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正月十六日，随着元宵节最后一束烟花的熄灭，春节就算过去了。

给我送行的是我最好的朋友甄洪栋，在沂州路以西、银雀山路以南，他和爱人经营的“玉洁美颜培训中心”的二层小楼上，他是唯一知道我要离开这座城市的人。晚餐的几道菜都是我平时最喜欢的：辣椒炒鸡、卤水豆腐、炸花生米、葱花炒鸡蛋。他爱人在一层忙碌着，大儿子笑生在外面玩耍，老二强生才几个月大，刚刚吃了一大瓶奶，被扔在床上，自己对着天花板唱着为我送行的歌谣，只是我一句也没有听懂。

我和老甄不急不慢地举杯对饮着。

六年的光阴就像昨夜沂河岸边的烟花一样，在我的眼前升起又落下……

我退伍第二年的初冬，在济南、深圳折腾了一个来回无果后，决定在离家只有百余里的临沂市找份工作。

经朋友介绍，我去了一家企业文化中心上班。中心是市委宣传部的实体单位，这是那个时代的一种很时尚的产物，好多政府部门都下设了实体。中心办公的地点在市委南门以东、沂州路中段路东的一座二层的小楼里，是临时租的附近居民的。本来小楼没有地理编号，领导决定就叫“沂州路58号”了，还把这几个字刻在了一块大理石上，贴在门口的右侧，很醒目。中心的领导是宣传部的一位科长兼任的，领导姓徐，我们都叫他“徐科长”。我对徐科长的第一印象是：形态微胖、才华横溢、为人豪爽，一口地道的当地话，标准的沂蒙汉子。徐科长对我们三四个部下还不错，因为没有食堂，就指定办公楼对面的“金达莱羊汤馆”作为临时的食堂，可以记账。开始我们的午餐、晚餐都很标准，每人一碗羊汤，两个煎饼。偶尔来个战友、同学的也就记着账了，慢慢就习惯了，越记越多。后来领导一看我们几个人每月的账单比单位的招待还多，就开会取消了这个办法。于是，以员工工作餐为主、中心招待为辅的“文心草舍”就在办公楼的隔壁、一个只有三间茅草房的小院里光荣地诞生了。从此，每人每天发八块钱的饭票，不够的自己掏钱买。

一转眼的工夫，春节来了又去。正月初八刚上班，徐科长让我陪同他去深圳出差。我们先开车到济南，又从济南坐飞机到深圳，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坐飞机。在深圳的几天里，我们考察了几家规模很大的印刷公司，并订购了300套精装版的《邓小平画册》。就在那个春天，一代伟人邓小平逝世了。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把这些画册卖掉，我临时变成了一个推销员。徐科长给我们每人列了一串长长的名单，让我们挨家挨户地去联系。我负责济南、淄博、潍坊和聊城等地区，大多单位都是每个地市的宣传部、省委宣传部和一些省直机关，都是徐科长的老熟人。没想到，三个月下来竟然没剩下几本，我和同事们每人都领到了一千多元的奖金。我第一次深深地感到做一个推销员的好处。

中心发展得很快，人员也陆续进了不少。我来的第三个年头，也是中心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一年，办公楼由“沂州路58号”搬迁到向北不到200米的“沂蒙大酒店”办公，酒店共七层，我们租用了五、六、七层和一层的餐厅。一层的餐厅很快被改造成了豪华的“文心园酒店”。中心又成立了直属机构“临沂市企业家俱乐部”，是当时全省17地市第一家企业家的会所。俱乐部下设了好多部门，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陆续走过的部门就有广告传播部、文化用品部、办公室、文心园酒店等。从三四个人到八九十人的过程，也给我的人生观和事业观带来了不小的震动，我曾数次下定决心，要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并且我一直认真地努力着做好每一份工作和站好每一个岗位。

或许，整个单位里就我一个是当过兵的缘故，每当有一些比较棘手的事情时，徐科长总会把我派到一线去。

当我被任命为“文心园酒店”第四任经理的时候，酒店已经乱得不成样子了。厨房里的地上在大冬天可以看见成群结队的蛆在游行，一块两三斤重的肥肉可以被厨师随便扔进垃圾桶，服务员上班随意嬉戏已是见怪不怪了。明知是个烫手的山药，却又不得不接。经过三思之后，我向徐科长提出三条要求，必须答应我才能上任，其中一条就是有人事任免权。

领导答应了。

是毒瘤就要医治，如果毒性太深，用药医治无效，就只有切除了。上任的第三天，我把所有的厨师换了个班子。原来的统统开除，新上任的是济南金马大酒店的一个新团队。当我的人事调整命令一宣布，立即遭到了原厨师队伍的强烈反对，并且扬言要按照签订的劳动合同去告我，因为合同规定，要解除劳动合同必须提前一个月通知对方。我很简单地把我看到的一切向他们复述了一篇，并且反问他们：如果你们是老板，你们会如何处理这样的事情？如果你们不进行自我反思，哪家酒店敢用你们？如果没有工作，你们靠什么来养家？几句话问得他们都耷拉下了高傲的脑袋。服务员不能再开了，因为一时找不到足够的人。我每天给服务员上两个小时的队列训练，重新规范规章制度。慢慢地，整个团队又有了刚开业时的新活力。

可事情的发展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美好。工作了两周，我整个人瘦了17斤，才知道这个差事确实很烫手。早早晚晚的辛苦自然不用提了，但无米之炊的现实却难倒了我这位看上去还算英雄的男子汉。因为酒店是政府实体的下级单位，又靠近市委大院，所以来来往往的大多数客人都和大院有关系。开始的时候，每天大厅包间都坐得满满的，我也着实高兴了一番。可到晚上一结账，每天近万元的营业额见不到一千元的现金，其他全部是签单，并且不是政府机关这个部那个科的，就是这个局长那个书记的太太。吧台的服务员告诉我，这些人的账都不好要。可第二天还要继续营业，买菜怎么办呢？那就只有先欠着了。时间不长，我宿舍的门就成了公用的一样，每天天不亮就被人“当当当”地敲个不停，什么卖甲鱼的、卖羊肉的、卖鸡蛋的、卖香菜的，不是给我送礼的，而是找我要账的。

这种境况是我开始所没有想到的，每天感觉是度日如年。在坚持到第四个月的时候，我实在是撑不住了，再撑下去就要进精神病医院了。如是，只有申请让贤了。

或许，“文心园”在开始的时候就定错了经营理念；也或许，这种实体的产物就意味着生命力的短暂。随着第五任经理上任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倾注了徐科长和整个单位员工心血和希望的“文心园酒店”，最终以不幸夭折而谢幕。

2000年来临的时候，我又接到了一个棘手的任务。为了庆祝千年盛典，市政府、市人民银行和我单位三家联合开发了一套纪念册。按照分工，我们负责设计，人民银行负责制作。还差20多天就到元旦了，领导说，半年前就已经开始做了，是在上海定做的，厂家在温州，现在已经做好了，人民银行年底忙抽不出人来，决定派我去厂家验收一下，好打最后一笔款。

我带上样稿连夜赶往温州的平阳县。这个地方我很熟悉，每年都要来几次。可我到了厂家一看，除了在墙角堆了一堆落满灰尘的封面，其余的内容都没有做。我一看傻眼了，马上就元旦了，全国各地的商家礼品都在排队地往前赶。我赶紧向徐科长汇报，元旦肯定做不出来了。徐科长一听急眼了：“这可怎么办？现在怨谁都不管用了，你想想办法吧，不惜任何代价都要在元旦前把成品运回临沂，完不成任务你也不用回来了。”在部队时，连长也没下过这样的命令啊！我深知事情的重要性，可我真的没有把握。在正常情况下也需要一个月的时间，何况年底厂家的任务都排着队呢！

事到如今，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只有和厂家的老板软磨硬泡。老板说，那只有加班做了，工人愿不愿意加班你自己去谈吧，加班费也要由你另付的。我只有去找他们谈，先和班长谈，又和组长谈，再和工人谈，加班费好说。他们看着我嘴上都急出了泡，最后终于同意了。真是谢天谢地！

每天一早我就到工厂和他们一块干活，晚上9点钟给他们每人买一份消夜，夜里11点钟，我陪最后一个工人离开。大约在第19天的晚上，终于封好了最后一个纸箱。余款提前就给了原来公司的老板。这样我第二天上午11点就可以发货了，第三天一早就能到临沂了。当天晚上，我睡了20多天来最香的一个觉。

第二天一早，我就急急忙忙地往工厂赶，我要早一点把货送到车站排队。可到了车间一看，昨晚排列整齐的三十几个大纸箱一个也不见了，我立即蒙了。老板告诉我，你把货款都给他们了，可他们只给了我订金，现在这些货还不是你的，你还是赶紧找他们吧。没想到，我苦苦地和工人白天黑夜地忙了20天，竟然是这样一个结果？我赶紧给上海的老板打电话，竟然关机了。这下我可慌了，马上向徐科长汇报，因为开始的事毕竟不是我经手的。徐科长一听，暴跳如雷，还是我刚来时的那句话：“货拉不回来你也不用回来了。”我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

我突然想到，上海的老板也是本地人，他的姐姐我认识，以前在他们家做过礼品，我找她试试。我提上一堆的礼物找到了那位大姐，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和后果的严重性都和她讲了，请她一定帮帮忙。她到处找朋友联系她的弟弟，最后还是没有找到。时间又过去一天了，单位一天几个电话地催我，再不行就只有报案了。大姐实在没有办法了，就去找工厂的老板谈，先给他一部分钱，剩下的给写了欠条，说春节前一定给清。事情总算有了转机，我把货提走了，在元旦的头一天就运到了临沂。

大姐救了我，也救了她的弟弟。她和她弟弟的账后来是怎么算的，我就不得而知了。后来，我和大姐一家却成了很好的朋友。

又到一年落叶黄。上级突然下了文件，取消政府的实体单位。俱乐部因为搞酒店赔了近200万元，徐科长为此在晋升时受到了严重影响，还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最后干脆辞职下海去了北京，五年后才算把200万元的欠款还清。

离开俱乐部后，一家在当地很有名气的民营集团的老板找到了我，让我到一家药厂当办公室主任，还许下了一堆金光闪闪的诺言。

我去了。因为当时的那个药厂是部队缩编时准备交给地方的，当时有几家民营公司都想要，还没有最后确定给谁，只是暂时先由我们集团公司代为管理。因为我是个退伍战士，和军分区的一些首长很熟，再说也便于做厂里职工的工作，因为职工几乎都是军人的家属。

当时厂里的领导班子就三人，还有一位厂长，一位副厂长。老板让我去药厂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让我监视厂长和职工的思想动向，并及时向他汇报，以便于他好采取准确的决策，以防药厂被别人挣去。

厂长是一位很敬业的人，做事光明磊落、认真干脆、爱厂如家、爱工如子，一个劲地做职工的工作，鼓励工人站到老板这一边。我非常敬佩！我实在是没有什么反面的东西要向老板反映的。经过半年多的竞争，最后还是被我的老板买下了这家药厂。这与厂长和副厂长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我自认为自己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据说，老板一倒手就可以赚几百万。老板当然是兴奋不已。

没想到的是，集团年底的工作奖金全都下发了，中层干部每人1.2万元的奖金，只有我一个人没有拿到。同事们都说可能是发漏了，应该找老板问问，我想也是。结果老板的解释让我哭笑不得，理由有两个：一是，从来没有向我汇报过厂长的负面情况，成了厂长的亲信，背叛了我；二是，在担任厂办公室主任期间，招待经费超标，违反了集团的财务制度之规定。厂长走得正行的直，我能胡编乱造吗？“背叛”从何而来？我只是厂长的助手而已，是个执行者，而非决策者。再者，所谓的招待都是正常的业务招待，也没有出格的事啊？

我这才明白，我是遇上小人了。拼死拼活地帮人家赚了几百万，尽管我只是起了个辅助作用，但苦劳还是有的吧？再说，这一年里，我无私地为集团办了两期报纸，打破了集团没有报纸的记录，为集团的企业文化建设开了个好头，工作都是晚上免费加班干的。女朋友休假从济南来看我，在临沂住了八天，我没有陪她吃过一顿饭。因为天不亮就要到集团开会，晚上厂里还有应酬，回到家都是十点以后了。为此，我没少落下女友的埋怨。最后竟然连区区1.2万元的奖金都被扣掉！这不仅仅是钱的事，这分明是对我的劳动和人格的一种玷污和极大讽刺！想想当初老板许下的旦旦誓言，这个在临沂市也算小有名气的、号称拥有千万财富的企业家，在我的心里却变得那么渺小、那么让人瞧不起！

离开，是顺其自然的事了。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我没有工作。在那一段时间里，有个姓田的朋友和我形影不离，这位一直哭穷的朋友看上去真是可怜，腰带是用一块麻绳系的，一只袜子露出三个脚趾。我看不过眼，就给他买了一套新的，“人靠衣服马靠鞍”嘛，再穷也不能穷志气。一日三餐要到我家吃两顿。他第一个媳妇回娘家，我帮他媳妇和女儿买了两张去新疆的卧铺票。第二个媳妇的儿子过生日，我帮他们在饭店里摆上一大桌。在我也很困难的日子里，我省吃俭用地接济他。没想到，后来他却从我这儿骗走了一万块钱，而后逃之夭夭，就像从这个地球上蒸发了一样。

当时我很生气，我去日照他大媳妇家里找他，看到家里一贫如洗，连一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去二媳妇家找，看到一个上班的女人还要带个上幼儿园大的孩子，真是不容易。去他老家找，看到一个比我父亲还要老十几岁的老人，在山上守着几十亩地的果园，连切菜都很吃力，看了我都心酸。我给老人放下两份礼品，然后悄然离开。

人性的善良再一次遭到了亵渎！我当初要在这座城市实现人生价值的信念也已轰然倒地。我感到在这个城市里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熬，总感觉到有一股无形的压力压在我的胸口，使我喘不上气来。我决定要离开这座熟悉而又伤心的小城，越快越好，越远越好！

春节前夕，一位在北京工作的朋友得知我的心事后说，你来北京吧，春节后就来吧。

真是一场及时雨啊！

夜深了，老甄的爱人和两个孩子都已经睡着了。

我俩一瓶白酒也喝光了，一箱啤酒还剩了几瓶。老甄说：“我们喝到天亮吧，下次再见面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一句话说得我有点眼泪汪汪！

天亮了。当我俩从二楼下来，推开大门的时候，整座临沂城披上了薄薄的一层白雪，就像一床崭新的棉被盖在熟睡的新娘身上。

老甄要开车送我到车站，我没让，我们都喝了很多的酒。

我打的去了长途车站，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客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