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四月天，映秀菊花黄。

清明节过后一个温润的上午，我来到了因惨遭“5·12”地震重创而名闻天下的映秀。

映秀之行，也是为了践兑一个庄重的承诺——去年的这个时候，即汶川地震一周年前夕，我在海南岛接待了中国邮政工会组织的“四川抗震救灾模范女职工心疗团”一行二十几人，其中的一位女士叫魏绍君，她是映秀邮政支局长。几天的相处，我们成了好朋友。初到海南时她几乎一言不发，现在基本上能进行较为畅快的交流了。临别的那天晚上，在三亚大东海那洁白如雪的海滩上，嗅着南中国海醉人的咸湿气息，伴着潮涌浪逐、海风絮语的天籁之音，我全神贯注地倾听着绍君女士的讲述——关于她的死里逃生，关于同事张丽和她的女儿，关于生命的脆弱与坚强，关于她所知道的映秀故事……讲述是时断时续的，甚至伴随着不时地抽泣和哽咽。那时，尚未完全从强震阴霾和失亲剧痛中走出的她，每每忆起那场灾难，不啻重新撕揭曾经的伤口……分手时我承诺:“明年的这时候，我一定要去映秀，去采访绍君和她的同事，继续倾听她的映秀故事……”

从成都出发时，阴霾沉郁的天空飘着凉丝丝的细雨，可一过龙溪隧道，便收获了满目阳光，和阳光普照下的遍地菊黄!

沿着湍流的岷江，车子行驶在险峻的山谷之下。许多地震时遭殃的车之残骸被清理在路边，一辆辆丑陋得像夹心饼干，向路人述说着震魔的凶残和生命的无助。沿途四望，曾经伤痕累累的山体，已在岁月的短暂更迭中，披上了依稀绿意。成片成片的野菊花，在一处处向阳的小山坡上一簇簇盛开着，恣肆地展示着生命的顽强!“震后映秀，依然美丽”的标语随处可见，诠释着从灾难中走出的映秀人那份坚强和从容。

位于鱼子溪和岷江交汇处的映秀，是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的一个小镇，距成都130多公里，与卧龙自然保护区相邻，海拔1000来米，是进出九寨沟、卧龙、四姑娘山等著名旅游胜地的必经之路，号称阿坝州的南大门。

我对映秀实实在在的第一感知是那块被民间命名为“天崩石”的地震遗存。它以巨大的身躯很霸气地立在映秀入口处，面朝前方的牛眼沟震源点上面刻着一行血色大字:“5·12震中映秀”。这块随泥石流一起从龙门山上滚落下来的“天崩石”，蕴含着诸多地震元素，成了新映秀的永久标志。

站在约两层楼高的“天崩石”前，一种对大自然的敬畏陡然而生。

“天崩石”正面的台阶上，摆满了叠叠层层的黄色花枝，那是黄菊花。络绎不绝的后来者，还在续添着同样的花束。

甫一下车，一个当地中年女子手持一大把黄菊迎了上来，并将其中的一枝递到了我手上。她说，给受难的映秀同胞献枝花吧，10块钱一枝，不贵的。

陪同我的四川省邮政工会业余摄影家李锦田刚掏出钱包，我已经抢先付了钱，而且是10枝菊花的钱。我说，买花祭奠逝者，必须是自己掏钱才显得真心诚。

面对巨石，手把黄菊，我默默祈祷:愿天佑苍生，愿苦难不在!

转身欲向停车的临时小广场走去时，发现刚才卖花的中年妇女还站在我的身后。她说，你一下子买了那么多花，应该多送你两枝的。边说边把手里余下的三五枝黄菊朝我手上塞。我在婉拒的同时，心里一阵温热——大难后的映秀，依然古风犹存、民韵朴厚啊。

大约是感动于我的感动吧，她随在我的身边攀谈起来，并指着前面不远处的山坡说，她原来的家就在那里。地震时房子全塌了，当时她从房子里爬出来滚到了公路上，才大难不死，但上初三的女儿在学校失踪了，至今连人影都没见到。为了生活，老公选择做“导游”，她在这里卖花。

一天能卖多少呢?我问。

她说，五六枝吧。一开始卖得多些，现在卖花的人多了。不过这样已经很好了。

环顾一排排摊位，有地震碟子和纪念T恤等，但卖得最多的是成束成捆的黄菊。摆摊人中有五六十岁的中老年人，也有二三十岁带着孩子的年轻妈妈。这些经过地震磨难的幸存者很少说话，有人走向摊位，也不会像城里小贩那样主动招揽生意，只是默默地站在摊前，静静地候着。也许，地震的伤痛在她们的心里永远都无法抹去，也许她们还要继续呆在这里，与去世的亲人永远相伴。

李锦田告诉我，菊花等产业的兴起，是震后催生的一种旅游经济现象。当地政府考虑居民需要生产自救，将工商营业的政策放宽了。这里每个人都找到了向前走的方式，因为，日子还要过，生活还得继续。

车子驰离了“天崩石”，中年妇女还在那里不停地向我招手……

映秀地处峡谷中的一块小小平地上，现在除了几幢震后遗存的残破建筑，其余就是2800多间排列整齐的水蓝色板房，鸟瞰如一大片蓝色的积木。在“积木”之间的有限空间里，竟有花草和绿秧点缀——花是黄菊，绿秧则多为易栽易活的四季豆等生命力较强的农家菜蔬。

锦田兄跟我描述了他在板房区亲历的一个感人场面——地震发生半年后，即板房建好的第一个春节，温总理在板房区与三个家庭一起吃过年夜饭。总理在三张八仙桌拼起的饭桌上说:“今天是除夕，我们四家人，不，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吃团圆饭……”这些话后来没有见诸报端，但迅速流传在映秀百姓间。总理要走了，劫后余生的几千群众从板房里涌出，将无数双手伸向总理。温总理实在无法一一相握，就将自己的左手紧紧握住右手，高举在空中，把温暖反复向着不同方向传递。全场哭声一片，总理满面泪流……

在一间挂着“汶川县邮政局映秀邮政支局”的板房前，魏绍君和她的同事们异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和一年前相比，绍君明显丰润了许多。她拉着我的手，不停地喊着“张大哥”，并特别向我介绍了她的同事张丽——她一直站在绍君身后，面带羞涩，向着每一位客人不停地点头微笑。

地震那天，张丽在营业室当班。而上行政班的支局长魏绍君，于1点半左右来到营业室帮助张丽开具急用的业务票据。地震降临的瞬间，魏绍君一把将自幼腿有残疾的张丽摁到营业柜台下面，并用身体护住了张丽。所幸，60年代建造的木质楼板，坍塌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夹角，为她俩留下了足以保命的空间……

大约30分钟后，她们先后从昏迷中苏醒过来，黑暗中，互相鼓励和壮胆，摸索着，一寸一寸地从废墟中爬了出来。

商铺、餐馆尽成废墟。哭声喊声此伏彼起。

尘土蔽日，地声隆隆，气氛恐怖。

面对如此惨状，两个女人紧紧搂抱着哭成一团。不过，这情景大约只持续了十几秒，突然，她们好像不约而同地想起了什么，戛然而止收住了痛哭，之后，扯着手发疯般地向着一个方向——孩子读书的鱼子溪小学飞奔!

在一片烟尘笼罩的废墟面前，两个女人几近绝望……

那瞬间的几秒成了一生的记忆。

至今让魏绍君不敢面对的是她妹妹的9岁儿子刘毅，一个聪明又调皮的二年级小男生，2008年2月才在她的坚持下从马尔康转来映秀鱼子溪小学，最终连个囫囵模样也没见到……妹妹的如此重托竟酿成了人世间最大的创痛。

张丽12岁的女儿郭美妮，是鱼子溪小学公认的校花。漂亮大方，能歌善舞，会写会画，在都江堰举行的绘画比赛中拿过二等奖，大尺寸照片曾经在《上海晨报》头版上占过小半个版面……

在张丽那狭窄的板房里，她翻开手机给我看2008年5月11日中午为女儿拍下的最后一张照片。那天，女儿的一篇作文《妈妈的微笑》在学校得了个头奖，非要缠着爸妈去照相馆拍张“全家福”作纪念。而张丽那天下午正好走不开，为此还把美妮气得掉眼泪。说来也怪，平时十分乖巧的孩子那天非常任性。张丽左哄右劝，女儿才同意她用手机拍一张得奖纪念照——谁能想到，这竟是宝贝女儿留给家人和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张笑脸!

郭美妮的获奖作文最先作为草稿写在日记本上，张丽在清理自家废墟时从美妮书桌抽屉的最深处找到了这个日记本。在《妈妈的微笑》的题目下，美妮写道:“我的母亲腿有残疾，但她为了工作，为了这个家，尤其为了我这个女儿，吃了很多苦，但她从不怨天尤人，很少唉声叹气，每天总是乐呵呵的。去年10月，为了我去都江堰参加绘画比赛，家里实在拿不出那么多参赛费，妈妈愁死了，但她展示给我的还是那样一种微笑——面对顾客似的发自内心的职业般的微笑。我想，只有拿下最好的竞赛成绩，才能对得起妈妈的一片苦心和那张笑脸。愿妈妈笑脸永驻!”

读着郭美妮娓娓道来的日记，我的心在一阵阵收紧。而讲述中的张丽却好像在说别人的孩子和家事——平静得近乎麻木，麻木得让人动容。唯有在接受四川省邮政工会李锦田的小礼物——一个十分漂亮的“多丽丝”布娃娃时，情绪顿有触动，泪珠儿突然涌进了眼眶。

“老工会”李锦田震后多少次来过映秀，他自己也记不清了。每次来，都要自费带上一份特殊的礼物——一两个十分精致的布娃娃，分送给地震中失去子女的邮政职工和认识的朋友。此举既是对失子家庭的抚慰，更是一种无言的希冀和寄托。说来也奇，大李已经送过布娃娃的七八户位人家，如今都如愿以偿，或添丁，或生女，各得其所，使一颗颗破碎的心得到了温暖和慰藉，而大李也被映秀人戏称为“送仔公”。

在去渔子溪公墓拜谒的路上，绍君特意带我们从映秀小学遗址经过——车一转弯，就看到了河对面一片被推土机铲平的地方，立着一根高高的旗杆和一面猎猎的红旗。如果没有人告诉你这就是曾经的映秀小学，你是无法想象这里原来是有过一排排建筑和朗朗书声的。映秀小学近500名师生，活着走出来的仅100来个，其余的都长眠在了那杆形单影只的旗杆下了。

看着被摧毁的家园之上猎猎飘扬的旗帜，我突然意识到，那不就是一种坚韧和力量的象征吗?有了这种力量，我们这个古老的东方民族才能够历经磨难而绵延不绝，生生不息!

怀着沉重而复杂的心情，我们来到了“5.12祭祀台”。水泥浇筑的入口大门上，书写着“汶川5·12特大地震遇难者公墓”。两边的挽联是:“天地共咽 同祭国殇亡灵华夏断肝肠，山河同悲 共缅汶川逝者举国垂泪雨”。这是一块被当地人叫作大坡的地方。地震过后，死人太多，救援部队就在这里开挖了很长很深的壕沟，抬上来的遗体连同裹尸布竖着放入沟内，一排放满了，撒上石灰和薄土，再继续摆放。第一排壕沟摆满了，又挖出了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沟。如今，四道土丘，四排墓碑，掩埋着八千多亡灵。旧坟新土，纸马燃香，漫山的黄菊花，伫立着哀容戚戚的祭奠者。

手持黄菊的祭奠者络绎不绝，带着无限的悲痛和哀思默默献花，默默行走。随着人流缓缓走去，我的心沉得像铅。大多的墓碑上竟然不止一个人的名字:两个，三个，五个……10岁，20岁，30岁……爱妻，爱子，爱女……慈父，慈母，恩师……看着这些字眼，心痛依旧。地震是残酷的，但我们的爱是无限的。我没有勇气再继续往前走——愿死者安息，不因我们的到来而受扰。

在四道土埂下，不是每一个死者都有墓碑，墓碑下也不一定是逝者的准确位置，但是第一排，确凿无疑，多是映秀小学的孩子。这是作为见证者的绍君告诉我的。5月14日那天为美妮安葬时，她陪着张丽来到了这里，亲眼看到了很多认识或不认识的映秀孩子被葬在了第一排的壕沟里。

在一个镶嵌着郭美妮照片的墓碑前，张丽献上了一大束她亲自采摘的黄菊，我们也把手中的花枝轻轻地摆放在美妮墓前。“女儿最爱菊花了，”张丽说，“她去年过生日时，同学们给她送的最多的是白菊和黄菊，屋子里摆得到处都是。”张丽依然平静说着。

在另一处摆放着一块不大石头的地方，魏绍君蹲下身来，就着别人墓碑上的蜡烛燃烧了一沓纸钱。她说，那石头是他为外甥刘毅摆放的，是暂时占个位置，等到闲下来时也要专门立个碑。石头上有一行字，是绍君亲自用红漆写上去的:“愿外甥刘毅安息!”

一位60多岁的守墓人对我们说，地震已经过去快两年，遇难者坟前的悲哭声少了。人们的悲伤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埋藏在了内心深处。

当我们一行祭奠完毕准备离开时，一曲悠扬动听的笛子独奏《月光下的凤尾竹》拽住了我们的脚步。在如此庄严肃穆的场合，这样的抒情音乐显然不是太协调的。我们回望，原来在第三排的一处墓碑前，一群穿校服的中学生在为他们一位遇难的老师过“生日”呢。身边的一位小男生悄悄告诉我，她们的连芳老师是为救同学才死的。我们都很想念她。《月光下的凤尾竹》是她生前最爱唱的一首歌，每到学校有大活动，她都登台唱这支歌。今天是她的生日，我们就想把这只她最喜欢的歌送给她。

“去年的今天你们为她过生日了吗?”我问。

“过了，”他说，“那天我们每人为她献了一束黄菊，说了一句最想说的话。”

“你说了什么呢?”

“老师，我——想——你!”说完，这个半大孩子突然哽咽着背过脸去……

我们慢慢向山下走去。身后，那揪心的旋律悠悠流淌;远处，岷江水不绝地流过，似在洗刷着映秀人的伤痛;山脚下，庞大的映秀原址工地——推土机、挖掘机来来往往，震耳欲聋，高高矮矮脚手架上的旗帜迎风摆动……

映秀，将以“天使之城”的形象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