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日殷红
他病倒了。医学上叫做脑血管意外，半身瘫痪，颅内淤血，失语。
前年，2008年，他过八十大寿，红光满面，精、气、神尚佳，扬言要用一至两年功夫写出30万字的《八十抒怀》。谁料到眼下竟成了这个样子。
医生精心治疗，家人悉心陪护，他一度脱离了危险，病情好转。不料几天前，他的大公子阿吾打电话来：“老爷子拒绝治疗，周叔，快点来！”
我匆忙赶到医院。见到我他突然放声痛哭！我握住他尚有知觉的那只手，只见混浊的老泪在他的眼中滚动着，流了出来……
他哭，哭声里饱含着命运的悲怆，浓缩了岁月的艰辛，还有生命的顽强抗争！面对一个八十多岁老人的痛彻心肺的哭声，即使铁石心肠，也会为之动容。
他不能说话，但记忆尚存，思维仍在继续。他想把一生的苦难和酸甜，把他绝望中的希望，希望后的绝望，把眼前的病痛，向老朋友倾诉……
钮冬林不是什么大人物。虽说是建国前参加革命的离休干部，但一生最高的职务只是个科级，还是个副的。离休了，享受处级待遇。
但是，大社会是由小人物组成的。小人物的实录小事正是构成大历史的细节。不然，历史就失却了真实性。更何况冬林兄的一生与大人物、大时代还有着不解之缘！
冬林兄1928年冬天生于徐州。徐州，五省通衢，交通枢纽，得风气之先。徐州的知识界，人才济济，而且观念新锐。冬林兄的父亲钮啸庵先生，民国初年就读于国立第七师范学校，“五四”运动中是学运的骨干。毕业后在徐州的几所学校里当教员、校长，曾经和熊佛西等倡导并公演文明戏（话剧），在徐州市乃至江苏省小有名气。
抗战军兴，啸庵先生投笔从戎，随着苏北同乡顾祝同将军到了江西上饶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顾墨三将军虽说是武将，但极重乡情，对从没带过兵，更没使过枪械的啸庵先生高看一眼，授以上校军衔。没有实缺，堂堂上校，只当上了三战区军需部军人子弟学校校长。1938年8月，年方十岁的钮冬林随父南迁，在那所小学念书，荣幸地当上了“抗日童子军”。后来，这也成为一大历史污点。
“8·15”光复后，冬林兄考入江苏省苏州工业专科学校，学工科，走实业救国之路。没想到不久，内战爆发，学校变成了兵营，他只好回到家乡徐州。
当时，顾祝同统帅三十万大军坐镇徐州，只要找到他，弄个国军“上尉”当当是不成问题的。但此时的钮冬林在《徐州通讯》当记者，结识了丁晓三等共产党员，同江苏学院（今徐州师范大学前身）、国立七师等学校的进步师生互通声气，交往密切，同国民党的权贵中断了一切往来。
1948年11月，在举世震惊的淮海战役爆发之际，钮冬林已经接受了共产党人的主张，站在革命的大旗之下。
1949年初，钮冬林随军南下。这支刚刚获胜的军队高唱着“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在红旗的引导下，踏着冰雪，跨过淮河，到达皖北区党委所在地合肥。铁流继续南下，钮冬林奉命留城，在项南、汪志馨领导下筹建皖北区团委。
建国初期，共产党人励精图治，清正廉洁，上下级之间十分融洽。老革命项南夫妇和大家一样行军，一样打地铺住宿，一样的供给制。有一次冬林病了，汪志馨大姐送来了两颗带着体温的煮鸡蛋。那是她和项南两人的“特需”。
冬林兄全身心地投入新政权的建设，先在团省委宣传部，后进安徽日报。他热情奔放，才思如涌，写了大量的激情燃烧的文章。在合肥城乡，在淮南煤矿，在皖西剿匪战场，青年才俊钮冬林大展身手，为共和国诞生初期的江淮大地上的万千景象，留下了一节节实录，留下了滚烫的文字……
病床上的冬林兄，睡了。打着轻微的鼾声，他可能入梦了。梦中，手里攥着汪大姐送来的煮鸡蛋；梦中，拉着淮南老矿工，全国劳模丰绪然的手；梦中，在治淮工地上采访女模范金秀兰。那时候，他像一株挺拔的白杨树，风姿俊彦。领导器重、同事称道，女青年向他投去脉脉含情的目光。报刊上，钮冬林的名字甚至受到了李世农、张凯帆、李云鹤等封疆大吏的青睐。
“无常寻人应见惯，总输与他翻云覆雨手。”正当冬林兄春风得意，一门心思报效国家之际，一场突如其来的“反右”风暴席卷神州。冬林兄真诚地听党的话，但不可能知道“引蛇出洞”的权谋。他采写了整风、鸣放的稿件，1957年6月之后，又写了批判右派的新闻。三十岁的才子，和黎钟并称报社“两支笔”。他是共青团员、党外积极分子，对党有感情啊！怎么说，也应当算个“准左派”吧！
没想到一句开玩笑的戏言，招来了弥天大祸、灭顶之灾，也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运动已经到了后期，让报社的采编人员给党组织提意见。有了鸣放中出头鸟遭殃的前车之鉴，编辑记者们多半三缄其口。有人噤若寒蝉，有的在一大堆颂扬、溢美之辞之后，轻描淡写地提几条鸡毛蒜皮的“意见”。两天会议即将结束，这位冬林老兄笑嘻嘻地冒出了一句：“乖乖，搞了两三天，无非想套出几句话打右派，我不说，奈何！”
好了，跳出来一个！恶毒攻击“运动”，现行的。
手握权柄者平日里对钮冬林时不时表现出来的傲气就有了反感，更何况冬林兄快人快语、口无遮拦，稍加整理，“材料足够了”，定为“极右”。戴上帽子，发配到皖南祁门的深山老林里劳动教养，伐木头。“劳动教养”，法外施法，刑期不定，这应当算是当时的一大“发明”。
饥寒交迫，加上超强度的劳动，无端的斥骂、凌辱，肉体的摧残，如席方平之遭锯解；精神的折磨，似但丁之游炼狱。三年劳教，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靠着年轻和忍耐，冬林兄死里逃生，挺过来了。他曾经亲眼看到同伴的惨死，掩埋过死者的遗体。
1961年，七千人大会后，上头的精神有所松动，不少地方为“右派”摘帽，为“右倾”甄别。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凯帆平反后，问道，那个笔杆子钮冬林怎么样了？
于是，钮冬林摘掉了“右派”帽子。
安徽日报是党的喉舌，自然是回不去了。刚成立的濉溪市，被称作安徽的西伯利亚，需要人。钮冬林又从安徽的最南端处理到最北端，在濉溪市一所中学里管伙食，当上了伙头军，工资由行政十八级降到二十三级。
1964年，毛泽东关于文艺界的几个批示传达下来，文艺界整风，为了显示整风后的新景象，要繁荣一下创作，组织各地搞现代戏会演。濉溪市乃新成立的小市，缺乏创作人才，有人推荐钮冬林。钮冬林生来爱听好话，两三句恭维之辞，又飘飘然起来，疮疤未好就忘了疼，欣然应诺，并在最短的时间内创作了一出反映矿山生活的现代戏。矿工在井下开采煤炭，奉献光热，而最光明者，莫过于太阳。所以这出戏就以《挖太阳的人》冠名。
剧本交市泗洲剧团赶排，先在市内公演，又到省里参加会演。
1965年11月，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文艺界预感到风暴即将来临。和历次一样，运动初期总要先拿文化人开刀祭旗。北京揪出了“三家村”，各地效法，抛出几个文人，以示“紧跟”。安徽省第一个抛出来的是历史学教授万绳楠；濉溪市第一个抛出来的就是钮冬林。他的主要罪状是“丧心病狂地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老右派钮冬林居然要挖太阳！是可忍，孰不可忍！”。在这个罪名之下，钮冬林真可谓“命悬一线”、“九死一生”。
如今，这场运动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五十岁以下的人对它不甚了了，甚至也不想去了解。但几十年来，提起“文革”，钮冬林就头皮发麻，不时表现出情绪失控。大约是十年前，音像制品中，“语录歌”风靡。一次，在一位朋友家中小聚，DVD里放着“造反有理”等几段语录歌。突然间，钮冬林大吼一声：“关了！”众皆愕然。而我知道那是因为触到了他的痛处。当年，在语录歌声中，钮冬林被五花大绑游街示众；在语录歌声中跪在冰天雪地里礚头请罪；在语录歌声中，造反英雄们拳打脚踢，向他脸上吐口水，打耳光……
我五岁发蒙，跟祖父念《三字经》，最早认识的六个字就是“人之初，性本善”，不知道世上还有恶人。长大了，知道日本鬼子很坏。待到经历了“非常及时、非常必要”的“文化大革命”，我发现造反派当中，有的人比日本鬼子好不到哪里去。暗中的阴谋诡计我们看不到，但光天化日之下一个又一个的批斗大会上种种令人发指的暴行，人们都看得到的！谁最会侮辱人，谁最会作践人，谁就最革命；谁最会打人骂人，谁就是积极分子，“发展对象”；谁肯下狠心把人往死里整，谁就会受到重用。几十年来，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就是这样培养着一批又一批“基本群众”。不管你有错没错，有罪没罪，只要上头有“精神”，谁都可以对你吐口水，被整的人稍有申辩，就是态度不好，就是对抗无产阶级专政……
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打着斗争的旗号，宣扬假、丑、恶，摧残真、善、美，人性泯灭了，道德沦丧了。十年“文革”，我们民族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我和冬林老兄相识相处几十年，轻易不敢在他面前重提“文革”旧事，怕的是让他伤心落泪。
1970年，钮冬林全家下放到最偏远、最贫困的濉溪县任集公社劳动改造，过了五年苦日子。1975年秋天，沾邓小平“治理整顿”的光，钮冬林回城。不久，又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人们心头刚刚升起的一点希望之火浇灭了，那一年的冬天特别阴冷。
一天傍晚，当时在朱庄矿工会工作的青年剧作家叶放陪着冬林兄来到我住的那间蜗居。那是我和冬林兄第一次见面，虽然在此之前彼此都有耳闻。他一头花白而又散乱的头发，微微驼背，穿着一件对襟的破棉袄，两手袖在胸前，袖口厚厚一层油渍，可以擦着火柴。他抽烟，劣质的“大铁桥牌”，一毛四分钱一包，手指焦黄，足见烟瘾之大。他操着一口道地的徐州口音，作为徐州乡党，我听起来格外亲切。
一瓶散装的“濉溪大曲”，一盘花生豆，食堂里端来两盘菜。两杯酒下肚，三个人的话都多了起来。话题多半是遍及城乡的民怨，社会上流传的江青的劣迹丑行。冬林兄比我们年长，阅历广、见解深。“一个女人哪里来的这么大的胆子！”“若是褒妲逢君子，同为周南传里人”。此话一出，我和叶放不由得捏了一把汗。
其实，这种带有神秘色彩的夜话，在知己的朋友们中间，司空见惯。地壳下面，涌动着的岩浆，终于在1976年4月5日前后暴发了，喷出来了。接下来，撤邓小平的职，追政治谣言，抓反革命。灾难锻炼了人们，也凝聚了人心。朋友们没有一个出头，也没有一个像1957年反右那样，上纲上线，揭发批判。黑暗终于过去，1976年金色十月，“四人帮”们被永久地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右派”改正，冬林兄得以去污。右派打错了，不能平反，不叫甄别，只能叫“改正”，因为有人说，反右的大方向正确，是必要的，问题是存在扩大化。99.99%以上的右派都打错了，大方向还是正确的，这不是天大的黑色幽默吗！
改正后的钮冬林在政坛新风的吹拂之下，感到了前所未有的亢奋，他编写了纪念周总理的话剧，发表了中篇小说《补尼龙袜子的女人》，写了大量的散文。他主持《淮北矿工报》副刊，培育了一大批文学新人。
冬林兄年长我十来岁。我常以冬林兄为参照，去观察他们那一茬知识分子的人生。那一个群体大多生在中国社会大动荡的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跟着共产党高举的“民主”、“自由”、“解放”的旗帜走进革命行列中的，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二十岁上下，对新政权、新事物充满希望和爱戴。然而，他们所看到的、所经历的与他们先前的愿望相去甚远。在不断的运动、批判斗争面前，他们中的佼佼者如林昭、张志新，敢于为捍卫真理，挺起胸膛面对枪口。而大多数人为生存计，保持沉默，甚至违心地臣服、检讨，以求过关。但是，流淌在他们血液中的一股浩然正气，一片赤子之心，一种对国家对民族对历史的责任感和道德反思精神始终不曾泯灭！
1949年初，国民党大势已去，顾祝同派人给钮冬林的父亲钮啸庵先生送去两张去台湾的船票。啸庵先生切身感受到腐败的国民党政府气数已尽，谢绝了顾将军的好意，毅然留在大陆。这时，大公子钮冬林正在徐州郊外编写解放军攻城略地的战报。父子两代人都把满腔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人身上。但建国后不久，老先生就受到整肃，接下来冬林兄被打成右派……
在极左路线的阴影下，知识分子一直是个被猜疑、被防范的群体。用当权者的话说，“可使用，不可信用”。尽管如此，他们忍辱负重，艰难地为国家、为民族克尽绵薄。右派“改正”后，他们更是表现出历经磨难后的成熟，备受打击后的清醒。
1979年3月初，省文联的老领导左平自京返肥，途经淮北。这位抗日战争时期入党的老资格受到首都文艺界思想解放的鼓舞，在淮北市文艺界的座谈会上放言：“同志们，新时代开始了！春天来了！”“创作没有禁区。谁都可能犯错误，除了神仙。而人间是没有神仙的！”现在看来，这话没有什么不当，但在三十年前，乍暖还寒，“两个凡是”十分热销，此话就要担风险了。淮北市委一位负责人向省委汇报，说“左平来淮北放毒”。在淮北市文艺界的“消毒”会上，钮冬林又“跳”出来了。“春天有什么不好？共产党人还怕春天吗？左平有什么不对？我把他引为同调！左平去坐牢，我陪着，大不了再当几年右派！”振振有辞，掷地有声，二十多年夹着尾巴做人的钮冬林，刚刚复出就敢于直言，在座的朋友哪个不佩服！
不久，一位蒙冤二十多年的“改正”右派，四处做报告。这位仁兄的动机是好的，他的不幸遭遇也让人深切同情，但其中有个比喻非常蹩脚。他说，打右派，有如母亲打儿子，母亲可能打错了，但出发点是好的，儿子不能怪母亲。钮冬林大不以为然，母亲打孩子，有打错的时候，但有往死里打的吗？有一年接一年，年年打、月月打、天天打、不准儿子说话，还要踏上一只脚，叫儿子永世不得翻身的吗？普天下哪有这样的母亲！
离休了，生活上的待遇优渥了，但钮冬林更加看重并倍加珍爱的是能够相对地畅所欲言的环境，终于可以讲真话了。这是个了不起的进步。因言获罪必将成为可悲的过去；“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早已成为千秋笑柄。冬林兄逐渐地抛开个人的恩怨，更多地从民族文化和历史的大背景去观察社会，思考人生。中共十六大以后，中央提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构建和谐社会。冬林兄情不自禁地说“好哇！再也不能斗了！国内和谐，两岸和解，世界和平。‘和’字得民心，顺潮流！”
从“反右”到现在已经半个多世纪，“文革”结束至今也已经三十多年。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已经成为海外的一门显学。国内也有人做这方面的工作，并已见出成果。但有一种言论，说什么“要向前看”，写“反右”、写“文革”要慎重，“不要纠缠历史旧账”，等等。不是有句箴言，“忘记过去就是背叛”吗？向前看是对的，但有意无意地引导人们淡化或者忘却让全民族感到切肤之痛的“反右”和“文革”，是不是也是一种背叛呢？
“文革”以及它的前奏反右派、反右倾，还有一系列的政治批判运动所造成的痛苦和创伤是必须正视，而且无法回避，也无法曲笔自解、百般掩饰的。毛泽东主席说过“彻底的唯物主义是无所畏惧的”。神经衰弱者成不了大事。必须敢于揭自己的疮疤，下狠心排除体内的淤毒，以坦荡的胸怀面对自己、面对世界、（下转第075页）
（上接第111页）
面对历史、面对未来，甩掉历史压在我们身上的沉重的包袱，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领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
基于这样的认知，冬林兄几年前曾计划以他们那一茬人的亲身经历为主线写一部近似回忆录的自传小说，题目是《死不悔改——80抒怀》，书中的主人翁为民族解放、为国家富强、自由民主、探求了一生，奋斗了一生，也磨难了一生，虽九死而未悔，终于在耄耋之年见到了自由的曙光、人性的高扬……
清朝诗人张维屏有云：“每于寒尽觉春来”，这个“觉”字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从“反右”到“文革”，漫长的寒夜已经过去，坚冰已经消融，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大地，百花吐艳，万物复苏。中国人民开始了自由地呼吸。
冬林兄一觉醒来，笑了。他分明已经感觉到春天的温暖，花的芬芳。
前年，2008年，他过八十大寿，红光满面，精、气、神尚佳，扬言要用一至两年功夫写出30万字的《八十抒怀》。谁料到眼下竟成了这个样子。
医生精心治疗，家人悉心陪护，他一度脱离了危险，病情好转。不料几天前，他的大公子阿吾打电话来：“老爷子拒绝治疗，周叔，快点来！”
我匆忙赶到医院。见到我他突然放声痛哭！我握住他尚有知觉的那只手，只见混浊的老泪在他的眼中滚动着，流了出来……
他哭，哭声里饱含着命运的悲怆，浓缩了岁月的艰辛，还有生命的顽强抗争！面对一个八十多岁老人的痛彻心肺的哭声，即使铁石心肠，也会为之动容。
他不能说话，但记忆尚存，思维仍在继续。他想把一生的苦难和酸甜，把他绝望中的希望，希望后的绝望，把眼前的病痛，向老朋友倾诉……
钮冬林不是什么大人物。虽说是建国前参加革命的离休干部，但一生最高的职务只是个科级，还是个副的。离休了，享受处级待遇。
但是，大社会是由小人物组成的。小人物的实录小事正是构成大历史的细节。不然，历史就失却了真实性。更何况冬林兄的一生与大人物、大时代还有着不解之缘！
冬林兄1928年冬天生于徐州。徐州，五省通衢，交通枢纽，得风气之先。徐州的知识界，人才济济，而且观念新锐。冬林兄的父亲钮啸庵先生，民国初年就读于国立第七师范学校，“五四”运动中是学运的骨干。毕业后在徐州的几所学校里当教员、校长，曾经和熊佛西等倡导并公演文明戏（话剧），在徐州市乃至江苏省小有名气。
抗战军兴，啸庵先生投笔从戎，随着苏北同乡顾祝同将军到了江西上饶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顾墨三将军虽说是武将，但极重乡情，对从没带过兵，更没使过枪械的啸庵先生高看一眼，授以上校军衔。没有实缺，堂堂上校，只当上了三战区军需部军人子弟学校校长。1938年8月，年方十岁的钮冬林随父南迁，在那所小学念书，荣幸地当上了“抗日童子军”。后来，这也成为一大历史污点。
“8·15”光复后，冬林兄考入江苏省苏州工业专科学校，学工科，走实业救国之路。没想到不久，内战爆发，学校变成了兵营，他只好回到家乡徐州。
当时，顾祝同统帅三十万大军坐镇徐州，只要找到他，弄个国军“上尉”当当是不成问题的。但此时的钮冬林在《徐州通讯》当记者，结识了丁晓三等共产党员，同江苏学院（今徐州师范大学前身）、国立七师等学校的进步师生互通声气，交往密切，同国民党的权贵中断了一切往来。
1948年11月，在举世震惊的淮海战役爆发之际，钮冬林已经接受了共产党人的主张，站在革命的大旗之下。
1949年初，钮冬林随军南下。这支刚刚获胜的军队高唱着“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在红旗的引导下，踏着冰雪，跨过淮河，到达皖北区党委所在地合肥。铁流继续南下，钮冬林奉命留城，在项南、汪志馨领导下筹建皖北区团委。
建国初期，共产党人励精图治，清正廉洁，上下级之间十分融洽。老革命项南夫妇和大家一样行军，一样打地铺住宿，一样的供给制。有一次冬林病了，汪志馨大姐送来了两颗带着体温的煮鸡蛋。那是她和项南两人的“特需”。
冬林兄全身心地投入新政权的建设，先在团省委宣传部，后进安徽日报。他热情奔放，才思如涌，写了大量的激情燃烧的文章。在合肥城乡，在淮南煤矿，在皖西剿匪战场，青年才俊钮冬林大展身手，为共和国诞生初期的江淮大地上的万千景象，留下了一节节实录，留下了滚烫的文字……
病床上的冬林兄，睡了。打着轻微的鼾声，他可能入梦了。梦中，手里攥着汪大姐送来的煮鸡蛋；梦中，拉着淮南老矿工，全国劳模丰绪然的手；梦中，在治淮工地上采访女模范金秀兰。那时候，他像一株挺拔的白杨树，风姿俊彦。领导器重、同事称道，女青年向他投去脉脉含情的目光。报刊上，钮冬林的名字甚至受到了李世农、张凯帆、李云鹤等封疆大吏的青睐。
“无常寻人应见惯，总输与他翻云覆雨手。”正当冬林兄春风得意，一门心思报效国家之际，一场突如其来的“反右”风暴席卷神州。冬林兄真诚地听党的话，但不可能知道“引蛇出洞”的权谋。他采写了整风、鸣放的稿件，1957年6月之后，又写了批判右派的新闻。三十岁的才子，和黎钟并称报社“两支笔”。他是共青团员、党外积极分子，对党有感情啊！怎么说，也应当算个“准左派”吧！
没想到一句开玩笑的戏言，招来了弥天大祸、灭顶之灾，也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运动已经到了后期，让报社的采编人员给党组织提意见。有了鸣放中出头鸟遭殃的前车之鉴，编辑记者们多半三缄其口。有人噤若寒蝉，有的在一大堆颂扬、溢美之辞之后，轻描淡写地提几条鸡毛蒜皮的“意见”。两天会议即将结束，这位冬林老兄笑嘻嘻地冒出了一句：“乖乖，搞了两三天，无非想套出几句话打右派，我不说，奈何！”
好了，跳出来一个！恶毒攻击“运动”，现行的。
手握权柄者平日里对钮冬林时不时表现出来的傲气就有了反感，更何况冬林兄快人快语、口无遮拦，稍加整理，“材料足够了”，定为“极右”。戴上帽子，发配到皖南祁门的深山老林里劳动教养，伐木头。“劳动教养”，法外施法，刑期不定，这应当算是当时的一大“发明”。
饥寒交迫，加上超强度的劳动，无端的斥骂、凌辱，肉体的摧残，如席方平之遭锯解；精神的折磨，似但丁之游炼狱。三年劳教，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靠着年轻和忍耐，冬林兄死里逃生，挺过来了。他曾经亲眼看到同伴的惨死，掩埋过死者的遗体。
1961年，七千人大会后，上头的精神有所松动，不少地方为“右派”摘帽，为“右倾”甄别。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凯帆平反后，问道，那个笔杆子钮冬林怎么样了？
于是，钮冬林摘掉了“右派”帽子。
安徽日报是党的喉舌，自然是回不去了。刚成立的濉溪市，被称作安徽的西伯利亚，需要人。钮冬林又从安徽的最南端处理到最北端，在濉溪市一所中学里管伙食，当上了伙头军，工资由行政十八级降到二十三级。
1964年，毛泽东关于文艺界的几个批示传达下来，文艺界整风，为了显示整风后的新景象，要繁荣一下创作，组织各地搞现代戏会演。濉溪市乃新成立的小市，缺乏创作人才，有人推荐钮冬林。钮冬林生来爱听好话，两三句恭维之辞，又飘飘然起来，疮疤未好就忘了疼，欣然应诺，并在最短的时间内创作了一出反映矿山生活的现代戏。矿工在井下开采煤炭，奉献光热，而最光明者，莫过于太阳。所以这出戏就以《挖太阳的人》冠名。
剧本交市泗洲剧团赶排，先在市内公演，又到省里参加会演。
1965年11月，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文艺界预感到风暴即将来临。和历次一样，运动初期总要先拿文化人开刀祭旗。北京揪出了“三家村”，各地效法，抛出几个文人，以示“紧跟”。安徽省第一个抛出来的是历史学教授万绳楠；濉溪市第一个抛出来的就是钮冬林。他的主要罪状是“丧心病狂地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老右派钮冬林居然要挖太阳！是可忍，孰不可忍！”。在这个罪名之下，钮冬林真可谓“命悬一线”、“九死一生”。
如今，这场运动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五十岁以下的人对它不甚了了，甚至也不想去了解。但几十年来，提起“文革”，钮冬林就头皮发麻，不时表现出情绪失控。大约是十年前，音像制品中，“语录歌”风靡。一次，在一位朋友家中小聚，DVD里放着“造反有理”等几段语录歌。突然间，钮冬林大吼一声：“关了！”众皆愕然。而我知道那是因为触到了他的痛处。当年，在语录歌声中，钮冬林被五花大绑游街示众；在语录歌声中跪在冰天雪地里礚头请罪；在语录歌声中，造反英雄们拳打脚踢，向他脸上吐口水，打耳光……
我五岁发蒙，跟祖父念《三字经》，最早认识的六个字就是“人之初，性本善”，不知道世上还有恶人。长大了，知道日本鬼子很坏。待到经历了“非常及时、非常必要”的“文化大革命”，我发现造反派当中，有的人比日本鬼子好不到哪里去。暗中的阴谋诡计我们看不到，但光天化日之下一个又一个的批斗大会上种种令人发指的暴行，人们都看得到的！谁最会侮辱人，谁最会作践人，谁就最革命；谁最会打人骂人，谁就是积极分子，“发展对象”；谁肯下狠心把人往死里整，谁就会受到重用。几十年来，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就是这样培养着一批又一批“基本群众”。不管你有错没错，有罪没罪，只要上头有“精神”，谁都可以对你吐口水，被整的人稍有申辩，就是态度不好，就是对抗无产阶级专政……
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打着斗争的旗号，宣扬假、丑、恶，摧残真、善、美，人性泯灭了，道德沦丧了。十年“文革”，我们民族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我和冬林老兄相识相处几十年，轻易不敢在他面前重提“文革”旧事，怕的是让他伤心落泪。
1970年，钮冬林全家下放到最偏远、最贫困的濉溪县任集公社劳动改造，过了五年苦日子。1975年秋天，沾邓小平“治理整顿”的光，钮冬林回城。不久，又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人们心头刚刚升起的一点希望之火浇灭了，那一年的冬天特别阴冷。
一天傍晚，当时在朱庄矿工会工作的青年剧作家叶放陪着冬林兄来到我住的那间蜗居。那是我和冬林兄第一次见面，虽然在此之前彼此都有耳闻。他一头花白而又散乱的头发，微微驼背，穿着一件对襟的破棉袄，两手袖在胸前，袖口厚厚一层油渍，可以擦着火柴。他抽烟，劣质的“大铁桥牌”，一毛四分钱一包，手指焦黄，足见烟瘾之大。他操着一口道地的徐州口音，作为徐州乡党，我听起来格外亲切。
一瓶散装的“濉溪大曲”，一盘花生豆，食堂里端来两盘菜。两杯酒下肚，三个人的话都多了起来。话题多半是遍及城乡的民怨，社会上流传的江青的劣迹丑行。冬林兄比我们年长，阅历广、见解深。“一个女人哪里来的这么大的胆子！”“若是褒妲逢君子，同为周南传里人”。此话一出，我和叶放不由得捏了一把汗。
其实，这种带有神秘色彩的夜话，在知己的朋友们中间，司空见惯。地壳下面，涌动着的岩浆，终于在1976年4月5日前后暴发了，喷出来了。接下来，撤邓小平的职，追政治谣言，抓反革命。灾难锻炼了人们，也凝聚了人心。朋友们没有一个出头，也没有一个像1957年反右那样，上纲上线，揭发批判。黑暗终于过去，1976年金色十月，“四人帮”们被永久地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右派”改正，冬林兄得以去污。右派打错了，不能平反，不叫甄别，只能叫“改正”，因为有人说，反右的大方向正确，是必要的，问题是存在扩大化。99.99%以上的右派都打错了，大方向还是正确的，这不是天大的黑色幽默吗！
改正后的钮冬林在政坛新风的吹拂之下，感到了前所未有的亢奋，他编写了纪念周总理的话剧，发表了中篇小说《补尼龙袜子的女人》，写了大量的散文。他主持《淮北矿工报》副刊，培育了一大批文学新人。
冬林兄年长我十来岁。我常以冬林兄为参照，去观察他们那一茬知识分子的人生。那一个群体大多生在中国社会大动荡的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跟着共产党高举的“民主”、“自由”、“解放”的旗帜走进革命行列中的，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二十岁上下，对新政权、新事物充满希望和爱戴。然而，他们所看到的、所经历的与他们先前的愿望相去甚远。在不断的运动、批判斗争面前，他们中的佼佼者如林昭、张志新，敢于为捍卫真理，挺起胸膛面对枪口。而大多数人为生存计，保持沉默，甚至违心地臣服、检讨，以求过关。但是，流淌在他们血液中的一股浩然正气，一片赤子之心，一种对国家对民族对历史的责任感和道德反思精神始终不曾泯灭！
1949年初，国民党大势已去，顾祝同派人给钮冬林的父亲钮啸庵先生送去两张去台湾的船票。啸庵先生切身感受到腐败的国民党政府气数已尽，谢绝了顾将军的好意，毅然留在大陆。这时，大公子钮冬林正在徐州郊外编写解放军攻城略地的战报。父子两代人都把满腔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人身上。但建国后不久，老先生就受到整肃，接下来冬林兄被打成右派……
在极左路线的阴影下，知识分子一直是个被猜疑、被防范的群体。用当权者的话说，“可使用，不可信用”。尽管如此，他们忍辱负重，艰难地为国家、为民族克尽绵薄。右派“改正”后，他们更是表现出历经磨难后的成熟，备受打击后的清醒。
1979年3月初，省文联的老领导左平自京返肥，途经淮北。这位抗日战争时期入党的老资格受到首都文艺界思想解放的鼓舞，在淮北市文艺界的座谈会上放言：“同志们，新时代开始了！春天来了！”“创作没有禁区。谁都可能犯错误，除了神仙。而人间是没有神仙的！”现在看来，这话没有什么不当，但在三十年前，乍暖还寒，“两个凡是”十分热销，此话就要担风险了。淮北市委一位负责人向省委汇报，说“左平来淮北放毒”。在淮北市文艺界的“消毒”会上，钮冬林又“跳”出来了。“春天有什么不好？共产党人还怕春天吗？左平有什么不对？我把他引为同调！左平去坐牢，我陪着，大不了再当几年右派！”振振有辞，掷地有声，二十多年夹着尾巴做人的钮冬林，刚刚复出就敢于直言，在座的朋友哪个不佩服！
不久，一位蒙冤二十多年的“改正”右派，四处做报告。这位仁兄的动机是好的，他的不幸遭遇也让人深切同情，但其中有个比喻非常蹩脚。他说，打右派，有如母亲打儿子，母亲可能打错了，但出发点是好的，儿子不能怪母亲。钮冬林大不以为然，母亲打孩子，有打错的时候，但有往死里打的吗？有一年接一年，年年打、月月打、天天打、不准儿子说话，还要踏上一只脚，叫儿子永世不得翻身的吗？普天下哪有这样的母亲！
离休了，生活上的待遇优渥了，但钮冬林更加看重并倍加珍爱的是能够相对地畅所欲言的环境，终于可以讲真话了。这是个了不起的进步。因言获罪必将成为可悲的过去；“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早已成为千秋笑柄。冬林兄逐渐地抛开个人的恩怨，更多地从民族文化和历史的大背景去观察社会，思考人生。中共十六大以后，中央提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构建和谐社会。冬林兄情不自禁地说“好哇！再也不能斗了！国内和谐，两岸和解，世界和平。‘和’字得民心，顺潮流！”
从“反右”到现在已经半个多世纪，“文革”结束至今也已经三十多年。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已经成为海外的一门显学。国内也有人做这方面的工作，并已见出成果。但有一种言论，说什么“要向前看”，写“反右”、写“文革”要慎重，“不要纠缠历史旧账”，等等。不是有句箴言，“忘记过去就是背叛”吗？向前看是对的，但有意无意地引导人们淡化或者忘却让全民族感到切肤之痛的“反右”和“文革”，是不是也是一种背叛呢？
“文革”以及它的前奏反右派、反右倾，还有一系列的政治批判运动所造成的痛苦和创伤是必须正视，而且无法回避，也无法曲笔自解、百般掩饰的。毛泽东主席说过“彻底的唯物主义是无所畏惧的”。神经衰弱者成不了大事。必须敢于揭自己的疮疤，下狠心排除体内的淤毒，以坦荡的胸怀面对自己、面对世界、（下转第075页）
（上接第111页）
面对历史、面对未来，甩掉历史压在我们身上的沉重的包袱，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领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
基于这样的认知，冬林兄几年前曾计划以他们那一茬人的亲身经历为主线写一部近似回忆录的自传小说，题目是《死不悔改——80抒怀》，书中的主人翁为民族解放、为国家富强、自由民主、探求了一生，奋斗了一生，也磨难了一生，虽九死而未悔，终于在耄耋之年见到了自由的曙光、人性的高扬……
清朝诗人张维屏有云：“每于寒尽觉春来”，这个“觉”字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从“反右”到“文革”，漫长的寒夜已经过去，坚冰已经消融，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大地，百花吐艳，万物复苏。中国人民开始了自由地呼吸。
冬林兄一觉醒来，笑了。他分明已经感觉到春天的温暖，花的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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