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现在，我想换种方式说说西藏。

在西藏这个常常被人作为一种谈资的地方，我已经生活了16年。

西藏给我的第一印象和最后的印象都逃不过阳光。这是16年前和16年后，再没有什么能让我更改的印象。我想把西藏比喻成一个庞大的生产基地，我说它盛产——阳光。16年里，差不多西藏所有县份以上的地方我都已涉足。每一次踏上西藏的土地，眼睛、耳朵、鼻子、嘴巴、头发、指甲壳，甚至每一个毛孔都塞满了米糠般粗粝的阳光。罗布林卡的树林子，布达拉宫的墙壁，大街上一路高举的转经筒，拉萨这座不断被阳光升温的宗教之城，所有的建筑物都被打上了阳光的烙印，让举在天空中的一张张古铜色的脸谱变得高贵又神秘。有时，阳光太强烈，反而更容易看见险象环生的斑斑点点——那就是阴影。尤其是八廓街前后左右，错综复杂的充满酥油味儿的八条小巷子，阳光从不同方向炸在地面上溅起的星点与光线，看上去就像一张张隐形的网。它们山水般地聚拢与泼墨般散去，让我产生了对迷宫的另一种猜测与迷惑。我怀疑八廓街画廓里所有画布上的光线都源自这些油光满地的巷子，就连街口那些衣裳烂了无数个破洞的孩子和老人，浑身都显现出无处不在的阳光。那时候的阳光有种缝合伤口的魔力。整个拉萨的民居和街道、村庄与河流都被涂抹成了阳光的色彩，连打在墙上的牛粪饼也散发出阳光烧烤的味道。那时，我总想提笔，可一提笔，人就老长时间空空如也的在方格纸上，搁不进一个字儿，脑海里装的全是阳光，容易让脑袋爆炸的阳光。

第一次走进八一镇，身心懵懂得就像没有长大的花骨朵。那年我只是一个刚冲出校门不久就开始想念校园里的孩子。真正醒来的时候，才懂得悲哀地想，我怎么能在那样一支部队生活三年之多?!我想说林芝是水墨做的，就在我离开她的全部的日子。理想——从这里一个名叫永久新村的地方起步，然后止步，再经破灭与重建。

公元1995年至1997年。当时的我，在连队当过红缨五导弹射击手、旅部宣传科报道员、步兵营书记助手，还发表了一堆豆腐块和抵不过饥饿的诗行——那一摞单薄的稿费只够我在周日买几包方便面和几袋小尖椒。3年之后，当我从林芝进入拉萨，在一支能看见漂亮女兵走过秋天树林的部队里开始写散文时，曾经的那些诗行已经离我而去，写诗的时代提前宣告结束。

它们比游离在山腰的云雾更为飘渺。

在林芝，最先灭掉我理想的是一个姓李的指导员。他的反对最终拗过了副连长。在我把他当作一枚生锈的钉子铆进我这篇文字的时候，我的年龄早已超出了他当年反对我时的年龄。那一年我为没有加入党员的行列，郁闷得不想和任何人说话。副连长为了安慰我，特意在他休假时也将我捎回家休假。在同年兵中，我未能在第一时间成为党员，但我成了第一个正常休假的人。我不知连队的战友是羡慕还是嘲笑。当然，左一成，右一成，就造成了我成了指导员眼中很不正常的板上盯。他硬是把我从一个80多号人的集体里抽出来单独钉成了副连长的人。表面上，副连长和指导员平时的关系依然好得像兄弟，这让我常常找不着北。我不知这是指导员的高明，还是副连长的聪明?

促成我当兵两年不到就休假这事儿，副连长付出的代价是向军务科的小参谋递送了两条红塔山。这是从八一镇到拉萨的土路上，我从一路追来的尘埃中听见的一个比400多公里更为漫长的话题:当时的时间是公元1995年4月。同行的还有一个同年的广元兵，周明青。他付出的休假代价是上山伐木断掉了一只手臂。

2.拉萨实在是我的佛祥之地，也是我的炼狱之所。

在拉萨的数年里，尤其是开始的几年，我一直过得不怎么顺利。在我高兴时，在我得意时，在我幻想时，在我期待时，总有人湮灭我的激情，像一盆看不见的水，灌溉着阳光里升腾的火焰。在部队，想要进步也很难。我去拉萨，本是想摆脱在林芝遇到的不公平待遇，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重新实现梦想，没想到上面的人说我发表的新闻稿太少，诗歌、散文、小说都无效。他们只认新闻，而且只认发表在中央级媒体的新闻，这就是他们拒绝我进步的理由。也有很多人为我鸣不平，建议我去找那个谁谁谁，他们说他是靠写小说起家的，也许可以帮上忙。

我找来找去，找到了他们说的写小说的那个人。那个人在部队算得上是一个很牛逼的人。他15岁时为了逃避母亲给他讨回的哑巴媳妇，在婚前几天离家出走。在部队时，曾把某个处长爱贪小便宜的原型直接搬进小说，然后又搬在整版的党报副刊上，害得某个处长跑断了腿似的跑到每个办公室抢报纸，弄得像个废品收购站的小货郎。以至于后来许多首长看见他都要小心翼翼，或毕恭毕敬，装得像个龟孙子。这导致他的提升一路举步为艰，也有首长主动找他谈话，试探他的进步问题，之后就是长期的无音无讯。想来，在机关里，一个只习惯于用笔说话的人，也只配得上与一把沉默的椅子、一杯同样沉默的茶对话了——这就是专业写作者需要的环境。那个人进入部队时，他家乡的母亲还没有教过他“送礼”这个词。他在部队因为会拉二胡，开始便当了首长的公务员，后来进了汽修所，并学会了修理所有的汽车。他修了10多年的汽车，对汽车上所有的零部件比对他身体里的原装材料和配件都熟悉得多。那时，他已经是10多年的老兵了。有一年，他在高原上得了一种病，他的肾死了，被医生摘除后，又给他配了一个肾。在得到肾的同时，他得到的还有两个字——爱情。就在他痛到无言的时候，为他摘除坏肾的女医生，提前嫁给了他。现在，他成了一个小领导，该得到的他都得到了，不该得到的，他也得到了，他甚至满足得再也不愿离开喜马拉雅。相对来说，他大器晚成的一切都归属喜马拉雅。

他挣扎了20多年。他明确指出我在林芝的失败，其实说穿了，就是几条烟的问题。同时指出的还有两个人——一个姓陈，一个姓刘。他说我的事，坏就坏在这两个人身上。不是没有人帮你，相反帮你的人太多太多，包括上面的领导也经常打电话来关心你的事。这些经历，不是坏事，是值得你一生去反省的事。

那个人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没有再说话，就那样呆呆地盯着窗外——窗外，是拉萨的天空，比蓝丝绒更蓝的天空，比棉花糖更白的云朵，比花风筝更花的飞鸟，比狼更像狼的狗儿，都在一束束饱满的阳光里，迎蓝而下。

那个人说，你不能这样下去。

3.当落叶和风声预谋出走的那个夜晚，拉萨的9月不期而至。

那样的景致常常让我透过阳光碾碎的金黄，想起海子:

击众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

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

我的琴声呜咽泪水全无

我把这远方的远归还草原

一个叫木头一个叫马尾

我的琴声呜咽泪水全无

远方只有在死亡中

凝聚野花一片

明月如镜高悬草原

映照千年岁月

我的琴声呜咽泪水全无

只身打马过草原

就是在那样的一个9月，我离开了拉萨，没有打马，而是乘坐现代化的波音。在飞机上回望拉萨，一片片刀锋般的阳光向着若隐若现的布达拉宫扬长而去，犹如万箭穿心。在高处再也看不见大地的阴影，而飞机就像我怀抱里的一只大鹰。当所有的光速在云朵中变幻旋转的时候，我不知是我抱着大鹰般的飞机，还是飞机般的大鹰抱着我。我们在空中穿越的不仅是云雾，还有枪声。那是我在8000米高空想象的枪声——耳朵轰鸣的时候，我止不住地想起了副连长在处理几个乱拉老乡关系的陕北兵时讲的:老乡老乡，背后一枪。

我走进了成都一个正式的文艺团体，那儿曾经是巴金童年的故园。我在创作部门当创作员，和那些经常在电视上露脸的腕们星们同居一片屋檐下。院子里的每个角落，随时飘荡着艺术的气流。

那些腕们星们都是专业艺术院校毕业的，毕业后就来团里跳舞、唱歌、演戏，当主持、编导，有的唱得头发都花白了，还在唱，还在演，还在说。甚至有的已经死在舞台上，又让他们的儿女继续着舞台上的事业。那时我还没有接触过太多的舞台艺术。在没有来这个团之前，我常在电视上看他们的演出，觉得他们很有本事，很羡慕，但不崇拜他们。他们有的戴眼镜，斯斯文文，有的讲起话来，中气十足，一听就像配音演员。许多时候，没有演出，他们就在团里抱着猫儿，或牵着狗儿，四处溜达，表情十分随意、放松。他们有的见了我，吹一声口哨，老远竖起大姆指，称我这个“小腕”还不错，说我没上什么艺术院校，照样胜任了那么多舞台上的工作，且一次比一次得到的好评多，于是便来找我量“声”定做歌曲。那时，我的工作主要是晚会统筹、撰稿、台词、歌词、诵词、剧本，有时也随导演参与一些大型的晚会策划。我写的歌，小样经常是我自己录唱的。那些腕们星们在审查节目时一边交头接耳，一边听我的歌，脸上总爱浮现出一些发不出声音的神秘，然后私下里找人打听一些关于我的过去。尤其是那几个年纪轻轻的歌手，更喜欢在我的面前问起我现在的打算，他们似乎很不愿意看到我从舞台背后突然冲到舞台前面来的事实。他们知道这样的事实一旦有了苗头，团里就应该出面及时控制，不发生才是最好的状态。而我知道那样的事根本是我不愿意的。那只是我小时候一个美好的梦而已。

2005年9月，我离开那个团，就再也没有回过那儿，没有跟任何一个关于那里的人有联系。但有一件事不得不提，它与一个一米七的女子有关。曾经，我想一米七这个名字，会出现在我另一部小说里，但从没想过，她居然要提前出现在这样的文字里。她太沉不住气了。

这应该是我离开成都不久发生的事。当时，我刚从北京参加完我的第三部著作《飘过西藏上空的云朵》研讨会，怀抱鲜花，飞回成都。又有人给我介绍女朋友，说是搞体育的。且是一个没有血缘的长辈介绍来的，让我马上去锦里会面。当时我没多想，权当对长辈的一种礼节见个面吧。平时，给我介绍女朋友的人总是很多，而像我这样东奔西走的人是来不及选择的。那时，我已经懂得做些请人吃饭，给人面子的美事了。说是女朋友，其实就是学校里跑出来的一个惶恐不安的大学生，快要毕业的那种。她的家人是想利用这样的事情，来缓解她当前的迷茫。

见面之后的几次联系，一米七都在提她的工作，提她未来该何去何从。她迷茫的眼神已让我洞悉，其实她不是来找我谈情说爱的，似乎她认为她是相当优秀的，只是还没有找到舞台去发挥。她一定是把我当作了可以成为她舞台的人。她拿出她的获奖证书给我看:短跑100米冠军，全国大学生400米跑亚军，什么篮球裁判资格证书等等。优秀的人总是容易让我起敬。后来，我才发现这类证书，大学毕业生都喜欢自己制作，更喜欢拿去应聘壮胆。她约我去她亲戚家玩。她亲戚给我说一米七找遍了成都的关系也没找着工作。我火了，提笔给远在南方的一位老师写信，求老师帮帮一米七的忙。不久，一米七被通知了面试，然后顺利成为了南方某市的公务员。之后不好的消息出现了。一米七的父亲曾经也是当过兵的人，他说他的女儿不能与一个在部队只会写文章，而没有一官半职的人谈朋友。这样的消息传进我耳朵的时候，我才突然发现，我真的该反省自己了。

那一刻，我想起了让我要一生反省自己的那个人。

我没有理一米七的父亲，更没有理一米七这样那样的短信息。我只是向南方的老师郑重道歉:对不起，我当初没有明确告诉您，她不是我女朋友。一米七在南方畅通无阻的表现让我羞愧难当、无地自容。缘由，他们都相信她是一个作家的女朋友。

我回到了拉萨。不久，那个曾经以小说扬名的人阴差阳错成了我的领导。我渐渐地学会了在拉萨安放自己的灵魂，就像阳光落地，掷地有声。

4.2009年。阳光又把下一季冬雪运抵窗前。

之前，我们单位就从成都接回了一批实习生。他们是来为我们的第九届全军文艺汇演充当新生力量的，他们每个月的报酬是500元钱。其中一个叫韩冬的羌族人，来自四川舞蹈学校，才16岁，与我在西藏的年龄相同。他有个特点，从不跟周围的人讲话，看上去比所有的人都能够承受寂寞，走路长期低着头，像是在寻找什么。他是完全沉浸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了吗?也许是，未必又全是。他来几十天了，从没有人听见他对别人多说一句话。而我听见的都是别人在讲他不是的话，说他舞蹈跳得不怎么样。老一点的演员，总说他在舞台上的动作过于夸张和华美，影响了集体舞蹈的整体美，抢了他们的风头，一点儿不喜欢这个人。尤其是饭前饭后的，他们讲得很是厉害。

有一天，韩冬低着头，走进饭堂的时候，饭菜早已所剩无几。因为加班，他来晚了。在张望了几眼之后，他又独自离开了饭堂，依然低着头。几个吃完饭在饭桌上闲谈的演员开始望着他的背影指指点点。有的说他是不是得了忧郁症，有的埋怨团里尽弄些问题男孩进来。我一听就火冒三丈，不知哪里涌上来的一股力量，“轰”一声掀翻了饭桌。我不顾任何后果地吼道，你们知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是在给为一个少年的成长史抹黑?你们会害了他的!那一刻，我心如刀割地想起了陈科长和刘营长。他们在上级对我的进步问题进行考察的时候，说我无所事事，成天乱跑，对村庄里的事情比对部队还感兴趣……

除夕的晚上，拉萨的夜空，雪花飞舞，窗外的爆竹炸响了新的希望。不喜欢热闹的我，在屋子里面对台灯想未来的事情。当漫天的雪将玻璃窗模糊的时候，世界与我的关系忽然消失，自我感也随之消失了。一阵急促地敲门声打断了我的视线——此人不是查房的领导，他是披着一身雪花的韩冬。

我久久无语地望着眼前的这个雪人。

“他们都到布达拉宫广场看烟花去了，我怕，我怕，我害怕呀!我在院子里，转来转去，只看见你这里是亮着灯的，于是我就找你来了。”

“小韩，你怕什么?部队过年就是这样的。”我万万没有想到小韩冬第一次面对我说的话会令人如此心跳加快。

“我怕，我怕，我怕我也会失去家，我好想家呵。”

“想家，你家在哪里?”我焦急地望着他水汪汪的眼睛。

“我家在汶川。就在刚才，我一直拔打汶川的电话，家中的，同学的，老师的，姐姐的，亲戚的。不通，不通，所有的电话都不通呀!”他表情惊愕，双手握着手机发抖。

“给我看看，有可能是发生余震了。”我一把夺过他的手机，满满三格的信号驱使我向着他重重地点了点头。

那一刻，一个少年不安的话语，让一个地名与一场巨大的灾难在脑海中碰撞出无限力量。它恢复的不仅仅是我内心温柔与敏感的简单品行，还让我真正明白了所有的乡愁与异乡人的关系。我拉着韩冬的手，向着困惑已久的精神之门猛地冲去。我们在烟花响彻的天空下，望见天堂，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