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父亲的箱子里翻出一个士兵证。上面记载着父亲的籍贯，出生年月，文化程度，家庭出身，入伍时间，部队番号，兵种，还记载了父亲在部队的立功情况，三等功最多。我看完了，对妻子说，这个要留下，就顺手把士兵证搁在了窗台上。

给父母过三周年祭日时，我想起了那个士兵证，想再翻着看一看，可怎么都找不到了。保留下的东西里面没有士兵证的踪影。我反复找了几遍。真是找不着了。

我只好停止了寻找。

第一眼看到士兵证时，我决定把它留下来。最初的判断是那么果断，肯定是想从士兵证里读出点什么。我对父亲了解得太少了。几十年来，对父亲的了解仅限于不久前看到的士兵证上的记载。父亲对我封锁了一切他自己的事情，我不知道父亲从哪里来、不知他的身世、不知他当兵的情景、不知我们的家族、不知他生命的方程式。父亲对我是封闭的，父亲的古板也拒绝了我的询问。从母亲嘴里偶尔听到一些父亲的事情，都是断断续续的，没有系统性，组成不了一个人历史的完整锁链。父亲去世以后，父亲的战友给我讲，当年剿匪时，父亲是连队里骑马最好最快的一个士兵，连长看上了他的机灵，让他做了卫生员，可见，军人对生命的高度认识。我想，父亲当年一定英姿勃发，神武极了。我萌生了了解父亲的强烈愿望，几度特别想去组织部门翻阅父亲的档案。但是几度又打消了这种想法，冷冰冰的文字能告诉我什么？所以，这个空白就保留至今。我只能靠想象，与父亲的灵魂沟通。

父亲是1951年入伍的，1982年转业。30多年的军旅生涯肯定够我写一部厚厚的书。可是，父亲30年的岁月现在形成空白，到此中断了。

我想对父亲的事情知道得多一些，没有资料可挖掘，我的想象若一口枯井。可见父亲对我的教育是多么贫乏，家史的教育没有，生命的教育从何产生？更多的渴望只是我的奢望，比如，历史的教育、生活的教育、文化的教育。在我的记忆中，这一切如同沙漠，而其他的记忆却如刀刻一样经得起岁月的磨损。父亲爱领着我去洗澡，是到洗煤厂的大澡堂里去泡，父亲给我搓背搓得很疼，我不敢吱声。我给他搓背，软弱无力，父亲怒瞪双目，说，使劲。我一个小娃娃，哪来的劲，然而，父亲还是喜欢让我给他搓背，即使搓不干净，他也不让别人来。父亲真是不讲理。他给我洗净了身体，可很少给我洗精神。当然，父亲也领我去看露天电影。看不懂的地方，我很少问他。那时，只有那么几部英雄电影，分清好人坏人就等于看懂了，看了千遍万遍，故事自然就明白了。还有，父亲总给我和弟弟理发，他的技术不行，理成锅盖头，我和弟弟总受伙伴们嘲笑。我给父亲也理过一次发，理得不好，父亲照照镜子，说，我戴帽子，不碍事。父亲的鼓励，给我很大勇气，以后我又给他理过几次。让我难忘的是1976年预防地震。父亲把我带到贺兰山深处的部队营地。有一天深夜，果然地摇屋动，父亲把我推出屋门，我迷迷糊糊，看到外面都是人。这时，父亲又跑回屋里，有人阻止他，父亲没听，依然进了屋，把我的衣服和鞋子全给抱出来了。那几天，我患感冒，父亲担忧我的病加深。可是，父亲只穿着一件衬衣和短裤头，光着腿站在秋天的深夜里，直到警报解除。想起这些，我深感父亲在时时保护我，把我完整地交给社会，这就是父亲的使命，至于我是否回头看父辈的历史，父亲大概从不想这个问题。

那个紫红色的士兵证上保存着父亲的呼吸，如果我不丢失，他会告诉我一切关于父亲的故事，那些立功记载的情景发生的时间地点会历历在目。哪个军人没有一段曲折的故事？父亲戎马半生，不会平平淡淡的，如父亲的一只眼睛失明，为什么？他不给我们说，不给我们说自己的任何一件事。父亲对我是个谜，这可能就是父亲不说的深意。那一天，我去派出所注销父母的户口，户籍警办完手续，说，死亡，户口本要收回毁掉。在那一瞬间，我说，能不能把户口本留给我，户籍警看了我一眼，说，行。她在户口本上注明注销时间，盖了“注销”的红印，就交给我。我觉得这是父母与这个世界唯一有联系的一件物件，我应该保留下来。想保留的东西当即就谨慎地保留住，不要像丢了士兵证一样，再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