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我心目中的分量很重，缘于他的木讷寡言。母亲因事抱怨他时，他总是一脸平静地听着一声不吭。我赞成他的沉默，即使不为他争辩，也在心里腹诽母亲的唠叨。我总认为，父亲是对的。

父亲的职业是“银匠”。他做活儿时，先烧旺炭火，拉响风箱，把碎旧银子放在钵儿里边化成红彤彤的汁儿，再把银汁儿倒进模具里铸成银锭，算是完成了一个流程。接着，他一边考虑做什么物件儿，一边拿出他那刻有花纹和文字的铜制水烟袋抽烟，呼噜噜呼噜噜，很享受的样子。烟抽完了，脑子里也规划好了，父亲就开始工作。

他把银锭放在砧子上，用锤子砸成均匀的银片儿或长条。那是需要耐心的。他不紧不慢一锤又一锤地砸，叮当、叮当，一天不行两天，两天不行三天。砸出的银片儿再放入模子里，敲出十八罗汉的模样或敲成蜜蜂、蝴蝶、蝉的样子，那上边的眼睛、眉毛、胡须及每一条纹路，都是一点儿一划儿慢慢雕刻出来的。砸成的银条可以穿进模孔里再拉出来，通过大小不一的孔就成了一根根粗细不一的银棍儿，银棍儿可以弯曲，做成手镯或银项圈。

刚做出的饰品是灰黑色的，父亲用铜丝刷子、皂角反复刷洗，它就成了雪白的首饰。首饰可以换得钱、粮食或碎旧银子。那年头，日寇横行，兵荒马乱，生意难做，父亲用他的手艺艰难地支撑着全家的生活。

父亲不爱多言，即使儿女做错了事情，他也不会训斥、责骂。

有一年春节，外村的高跷队要来演出，母亲早早地为我换好了新的棉衣棉裤，给我戴上新做的风帽，风帽上缀着银制的十八罗汉，脖子上戴了有“长命百岁”银锁的项圈，一听见远处的锣鼓声，就飞也似的朝村外跑。我只顾仰脸看化了装的演员，一不小心从小石桥上踩空掉到沟里。被父亲拉出时，我沾了一头的青苔，衣服也湿了。

父亲二话不说，背起我赶回家，脱掉我身上的湿衣服让我钻进被窝，他烧起一堆炭火为我烤衣服。等母亲看完演出回到家，我的湿衣服已经烤干，风帽也整理好了。母亲知道了原委，非常生气地要打我，被父亲拦住了。在昏暗的豆油灯光里，我看到父亲背上的衣服是湿的，还有着泥点斑斑。那一次，我虽然没能看到精彩的演出，却深深地体会到了父爱的宽厚和温暖。很想伏在父亲的怀里哭一场。

抗战胜利的第二年，父亲决定送我读书。他去武功小学为我报了名并领回了课本。

上学要自带课桌，因为家里的抽屉桌和饭桌都很笨重，他便开始自己动手做木桌。做惯银匠活儿的父亲当起了木匠，有些笨拙的拿着钢锯、凿子、斧头，忙活了两天，做成了一张简易的课桌。他扛着桌子把我送进了教室。

等到村中有了小学时，我们家的生活陷入困境，父亲做出的银货几乎无人问津，仅有的几亩地产量很低，打的粮食难以糊口。我想上学也不敢吭声，就偷偷地跟随邻家的小朋友去学校，和她同用一张桌，同读一本书，她写过的小字本我写上大字，她用过的大字本我见缝插针地填上小字。不久，父亲知道了，我等着挨训。可是，父亲什么话也没有说，从内衣口袋里掏出几张破旧的纸币，抖抖地递给我，让我第二天去县城买书。

父亲从此失去了他的铜制水烟袋，我可以想象出，父亲是如何忍着烟瘾把他心爱的水烟袋换成了几张破旧的纸币。那种无奈和不舍换成对女儿学业的支持，也是需要勇气和决断的呀！

上初中时，父亲挑着被子和衣物用品，走了三十里土路把我送到学校，把他身上仅有的一点钱递给我后，一句话没说，转身走了。

那时上学允许申请助学金，可是比我更困难的学生大有人在，我实在不好意思张口。回家跟父亲商量，他说，咱还是自己想办法吧。

父亲让母亲挎着篮子走村串户，把家里存放的银首饰卖掉换点钱给我上学。母亲很不情愿，她本打算珍藏点首饰以后给女儿做嫁妆的，却不得不以低廉的价格出售。她拗不过父亲，心痛不已，一个劲儿地叹息，可惜呀可惜！把父亲做成的首饰仨核桃俩枣地全卖光时，她伤心地哭了，嘴里念叨着，怪不得说卖鞋老婆赤脚走，真是一点儿不假！咱这银匠家里连一个银疙瘩儿也没有了哇！最后，只剩下母亲胸前戴着的一个银针扎儿了。

“针扎儿”既是农村妇女的实用物件儿，又是装饰品。一般有大拇指大小，多为铜或银制品，里边塞有头发，头发里插入做针线用的钢针，那些大小不一的针在头发的保护下据说不容易生锈，取用时又很方便。

母亲的银质针扎儿像一只鸣叫的蝉，用红丝线吊着挂在衣服大襟儿的扣子上，在胸前摆来摆去，很是惹眼。母亲是做针线活儿的能手，针扎儿又是父亲为她精心制作的，她自然十分珍惜。可是，父亲去山里拾柴火，走到一个叫做苏林的地方歇脚，和一个熟人拉家常，竟然答应把母亲的银针扎儿卖掉，还预先收了人家的钱。

这件事引发了父母的矛盾，差一点儿打起来。父亲认为，金银首饰再好，当不了饭吃挡不住饥寒，放在家里没用，只有变成钱才能支持闺女读书。

最后还是母亲妥协了。卖针扎儿的钱，变成了我脚上的毛线袜子。上小学时，我的脚年年冬天生冻疮，痛苦不堪。进初中后自从有了毛线袜子，无论冬天多冷，我的脚再也没有生过冻疮。

等我读完初中，父亲连做银匠活儿的工具都卖掉了。他彻底告别了银匠生涯，五十好几的人，重新学习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活，其辛勤困苦自不待言。

我高中毕业时，国家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天灾人祸，人们普遍营养不良，父亲也得了很严重的浮肿病，两条腿肿得几乎不能走路。为了挣工分，父亲还是坚持着为生产队看瓜园。队里分给的小甜瓜他舍不得吃，换成分分角角的钱积攒起来，给我做上大学的路费。拿到钱的那一刻，我真想跪在父亲面前说一声“对不起，谢谢。”可是，我除了流泪，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工作之后，我工资不高，拖家带口负担沉重，又让母亲为我带孩子，使父母分居两处，天各一方。父亲从来没有向我提出过一分钱的要求，没有诉说过自己的困难和疾病。父亲去世时，由于通讯、交通极为不便，等我赶到家时，父亲的丧事已处理完毕。没能最后看他一眼，是我今生的遗憾！

回想起来，父亲这一生从来没有说过关心或鼓励儿女的话，但他那近乎卑微的无声的父爱就在我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