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散记
清晨照例要到楼下散步,见路边的狗尾巴草由青而黄,可知旱情之严重了。这是家乡常见的一种野草,料想也如眼前的景象一样,在热烈的风尘中越发形容枯槁。一丛平时不被关注的小草,此时此刻竟猛地触发了我心底的乡思。
两小时的车程就到了镇里。从镇里到村里还有6公里。窗外的风景很不乐观。庄稼地里的作物都干枯了,几无生机可言;路旁的野草焦黄焦黄,在热浪中摇曳抖动;田里的稻秧已近灌浆,沟渠口子上由于用水紧张,时刻都有老人或小孩把守。
天空没有一丝云彩,大地在太阳底下燃烧。
进村后直奔王四成家。他是村里会计,又是本家亲戚。老远就见他和他的妻子在树底下选烟——按烤烟的成色级差归类。
屋里太热,就坐在树底下,边喝茶边歇凉。
会计说,今年干旱多年不遇。水库山塘由于春夏无雨,至今干枯。全村1300亩水田,有490亩插不下晚稻。已插下的晚稻全靠老天保佑,否则来年吃饭都成大问题。
趁着还不到吃中饭时间,他便陪着我到村里转悠。
村里静悄悄。青石板上泛着亮晃晃的白光,分外耀眼。偶尔见一老人坐在门口阴凉处挑选烤烟,见我们来,客气地请坐。老人告诉我,他这个组有130口人,在家里守着的只有26人,其中能够作田种地的5人,且年龄都在五六十岁之间。其他的村民都进城打工去了。就是这么几个劳力,耕种着近70亩水田(两季,烟稻连作)、50多亩旱土。由于劳少地多,种烤烟那段时间,把村民忙得昏天黑地,深更半夜就得起床下地做事。我不禁十分吃惊,想象中诗意的田园生活,看来不过是有闲阶层的风月笔墨。见我一脸疑惑,会计补充道:“还要用闹钟定时,一般是凌晨3时,晚起了都怕做不完。”
这种状况,已经不是用“勤劳”一词所能概括得了的了。感佩之余,我自然问到收成。会计给我算了一笔账:如果风调雨顺,每亩收入(劳作11个月)计3000元(其中烤烟每亩2200元,晚稻每亩800元),通常每个家庭在家作田种地的就是夫妻两个人,平均每人每亩收入1500元。少数家庭每年可种到10亩以上,大部分家庭只能种到5亩左右,因而每年收入就是15000元,两人平均7500元,每人月收入不足700元。
这些让人丧气的数字,无论怎样也拴不住年轻农民外出务工的脚步。他们宁愿到陌生的城市去讨生活,也绝不愿在烟田里日出而作,“闻鸡起舞”。古人所谓“土可生白玉,地能发千祥”的自信,在村里年轻人的眼中,无异于哄人的把戏。由此看来,如果不改变土地的经营方式,尽快实行土地流转向种田大户集中,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产业调整,村民的致富几无希望。
会计一边掰着手指算着,一边领着我继续在村子里走访。偌大的一个村其实已见不到几个人。昔日欢腾喧闹的场景已成记忆。村子的面积大了一倍多,原来的中心区域已经边缘化。明清时期的古建筑,只剩些断壁残垣。代之而起的一律是方正无趣的水泥住房,古典的建筑美学理念在这里被彻底颠覆。那些巧夺天工的窗棂和门楣,被当做煮饭的柴火,早已化为灰烬。
很沉重地走出了村子,来到了坳下坪水库,放眼望去,惨不忍睹。千余亩农田依仗其灌溉的命脉,已是苟延残喘。干涸的库底只剩几桶浊浆。30多年来,人们不曾为其添过一抔土,清过一次淤,库容量只抵得上一个普通的山塘。
库坝的左边,100米长的坝体已成为白蚁藏身的地堡。3年来,村里向镇里反映过多次,也只是看看而已,至今未见动静。会计说,如不尽早治理,垮坝是早晚的事。
回村的路上,又见了几口所谓的“山塘”。记忆中这些山塘波光荡漾,清澈见底,是我们这代人少年时代游玩的天堂。而今蒿草没膝,雀鸟做窝,已被人们彻底遗忘和抛弃。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句话我们都耳熟能详。上世纪80年代以前,每到冬季,山塘和水库工地上,到处是热火朝天大兴水利的劳动场面。为什么30多年以后竟然可以无人问津,任其败落了呢?
会计说,现在村里剩下的都是些老弱病残,有点劳动力的每到农闲时也都外出打短工去了,组织起来确实困难重重。不过,这种局面冬天即将改变。无论如何,村里都将通过集资的办法,把现有山塘水库整治好,确保明年春汛来时能蓄上水。
艾青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句话,不知激起过多少人对于家园和土地的挚爱和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