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屋
母亲早就预见到，在她百年之后，我们家的房子将会变成一所空屋。我和弟弟都在城里工作，且有了房，安了家，不可能回老家常住。即使我们以后退了休，还回不回农村住，恐怕也不好说，农村的生活条件毕竟比城里差一些。我的姐姐和妹妹都嫁到了外村，各自有了一家人，按我们那里的风俗，她们也不会再回到娘家居住。我们姐弟小时候，我家堂屋的二檩子上筑有一个燕子窝。每年春天，当院子里的杏花开满一树，必定有一对燕子飞回来。它们携手孵出一窝张着花朵一样黄嘴巴的小燕子，过得热热闹闹。秋风一凉，它们就带着子女飞走了，飞到南方去了。第二年春暖，又有一对燕子及时飞了回来。有一点我至今不能明白，因燕子的身材、面貌和穿的衣服极其相似，我认不出飞回来的是燕子父母还是子女。若是子女的话，子女有五六个，结对回的只有两个，让谁回来，不让谁回来，让谁继承遗产，不让谁继承遗产，是怎么派定的呢?是怎样的一个亘古不变的秩序呢?
我们姐弟五个如同母亲一口一口喂大的燕子，长大后，我们就一个一个飞了出去。我们还不如燕子，燕子秋去春又回，我们一旦飞走，就不打算回去了。多少年了，只有母亲一人在老家守着那座老巢。我们家的房子是四间相连，三间堂屋一间灶屋。屋前是一方用围墙围起来的面积不算小的院子，院子里栽有石榴树、椿树、桐树、楝树，还有自发长出来的榆树。大门楼建在院子的西南角，出了院门就是南北向的村街。一个老人，住着四间房子，对着一个院子，显见得是空落了些。可母亲很忠于职守似的，一般不愿离开她亲手营造的房子。闺女请她去，她上午去闺女家，下午就回来了，不管闺女怎样挽留，她都不肯在闺女家住下。我和弟弟轮流接她到城里过春节，她过得也不是很踏实，老是惦记着她的家，她的房子。有一年春节，母亲是在北京过的。春节前我得到消息，老家的房门被小偷撬开，小偷偷走了母亲的被子、床单，还偷走了不少小麦。这个坏消息我不敢马上告诉母亲，她要是知道了，整个春节就没法过了。春节过去一段时间，在母亲几次提出回家的情况下，我才试探地问母亲:“您不在家，会不会有人进去拿咱家的东西?”母亲说，她把两道门都锁上了。我说:“反正家里也没啥值钱的东西，不就是一点粮食一床铺盖嘛，万一被人拿走点什么，您千万别在意。”母亲看着我，一下子就把不好的事情猜到了，问我是哪一天的事儿。我只好跟母亲说了实话。母亲不说话了，气得脸有些变色儿。我赶紧劝母亲:“权当要饭的要到咱家门前，您把东西送给了人家;权当您扶贫了，行善了。粮食不够吃，我多给您点钱，您回去再买;被子没有了，咱再套一床新的，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好了，别生气了。”母亲的心思像是已经回到家里去了，她说:“家里没个人看着还是不中。”自从家里出了被盗的事，母亲更不愿意离开家了。
有一次，母亲对我和大姐、二姐说，她死后哪儿也不想去，就把她埋在我们家的院子里。我听得一惊，知道母亲这是在向她的子女安排后事，带有遗嘱的性质。我们一齐否认她会死，说她离死还远着呢，现在先不要考虑死不死的事。我知道，这话不是母亲随口说的，她一定是想了又想，才郑重说出来的。作为母亲的长子，母亲对后事的安排不容我回避，我也不能含糊其辞，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态度。我对母亲说，人老了埋在自家院子里在村子里还没有先例，恐怕村干部和村里的人都不会同意，因为村里是住人的地方，坟地都是在村外。我大姐也说，父亲在那边等了您好多年，您百年之后咋能不去跟俺父亲团聚呢!母亲不说话了，没有再坚持她的安排。
母亲的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她至少有三个担心，一担心房子被别人家占去;二担心房子一点一点塌掉;她是有儿子和孙子的人，三担心儿孙回老家祭祖时没有房子住。说到底，母亲还是不甘心啊，虽说死后不能把房子带走，她也要睡在院子里把房子牢牢看住。
母亲的担心不无道理。我们村有一户人家，“文革”后期，全家人先后到新疆去了。那家的三间房子是坯座草顶，只两年多时间，房子就塌得草泥不分，烂得一塌糊涂。据说房子得有人住，人不住，各种虫子和各色鬼魅就会乘虚而入。虫子和鬼魅在空房子里瞎折腾，它们对房子的消耗和破坏是很大的。母亲几乎天天从那户人家门前经过，先是看见草顶沤得有了洞，漏了雨，接着就看见前墙倒了。墙一倒，门不是门，窗不是窗，房坡上的椽子麦草就披散下来。赶上村里重新规划宅基地，那户人家的宅基地就分给了另外一户人家。若干年后，那户人家的长子从新疆回来，找他家的房子找不着，要求村里分给他一片宅基地，他要重新盖一所房子，村里没有同意。母亲告诉我，那家的孩子非常伤心，见谁跟谁哭，最后还是哭着离开我们村的。鉴于那户人家的教训，我向母亲作出保证，要是母亲不在了，我会经常回老家看一看，住一住，不会让别人住我们家的房子，也决不会让母亲留下来的房子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消失。
经母亲的手，我们家的房子曾翻盖过两次。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家房子的历史，也是母亲的苦难史和奋斗史，母亲的一生和房子紧紧联系在一起。母亲刚到我们家时，我们家的房子只有两间半。房子虽说不低，下面还是砖墙，上面却是草顶。这两间半房子是我祖父弟兄四个分家时分到的。房子原本是三间，因东头半间连同下面的宅基地分给我三爷家了，三爷就把那半间扒走了，剩下的房子不再完整，像个屋茬子。母亲回忆说，当时房顶薄得透明，夏天漏雨漏得厉害，外面一下雨，她就得赶紧在屋里接漏，把家里的锅碗瓢盆都用上了，还不够接漏的。她向祖父建议，把房顶重苫一下，或把漏洞补一下。祖父很无奈，家里哪有一根苫草呢!八下里漏雨的房子哪像个家呢，要强的母亲不容许房子继续漏下去，第二年，她就和从外面归来的父亲同心协力，把房顶沤成泥坨的旧草推掉，换上了一层厚墩墩的新淮草。母亲第一次翻盖房子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到煤矿参加工作之后。母亲把卖猪卖羊卖鸡蛋的钱，一点一滴都攒下来，决心要翻盖房子。母亲没有跟我要过钱，我过年过节给家里寄的钱，母亲舍不得花，也为翻盖房子存了起来。母亲对翻盖房子的事非常看重，好像要把她一生的主要业绩通过翻盖房子体现出来。她继承了上辈人留下的房子，不仅要把房子给下辈人传下去，还要争取传得好一些。是的，土地都成了公家的，各家的私产只剩下赖以栖身的房子。房子是家庭财产的主要标志，同时代表着房主的脸面。房子盖得好，主人脸上就有光彩;房子立不起来，人就立不起来，就会被人看不起。儿子说亲，人家女方事先要看男方家的房子，如果房子不像样，亲事免谈。这事更不得了，它直接关系到传宗接代和这家的香火能不能传下去的大问题。翻盖房子时，我没有回家。为了把房子翻盖得好一些，旧房扒掉之后，母亲带着我妹妹把院子里的地扒得很深，希望能多扒出一块砖，多发掘一片瓦。房子扒掉了，母亲和妹妹就住在临时搭起的草棚子里。下着雨，母亲不敢睡，一会儿到堆放盖房材料的地方查看一次，生怕被人拿走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母亲翻盖的新房比旧房有了很大改观，由两间半扩展到四间;由草顶盖成了瓦剪边(我们老家的叫法，房坡上四分之三是草，四分之一是瓦)。这次盖房把母亲累坏了，房子盖成后，母亲瘦得厉害，几乎脱了相。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母亲，她把自己的血肉都筑在房子里了。
第二次翻盖房子，母亲是出于无奈。村里搞住房排房化，各家各户的房子都要在统一宅基标准下重新排队，重新翻盖。我们家的房子如果不翻盖，不移动位置，前面一户人家的后墙就坐到了我们家的屋门口，出来进去都困难，堵心得很。母亲生气也没办法，只得把好好的房子扒掉，再次盖过。妹妹也出嫁了，这次盖房完全由母亲一人操持。当时母亲已年近七旬，操心受累可想而知。砖是老砖，梁是旧梁，母亲只是把房顶一多半的草都推掉了，全部换成了新瓦，使我们家的房子变成了真正的瓦房。
母亲无疑是我们家的创业者，她已经使我们家的房子实现了两次历史性突破，一次是由草房变成了瓦剪边，并扩大了建筑面积;二次是由瓦剪边变成了瓦房，还新增了一座结实好看的大门楼儿。
母亲回首往事时，常常愿意把房子和她的子女相提并论。父亲在我们还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是母亲把我们拉扯大的。在养大我们的同时，母亲不但把我们家的房子保住了，而且有所发展。随着母亲年事增高，又重病一场，做了一个大手术，母亲的身体状况一年不如一年。母亲意识到，她在这个人世上活不长了。母亲对死的事想得通，她说:“人老了，该死的时候就得死。”可母亲接着说，“死就死吧，我就是舍不下我的孩子，我咋能舍得下我的几个孩子哩!”说到这里，母亲眼里就涌满泪水。母亲还有一句话没有说，那就是还舍不下她的房子。在母亲住院治病期间，有一天她到底跟我说到了房子。母亲说，第二次翻盖房子时间太仓促了，地基没有夯实，一下雨地基有点下沉，房子的后墙角出现了一道裂缝。我问母亲是啥意思，房子是不是还要翻盖一次。母亲说，她是没有力量了，就是想问问我，房子还翻盖不翻盖。我说:“一切听您的，您说翻盖咱就翻盖。”母亲的样子有些犹豫，说:“你们弟兄两个商量吧。”
我和弟弟商量的结果，决定把房子再翻盖一次，以满足母亲的心愿，不给母亲留下任何遗憾。近些年，我们村里的人像比赛似的，翻盖房子成了一种风气。砖瓦房已不算什么了，人们纷纷向城里人学习，用钢筋水泥预制板盖顶，建起带廊厦的平顶房。有几户外出打工挣了钱的人家，还盖起了两层小楼。我们村的村名本来就带有一个楼字，表明村里以前曾经有过楼房，只不过在战乱和土匪横行的年代，楼房都被毁掉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村民的住房状况和村名名不副实。恐怕谁都没有料到，不变中有变，变中有不变，不变的村名又把楼房等回来了。村中住房的变化，母亲都看在眼里。一辈子争强好胜的母亲不愿落在别人家后面太远，盖楼房花费较多，盖好了也没人住，盖座平房总可以吧。平房墩墩实实，经得起风吹雨打，在时间上可以维持得长久一些。那么我们就盖一座平房。我和弟弟还商定，这次盖房，再也不能让母亲操心了。我们把钱交给二姐，盖房的一切事宜由二姐替我们操持。好在农村现在有了建房包工队，不用求这个帮忙，求那个帮忙，比以前盖房子省心和省事多了。我只给二姐提了几条抽象的要求，比如坚固、实用、亮堂、大方，具体怎样实施我就不管了。
这年初冬，我们把母亲接到弟弟所在的城里治病，二姐在老家指挥包工队，开始紧锣密鼓地扒房子，盖房子。房子该打顶时，天气冷了，塘里的水结了冰。按照农村盖房子的惯例，这时候顶是不能打了，万一来了更强的冷空气，或下了雪，顶上浇注的水泥就会结冰，凝固不住，等天暖时冰一化开，整个房顶就会酥掉，打了顶比不打顶还糟糕。二姐打电话告诉我，说包工队要停工，过罢春节天暖和了再接着盖。我说不行，结冰也要打顶，春节前必须把主体工程拿下来，必须让母亲活着时看到新房子。母亲的病情一天天恶化，她一再对我说，恐怕过不去年了。我给母亲鼓劲，说过年没问题，过了年咱还要回去看新房呢。我把母亲的病情跟二姐说了，说得有些哽咽。我说，房子是为母亲盖的，是为了给母亲一个安慰，要是母亲生前看不到房子，咱们盖房子还有什么意义呢!二姐的鼻子在电话那边吸溜着，说知道了。
母亲大概听见了我在和二姐说盖房子的事，她挣扎着从病床上起来，想听听二姐说些啥。母亲自己已不能行走，站起来拄着拐棍身体还颤巍巍的。我赶紧放下电话，把母亲扶住了。母亲操心操惯了，虽然我一再说盖房子的事不用她操心了，她还是有些放心不下。母亲有些着急，说:“做门窗的木料不是都买齐了嘛，还买木料干啥呢!”我跟母亲说了谎话，说二姐说，房子的顶已经打好了，过罢年不耽误我们回家住新房。母亲说:“我就怕多花钱。”
在腊月里盖房子，我们是打破了常规，是在和可恶的死神抢时间。事实证明，我的决心下对了，在房子打顶那几天里，天气暖洋洋的，一点都不冷，直到房顶浇灌的水泥凝固好了，寒流才来了。事后回想起来，二姐说，定是我们对母亲的一片孝心感动了老天爷，老天爷才专门赐给我们几天好天气。
过了春节，又过了元宵节，我们送母亲回老家时，母亲一会儿清楚，一会儿糊涂，已处于弥留之际。这时我们家的房子还没有完工，脚手架没有拆除，门窗没有安装，内粉刷没有进行，屋里的地还湿漉漉的，可房子的基本面貌已经形成。又过了两天，等把门窗安上，脚手架拆除，我们把母亲安置在一把藤椅上，抬到院子里，举行仪式似的让母亲看新房子。我们姐弟几个簇拥在母亲身边，争着向母亲介绍新房:“娘，您回家来了，您看看，这是咱盖的新房。”“娘，您不是想盖平房吗，现在平房盖好了，您看看多漂亮!”“娘，这是咱的家，咱的房子，您认出来了吗?”“娘，这房子结实得很，一百年都不会坏!”母亲的眼睛已塌陷下去，像是把房子看到了，又像是没有看到，母亲说:“不是，不是……”不是什么?难道母亲认不出自己的家了?难道母亲只认识旧房，不认识新房?难道母亲对新房不认可?这真让我们痛心!痛心!!
2003年农历二月初三凌晨0:20分，在一个无风的大雪之夜，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我们哭死，母亲也听不见了。母亲听不见，我们也要哭。母亲听不见，我们自己听得见。母亲再也不能疼我们了，我们为自己而哭。
母亲早就预见到，在她百年之后，我们家的房子将会变成一所空屋。母亲的预见如今变成了现实，我们家的房子果然成了无人居住的空屋。我对母亲承诺过，老人家不在之后，我会经常回老家看一看。在母亲逝世一周年后的第一个清明节，我和弟弟，还有妻子和弟妹，又回去了，给母亲立碑，烧纸，并在我们的老坟地里栽上一些松柏树。回家之前，我给妹妹打电话，让她把房间打扫一下，把院子里的野草拔掉，把在木箱里放了一年多的被褥拿出来晒一晒。听妹妹说，去年夏天和秋天，院子里长满了野草，扯满了丝瓜秧子。丝瓜秧子上了树，上了墙，遮了门，遮了窗，大朵的黄花开了一层又一层。花子好看是好看，只是太多了，打开院门，院子满得几乎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妹妹带着她的小儿子扯了一整天，才把无处不在的丝瓜秧子和结得滴滴溜溜的丝瓜扯下来了。我们回到家，妹妹已提前把家里打扫干净，正在铺满阳光的院子里等我们。进得院来，我站在房子正面，先看房子。房子的雕花门窗都油漆过了，房内和廊厦的墙壁都刮了大白，看去确实很大方，很美观。看见房子，我想起母亲，这么好的房子，要是有母亲在家里住着多好啊!房子再也不会漏雨了，老鼠也没法在屋里打窝了。因为房前有廊厦，不管下多大的雨，母亲从堂屋到灶屋都不会淋雨。到了冬天，母亲可以坐在小凳子上在廊厦下面晒太阳。就算母亲不能住十年八年，住三年两年也好啊。可我们辛劳了一生的母亲，她在子女们为她盖的房子里住了半个月都不到，甚至连是不是自己的房子都没认出来就走了。我不愿意要好房子，我愿意看见我的亲娘。往年我回老家，在门口叫一声娘，母亲惊喜地答应着，很快就从屋里出来了。可现在，我只能到坟地里去找母亲。
碑竖起后，弟弟、弟妹和我妻子就回城去了，我一个人留下来，又在家里住了一段时间。这使我有时间端详母亲留下的一件件遗物，并以遗物为线索，缅怀无尽的往事。一些小件的遗物，因年头长了，在我的记忆里似乎已经淡去，好像它们早就不存在了。一看见它们，我心里不免一阵悲喜，原来它们并没有离去，一些有关它们的记忆也纷至沓来。比如我在墙角看见一把芭蕉扇，扇子上缝着一块块黑的或蓝的布片。布片是母亲缝上去的，扇子烂了，她舍不得扔，就用布片给扇面打上补丁。年复一年，芭蕉扇已不是原来的样子，只剩下几根骨架和手柄，几乎成了布扇。就是用这样的扇子，母亲成半夜地摇着，为我们驱赶嗡嗡叫的蚊子;比如我在灶屋门口一根废弃的檩条上，看到了那只暗红色的小石臼，还有和石臼配套的安着木把的碓头。听母亲说，这只小石臼是父亲从三月三的庙会上买回来的，我们小时侯都用过它，用它砸蒜、砸辣椒、砸炒过的芝麻和香椿叶。一见到它，我似乎又听见了碓头砸在石臼里面所发出的童谣似的好听的声响。定是因为使用时间太长了，石臼的内膛已经变深变大，石壁已经变薄，碓头也磨损得剩下小小的一个;再比如我在三屉桌下面看到一块锈迹斑斑的铁疙瘩，那是我们家一杆十六两一斤制的老抬秤上的秤砣。我用秤砣在石头墩子上砸过鱼钩，砸过扎蛤蟆的锥子，说不定还砸到了自己的手指。秤砣的鼻子里拴着一根麻绳，我想把麻绳提起来，试试秤砣还是不是那样沉。不料我一提麻绳就断了。我没瞅见那根又粗又长的秤杆，不知它躲起来了，还是被人抄走当作烧火棍用了。
晚上，月亮升起来了。初升的月亮这么巨大，让我有些始料不及。我没有专门往天上找月亮，甚至没有抬头，好像月亮自己就碰在我脸上了。月亮刚出来时有点发黄，还有点发红，一从树的枝丫后面转出来，月亮渐渐地就变白了。月亮也就是刚出来时显得大，往高处升着升着就变小了。月亮一变小，边缘就晶莹起来，月光就下来了。我搬了一只小凳坐在院子里，就那么久久地对着月亮看。有生以来，我是第一次这么有意识地看月亮。我想看看我们家乡的月亮究竟有多大，有多圆，有多亮。没有鸟叫，没有虫鸣，一切是那样的静谧，静得仿佛能听见月光泼洒在地上的声音。低头往地上瞅，我看见了砖缝里冒出的蒲公英和蒲公英开出的小花儿。蒲公英的花朵看去不再是黄的，如银的月光像是把花朵变白了。看着看着，我有些走神，一时不知身在何处。冥冥之中我觉得，母亲那边的世界或许就是这样的。
倘若母亲还活着，她不会让我这么长时间的坐在月亮地里，她会怕我受凉。在母亲眼里，我是个瞌睡多的孩子，她会一遍又一遍催我回屋睡觉。现在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人像母亲那样疼爱我了。记得母亲死后，我们兄弟姐妹在一起说起过，一个人敢不敢在家里住。我说我敢，我不怕。我想人死后若真的有灵魂存在，母亲的灵魂若真的能回到家里来，那不是很好嘛。这晚睡到后半夜，我当真听见母亲在喊我。母亲喊得轻轻的、柔柔的，像是声音稍大一点就会吓着我。我小时候冬天起来上学，参加工作后回家看母亲需要早起赶返城的车，抑或是母亲生病期间夜里需要我帮她做点什么，母亲都是这种喊法，声音太熟悉不过了。母亲只喊了一声，我一下子就醒过来了。醒来后，我再也睡不着了。看看窗口，窗口一片白，月亮已经西斜。手电筒就在我枕边，我没有打开，如果母亲真的回来了，我怕电光会吓着母亲。听老辈的人说过，如果听见过世的人喊你的名字，你万万不可答应，那是阴间的人在喊你走，你要是一答应，你的魂就被喊走了。母亲喊我，我吃不准自己答应没有，也许答应了，也许没有答应。我要是没答应，母亲会不会感到失望呢?
天终于亮了。麦子正在打泡，油菜花在盛开，我低着头，挑着这家与那家土地分界处留下的空隙慢慢往前走，尽量避免踩到庄稼。一来到父母坟前，我就站下了，面对坟堆久久看着。一阵风吹过来，墨绿的麦叶有些翻白，如海面上翻起的细碎的浪花。油菜花的花地面积都不太大，相比大面积的麦地来说像是点缀性的，可这里那里，每片油菜花都很耀眼，仿佛放着金光。由于我在坟地里待得时间长一些，以至姑姑来到我们村的村头时，村里人对她说，你侄子可能在坟地里，你去那里找他吧。姑姑85岁了，是来给她的父母也是我的祖父祖母烧清明纸的。姑姑兄弟姐妹四人，姐姐哥哥和弟弟早都死了，现在只剩她一人。我认为，姑姑在坟前烧烧纸，念叨念叨，有那个意思就行了，姑姑这么大岁数，哭是哭不成了。我还以为，人一上了年纪，情感的能量就消耗尽了，泪水就枯竭了，人也会变得麻木呆滞。我没有想到，姑姑点燃纸，就一下跪在坟前哀哀地哭起来。姑姑哭的是:“我的亲娘啊，我再也见不着我的亲娘了!”姑姑哭得声音很大，很悲痛，眼泪也流得哗哗的。姑姑还把点燃的纸分到我父母坟前一些，姑姑对我母亲哭的是:“我的亲嫂子啊，我再也没有亲嫂子了!”
我赶紧拉住姑姑的胳膊往起拉，我说:“姑，姑，别哭了，您年纪大了，经不起这样哭法，您要保重身体!”这样劝着姑姑，我的眼泪也哗啦啦地涌流出来。
母亲早就预见到，在她百年之后，我们家的房子将会变成一所空屋。预见并不能改变什么，我们家的房子仍不可避免地变成了空屋。我们把房子盖得越结实，空屋维持的时间就越长，留在我心上的痛也越长。我也有预见，我的预见更悲观。我预见到，我们家的房子迟早会塌掉，我们家的宅基迟早会变成别人家的宅基，可我没有办法挽留它。一春的花开花落，一世的人生人亡，都是可以预见的，预见到了并不见得比不预见到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