就从颈部咬你。万一有事你就用小刀猛戳它肚子，可以自卫。我早上6点多出发，走着走着，下午四点太阳就下山了，心里很紧张，全身发麻，头发都湿了。五点钟到达场部，他们都很惊奇，说你小伙子不简单，这儿一怕狼群，二怕雪埋。前天，我们一位排长因为妻子要生孩子，半夜出去，带了一支手枪和一支卡宾枪，去30华里外一个商店为妻子买纸和红糖，一去就没有回来，估计是掉进雪坑被埋了。当时813、815等几个农场，除志愿军外，就是南方各省去的劳改犯。这位排长也是南方人，爱人是从上海来看他，夫妻俩都年轻，对生育也缺乏知识和经验，临时出去购物，造成家庭极大悲剧。第二天我找到调查人谈话以后，就跟厂里车子回密山。哪知到了密山，全身红肿，只好住院吊水打针，怎么查也查不出是什么病，除了消炎无计可施。医院要为我发病危通知书，叫我家里人来。我说再等两天，因为在当时从合肥到密山等于出一次国，谈何容易。我冒着高烧写了一个有关调查的报告，其他也没有什么交代，当时是单身一人，心想走了就走了吧。那时对生命看得不如现在这么重。哪知七天后又奇迹般地好了。第一次流鼻血，这一次全身红肿，实事求是讲，主要不是治愈的，而是靠人的自身免疫和抵抗能力所起的作用。
第三次死亡考验是1964年夏天。我们“四清工作队”在巢县搞“四清”试点。基本结束后，大队人马回合肥省委党校整训，学习“桃园经验”，说我们在巢县搞右了，学习以后要去寿县参加“四清运动”。我和团省委的一位老兄被指派到“面上”进行检查。我们从岱山公社到散兵公社，后又到钓鱼公社验收检查。结束后，公社党委同志很客气，要我们去看看传说中的姜子牙钓鱼台和孟姜女哭夫山两景。我们去的路上经过一条河，河中的石板桥被水淹了一寸左右，桥在水下时隐时现，看起来有点险。去时公社副书记送我们过河，并招呼我们，回来时过河一定要和农民一道。我们下午回来时没等到农民，就决定自己过河。回想起来，那个年代我们对生命看得太轻，因为年轻，有点糊涂胆大。我问那位老兄可会水，他说会一点，他问我可会水，我说在游泳池学过两次。他说他上前，我说那不一样嘛。于是我们脱了鞋子，开始摸水上桥过河。当时天气热，腹中饥饿，人有点昏头涨脑的，刚摸水走了三步，我就“扑通”一声掉进河里去了。我挣扎着，头露出来，老兄来抓我，一把没有抓住，我又沉进水里，这时候我心里“咯噔”一下，心想完了，小命保不住了。这时候并没有痛苦的感觉，大脑很清醒。求生欲望和学到的一点游泳知识，促使我又拼命挣扎，浮上来了，老兄这次没有抓我，他自己先抓住桥墩，用脚从我腹部下面挑，我也知道不能乱抓他，就任他在下面挑我，把我挑上桥了。我们坐在桥上整整十分钟没有讲话。平静后，他对我说：“你要淹死了，我怎么交代啊！”我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会记住你这位救命恩人。”我们俩像落汤鸡一样水淋淋地回到公社，公社干部大吃一惊，问清以后，食堂提前给我们做晚饭，并打酒给我们压惊。饭后，我们连夜从东关车站上车回合肥，到合肥师院的家中，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二角钱，够惨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下放回家乡青阳县，担任政工组副组长，团省委那位同志下放长丰县任办事组副组长。七十年代省委在长丰开教育工作会议，我代表青阳出席，住在长丰师范，傍晚找到他家，带上一些礼物去看我的救命恩人，哪知他已先我去马克思处报到了。他是鼻癌致命的。我对他爱人说，以后你有什么事尽管找我，可以帮忙的我一定帮助。他爱人和养女后来都来合肥工作，我也尽我可能地去帮助她们。
在我的生存空间和时间里，还有2004年秋冬至2005年初春的重症历险。在没有回忆这段苦史前，我想先把我父兄的死亡经历作一个回忆，以说明死亡并不可怕，关键在于自己的心态。
我父亲原名沈赞成，从兰村去新四军的，后改名沈兰村。他是一个旧知识分子，一个为农民打官司的刀笔手。在江南，家有土地近百亩，日子过得很殷实，但他一直以教书为业（介于公学和私塾之间）。校址在家乡五梅山脚的水寨村云龙庵。抗战全面爆发后，他由抗日——入党——参加新四军，到解放后一直在安徽及中央司法战线担任领导干部。他刚正、好学、勤政，也由此带来一生坎坷。1959年，他在中央党校讲课，回答学员提问，讲了美国为什么生产力先进。结果学员写信，并以笔记为证，父亲很快被定为“严重右倾”，下放贵州惠县担任人民公社副社长，长达三年。“文化大革命”初期，他被中央派到北京政法学院担任工作组长，在“混水摸鱼”“清水捉鳖”的过程中，因没有“捉鳖”，又被点名处分，一直不得抬头。不久患病在身，他不愿住院治疗，自己花钱在天津延请中医诊治。给他治病的扈大夫是一位名中医。后确定是淋巴癌，住北京医院治疗。第一个化疗过程很好，医生对我父亲说，你体质很好，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想做一个“冲刺疗法”试验，缩短休息时间，加大化疗剂量，用的是进口新药。我父亲说，如果你们觉得有医疗创新价值，你们可以试验，人都有一死，成功了我们都高兴，失败了你们也可以总结教训。结果第二个疗程只进行了四天，我父亲就发烧，停止了试验。父亲对我们说：“已经无力回天了。我想回家治疗，反正就是吃药，我不愿做无谓的抢救，又开刀又插管子，我很难受，又延长不了多久，你们也很困难，组织上也麻烦。”我和兄长尊重他的意见，给他办了出院手续，然后我们分别回到安徽和浙江上班。我们回来才一周，接到父亲单位电报，告知已经病故。那是一个星期六晚上，我儿子沈洪正在喂他吃饭，他对沈洪说：你去拿张纸和笔，我想写几句话。沈洪当时在北京体育学院基础理论系读书，只是周六回家看看，并不在家住，家中纸和笔放在哪里，他也不是很清楚。家中其他人正在吃晚饭，他也没有去问他们。估计是找纸和笔耽误了一些时间，等沈洪拿着纸和笔去卧房时，老人家已经安静地走了。
我的兄长在部队一直搞保密机要工作，工作认真负责，性格有些内向。“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浙江金华“支左”，是主要负责人之一。随着运动的发展，各省军区“支左”成了“支保”。造反派要他做检查，他不肯认错；省军区在检查“支左”中的错误时，他唱起反调；调他到北京学习检查，他仍然不检查，因此受到点名批评，学习时间也被延长。转业后，他在浙江省高院担任要职，他负责分管温州的大案要案。案件后期他大吐血，却没能及时回杭州检查治疗。硬是等案件全部结束，才从温州回到杭州住院检查，已是胃癌晚期。他走的时候只有58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他在病危中，还专门请青阳县委派人去杭州，谈了他对家乡的眷恋之情和对家乡建设的建议。在全国解放以后的几十年里，他一直未能回家乡走走、看看，实在是终身遗憾。
有的癌症带有一定的家族聚集性特征。2004年，我在亳州参加纪念彭雪峰将军活动时，就发现自己大便稀释，次数增加。虽有警惕，但还存着侥幸心理。正好2004年下半年的社会工作也忙，一直等到2005年元旦后，才到省立医院检查，要我住院，诊断为直肠癌。接着就开刀，手术后腹中胀气，弄得我十分痛苦，先后有近一个月时间不能吃饭。初愈后紧接着就化疗，头尾折腾了半年。2006年我去美国旧金山硅谷女儿处休息了一段。回来后又一直忙于社会工作，2010年3月发现，五年前开刀的刀口处有局部复发，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放化疗后，效果很好。我对参加会诊的医生说，我主张人要活得有质量、有价值、有意义，我宁愿少活两年也不愿意降低自己的生活质量。活要活得有意义、愉快、不痛苦，死要死得干净、利落。活得要潇洒，死时要从容。人有生的权利，人也应该有死的权利。我认为安乐死是符合人性化要求的，应该是社会和文明的进步表现。
2010年9月我去上海参加一个社会活动，同时参观世博会，抽空到华山和中山医院分别拜访了两位肠道专家，一男一女，均是中年。在自我介绍病情和治疗过程后，男性专家看了CT片，然后对我说，安徽的医治疗方案很好，你恢复得也很好，药可以不吃了，注意调养和活动。我站起来向他拱拱手，说谢谢，吃药是一大精神负担，你的话解放了我。他笑着说，你放心了，就是一种治疗。女性专家却对我说，你还年轻，吃药如没有很大反应，我劝你还是吃一个疗程的药为好。我说我已75岁了，可以了。她说你的精气神都年轻，你的上策还是吃点药。我现在正在思考还要不要吃三个月疗程的药。
2005年我身患重病开刀以后，还策划主编了《走近新四军》《茂林悲歌》《走近陶行知》《心语——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感言集》等著作，出版了《走近新四军》光盘《民族的号手——任光》电视专题片，中央台十频道已经播放。现正在编著《巢湖抗日六名将》（李克农、张治中、冯玉祥、戴安澜、孙立人、徐庭瑶）。人虽然累一点，但生活充实，乐趣多多，这也正是健康之径道。
我曾经和省委组织部的一位老处长就生死问题开玩笑。他说，他要得了癌症，就凑些钱跑遍祖国大好河山，在美丽的山水间，走了也高兴。我说，真要有这么一天，我帮你找老朋友、老同事多凑些钱，潇潇洒洒去阴间。这虽是笑话，但却有一定哲理。人为什么不能笑对死亡呢？！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我还是一个六七岁的小孩子，不知什么原因，老是爱流鼻血。一天傍晚，鼻血就如同水龙头放水，睡在那儿血也往外直冲。当时医疗条件很差，父亲、兄长都已参加新四军，家被国民党封门，我和母亲寄居在青阳县杨田乡高坦村的大舅家。正昏昏沉沉间，我听见舅舅对家人说，不行了，你们赶快准备门板吧（我们家乡农村人死的时候，先往门板上一放，脸上还要盖上黄裱纸），然后我就人事不知了。当晚半夜我又奇迹般地活过来了。事后我母亲说，是她跪在我身边，面朝九华山，求九华老爷（九华地藏菩萨）保佑的。我十二岁时，母亲要我随杨田乡百姓组织的“百子团”上九华山烧香还愿。这是我第一次经历的死亡经历。“百子团”是一支自发组织的男性上山朝拜队伍，以为求子而烧香拜佛和许愿还愿为主，一路步行，前面是两面锣开道，每个成员胸前都挂着香袋，里面放有佛香和纸，走一段路就要下跪叩拜。因为相隔时间很久，加上年龄小，现在，已记不得有什么特别感受，反正没有非常痛苦的感觉，当然也没有笑对的境界。
那次去九华山，同时还为我兄长还愿。我六岁时，兄长忽然得了一个怪病，舌条缩进喉管下面，伸不出来。当时正值寒假，兄长的几个桐城、无为籍的同学住在我家（他们暑寒假经常住我家，商量参加新四军的事，当时长江被封锁，过长江很不方便），他们帮我母亲找中医，献方子，三天过去了，总算闯过一关。后来，兄长和同班十八位同学一起参加了抗日队伍新四军。这十八个同学中，有一位叫丁毅然的，喜欢看相。我那时还没有大名，只有一个小名叫轰轰（因母亲半夜子时生我时，雷雨相加，故而取名）。丁毅然说，他看我的手相和命相，都缺钱，他给我取个学名，叫沈培鑫（我是培字辈，兄长叫沈培镜，参军后叫沈柏青）。“文化大革命”中，我觉得这个名字有点迷信色彩，就改名为沈培新。组织上慢慢地也认可，但档案上仍以鑫字为名。我这辈子钱不多，但不算穷人，也的确不大为经济的事犯愁。同时参军的十八个青年人，只有一人在淮海战役中牺牲，其他十七人都参加了渡江战役。这个牺牲的同学死得有点可惜，有点冤。那天正值部队中午休整吃饭，国民党空军在上空盘旋，投放炸弹。他不知怎么搞的，捧着饭碗跑到门外大喊大叫，说着说着，被一颗弹片炸到了，当场牺牲。
第二次死亡考验是1958年我去东北北大荒外调。当时我在合肥师范学院从事内部审干工作。我们北方组共有三个人，案件涉及北京、内蒙和东北三省。当时交通、通讯条件很差，如果三个人一齐走，差不多要半年时间。于是我们决定分头进行，我负责辽宁和黑龙江省。这两个省冬天特别冷，早晚零下30度左右。我在北京找父亲借了皮帽、皮袄和皮靴，装备了一番，元旦后到达要工作的密山县。密山县公安局的同志告诉我，已是冬天，去813农场有80多里路，一个人走有危险，等厂里来车，跟车前往最好。等了三天车没有来，我那时年轻，胆气特别壮，决定步行去。公安局的同志让我把东西存放他们那里，借我一把小刀，一把红伞，嘱咐我说万一遇到狼或野兽，可以撑起红伞，动物怕火，狼是豆腐肚子柴禾腿，东北狼吃人从后面拍你一下，你一回头，它就从颈部咬你。万一有事你就用小刀猛戳它肚子，可以自卫。我早上6点多出发，走着走着，下午四点太阳就下山了，心里很紧张，全身发麻，头发都湿了。五点钟到达场部，他们都很惊奇，说你小伙子不简单，这儿一怕狼群，二怕雪埋。前天，我们一位排长因为妻子要生孩子，半夜出去，带了一支手枪和一支卡宾枪，去30华里外一个商店为妻子买纸和红糖，一去就没有回来，估计是掉进雪坑被埋了。当时813、815等几个农场，除志愿军外，就是南方各省去的劳改犯。这位排长也是南方人，爱人是从上海来看他，夫妻俩都年轻，对生育也缺乏知识和经验，临时出去购物，造成家庭极大悲剧。第二天我找到调查人谈话以后，就跟厂里车子回密山。哪知到了密山，全身红肿，只好住院吊水打针，怎么查也查不出是什么病，除了消炎无计可施。医院要为我发病危通知书，叫我家里人来。我说再等两天，因为在当时从合肥到密山等于出一次国，谈何容易。我冒着高烧写了一个有关调查的报告，其他也没有什么交代，当时是单身一人，心想走了就走了吧。那时对生命看得不如现在这么重。哪知七天后又奇迹般地好了。第一次流鼻血，这一次全身红肿，实事求是讲，主要不是治愈的，而是靠人的自身免疫和抵抗能力所起的作用。
第三次死亡考验是1964年夏天。我们“四清工作队”在巢县搞“四清”试点。基本结束后，大队人马回合肥省委党校整训，学习“桃园经验”，说我们在巢县搞右了，学习以后要去寿县参加“四清运动”。我和团省委的一位老兄被指派到“面上”进行检查。我们从岱山公社到散兵公社，后又到钓鱼公社验收检查。结束后，公社党委同志很客气，要我们去看看传说中的姜子牙钓鱼台和孟姜女哭夫山两景。我们去的路上经过一条河，河中的石板桥被水淹了一寸左右，桥在水下时隐时现，看起来有点险。去时公社副书记送我们过河，并招呼我们，回来时过河一定要和农民一道。我们下午回来时没等到农民，就决定自己过河。回想起来，那个年代我们对生命看得太轻，因为年轻，有点糊涂胆大。我问那位老兄可会水，他说会一点，他问我可会水，我说在游泳池学过两次。他说他上前，我说那不一样嘛。于是我们脱了鞋子，开始摸水上桥过河。当时天气热，腹中饥饿，人有点昏头涨脑的，刚摸水走了三步，我就“扑通”一声掉进河里去了。我挣扎着，头露出来，老兄来抓我，一把没有抓住，我又沉进水里，这时候我心里“咯噔”一下，心想完了，小命保不住了。这时候并没有痛苦的感觉，大脑很清醒。求生欲望和学到的一点游泳知识，促使我又拼命挣扎，浮上来了，老兄这次没有抓我，他自己先抓住桥墩，用脚从我腹部下面挑，我也知道不能乱抓他，就任他在下面挑我，把我挑上桥了。我们坐在桥上整整十分钟没有讲话。平静后，他对我说：“你要淹死了，我怎么交代啊！”我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会记住你这位救命恩人。”我们俩像落汤鸡一样水淋淋地回到公社，公社干部大吃一惊，问清以后，食堂提前给我们做晚饭，并打酒给我们压惊。饭后，我们连夜从东关车站上车回合肥，到合肥师院的家中，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二角钱，够惨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下放回家乡青阳县，担任政工组副组长，团省委那位同志下放长丰县任办事组副组长。七十年代省委在长丰开教育工作会议，我代表青阳出席，住在长丰师范，傍晚找到他家，带上一些礼物去看我的救命恩人，哪知他已先我去马克思处报到了。他是鼻癌致命的。我对他爱人说，以后你有什么事尽管找我，可以帮忙的我一定帮助。他爱人和养女后来都来合肥工作，我也尽我可能地去帮助她们。
在我的生存空间和时间里，还有2004年秋冬至2005年初春的重症历险。在没有回忆这段苦史前，我想先把我父兄的死亡经历作一个回忆，以说明死亡并不可怕，关键在于自己的心态。
我父亲原名沈赞成，从兰村去新四军的，后改名沈兰村。他是一个旧知识分子，一个为农民打官司的刀笔手。在江南，家有土地近百亩，日子过得很殷实，但他一直以教书为业（介于公学和私塾之间）。校址在家乡五梅山脚的水寨村云龙庵。抗战全面爆发后，他由抗日——入党——参加新四军，到解放后一直在安徽及中央司法战线担任领导干部。他刚正、好学、勤政，也由此带来一生坎坷。1959年，他在中央党校讲课，回答学员提问，讲了美国为什么生产力先进。结果学员写信，并以笔记为证，父亲很快被定为“严重右倾”，下放贵州惠县担任人民公社副社长，长达三年。“文化大革命”初期，他被中央派到北京政法学院担任工作组长，在“混水摸鱼”“清水捉鳖”的过程中，因没有“捉鳖”，又被点名处分，一直不得抬头。不久患病在身，他不愿住院治疗，自己花钱在天津延请中医诊治。给他治病的扈大夫是一位名中医。后确定是淋巴癌，住北京医院治疗。第一个化疗过程很好，医生对我父亲说，你体质很好，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想做一个“冲刺疗法”试验，缩短休息时间，加大化疗剂量，用的是进口新药。我父亲说，如果你们觉得有医疗创新价值，你们可以试验，人都有一死，成功了我们都高兴，失败了你们也可以总结教训。结果第二个疗程只进行了四天，我父亲就发烧，停止了试验。父亲对我们说：“已经无力回天了。我想回家治疗，反正就是吃药，我不愿做无谓的抢救，又开刀又插管子，我很难受，又延长不了多久，你们也很困难，组织上也麻烦。”我和兄长尊重他的意见，给他办了出院手续，然后我们分别回到安徽和浙江上班。我们回来才一周，接到父亲单位电报，告知已经病故。那是一个星期六晚上，我儿子沈洪正在喂他吃饭，他对沈洪说：你去拿张纸和笔，我想写几句话。沈洪当时在北京体育学院基础理论系读书，只是周六回家看看，并不在家住，家中纸和笔放在哪里，他也不是很清楚。家中其他人正在吃晚饭，他也没有去问他们。估计是找纸和笔耽误了一些时间，等沈洪拿着纸和笔去卧房时，老人家已经安静地走了。
我的兄长在部队一直搞保密机要工作，工作认真负责，性格有些内向。“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浙江金华“支左”，是主要负责人之一。随着运动的发展，各省军区“支左”成了“支保”。造反派要他做检查，他不肯认错；省军区在检查“支左”中的错误时，他唱起反调；调他到北京学习检查，他仍然不检查，因此受到点名批评，学习时间也被延长。转业后，他在浙江省高院担任要职，他负责分管温州的大案要案。案件后期他大吐血，却没能及时回杭州检查治疗。硬是等案件全部结束，才从温州回到杭州住院检查，已是胃癌晚期。他走的时候只有58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他在病危中，还专门请青阳县委派人去杭州，谈了他对家乡的眷恋之情和对家乡建设的建议。在全国解放以后的几十年里，他一直未能回家乡走走、看看，实在是终身遗憾。
有的癌症带有一定的家族聚集性特征。2004年，我在亳州参加纪念彭雪峰将军活动时，就发现自己大便稀释，次数增加。虽有警惕，但还存着侥幸心理。正好2004年下半年的社会工作也忙，一直等到2005年元旦后，才到省立医院检查，要我住院，诊断为直肠癌。接着就开刀，手术后腹中胀气，弄得我十分痛苦，先后有近一个月时间不能吃饭。初愈后紧接着就化疗，头尾折腾了半年。2006年我去美国旧金山硅谷女儿处休息了一段。回来后又一直忙于社会工作，2010年3月发现，五年前开刀的刀口处有局部复发，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放化疗后，效果很好。我对参加会诊的医生说，我主张人要活得有质量、有价值、有意义，我宁愿少活两年也不愿意降低自己的生活质量。活要活得有意义、愉快、不痛苦，死要死得干净、利落。活得要潇洒，死时要从容。人有生的权利，人也应该有死的权利。我认为安乐死是符合人性化要求的，应该是社会和文明的进步表现。
2010年9月我去上海参加一个社会活动，同时参观世博会，抽空到华山和中山医院分别拜访了两位肠道专家，一男一女，均是中年。在自我介绍病情和治疗过程后，男性专家看了CT片，然后对我说，安徽的医治疗方案很好，你恢复得也很好，药可以不吃了，注意调养和活动。我站起来向他拱拱手，说谢谢，吃药是一大精神负担，你的话解放了我。他笑着说，你放心了，就是一种治疗。女性专家却对我说，你还年轻，吃药如没有很大反应，我劝你还是吃一个疗程的药为好。我说我已75岁了，可以了。她说你的精气神都年轻，你的上策还是吃点药。我现在正在思考还要不要吃三个月疗程的药。
2005年我身患重病开刀以后，还策划主编了《走近新四军》《茂林悲歌》《走近陶行知》《心语——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感言集》等著作，出版了《走近新四军》光盘《民族的号手——任光》电视专题片，中央台十频道已经播放。现正在编著《巢湖抗日六名将》（李克农、张治中、冯玉祥、戴安澜、孙立人、徐庭瑶）。人虽然累一点，但生活充实，乐趣多多，这也正是健康之径道。
我曾经和省委组织部的一位老处长就生死问题开玩笑。他说，他要得了癌症，就凑些钱跑遍祖国大好河山，在美丽的山水间，走了也高兴。我说，真要有这么一天，我帮你找老朋友、老同事多凑些钱，潇潇洒洒去阴间。这虽是笑话，但却有一定哲理。人为什么不能笑对死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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