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我的表哥去新加坡打工，过年回家，带回很多洋货，分给我们这些亲戚。他也给家里带回许多钱，新加坡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是一比五。我看着这些，想到家里的弟弟正是读书用钱的时候，窘迫的经济状况，让年轻的我毅然决定放弃导游的工作，辞职去了香港，在一艘国际观光邮轮上打工。

用香港本地人的话说，人生三苦，撑船、打铁、卖豆腐。漂泊在海上的日子是寂寞而辛苦的。我被分配在西餐厅做前台，每天早上4点多起床，4点45分厨师搭起早餐的餐台，我站在前台开始给客人安排餐位。香港的博彩业极度发达，整艘船就是一座流动的赌场，每晚船开到公海，第二天清晨再开回港口。在赌场里玩了一晚上的游客，清晨一大早就要吃早餐，5点刚过，已经有游客陆陆续续进餐厅吃饭。晚上还要开消夜，消夜后轮班收拾餐台，最晚的一班下班时，已是凌晨两点。对我来说，辛苦并不是最令人恐惧的，比辛苦更可怕的，是强烈的孤独感和思乡之情。国际邮轮的含义，是意味着整艘船就是一个联合国：芬兰人、瑞典人、马来西亚人、菲律宾人、印度尼西亚人、越南人、中国人……从领导层到普通员工，各色人种。我所在的西餐厅，中国人极少，而能和我说得来的中国人更是凤毛麟角。

索菲亚是一个天使，是上帝派来和我做伴的。我第一次看见她时，就这么想。索菲亚是她的英文名，这里每人都有英文名，隐去自己的真实姓名，就像周星驰电影里的“9527”。她比我晚来一年，被分配在西餐厅里，由我这位老员工带着工作。她怯怯地抬头看着我说：“我是苏州人，你是哪里人?”“我是西安人。”我对她的话并不多，船上辛苦的工作和长期缺乏精神交流的生活环境让我变得越来越沉默。可她爱说话，爱笑。她家里是开绣庄的，她把我神秘地拉进宿舍，就着昏暗的床头灯取出一块绣花手帕送我。“现在什么年代了，谁还用手帕？”我撇撇嘴，一把塞回她手里。“吓，你可不知道，这是我们家自己绣的，日本餐厅的萨拉问我要过好几次，我都没给她。”她又把手帕塞给我，那双眼睛在灯下闪着光，像一头倔犟的小鹿，扑闪扑闪的。

我没有心思对她热情，心里唯一想到的，就是赶紧赚够了钱，离开这鬼地方。每晚甲板上的风都大得要把人吹成纸片，广播里常有救援的信息，有的是游客输光家产后跳海自杀，有的是赢了钱，一时激动心脏病突发，通知船员紧急回港。每天看惯了这些衣着光鲜，提着保险箱上船一头扎进赌场的人，穷人、富人、大陆人、香港人、外国人……他们在追求着什么，在人世间生活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一夜暴富还是一夜倾家？也许人生在他们手中，本来就是一个个花花绿绿的筹码，不惜以命相搏。

索菲亚一手托着下巴，另一只手玩弄着自己的头发说：“我家是不缺钱的，我来这里工作，只是为了来看香港。小时候家里挂历上有一张香港维多利亚海港的夜景图，我就对自己说，一定要来这个地方，这不，我今天就来了！”说着她一下子躺在床上仰面朝天笑起来，笑了一会儿，不笑了，悄悄坐起来看我低着头，猛然拉起我的手说：“走，不要说这些不开心的事啦，我请你去尖沙咀吃炒年糕、烧卖，新发现的，原来香港竟有我们苏州菜。”我是不舍得花几百元港币吃一顿饭的。香港的衣服、日用品便宜，唯独房子和吃饭最贵。我都是在船上的员工餐厅吃饭，很少出去下馆子。“我请你啊，你不用为难，这顿我请。”索菲亚仿佛看出了我的心思，自告奋勇地说。我忽然受了委屈一般，站起身要走。她一下子急了：“对不起，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不想看你不开心。”我握住她的手，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低下头用手背抹了，我不想让她看见。我哭是因为她狠狠地同情了我，我受不了。她扭过头，假装没看见。

尖沙咀的饭馆那么多，密密麻麻一间挨着一间。索菲亚老练地挑了一家。“真没想到在这么远的地方也能吃到家乡菜，”她夹了一块年糕放在我的盘子里。“快吃，凉了可不好吃。”23岁那年，我头一次吃到炒年糕，原来世间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辣辣甜甜，包心菜，年糕，夹裹着肉丝。从香港回来后，我再没有吃过如此好吃的炒年糕。这味道成了心底挥不去的结。我没有去苏州找过她，离开她后，竟与她再未相见。

人每增长一岁，就会对自己曾经做过的错事多一层自责、悔恨，恨自己年轻、任性。我比索菲亚早半年合同期满，临下船回家那天，天虽然阴着，我却很开心，一心想着尽快脱离这个辛苦的地方，今生今世再不要回来。索菲亚帮我把重重的行李从甲板上递过来，我拉着箱子，站在岸上，向她挥手。“给我写信，给我写信啊!”她大声喊着。我默默望着她，船开走时，我站在岸边，站成一棵树。

回家后，我只在家待了不到两个月，便开始马不停蹄地去北京参加考试，争取一份去新加坡工作的机会。我在香港赚的钱，实在太少，不足以维持家里的开销。我知道，自己又要离家了。“萨拉嫁人去日本了，简摔伤了腿，也回家了。可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呢?”我看着索菲亚给我寄来的信，眼前浮现出她就着昏暗的床头灯写信的样子。她一定是靠在那个从家里带来的苏州刺绣的花枕头上，一手托着下巴，另一只手玩弄着自己的头发，对着灯光发呆。

我忽然开始生气。我知道，自己无法给她带去一丝安慰，不能像答应她的那样，等她合同期满，带她来西安，吃遍家乡的小吃。我不能和她通信，我马上又要去新加坡了，重新踏上另一条离家的路。我必须放弃自己不切实际的幻想，我必须趁年轻出去打工多攒些钱，我是家里的长女，必须担起家里的担子。

我把信撕了。雪白的纸被撕成碎片飘在风里，我知道纸的那头有一颗和我一样孤独的心，可我撕碎了它，丢在风里，满地纷飞。

一去新加坡就是两年，我再未和索菲亚联系过。我常常在梦中，看见漫天的碎纸片飞在风里，就像多少海外打工人的梦，随风散落。他们背着重重的行囊，坐船，坐飞机从四面八方匆匆赶来，每个人都怀揣着梦而来，耐着辛苦，起早贪黑，整日劳动。他们干着本地人不愿从事的辛苦活，每个月底拿到工钱就高兴地奔向一个个兑换外币的窗口，把花花绿绿的钞票寄回家乡，心里就松下一口气，然后去当地国内人开的小饭店里，点几道家乡菜，就着月光，就一口酒，随收音机里播放的歌曲，轻轻哼唱，临走时扭过头对着店主开口一笑，想起不知是谁说过的那句话，豁然一笑，天涯便成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