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59年初秋的一天，我被县城中学录取并开学的首日。父亲冒汗给我背着几十斤重的铺盖行李，步行二三十里黄土坡路，第一次送我离家上学。那时，我少不更事，刚到学校，就撵他走。心想，我可出来了，仿佛小鸟离巢，用不着你们管了，赶紧回去吧。然而，他依然笑嘻嘻地蹲在一边，等我报到安顿好了，才离开。这是父亲第一次送我到县城重点中学读初中。

1960年，学校组织我们住校生勤工俭学，开荒地种蔬菜，除学生食堂伙食外还有节余，于是在放寒假之前，学校给每个住宿生分了30斤胡萝卜。然而我看着这堆如小山鲜红诱人的胡萝卜，心里既高兴，又犯难。高兴的是，这些宝贵的蔬菜，对于刚刚因修水库而搬迁的移民，雪上加霜的生活，无疑是雪中送炭，能过个好年。为难的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儿，怎么能将这几十斤重的东西背回几十里远的家中呢？于是，我把在学校食堂省吃节约的几个窝窝头，挎包带回家。让忍饥挨饿的父亲吃了，他的腿有劲走路了，一起返回学校。我抻着布袋口，爹蹲下伸出粗糙冻裂的双手，将胡萝卜一个一个地装入粗布袋子，然后背在肩上。在阒无一人的雪径上，老爸还乐呵呵地说：“国家困难是暂时的，社会主义是垮不掉的。”

第二次父亲送我，是在1962年中秋。那时我刚考入平山南关中学高中部，开学不久，校领导通知我和其他三位同学，说是被石家庄一中录取了。于是我高兴地回到乡村老家，到公社办理了农村户口、粮食关系转移非农业人口手续。父亲坚持送我到县城长途汽车站，并看着我乘上通往市里的班车。当我在车上回望时，只见古铜色皮肤的父亲，满脸绽放着幸福喜悦的笑容。这是我生平首次乘坐汽车，也是首次走进石家庄。

爸爸第二次接我，是1965年的盛夏暑伏。那天是一中高中毕业生高考返校日，也是高考成绩公布日。下午，劳作忙累的父亲早早徒步12里路，等候在开通不久的孟耳庄车站。夕阳西下，我一到站，就望到家父期盼的眼神。当得知我考上天津的一所大学时，他老人家高兴得合不拢嘴，说：“共产党好，毛主席亲，穷人家的孩子才能上大学。”尤其，快走到移民新村时，乡亲们老远就喊着问：“闺女考得怎么样啊？”父亲欣喜大声地说：“考上大学了！”引来父老乡亲们一片褒奖之声。在大学读书时，我享受国家助学金每月16元。节约的钱，给父亲买回一顶咖啡色栽绒棉帽。寒冬腊月，老爸戴着非常自豪，左邻右舍的乡亲们也赞叹不已。

第三次家父送我，记得是在1970年大学毕业分配工作。父亲不放心我独自到陌生的千里之外的异地参加工作，执意送我步行到长途汽车站。

第三次接我回家，是因我十月怀胎，要回老家生孩子。那时夫妻俩远隔千山万水两地分居。我只能独身一人，从湖北孝感坐火车，转乘汽车回来。当我下车后，等候多时的父亲，满脸笑容地接我陪我走在距家十几里崎岖不平的山坡小路上。每走到陡坡岸坎时，他总是先迈下一步，然后转身伸出宽大厚实的手，紧紧托住我的手，一步一步往下挪。并一再嘱咐我，慢点，小心点。生怕有半点闪失。

我是幸福的。遗憾的是，当我与爱人告别十年牛郎织女生活、定居省城住进楼房时，而古稀之父却已作古，我真想让他老人家再活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