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牙牙学语开始，我一直称呼母亲叫“阿婶”。阿婶是何概念呢？少小的我不懂，只知道她是生我、养我、疼我的母亲。每天，我见到母亲，便会拉住她的裤筒，阿婶前阿婶后地叫她。母亲欣然默认。我这样称呼她，她不但不去纠正，反之，我叫一声，她就甜甜地应一声。于是，阿婶的称呼，便在我幼小的心灵深深扎下了根。从小叫惯了，长大也改不掉。童年，令我对妈妈两字的概念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阴影。

我们八兄妹中，我是老大。在父母缺乏教育的影响下，我的弟妹也从来不叫我哥哥，都叫我的名字，而且还叫我的绰号。兄妹之间，也是以名字相称。我没介意弟妹叫我的名字，我根本不懂得介意二字的意思，也不懂得称呼的重要性。一天到晚，兄弟姐妹嘻嘻哈哈，捉迷藏、玩游戏，大家分享童年的快乐。

称呼，是晚辈对长辈的尊重，中国历代都有尊卑之分。从这点来看，我的父母就缺乏对儿女的启蒙教育，那么，我的兄弟姐妹也缺乏称呼别人的知识了。兄弟姐妹从小习惯叫名字，长大了要改口是件非常困难的事。一旦大家都改口了，听者别扭，叫者生硬，好像亲情也隔了一道河似的。当大家有了文化知识的时候，才觉得不分辈分称呼是没礼貌的，小时候不懂事情有可原，但长大了就会被别人议论。其实，这错不在儿女身上，而是长辈的过失。事已至此，兄弟姐妹们只好心照不宣。

幼小时，我从来没听父母互喊叫名字，他们打招呼都是使用一个“喂”字。当时的我，也懂得“喂”是叫人或打招呼的意思。在那百废待兴的年代，那些农民的骨子里透着寒酸和土气，难怪，他们都带着腼腆的面容与别人打招呼。在那古朴的村子里，我曾听过不少夫妻用“喂”字叫对方的例子。

要问我为什么称呼母亲叫阿婶呢？因为我家的房子与伯娘隔壁，伯娘育有二男二女，他们都是我堂兄堂姐。堂兄堂姐叫我母亲阿婶，他们天天叫，我也跟着叫，日子长了，母亲就成了我的阿婶。在农村，很多家庭都有这种现象。母亲18岁时嫁给父亲。母亲是邻村的一户农家女儿，从小放牛，没念过书。那时，母亲的知识很浅博，人情世故不太懂。小时候，我对眼前的叔叔伯伯不知怎样称呼，见了他们我只是微微笑，只有叔伯们先叫我，我从没主动去叫他们。我对着他们一脸害羞，我不好意思碰面让长辈先叫我，但我又不知怎样称呼他们，因为，父母没教我。伯娘时常说我不乖巧，碰头不与别人打招呼。我的心很不舒畅。但是，我实在不懂得称呼她们什么。每当远远见到伯娘，我会拐弯避开她，以免产生尴尬局面。

小学毕业那年，有一天，我在巷子里碰见了伯娘，伯娘用冷淡的眼睛审视着我，一言不发。此刻，我的心很慌乱。以往，伯娘见我都是先开口，叫得很亲切。今天伯娘的态度怎么却改变了？我心里忐忑不安。我一时乱了套，情急之中，连忙轻声地叫了一句“阿婶”。顿时，伯娘翘起嘴巴，看样子是嫌我父母对儿子缺乏教育，或者是对他们没亲情吧。她马上纠正说：“伯父比你父亲年长，应该叫我伯娘，你妈没教你吗？”当时，面对伯娘的一脸严肃相，听到伯娘的教训声，我羞红着脸，心在猛跳。我立即低下头，泣声不响地快步离开了伯娘。伯娘这一训导，我才明白，伯父比父亲年纪大，她才是伯娘，母亲是婶子。从这一刻起，我像上了一堂课似的，这堂课让我知道了她是我的伯娘。

爷爷父亲共有五兄弟，五兄弟当中，只有三兄弟有传后人。在兄弟当中，爷爷是最小的。爷爷三兄弟生下的儿女，应是叔伯兄弟关系，是非常至亲的。在叔伯兄弟当中，父亲也是最小的。在父亲的堂兄中，解放前一个是伪乡长，一个是地主。解放后，当过伪乡长的堂兄当然要被政府送去劳动改造。另一个堂兄解放前夕跑去香港谋生。解放初期，凡是沾上有这样的关系，在政治上都会受到影响，也会受到牵连。那时，父亲是个热血青年，由于读过几年私塾，有一点文化知识，土地改革时，他参加过丈量分田地；合作化时期，由于他拨算盘了得，被选派当大队会计。他的工种虽比不上下田劳动辛苦，但他精明能干，任劳任怨，深得工作组领导的器重。在一次选拔入党对象时，父亲被选上了。但是，在政审时受到堂哥的历史问题影响，最终父亲被淘汰出局。在我懂事时，父亲从来没提及他有堂哥的事，谁是自己的亲人，他半句不提。当时，我只知道自己的亲人有祖母、父母、舅舅、姑姑、弟妹，其他却一概不知。关于家族的情况，父母为什么守口如瓶？后来，我才理解，父母这样做是有他们的苦衷的。

说到曾当过伪乡长的伯伯，他比我父亲大十多岁。在父亲的少年时代，伯伯已当伪乡长了。曾听乡亲们说，伯伯很善良，从没欺压百姓，他田地不多，属小康水平；他并不是恶霸，当这个乡长，只是为乡亲服务，为乡亲办事。乡长只是他的一份差事，是国民党管制下的一个机构，远远不及地方土豪劣绅的势力大，往往要听从他们的使唤，稍有不从，乡长这位置就保不住。在白色恐怖时期，伯伯辨不清好坏，一心想保一方平安，让乡亲过上安定日子。当时，国民党找他要粮，他不敢不顺从；共产党也找他要粮，他也得供给。双方都为粮食而来，倘有不从，乡亲们便会遭殃。伯父只好严守中立，双方都不能得罪。在这黑暗的日子里，伯父常和东江纵队联络员袁庚联系，为袁庚部队提供过不少粮饷。袁庚对他的支持感到满意，称他是个改过自新的伪乡长。

改革开放初期，袁庚被中央委派到深圳蛇口主持工作。在蛇口期间，袁庚曾写信到乡政府寻找伯父。认识袁庚时，伯父不用本名，而取用大号。乡干部便向老一辈打听，寻找这个人，但问遍全村老者，谁也记不起这人是谁。后来，直到伯父去世，才知道袁庚要找的人竟是伯父。

伯父在劳改期间，有时寄信回乡。他的信是寄给我父亲的，因为伯父知道，他的妻子目不识丁，儿女又小不懂事，只有靠父亲转达。每次邮递员送信到来，父亲都会心惊肉跳，他会送一角或二角给邮递员作封口费，要求邮递员守口如瓶，不要向别人透露伯父与他有联系。邮递员很识趣，他千点头万点头发誓。接信后，父亲便把大门关上，生怕隔墙有耳。看过信后，父亲便叫母亲将信的内容转告伯娘。我观察到，父亲最害怕收到伯父的来信，毕竟，敏感时期怕受牵连。

有一次，伯父探亲回来，父亲更是心惊胆战，他生怕碰见伯父，害怕和伯父在巷子里私语，若被人告发，那么，父亲就会受嫌疑。伯父探家期间，父亲天天把门关上。但是，伯父是个聪明人，他虽然住在我家附近，可他经过我家门时，总是弯着身子低着头走路，不会瞟我家门一眼。伯父没有直接接触我父亲，他总是托10岁的儿子带话来，又带着话走。伯父的儿子成了他们的联络员。当时，伯父坐牢的事我是知道的，但他是我什么人，父母从不向我透露。有时，伯父在我家门口经过，我也当他是陌路人，没有理睬他。伯父总是低着头，微微地笑着，缓慢走他的路。我总觉得，伯父总是抬不起头。

伯父刑满释放后，回到村里成了四类分子。“文革”期间，四类分子被人民专政，有事无事都被揪出来批斗。由于伯父善良，言语不多，解放前曾帮助过不少乡亲的忙，乡亲们对他很敬重。因此，伯父没受过皮肉之苦，只例行批斗而已。但是，伯娘却不同，伯娘是个麻雀嘴，整天唧唧喳喳骂伯父，有时也用棍棒殴打伯父，晚上又关上门不让伯父回家睡觉。她的举动，令乡亲们十分反感，她一并被抓出来批斗。在分组讨论时，大家都对伯母的行为表示愤怒。当每个组在大会上汇报讨论结果时，组长不敢出来讲话表态，作为副组长的我，没有想到前因后果，马上站出来，对伯母的行为进行严厉的批判。我的发言，令全场群众肃静了，双双目光向我投射过来。散会后，很多群众在窃窃私语地议论我，我听不清楚他们在议论我什么。很多年后，我才知道她是我伯娘。回想起来，我真觉得羞愧。

父亲有一个当过伪乡长的堂兄，他承受的压力很大。他曾恐慌过、彷徨过，曾对后人隐瞒亲人那段不光彩的历史，使后人在伦理上没个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