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马地巷是昆明老城改造拆除的一条消失十多年的巷道，巷内一座座明清建筑的四合院原来是谁家建造的宅子已无据可考，我只知解放后都是公房，每座院落诸姓杂居，一家一姓四五十年地居住在一个天井里，不沾亲不带故，却和睦地隔堵土墙或隔道板壁地住在一起，住得老的老去，新的新生，一代又一代地每天在一个门洞里进出，仿佛一家人似地，理论起来，若不是前世缘，今世何以在一个天井里半个世纪几代人地共处？因为这条巷最初置地起房的人，名不足以留册，最后安身的平头百姓，又来去如浮萍，不像邻巷靛花巷有西南联大的名教授们在书信往来和名家文章中留名，致使我查遍史料，唯有《五华区志》一类史志的地名表格里，填有“老马地巷”四字，不禁唏嘘：一旦我们这些搬迁了十余年、旧身份证上留着它名儿的老住户死光，它在世上的痕迹，唯有表格里的几个字了。乘记忆犹新之际，为它留下一笔，以不忘根本。

一

老马地巷南底北高，是条下接青云街，拐两道弯道儿，一架石阶斜坡而上，通向北门街，长百十米，可五马并行的巷子。由青云街这头入巷，石板路悠悠而上，两边四合院灰瓦白墙土红木门，总共五座。巷道的平路结束处是石阶，石阶拐弯儿上去，坡顶就是北门街，它与北门街都在圆通山南坡上，我推测是这个地理原因使它归属北门街的。小时候多么希望我们的巷归青云街呀，我家住的小四合院南面院墙就是青云街，院门上钉着“老马地巷1号”的铁牌，可是紧邻的靛花巷，却属于青云街，我羡慕死了住这邻巷的人，因为他们每月里就在本巷里的煤店购买定量供应的煤，出巷过街，就可以在家对面的粮店购买定量供应的粮油，什么都在家门口，不像我们巷子，每家都得爬上北门街去买油盐柴米，家里非得有能够手提肩扛的劳动力不可，生活很不方便，我为这种不同直犯嘀咕：国民初期蔡锷、唐继尧两位云南省长（都督）皆住北门街，那时老马地巷大小户主们因为自己的巷有一头在那街上，就攀附，使自己的巷属于那条街？若是这样，应是天意了——如果我们不往北门街去买柴米，外婆在北门街居委会工作十余年不是随时往那上面去，我哪能对整条巷熟稔。

我很喜欢我们小巷既宽敞达通，又有弯弯的道儿和错落的院落：五座小院依地势错落，门庭前突者，突得恰当，不多出一步，不多占一尺地，规规矩矩立于道旁，不碍人行；院门后缩者，门前有空场，不觉地背，于是各得地势之宜，谁也不夺谁的风水；院门不直对而门不当户不对，好处是邻院人闹隔阂时，不会开门就老脸对老脸，面子避不开，我们现在火柴盒似的单元楼，一层楼两户人家门直冲着门或几户人家门挨门，若邻里不和，每天开门就尴尬，住过这样的楼，才晓得老巷四合院的大门，很是体谅人情。一条巷里几座院落布局得当，表现的是匠人的智慧，房主人的修养，想来这些人，就算是匠人不能识文断字，也耳濡目染得儒家仁厚与《易经》顺其自然因地制宜的修为，不然在先来后到的建房者当中，横出个把好处占尽的主儿，次第而成的这条巷，哪有后来这份和谐，如果不留出余地，不让后来的人感觉宜人宜居，这条巷恐怕建不了那么些院落，尤其是巷道不会宽阔得驮马对过还有余，连现在的卡车都松松的过。

二

巷里五座四合院，西面三座，东面两座，没深宅大院，只有大户小户之分，单从西面三座院门上冷眼一瞟，门里家底厚薄，一眼观尽。这三座院坝的第一道门是小户人家的宅子，里面方方正正一个天井，没有其它回旋地，成了公租房大杂院后，住下十一二户人家，我家是其中一户。这儿的人家，住几年就搬走的很少，绝大多数是一住生根，末了为小巷“送终”，我家就是这样的住户。父母在解放初期来这里向公家租房时，整座小院空着，就选了相对安全又看得见院门动静的一间——正房靠楼梯口的屋子，住了五六年后我出世，父母再租得楼上临巷的一间小阁楼住，让外婆带我住这间十多平米的屋子，再后来有了弟弟，祖孙三人在这屋里一张床上睡，全家五口在靠门的一张小方桌上吃饭，这样整整齐齐过了近二十年以后，父亲单位盖宿舍，三代人才既分又合地两边住。

外婆带我和弟弟住的这间老屋子，仅一扇木格子花窗，窗有人高，窗牖连着门框，是楼梯的墙体，光线因而被整架楼梯和另一面墙给挡了，屋里极暗，屋子山墙脚还起青苔，因为山墙外面是另一座院坝的围墙，两墙之间的夹道只有一人宽，而两面墙头的瓦檐又一上一下重叠着，阳光都射不进去，下雨时，高处的雨水往下直泻，再淌到夹道底，瓦上冲下来的尘土终年堆积，又照不着太阳，沤成黑泥，外婆管那里叫阴沟。房管所一段时间来掏一次阴沟，保持排水通畅。有年雨季山墙进水，水从我们睡的大床底下淌出，一直淌到门槛前，房管所来人修，有的在阴沟里掏泥，有的来我家移床挪柜挖墙脚，挖出个洞后，里外两边的人把头伸在洞口对着讲话。从墙脚拆出来的两块青黑色大砖头，外婆和我都翻不动它，令我印象很深。

我们院坝的大门门柱，是同样的大砖头砌成，被撞出豁口的地方，成了男孩玩物的储存地儿，首先是大门外两边最易撞碰之处的几个豁口，男孩蹲在地上弹玻璃珠儿，玩得没趣了，站起来往门柱上的豁口里弹，人站一步之外，乜斜眼睛，侧身伸出只手臂一弹，嘴里喊声“进！”其次是大门背后，大概为修门框，那里的砖头有的被砸掉半块，有的凿出洞，我弟弟与伙伴弹玻璃珠、玩纸折的豆腐壳，玩得忘了时间，又赢得大把的豆腐壳和子弹壳，不敢带回家，进大门时，先把所赢之物在门背后的大砖里藏匿了，然后若无其事地小跑着进家。弟弟赢到的子弹壳，有的成了外婆装针的针筒。子弹壳是文革武斗时“八派”和“炮派”在青云街、北门街和云南大学打仗时留下的，四五年后成了小巷男孩们的玩物。小巷拆除后，有次进圆通山上的圆通动物园，走到明代城墙遗址前才注意到，古城墙的砖块与我家老屋房基的大砖和我们院坝大门门柱的砖头，无论大小、厚薄、质地和颜色，一个模子倒出似的，肉眼看那成色，也没点儿区别，这下，我对我家老屋和我们老巷的历史，算有了点眉目。

三

我们隔壁的院坝是巷子里最大的，有正院偏院，门脸儿气派，两扇木头门板又宽又厚实，单一扇就快要有我们的两扇院门大。门头瓦檐的两头高翘如展翅，其上有各种飞禽走兽，风吹瓦草摇曳时，这些泥塑的动物仿佛在草中晃动，我小时被吓着几次。这道门不与我们的院门平齐，往前伸出去了两三步，门两边有石礅，其上应该蹲着对石狮子，我有记忆时石礅就空着的。这道门是小孩老人都爱来玩的地方，两扇木门厚得小孩的手握不过来，小伙伴玩躲猫猫时，当老鼠的几人合力把两扇门关紧，当猫的那个人休想推开门，推不动，没人愿当猫了，才修改游戏规则——两扇门关着，当猫在外面推几下推不动，只需在门外一拍门板说：“我逮到你们了！”门背后的老鼠们就算被捉到了。这门的门槛又长又宽，惹得小孩子上去蹬，老人们当作长凳坐，早晨就来坐着向太阳，老人一见小孩子来蹬门槛，“咳”一声轰鸟似地叫起来，边骂“滚下去！小死鬼！”我儿时被老人又轰又咒过几回后，晓得凡是门槛不能踏，这是小巷教给我的第一个禁忌。

第三座院坝的大门又缩在第二座的背后，缩进去十余步之深，形成岔巷，三四级台阶上的大门又往里倾斜，两扇木门大开时，完全依在门洞两面墙上，好像没有墙就会倒掉，外婆有事使我去那院坝，若是晚上去，又逢岔巷木杆上的路灯瞎了，必须两手摸着木门往里走，觉得门洞墙要倒，心发毛，这是座依地利建得深藏不露的院落。

四

巷东边的两座院坝一小一大，小的那座让我多少理解了“天井”两字，大的那座使我触摸着了“老马地巷”巷名一丝儿由来。

小的院坝给我一种非常阴的印象：它比我们院坝还小，进门左手两间小耳房，其中一间住着位病恹恹的老人，他时常坐在家门口烧风炉烤火，我从没看清过他的模样，只记住他从棉衣袖管里伸出来烤火的双手，干枯得像块柴，我从他面前经过是跳开着走的，很怕那双手伸来抓我。经过老人门口往前右拐，进小圆门，里面是又窄又湿的天井，站在天井里抬头望，四边楼头往中间挤，把天空挤得宛如个井口，天井的地上铺着的石板长了青苔，我怕滑，不敢下去走，在这里才真正体验到没有比“天井”两字能把小四合院之窄、露天之小给囊括尽的。

大的这座院坝却给我留下截然相反的印象。它的门脸挨着小的那座的屁股，门前空出块扇形地，上面有棵两三人合抱粗的杨草果树，这院坝地势比巷道矮，最矮的地方矮下去一人高，雨季巷里的雨水直往这儿灌，也不知排水的奥妙在哪里，不但那片扇形地不见变成泥塘，比扇形地还低下去两级台阶的门里院坝，也不见汪成水塘，反而因为低洼，院里的一口小水井在巷里其它水井干的干，被填埋的填埋之后，唯独它还在，四季有水，只是雨天水混如泥水，自来水引进各院坝以后，又没人掏洗井，这井的水冬季才清，其它时候水满而浊。我家平时洗鞋洗很脏的东西和过年大扫除，就去挑这井水用。这院落空旷，有三方是临时建盖、歪歪斜斜的砖墙平顶房，只有进大门靠巷道这边有排正二八经的房子，木土结构，一楼一底，走廊格外宽，任住户在自各的门前置风炉砌灶放杂物都还空，文革时期巷里集中跳忠字舞和收听半导体收音机里广播的毛主席最高指示，多半在这里进行，人们端着小板凳来，把廊沿坎儿坐满，最多顺着两台石阶再坐下去，就都坐下了。跟大人来的孩子们喜欢上楼玩捉人游戏，跑来跑去把楼板跺得山响，震得楼板缝隙间灰尘扬沙一样下来，落得大人们一头一脸，于是下面骂，上面跳，开着的会或跳着的忠字舞不得不停了，等把孩子们撵下楼又继续进行。

我习惯了四合院没有多余空间的拥挤，对这座房屋少、院心大、空地多的大院坝，有种城外的感觉：只有一面正房，其余三面是光秃秃的土堆包，各家在上面私建了几间平顶砖房，这儿一间那儿一间不成样儿，平顶又抹泥，灰突突一片，这些简陋得与小巷原有建筑格格不入的平房，不是储物间，是住人，住里面的人操着怪怪的口音。外婆因居委会的事去他们那里，也不久留，我去挑井水，井就在砖房前面，那些人三五成群地聚集在门口坐着，拿眼睛直瞅人，他们于我一直是陌生人，而那边正房里的人，隔着院心远远地同我搭话，是长辈的都会问几句与我外婆有关的话。

我长大离开小巷后走遍云南，山乡马帮见得多了，就想到自己生长的老巷，为什么会有那样一个村野般的巷名？我和丈夫在外婆寿终正寝的小阁楼里结婚，住了两年多。他是边疆人，自小养马，解放前马帮来他家打落时，他割马草卖给马帮，所以他一来小巷安身就直呼我们的小家为“小马店”。小巷被夷平后我想知道巷名由来，查史志，结果除了巷名四个字，没下文，觉得还是丈夫的直觉对劲，于是就往这方面瞎想。首先想到我们小巷归属的北门街，街上有几座民国时期的达官府第和贵人豪宅，权贵出行少不得马，那时候物资运输主要靠马帮，马帮趋利，少不得常来北门街，落脚的地方会首选宽敞的老马地巷。再往下想去，自然联想到我们巷里这座显得空大无用的院坝，于是自己在心里凭想象还原它最初的面貌：

第一是把那些平房的砖墙拆了，剩几根木柱撑着平顶，恰似马厩，院坝三面数间的“厩”可以容纳二三十马匹，有那么多的骡马，厩前的泥巴地才被踏得那般瓷实。接下去又想，马帮驮队来到后，先在门外扇形空地停下卸驮子，有马驹跟来的，赶马人先把小马拴在墙边的杨草果树上，如云南花灯调唱的“小马拴在大树上”，把卸下的马驮子抬进院子，怕湿的驮，放到正房廊檐下，不怕水的放在院心露天。放妥了驮子，把骡马赶进大门，右首走几步就是那眼小水井，井边饮了马，赶马归厩，如此一来，这座院坝的院子之宽，人马行立时回旋余地之大，大门外扇形空地之开阔，那棵杨草果树挤在角落里生长等等，全都有了合理安排，也就不是我小时候看见的大而无用的样子。

由此联想到小水井的用途上，巷里人家只用这井水洗东西，不饮，自有根源。这口井浅，井口石圈也矮，井台周围只铺了两步宽的石头，到处是土，地上晴天都汪水。井水满的时候多，满到井圈那里就停了，老人小孩拿水桶直接舀水，我印象里它总是混混的一井水，这样的井饮马用，十分相宜了。此井既然饮马，当初建院落掘这井，也就依用途而行，所以井浅，容易提水；井口小，马匹掉不进去；井台也砌得简单，人能站就行；马蹄在泥地上不打滑，所以周围不铺石头。如此这般倒回去演义，这座我感觉中的城外院落，就是巷中最热闹之处，每天马帮络绎不绝，铃声叮当，马嘶人叫。我去小水井提水，不时看见住正房那位高个麻脸的奶奶，立在廊沿上，嘴里刁根香烟朝平顶小屋那边骂，跟我说话时嘴角冒着烟雾，那时就有种感觉，她是这院坝的管家。如果过去这里真开马栈，难说她是店主的大小姐。

五

巷里院落因地制宜，没一座雷同，我印象最好的是我们隔壁院子里的小偏院，进大门沿甬道走到底是正院，大门右首是小偏院。偏院是座一面照壁三面一楼一底房屋的狭长形小院，尽管它仄窄得连女孩子“跳海牌”的空地都没有，可我非常羡慕那一道道窗户——对开的小方格木窗镶着玻璃，打窗前过，方格里有人影动，巷里各院坝的木花窗除了这里的一律裱绵纸，不透明，花格上落满了灰尘，相比之下，小偏院是整条巷最洁净讲究的了。

偏院那么狭促，竟然还有种果树花木的后院，里面一样局促，却长有一棵树杆弯弯的枇杷树，树像把巨伞，把整个的后院天空荫没了，白天像黄昏一样暗。我跟外婆来这院子，遇上果实熟时，大人必往我衣服口袋里装枇杷，塞得鼓鼓的，没有现成果子的时候，大人就领我往后门去，打开一扇门板进去，拿起靠墙上的竹竿往树上打，打得叶子噼叭叭响，枇杷叭啦啦直落，我仰头朝竹竿打处望，透过卷着边儿、一面墨绿一面棕黄的密密的树叶和结得一团团的金色果子，隐约见楼上窗牖里，有人伸出手来摘树顶的果儿吃，原来这树弯是弯了，却不矮，长到楼上窗台下呢。那一刻，楼上的人摘树顶的枇杷，慢慢地一颗颗摘，树下的我们，一杆子一杆子打树上的枇杷，猛打几下，树脚一片毛绒绒的金黄色果儿，我边拾边擦毛边吃。这枇杷核小，肉多，味极甜，以至于我吃枇杷的最早记忆，完全来自于此，而且觉得那种枇杷已经绝种。

这里的正院也是我常来与小伙伴玩的地方。正院有个后院，后院开了道角门，小时候觉得这角门别有洞天，因为出这道只容一人的小门，竟会走到另一条巷，即巷底是个小煤店的靛花巷，角门与煤店的门呈直角，就是说，这院坝的正门开在老马地巷，角门已开到其它巷里了。成人后读《红楼梦》，书上写薜宝钗一家在荣国府东南角的梨香院暂住，宝钗的哥哥一开始觉得住着不自由，谁知梨香院别开的街门，让这位公子哥儿很是称意，可以任意与狐朋狗友往来了。读到这儿，会意一笑：大户人家于宅院最隐蔽处别开一小门，隐掉了多少不让人见的事。

我们巷里建得最好的这座的正院，天井方正，四面一楼一底的屋子，楼底有回廊，楼上的一扇扇木格方窗打开时朝空中挑起，屋里的人时常从窗口伸出头来，大声八气地与楼对面窗里的人或楼下的讲话，那声音从空中传下来，怪怪的，后来长大看鬼怪小说，读到无形的妖祟在空中对地上的人说话，耳畔会隐隐响起那时听见的声音。这院坝天井铺地的石头很讲究，经雨水一冲，显出漂亮的孔雀绿颜色，天井四周的石砌，白中发青，光滑细腻，惹得我们这些邻院的女孩子跑来跳海牌，坐地上弹酸角核儿，抓猪拐骨什么的。我们院坝天井小，铺地的青石方砖相对小，大人允许女孩们跳海牌的地方只有八块地砖，才跳几步就见输赢，而这里天井的石块不仅大，可以跳的地方有这项游戏标准所需的十八个方块，单一只脚，边跳边踢块瓦片，从起步跳到“下油锅”最后“上天堂”，一步不少，跳得非常尽兴。

六

小巷幽曲处里伏着的院落是巷西面的第三座，岔进去一条长几十步、拐个九十度弯的上坡路，再拾阶上去三四台才到这院落的门口，进大门，入门洞，再进道门才是天井。巷里的四合院，这座的地势最高，四围的屋子，只有上方北面有楼头，天井格外的敞亮，太阳从早晒到晚。这院坝之所以深幽，除了门外的岔道，门洞旁边的一个小露天，还有它的后院，显得山重水复。

小露天长方形，与门一样宽，里面一边墙壁，一边是间屋子，住着一对夫妻和他们的一双儿女。与我母亲一辈的这俩口子非常和气，女人脸上随时笑眯眯的，说出的话儿又甜，两个深深的酒窝儿仿佛有蜜汁，难怪这座院坝的事，外婆都与她商量，故而晚上有事了，外婆就使我去她家递话，由于门洞过道两边堆放着木板、装蜂窝煤的竹筐，又黑又窄，我离开时，她总为我这个小孩子家打手电，照出大门，直到路拐弯有电线杆亮灯处才回去。小露天成了这家人的厨房和木工房——男主人摆了个马凳，我几次见他在马凳上刨木头，他家的家具都是新的，轻巧又简单，漆着青光漆，亮堂堂的，相比之下，巷里人家的家具笨重又陈旧，灰不溜秋，在我儿时的眼里很丑。我下乡当知青前，外婆请这位自己打家具的男子为我打个手提木箱，打得同他家的家具一样轻，上青光漆，我提着走路，觉得和他家的家具一样漂亮，后来晓得，这男子打的家具和我的木箱，均用木层板，而我家和其他人家那时的家具，全是实木，是些老古董。我就是提着这个装换洗衣和小零什碎的木箱走出老马地巷，开始独立生活的。

回头来说小后院，它的门是道拱门，非常窄的两扇门板，上方空着，个子高的人伸头就见里面的动静，外婆检查各院坝的卫生，我跟屁股，见这道小门上贴过好几张红纸条，上面用黑墨写“清洁”两字。这里住着大约两三户人家，其中一家只见有位很老的奶奶，外婆使我给她送暖手的烘笼和其它用具去了几次之后，我隐约知道这位老人无儿女。这里没有同龄伙伴，大人对我也一般，可是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这里，那是小院子本身的精致情调对我的味口：迎门两面有三间屋子，再一面墙是花台，上面的山茶树到季节开得一树大朵大朵的花，把一面墙映得红彤彤的；剩下一面墙的墙角有口小井，井小得放不进大桶，只能用小桶，一年四季水清见底，放桶下去打水，有时会打起比鱼苗大点的小鱼儿；整个小院的地上被石板铺严，不见一点土，这印象是我七八岁以前印下的。

十年后就整个变样了：大门口那木匠为我打木箱那年，有天我按外婆交待的事去后院，那是我最后一次去，花台上早没了花树，搭着的杂物间破破烂烂，枯了的水井上支着石磨，天井被棚屋和鸡舍占得只剩下条过道，每间屋子的门窗脱尽颜色，糊窗的绵纸旧得发黄还通洞，这最后一眼所见，几乎把我儿时对这里的美好记忆一扫而光，往后竟以为儿时的印象是个梦——平民居住的陋巷里，怎么有如此清幽之所？现在一想就明白了，造这所宅子的主人，一定有个美人胎的女儿，与之相配的后院才建得这般玲珑。

七

巷西边除了三座院坝之外，是片有树有草的陡坡，坡的那一头是道石阶，坡顶曾经有座小寺或者庵堂，正门开在北门街上，侧门在石阶旁，小时候外婆把我带去那里，最记得在一间梁柱上悬下无数绣幛锦幔的大殿里，老尼拿供桌上的米糕给我吃，我边吃，边仰头望桌上灯烛通明处盘盏上的米糕和水果糖，想通通吃下肚去，我一定饥饿了不少日子。这里文革时被砸，人们用殿堂里的绸缎布匹拴着那些缺头缺手的铜和石头塑像，一直拖下来巷里，往青云街拖去，我挤在人群中看热闹，经过我们小院对面巷墙上的一道小木窗时，我往窗里一瞥眼，见有张老脸贴在窗子木条上，那是瞎眼麻子脸的老奶奶，她经常这样听巷内的动静。我们巷两边墙壁上原有的窗户，一概开在楼上接近瓦檐的高处，只有这瞎眼奶奶家，在人腰高的地方打通一道小窗，巷里的孩子们就来窗下淘气，要么往里扔东西，要么突然往里吼一声，老人只得经常关上窗板。这窗户两边的墙上用红色涂料写着标语，每个字有盆大，我记得最牢的是“扫四旧”几字，因为那段时间巷里堆过很多的“四旧”东西，人又多，非常热闹，我对凡是旧东西皆该抛弃的观念，就是在这热闹当中给培养起来的，日后为之付出的代价简直没有尽头。不过，对给我吃米糕的老尼、烛光和屋子空中悬挂着的五颜六色的绣品，我不仅没有该“扫除”的想法，反而一段时期就会被什么事给勾起而想到它。我那时四五岁，是新中国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我没记住饿肚子，反倒记得那米糕和绣品，说起来有点诡异。

八

小寺或庵的房屋毁没毁我没有记忆，几年后，这里住了几家人，原来的小侧门成了其中一家人的门，下面的坡地上盖起房子，与石阶之间形成条泄洪排涝的明沟，这沟里一年四季淌水，雨季水大，平时水小。这些顺坡一台台盖上去的房子，全是平顶，每间差不多大小，土基砌墙，抹水泥，因为沿坡而建，房子一间接一间，这家的屋顶成了那家门前平台，门各朝一方开，房屋又无所谓结构，形如乱堆在一起的水泥火柴盒。房屋之间留出过道，七弯八拐得令人晕头转向，又没有院墙和大门，仅在入巷道的地方留出个一人宽的口子，人直进直出，那时巷里每座院坝天黑后无不关门闭户，常有夜归人一边使劲拍大门一边大声喊开门的叫声，所以这里与小巷那些规规矩矩的院落相比，形如两个天地。建筑不同，居住者更加不同，外婆因居委会的工作常来这里，我跟来一两次就不愿来了，转来转去都是硬生生、严丝合缝的水泥抹墙和水泥地，旮旯角儿连棵草都不长，不好玩，有次外婆来解决打架动刀的事，北门派出所的民警都出动了。

这里二十来户家人，全是一口川音或者近似的外地口音，我那时还没有走出过昆明城，连走到市中心都算是远的了，怎么晓得是川音？因为北门街四川会馆里住着的人家，就这口音，里面有位与我外婆要好的居委会委员，外婆常去那里，我自然熟悉那种口音。现在想来，自己建房子安居的这些人，与四川会馆里的人一定有亲戚关系，不然怎么集体移民似地来四川会馆大门街对面的坡地上，筑屋而居？他们的房子自家建，好些年才陆续建成，我常见女人们就地取土，用木桶挑明沟里的水，男人们于巷道边上，手拿锄头，赤脚和泥，把和好的泥填进地上的一排木模子里，压实，表面抹平，取开模具，就地晾干，他们的房子就是用这些土坯一块块砌成的。有好几年的巷道边都晒着土基，赤膊赤脚的汉子和小孩子们端碗饭蹲在土基旁吃饭，斜面对是巷里唯一的公厕和厕所门口的粪坑，整条巷的人们大早起床上厕所，带便盆去倒，在明沟里刷洗。后来墙根脚很少见他们托土基时，水泥盒房子也建得差不多了，住这里的老人出来靠墙跟脚向太阳，这时候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距整条巷拆除只有二十年，所以在此凭自己的双手建起家园的人们，只繁衍一代人又要迁移了，我没记住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更不知道他们从哪迁来，又迁往何处。

九

小巷坡地上盖了那些火柴盒房子后，只剩一小半空地。这小半空地上有个防空洞，是在毛主席最高指示“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那年挖的，红砖砌成，铁栅栏门，挖洞那年月我们这些小学生经常跟学校集体出动，男生女生都按学校要求穿白衬衣蓝裤子，各自从家里提个小木凳，去大街上坐着听广播里播放毛主席的最高指示。那时觉得大人们整天恐慌，悄声议论，我最有印象的是说中央哪位元帅准备扛枪上山打游击。

防空洞挖好后总不进去躲警报，我们老想进去玩躲藏的游戏，就左问右问大人哪天去躲？铁栅栏时常锁着，门里地上积起一塘常年不干的浊水。我们女孩子爱几个人约了去铁栅栏门前往里张望，水塘再往里黑乎乎的，就故意说声有鬼，撒腿跑开。男孩子们最爱在空地上的树木草丛中“打野仗”，防空洞顶部是他们夺取最后“胜利”的高地，谁先爬上去谁赢。如果遇到洞门正好虚掩着，胜利高地也不夺了，一伙儿冲进洞去，转眼间又一窝蜂喊杀而出，门口的泥水都被孩子们踏溅光了，所以弟弟只要拿着他的弹弓枪回家，裤子上全是稀泥，就知道他去钻哪儿了，免不了挨外婆一顿细棍子。

小巷拆迁前，只有男孩子们打过“野仗”的防空洞，门口早已被人们倒掉的废土烂砖堵塞严实，上面长草，没有人指点，不知里面有洞。

十

在人们吃穿靠国家定量供应，物资极度匮乏，家家皆穷的十多年漫长岁月里，小巷空地上的一切天然所出，及时补充了各家生活所缺：缺蔬菜，这里出野菜，缺柴禾，这里两棵杨草果树的枯枝败叶是引火柴，缺钱买药，这里出草药……天不弃人啊。

由于水泥盒房子逐年增加，空地渐自减少，最后剩下的坡地如果挖平了盖四合院，顶多容得下一座，可是这坡陡——我小时候扯树攀藤地爬上去，但下不来，上到北门街后再绕道从石阶上回来——又是一坡的树木草丛，坡脚的树是大树，草丛也深，因而显得空地很宽。这空地上的树我记住的只有杨草果树，是两三人合抱粗、高得撑天、在巷里哪儿都能望见的两棵树。

每家人用购煤本买煤，可是燃煤的柴禾却没地方可买，柴精贵得什么似的。别的巷子人家用什么燃火，我一点不知，我们小巷人家的引火柴很得力于杨草果树（学名为桉树，又称尤加利树）。这树的果叫杨草果，我们叫树叫杨草果树，我从没听小巷人叫过一声桉树。巷里总共有三棵巨大的杨草果树，两棵在空地上，一棵在对面的院坝门口，既然在人家门口，仿佛是那门里的财产，其它院坝的人很自觉，只去那两棵树下拾柴禾。巷里最高之处就是三棵杨草果树，枝枝叶叶一大蓬地从高处垂悬下来，茂盛得可以在树下躲雨。秋天，一树的绿叶变黄，黄而变红之际，风一起，哗哗飘落一地，把树下铺得满满的，风中，杨草果落下来啪啦啪啦砸在枯叶上，这时候，细长的枯枝也横飞下来，风再大一些，还把树身上一条条干枯得卷起来的树皮儿给撕扯下来，脱了皮露出白生生树身的树杆光溜溜的，人爬不上去，也不用爬树砍柴，秋风为人送柴，人只管树下拾：那叶子，油得透亮，那果果儿，油得粘手，拾回家存放几天，那叶子划根火柴一点即燃，除了松明子，没有比这叶子更好的引火柴了。那时如果没有三棵杨草果树，我们小巷人家会找什么来笼火做饭？真想象不出来呢。饮水思源，很想知道是谁为小巷人种下这些“柴禾”，可惜连巷内宅子主人是谁都无从而知，何况树。私下思忖：种树目的一定为提炼桉油，只是树大得用时，风水转了，没人用它来提炼油，它自身的弃物刚好补小巷人日用之缺。

抗战时期流亡昆明的西南联大教授们当中，沈从文和冯至都注意到这种树，沈从文在散文《怀昆明》中写他寄居的北门街蔡锷旧居里——刚好在我们小巷空地这片坡地顶上的左边——的尤加利树，“二十丈高摇摇树身，细小叶片在微风中绿浪翻银”，树枝高处“长日可见松鼠三三五五追逐游戏”。冯至当时为躲日本飞机空袭住进城北的山里，在那里写下他著名的《十四行集》诗，其中就有一首《尤加利树》，这种树被诗人奉为“有如一个圣者的身体”，我在这诗句中找到了对杨草果树的感激之辞：它是我们整条小巷人家的引火柴，少了它，我们每顿饭做起来更难了，它让众人一点不需付出、不间断地去取它身体上的东西，只有圣者能做到。

小巷人家每天做饭离不开引火的杨草果叶和果儿，是因为每家烧火用的是泥风炉——家家门口过道上置一只风炉煮饭做菜。上大下小、水桶似的风炉，用红白两种泥烧制，红泥炉廉价而易烧裂，一般用来做饭，白泥炉价高而牢实，我家有只小巧的白泥炉子，只舍得隆冬烤火，还有春节那几天烧栗炭，一家人围炉而坐，边向火边烤糍粑吃。风炉笼火时，用得起松明子的人家也还要掺用杨草果叶点火。火点着，加上几匹叶子，添进几根小细柴，一点树皮，再抓一把杨草果儿放上，就可以加煤了。杨草果儿不易燃，燃着后，木柴一样耐烧，不仅能把煤炭烧着，还能烧燃蜂窝煤，所以在杨草果儿可以当木柴使这一点上，不把整棵树叫做杨草果树，不义气了。

风炉的肚子小，原本烧不掉多少柴禾，但巷里人家毕竟六七十户，家家都到杨草果树下拾引火柴，又都人人拾得到，从没有争抢的事发生，现在想想可怪了：三棵树就那么恰好，满足尽了一条巷的柴禾需求？推测不了天的事，就往人方面想，想到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外婆用柴禾的节省。我每次从杨草果树下拾回柴禾，放在风炉旁一只竹提篮里，如果这天外婆算好了她做完居委会的工作在我之后回家，要我先笼火煮饭，她会把提篮里的杨草果叶分出几匹来，交代我放学后笼火，只烧这几匹就够了，有时烧的煤是好燃的柴煤，外婆再交代说，杨草果只放半把，放一把就浪费了。别家人笼火同我家一样节俭，不是这样，再来三棵杨草果树也不够用。

煽风炉的火扇，跟夏天扇子一般大，竹篾骨架，糊绵纸，这纸火扇轻，煽起来风又大，只是易破，脾气爆的人煽几下煽不着火，或者与家人正在吵架，就拿它出气，砸到地上，纸就开口了。还有竹篾编的火扇，笨重得要使劲煽，风却小，好处是任人拿它出气，把它摔到天井那头去都摔不坏。纸火扇在街上的杂货店里有买，我家竹篾火扇是乡下亲戚自己编的。

做顿饭，煽火从头煽到做完饭菜才摆手。我表姐从个旧考大学考来云南大学，学校大门距我家几十步路，她来家吃饭不习惯我们烧风炉，因为她家所在的小城，人家都烧灶，柴是大块地烧，做饭是大锅大灶，哪像昆明人小炉小锅的，她后来每忆及老马地巷，别的没印象，只记住我家做饭时的情景，取笑道：“家门口石礅上支个小风炉，用那点儿小火扇煽个不停，做顿饭，煽得个‘非了非了’。”煽火煽出昆明方言“非了非了”的那种邋遢声音，大多是扇骨断了的纸火扇发出的声音，好火扇煽出有节奏的呜呜声，风声一样好听。每天煽火声伴随炉子上方烟云淡去和锅碗声响起，一家人围坐吃饭的温馨时刻就到了。

十一

春季的菜是一年中最丰富的，除了菜店定量供给的一两种菜，还有小巷空地上长得一片片的灰条菜和小米菜，不知是长得太快还是其它，我每次去采，就像去拾杨草果树下的柴禾，边玩边采，没人与你争。

臭灵当是巷边墙脚哪儿都长的一种草药，大叶片，叶杆毛绒绒地粘手，谁感冒或上火了，就近采片叶子用开水烫吃，叶子摘下来时还有股臭味，水一烫就没了，一入口，满嘴清凉。这药真是长给穷人的，一年四季只有隆冬时节它才枯死。

夏季的蒿枝成片疯长，别的草都见不着。端午节前，家里有小孩身子长痱子的，都采蒿枝来洗。吃粽子那几天，蒿枝长得密不透风，小孩子钻进去就没影儿。这段时间的晚上我和弟弟可以不用糊纸盒（外婆去街道上的纸盒社领来做的手工活儿，计件领工钱），伙伴们来邀约去捉铁豆虫，外婆就让我们拿上手电筒去，在大人分配给的活儿当中，捉铁豆虫回来喂鸡是最有乐趣的。天黑后，铁豆虫爬在蒿枝头，如小鸟歇高枝，巷里电线杆子上挂着的一个白炽灯昏昏地，根本照不亮草丛，捉虫得打手电筒。手电筒朝蒿枝上照去，铁豆虫像颗炒糊的蚕豆样一动不动趴着睡觉，两半铁壳般合闭住的身子，放出幽幽的绿色萤光。虫子对光没有反应，凭人去捉，只需伸出两个指头，往铁壳两边一夹，就捉住了，放进有盖的瓶子里。捉这虫子别使劲，不然惹得它长倒勾刺的四脚乱蹬，碰到手上，勾得生疼。捉虫子喂鸡是文革中后期大家开始圈养鸡以后的事，那时每座院坝里过道、各家门口和能放东西的空地，都见木条钉的鸡舍，笼子里，母鸡蹲着下蛋，公鸡不分早晚的打鸣。

我们捉铁豆虫不只在巷里，还到云南大学和翠湖，这些地方路边的蒿枝人动得少，长得真肥，虫子也多。现在，蒿枝这草已成了我们街坊的共同记忆，我有个家住省文联大院的小学同学杨可，父母都是作家，他成了作家后，就有“蒿枝”的笔名。

十二

老马地巷令我刻骨铭心的地方是那架弯弯的石阶，我自二十三年前发表第一篇作品《忆外婆》的千字散文，到今年发表的《在街道居委会的外婆》，无不专门写到，尽管如此，仍然写不出它的灵魂来，犹如写不出最亲爱的人一样让我惆怅。现在下笔，明知不会好到哪去却还想写它。

我在它上面走了二三十年，就没数过它有多少台，估计不会少于三四十台，每台铺着大石条，它自我出生就是一架十分光滑的石阶，凹的地方，有的形似人脚掌，有的像马蹄，多数看不出个样儿，不管什么形状，皆没有一点点梭角，光溜溜如石臼一般，我年少时上下，还专门朝里面使劲踩，脚像棒槌一样在里面里磨，是儿时的一种乐趣。我观察过大人们走石阶，为省力，也爱照脚迹窝走。我们那时的人大多穿自家缝的布鞋，以布磨石，越磨越亮，而之前的民国时代，百姓穷得多数人穿草鞋或是打赤脚，有皮肤和汗迹的浸润，很是养石，能够伤石的只有往来马帮的马蹄，不过，马匹不日日走，人得天天上下，走它百年，石头哪有不被细细研磨平滑的道理！石头平时是一种脂白色，一场雨后，白中飘出青绿和青灰色，像中国的玉。雨中我最爱玩的地方就是这里了，戴上小竹篾帽跑来石阶上，光脚板在上面滑来滑去的玩。

石阶可三人并行，走驮马的话，赶马人同负重的驮马可以并排走。坡道设计很巧，不直上直下，拐道大弯儿，缓缓地上下，走起来不费劲，所以巷里老妇尽管大多缠过脚，上下石阶毋需人扶，雨天也照样走，我那小脚的外婆，她直到死前几天都自个儿爬石阶。老人如此，孩子们走石阶简直玩耍一样了，上的时候跑上去，下的时候展开双臂飞奔而下，犹如空中滑翔下来的鸟儿，还不大摔跤，也不知奥妙在哪儿。外婆在居委会的一位同事住北仓坡，一道门里就住她一家人，院坝有半边空着，种满了玫瑰花，每到初夏，外婆就带我去她家采玫瑰花瓣，回家来做玫瑰饴糖。采满一提篮花瓣后，我不等外婆，提着篮子先走，出门沿石板道直下到北门街，过街，走来到我们巷子的石阶坡头，然后飞跑而下，提篮里的玫瑰花瓣撒得一坡都是，到家里，漏剩半篮。外婆往往罚我一个人再去采半篮回来补上。

老马地巷属于北门街，这一归属不仅是户口本上的，还有国家每月定量供应居民的粮油和煤，也必须上北门街粮店煤店去买。上北门街买煤还好，只要用购煤证去记个购煤的数量，在上面盖个章，付了钱，就有煤店工人用三轮车绕道大兴坡，把煤送到家门口。到粮店买粮油，完全靠自家搬运。外婆小脚，手里顶多能提几斤东西，她一手提装有两三斤面粉、半斤菜油的篮子，一手提装了杂粮的布口袋，走走停停到石阶面前，邻居路遇，主动帮她把东西提下石阶，不遇人时，她自己也能提下石坡。我是家里劳力，负责扛回奶孙仨一个月的大米，肩上扛着实砣砣的米袋下坡，心想飞，脚却不听使唤，这才低头望路，照着石阶上的脚窝儿下脚，尤其冬季结冰，腿僵石头滑，不这样老实走，根本下不去，所以我小时候唯一能够规规矩矩走石阶下坡，只有这样负重的时候。空身走时，哪里需要借助什么脚迹窝儿，脚下只管见凸处就落，有高处就踏，借势造力，脚底如飞，没有不好走的。

负重上下石阶，除了每月买米，还有到北门街上的布鞋社交接外婆纳的布鞋底，到纸盒社交我和弟弟糊的纸盒，鞋底和纸盒都用布包裹好，一人臂上挎一包，外婆和弟弟拿小包，我拿大包，这东西比扛口粮轻多了，下石阶又小跑起来。可见，负重之人才会低头认路，注意起别人走出的脚印，尽量踩现成的道走。

北门居委会在石阶顶一侧北门街上，外婆在居委会工作十余年里，每天上下石阶几趟，我印象中，外婆不曾在石阶摔过跤，也没见过其他的小脚老妇在上面仰翻天过，我至今想象不出她们是怎样爬上走下这道石阶的，很是佩服她们的平衡力和脚下的功夫。同时想到，是什么高人，设计出这么稳妥好走的一架石阶？

思索后觉得没什么高人。小巷几百年前还是湖湾的一片荒坡，不足百米远处有贡院（今云南大学会泽院），贡院坡下有码头，水上篷船往来，小巷最初或许就是修建贡院的匠人、赶考的书生和船家在这片荒坡上下所踩出的一条羊肠小道？日后水退，人们来择地建房居住，把小道踏成一条大路后，请石匠铺路，所以几百年间不可记数的人们在上面走，走定型的一条坡道，蹩脚处和隐患处早被修正，也就没一步不妥帖不科学的，我们这些石阶上走过的最后的人，小时候真没听大人嘱咐过“坡上小心！”这样的话。一架老幼皆宜的石阶，不经众人脚下长时期无意识修正，恐怕不能如此妥善。

只是石阶达到极致，生出灵性与文化意味时，小巷已风烛残年，人们看中这块靠山面水的宝地值钱，又不愿在它的历史文化上费神，于是连同西南联大时期无数大师以及社会名流寄住过的北门、青云两条街，拆除夷平，一干二净地另起高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