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性批判是清末民初以来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化命题之一，“五·四”新文化运动尤其将此命题推入了高潮。我作为喝着“五·四”奶水长大的读书人，作为鲁迅先生的忠实读者，对于国民性批判理论和实践，崇仰了大半辈子。

可是，最近几年，我的立场出现了巨大变化。从2008年秋天开始，我着手对这一命题进行探源、解构和抵制，一年有余我就此一连写了大约五十万字，还有若干内容等着我写下去。

我的学术视角发生这么巨大的变化，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也让许多关心我的朋友感到惊讶和陌生。究竟是什么机缘促成了我的幡然醒悟?追索一番起因和思想历程也许不无价值。

一切还得从我的村子和我的母亲说起。

我母亲是江西乡村最普通、最善良的一位老人，一生除了信奉人必须吃饭之外，就是信奉拜菩萨。我刚刚记事时正赶上文革时期，那时候乡村的菩萨和庙宇早就遭到扫荡。没有人敢于在自己的村子里、在大队书记和生产队长的眼皮底下拜菩萨。我母亲和她的同修们多次是到十几里之外，一个小山谷的一棵树下拜菩萨，那棵树长在山谷的池塘边。

又有山谷、又有水、又有树，这里必定是神灵居住的地方。我们村里的香客都认为在那里拜菩萨特别灵验。

那是一个所有人都神经紧张的时代，偶有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对这些香客追问一句无关紧要的话语，这些香客就会惊恐万状，拔腿就逃，一口气跑出那个并不险峻的山谷。有的人就因为这一拜、一跑，几个月的病病恹恹也就不翼而飞。于是香客们愈发传说那个菩萨的灵验。

我十来岁的时候，因为患有龙身疮(现在知道那就是长在胴体上的带状疱疹)，跟着母亲和其他香客一起去那里求过灵丹妙药。让我感到意外的是，那不过是树底下随意码放的几块砖头，根本没有所谓菩萨塑像之类。我已经说过，文革时期所有的菩萨都被砸烂销毁，谁还有条件去拜一尊真正的菩萨呢?

后来在读书生涯中，那些精英学者所著述的书文告诉我，中国是儒道释三教互补的国家，而西方是基督教国家。“五·四”运动以后，我们所拥有的教育资源，全部是西方文化资源。我还颇受鲁迅的影响，很信服他关于不读中国书、多读西方书的忠告。

尤其重要的是，文革结束以后，正是我大量阅读、大量摄取文化信息的高峰时期，而这一时期的写作者，恰是刚刚从牛棚解脱的知识分子，和刚刚从乡村回城的知识青年。他们在文革期间所受的惊险和屈辱，使得他们对中国社会和权力机构抱有较多的憎恶。他们对中国历史进行着最为黑暗的解读，对于自己的时代极尽妖魔化，至于中国社会以及底层民众，在他们笔下更是愚昧、封建、迷信、卑贱等等。那么，什么地方、什么社会、什么人群不愚昧、不封建、不迷信、不卑贱呢?那当然是西方社会、西方人种。

在以上诸般因素引导下，我二十几岁那时，已经俨然是一个崇洋但没有机会媚外的“全盘西化”论者。

在此背景下，我对基督教生起莫名其妙的好感。

我们村有一位前辈读书人，比我父亲略长几岁，民国时期就是赣北地区著名的基督教领袖，担任过赣北基督教会的副委员长。自从当了右派之后，一心在生产队长监督下劳动改造，从来不谈上帝或者撒旦之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算是赶上了他的好时代。经过官方允许，他把自己的家变成了耶稣堂。每到周日，附近到他家做礼拜的老弱病残女络绎不绝。我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过他们的活动。我不知道那些老弱病残女跟上帝究竟有没有交流，我意识到他们之间具有的相互交流非常宝贵。他们借此具有了群体认同，缓解了内心的痛苦。

那一两年之内，我多次劝我母亲参加那位伯父大人的礼拜活动。那几年我们家处于最贫困的时期，我的父母内心压力都非常大。父亲从不表达这些压力，母亲则常常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极度强烈的忧患感。我几乎担心母亲某一天会精神崩溃。我希望母亲在一个基督教群体中得到一点精神的解脱，至少能借助那种群体交往释放一些压力。

可是母亲对我的劝说一直是笑而不答。

我仔细分析形势，我跟那位基督教领袖的儿子同庚同学，往来甚多，关系极好。我父母对于那位牧师也极为尊重。每次那位牧师跨进我家门槛，我母亲都是极为殷勤地起身让座、端茶送水。我以为我一定可以将我的母亲引进耶稣堂。我进行着坚持不懈的努力。

终于有一天，我记得是某个炎热的夏天，母亲笑滋滋地然而是郑重其事地回答我说:“我不能去，我信迷信，这么大年纪了，不能改信。”

我一面为母亲信仰的坚贞所感动，一面久久惊讶于从母亲口中说出的“迷信”一词。她的信仰和她对信仰的命名反差太大了，以至于给我的震撼不是瞬间性的，而是必将持续终生。

母亲七岁那年，娘家的房子被日本飞机投弹炸掉了，从此无家可归。她跟我父亲结婚后一直借住在别人家里，一两年内搬家七次。她第一次拥有一间房子，是土改工作队分给她的，所以母亲一生最感激毛主席。毛主席说什么她都乐意照办。只有一件事她没依从毛主席，那就是毛主席号召破除迷信，禁止拜菩萨，遭到她的阳奉阴违。

即使是在这件敢于违背毛主席指示的重大事情上，母亲也无法给自己的信仰命名，而只能接受毛主席和整个精英群体出于歧视而给予的命名——迷信。

我最不能释怀的是，为什么在毛泽东和我母亲之间，就一个拜菩萨问题存在着这么大的分歧?为什么我母亲在坚决捍卫自己信仰权利的同时，却接受了禁止她信仰的那种力量对于她的信仰的歧视性命名?

此间是不是存在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如果底层人在最为坚贞、决不妥协的信仰问题上，也不自觉地接受了被支配的命运，那么，他们的整个命运中，还有一点不被支配的成分吗?

我按照当时所能想到的宗教分类，告诉母亲说，那不是迷信，那是信佛教。你信菩萨就是信佛教，跟人家信基督教一样合情合理。我还给母亲介绍了一些相关背景，诸如佛教是古代从印度传过来的之类。

但是我的介绍跟母亲基本无关。此后我虽然没再听见过母亲将自己的信仰说为迷信，但是也从未听见她说过佛教这个词。

我当然不再劝母亲改教。对于她的迷信，我可以理解和容忍，但是并没有真正关心过。

母亲给我带来的最大震撼，出现在二十年之后。这次震撼不只是引起我心灵的涟漪，而是对我的文化立场、群体认同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鄱阳湖北岸的乡村地区，重建寺庙的风气渐趋热烈。我们村里很穷，建不起大庙。我的父母和一位族叔领头募捐，在村西头建起了那座一人高的土地庙。我的母亲每月初一、十五都去上香磕头。母亲总是说，她拜菩萨的时候，家里老老小小每个人的名字都要念到，生怕落下一个。母亲的拜菩萨因此跟我产生了命运的关联。

母亲进入老年之后，她的信仰由于一个特殊的灾难而出现了危机。母亲募捐修庙时，她捐上了一百元。有一天二哥从小镇回到村里，看见村里捐款榜上，我父母的捐款最多。二哥就跟母亲说，那个捐款我出一半，并随手递上五十元钱。二哥是行政村的党支部书记，他对建庙的支持，让母亲和所有参与者都感到欣喜。

然而正是二哥的支持，增加了母亲的信仰危机。小庙建起来不久，二哥因为意外事故不幸去世，年仅三十九岁。

我的母亲虽然一辈子吃苦，但是儿女很旺。她生了六个孩子，个个长大成人，这在贫困乡村是较为少见的。中年时期的母亲，总是被村里人和亲戚路上的人请去参与打理婚嫁喜事，比如给新娘扯面、给新郎铺床之类，就因为我母亲的儿女个个顺道，可以传播吉祥和喜气。每当这时，总是母亲最为光荣、最为幸福的时候。

可是，当母亲老了，她的正当盛年的儿子，却遭遇不测。我陪母亲度过了给二哥办理后事的整个过程。我搀扶着我的母亲举行了与二哥灵柩告别的独特仪式。世界上没有那样的仪式，那是母亲得到我的支持而举行的独一无二的仪式。我深知母亲心头的至痛。

我离家以后，我母亲天天在家哭喊:“菩萨呀菩萨，我二崽对你那么好，你怎么就不长眼哪!”

我母亲的信仰就这样一天天崩溃。我在遥远的北国，默默地陪着母亲憔悴、衰老。对于自己的命运我们完全无能为力。

几年之后，我回家探亲，遇上母亲邀伴到村西小庙烧香。母亲在与寺庙和菩萨疏离几年之后，终于重新回到菩萨身边。看来母亲内心最为伤痛的一角，终于又有了些许温暖，我因此感到高兴。

有一次，母亲和另两位老妇一起去上香。我跟着去是为她们拍照片。她们的仪式完毕以后，我进庙拍摄神龛里的菩萨塑像。

出乎意料的是，那菩萨竟然是一段五官模糊、一尺来长的木头。

我问母亲这是什么神?

母亲说，这是老嘎嘎。

老嘎嘎是我们那里对老爷爷的尊称，意思相当于可敬的老人。母亲只知道老嘎嘎是我们村里的一位祖先，这位祖先究竟什么身份，究竟是如何成神的，我母亲没法说清楚。

母亲补充说，这尊菩萨不是老嘎嘎的肉身菩萨，而是从香火堂捡来的韦陀菩萨。咱们村的香火堂，原先是祖堂兼神庙。除了供奉祖先牌位，还供奉三将军(张飞)和老嘎嘎。这尊韦陀菩萨，是三将军和老嘎嘎的护法使者。

文革时期，三将军和老嘎嘎的神位被砸烂，这位韦陀菩萨也被人丢在什么阴暗潮湿的角落，寂寞了几十年。直到那年建庙，人们才找到这尊韦陀菩萨，当作老嘎嘎的肉身，供奉在这里。面目模糊即系木质腐烂所致。

那一天我还不知道这个故事将会改变我一生的文化立场，因为心灵的变化总是慢慢完成的。

那一天我只意识到自己有两个发现。第一，我发现我母亲不是佛教徒，可是多年以来我一直以为，母亲既然拜菩萨那就该是佛教徒。

第二，我发现我对父亲母亲的精神世界原来一点也不了解，而且也从来不想了解。

不但不想了解，我在受教育的整个过程中，一直按照书文上的说教在批判他们的信仰。我跟鲁迅和毛泽东一样，一直把我的母亲、我母亲的母亲、我母亲的母亲的母亲的信仰，看作迷信。我从书本上学的东西越多，越认为自己很有学问，就越加坚决地否定父老乡亲们的信仰和习俗。我像所有政治精英、文化精英一样，骂他们愚昧无知，骂他们封建迷信。

所不同的是，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骂的是他们的下人，诸如阿Q、闰土、祥林嫂之类每天给他们挑水、种地、舂米的劳动者，我骂的是我的父母，那每天挑水、种地、舂米将我养大成人的人。

很显然，我发现的这两个问题，乃是我的两个错误。

我的错误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这是那几年我不断追问的问题。实际上我是在为我的错误寻找客观原因。

关于对我母亲宗教身份的错误理解，这跟我的教育资源有关。我从上小学开始，课堂上应该学什么，既不是我自己的安排，也不是我父母的安排，甚至也不是我老师的安排，而一直是由政府安排的。而政府是由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联合构成的。这个由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规定的教育资源，只对精英的文化感兴趣，而且把他们选定的教育资源说成是唯一正确的。

我父辈的生死荣辱，不在教育的关注之列，他们所信奉的神灵，精英人物永远不屑于了解，仅以迷信名之。

精英们信奉儒家道统的时候，他们说四书五经是唯一正确的，此外一切都是妖言邪说。精英们主张全盘西化的时候，他们就说全盘西化是唯一正确的，西方文化是唯一先进的，此外一切都是妖言邪说。精英们要搞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他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唯一正确的，此外一切都是妖言邪说。

无论精英群体选择什么作为他们的意识形态和我们的教育资源，阿Q、闰土、祥林嫂等等下人的文化和信仰，永远都是妖言邪说，都是被歧视、被批判、被诅咒的对象。而我母亲不幸就属于阿Q、闰土、祥林嫂那个群体。

他们批判这些妖言邪说，并不是因为这些东西真的有什么错误，而是因为，每一代权力当局都必须通过批评一些东西，来证明他们所提倡的东西是唯一正确的，必须坚信不疑的。

所以，我从我的教材中只读到过马克思、列宁、培根、歌德、雨果是怎么理解人类生活的，以及毛泽东、鲁迅、孔子、屈原、贾谊等等文化巨人是怎么创造人类文化的。关于闰土、阿Q、祥林嫂和我的父亲母亲对于生活的理解，从来没有正面涉及过，仅仅在出于批判之需要的时候，他们才会出现在我的教科书中。

在教科书之外，一般具有影响力的中国学者，也都告诉我们，中国的宗教是儒道释三教并立并互补。这些学术大师或者小师们一般不会讨论中国传统宗教的第四种资源——民间信仰。所以，我将我母亲的“拜菩萨”理解为佛教，是获得整个精英群体的学术支持的，我不过是精英群体所建构的整个人文学术体系的一个容器。精英群体给我装进什么，我就拥有什么。

当我发现我母亲的信仰和神灵在我的知识谱系之外的时候，我知道它实际上是在中国精英所建构的整个人文学术体系之外。在精英群体看来，它不但不是教育资源，它根本就不是文化。它不但不是文化，简直就是妖魔鬼怪，是精英群体所建构的整个人文学术体系的敌人，必须天天批判之。

我终于知道，阿Q、闰土、祥林嫂的生活世界，以及我的父亲母亲的生活世界，整个不在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关注与研究视野之中，整个不在他们所建构的人文学术体系中。

当亚里士多德研究人类的政治权利的时候，他研究的是奴隶主和自由民的政治权利，那个庞大的奴隶群体根本不在他的谈论之列。

当中国某某学者在研究中国的信仰状况的时候，他关注的是汉武帝、武则天、李后主以及围着他们打转的文人士大夫的信仰状况，阿Q、闰土、祥林嫂的生活，以及我的父亲母亲这个庞大的底层群体，根本不在他们的谈论之列。

根据以上逻辑，所有阿Q、闰土、祥林嫂都是没有文化的人。阿Q按照他的文化信念，希望传宗接后，一直遭到我们嘲笑。祥林嫂按照她的宗教信仰捐门槛，一直被我们判定为愚昧无知。

是的，在精英群体所主导的整个社会评价体系中，阿Q、闰土、祥林嫂以及我的父亲母亲，都是没文化的人。

而我，不但是有文化的人，而且是一个文化人。

我的父亲母亲之所以被命名为没有文化的人，是因为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神灵、他们的精神生活的支持体系，得不到精英群体的认可，并被精英群体命名为迷信。

我之所以被命名为有文化的人，是因为我在精英群体所建构的教育制度和学术制度中，中规中矩地学习了几十年、刻苦操练了几十年，终于弄懂了精英群体是如何理解世界的，如何支配世界的，并按照他们要求的模式，参与到这个支配世界、支配下人的结构之中，尽忠职守地履行自己的职能。

教育，就这样造成了我与我的父亲母亲在趣味、信仰、文化、社会分层等等方面的对立。

在这个对立的结构中，我每天勤奋地学习亚里士多德、耶稣、释迦牟尼、但丁、培根、歌德、达尔文、孟德斯鸠、托尔斯泰、老子、孔子、庄子、李白、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鲁迅、陈独秀、胡适、毛泽东等等文人学士的著作，装模作样地像他们那样思考，关注他们所关注的，信奉他们所信奉的，弘扬他们所弘扬的，批判他们所批判的。最后，像他们那样，通过立言立功立德而实现名垂史册、万古流芳的伟大理想。

既然底层群体的文化，一直是精英群体为了树立自己的文化地位而必须予以歧视的他者，那么，当我“批判他们所批判的”的时候，我就只能成为我的父亲母亲的敌人。

我为了投靠那些彪炳千秋的伟大人物，而甘愿成为父母的背叛者——我不但背叛他们的文化、信仰，也背叛他们的阶级立场，我因为这种过于趋炎附势的背叛而感受到了某种道德焦虑。

最荒谬的也许还是我父母本人，他们一边坚守他们卑贱的文化和信仰，一边将我交给精英群体，任由精英群体将我培养成他们的敌人和批判者。这种悖谬的选择中，包含着人类社会最惨烈的悲剧。

无论悲剧多么惨烈，一朝醒悟，我只能毫不犹豫地站在我的父母一边。

最近几年，我用从精英群体学来的学术方法，对我母亲信奉的神灵(老嘎嘎)进行了多方面的田野调查和文献研究，弄清了他的起源和流变。以此为契机，我还对我家乡周边的民间宗教和节日习俗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田野调查，弄清楚了老嘎嘎诞生的文化背景。

我发现，用宗教学的眼光看来，老嘎嘎的起源跟基督教中耶稣的起源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现代学术对于民间宗教的歧视、对于西方基督教的推崇，明显是趋炎附势之举。现代文学对于民间社会和底层人群的卑贱化建构和愚昧化描述，也不过是一种建立自我对他者的权力关系的文化行为。

有了这些发现，我就无法假装糊涂。无论如何，我必须从沉迷其中大半辈子的所谓国民性批判中逃离出来。我不想再按照鲁迅、陈独秀、胡适的腔调去批判我的父母、诅咒我的父母。我也不再相信在精英文化和底层文化之间，真的有什么真理与谬误之分、信仰与迷信之分、高与低之分、贵与贱之分。

凭什么说某某人拜孔就是高贵的、某某人拜十字架并且相信某个人死后复活就是高贵的，而我的母亲拜老嘎嘎就是迷信?这种歧视和谎言对我再也起不到欺骗作用。

中国精英人物为什么热衷于国民性批判，他们需要通过这种批判确立自己作为精英阶级的正当性。西方侵华的殖民主义者为什么要对整个中国进行国民性批判，也是企图通过这种批判建构西方人在中国实行统治、掠夺和屠杀的正当性。

国民性批判虽然是一个文化问题，但是人们建构这个文化问题的目的，却是为了确立自己所属的那个集团的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这种权力跟阿Q、闰土、祥林嫂和我父亲母亲的尊严与利益存在某种冲突，当我意识到这种冲突的时候，我当然必须选择站在我的父母一边。

当我决意将自己从国民性批判的大合唱中撤离出来，这对鲁迅、陈独秀、胡适来说可能有点突然，因为我已经跟着他们吆喝了几十年。

既然我已经看清了我是闰土、阿Q、祥林嫂的儿子，而不是鲁迅、陈独秀、胡适的儿子，我就没法继续趋炎附势下去。

我当然不会产生否定鲁迅、陈独秀、胡适的价值的念头，我只是想说，我更愿意细细体会闰土、阿Q、祥林嫂以及我的父老乡亲的需求与疼痛。

我的父母依然生活在那个卑贱的山村里，陪伴他们的依然只有那个跟他们一样卑贱的老嘎嘎偶像。我对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对他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我目前尚不知道。但是对我来说，我显然得到了一次学术的升华和文化生命的升华。

在对家乡的乡土文化进行过初步调查之后，我制定了一个进行乡土文化研究的庞大计划，我将从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文化学、宗教学、民俗学、历史学等等角度，对老嘎嘎的村子进行全面的学术描述。对于与我同时代的老嘎嘎的后人，也就是我的父老兄弟，我将为他们一一立传。司马迁开创了为帝王将相等等精英人物立传的传统，我将在这个传统之外，专给几百位卑微村民立传。这个学术工程的成果，将会超过两百万字。这个工程计划就是我后半辈子的志业所在。

我愿意忠于我的父母，和他们的文化，那才是我的生命之根。我希望通过我的研究和描述，激发社会对于这些卑微文化的了解与尊重。在对我父母乡亲的文化进行研究的同时，我愿意更多地关注我父母乡亲的精神世界，而不像以前那样仅仅关注精英人物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