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提到母亲，我心里就会涌起万般感受，想起母亲的一生，我眼眶里便噙满泪水。

母亲对于别人，她或许就像宇宙中的一粒微尘，碧野里的一株小草。但对于我，这位给了我生命并含辛茹苦把我养大的女性，她的形象是崇高而伟岸的，远胜过一座丰碑。

三十八年前，当我换上一套崭新的军装，出现在母亲眼前的时候，我想母亲肯定会心花怒放，或者因为高兴而泪流满面，然而，没有，不但没有，反而出现了料想不到的一幕。

母亲先是一愣，几秒钟后，便虚脱般瘫在地上，整个过程没有一句话，也没有眼泪。哥哥姐姐都惊吓得不知如何是好，慌忙把母亲抬到床上。大姐掐虎口，二姐摁人中，母亲很快清醒过来了。过了一会，她缓缓坐起来，用手抚摸着我的军装，没有说话，老泪就落下来。

我说：“妈，你不愿我当兵？”

母亲摇摇头。

“那为啥？”我问。

“你穿上国家发的军装，娘咋就突然感觉你不是娘的儿了？”

大姐接过母亲的话：“妈，你真是的，不是你的儿是谁的儿？”

“是国家的人了。”母亲停顿了片刻，“娘这心里一下被掏空了。”

儿女们就劝了一阵子，母亲慢慢缓过神来，之后又破涕为笑了。

2

2007年春上，正是临近清明时节之际，我到武汉参加一个会议。路上，一直下着雨，天地一片湿漉漉、雾蒙蒙的。在开会的整天时间里，天也不肯放晴，雨，紧一阵慢一阵地下。

夜里我失眠了，满脑子都是对母亲往事的回忆。天要放亮时，迷迷糊糊睡着了，却做了一个噩梦。

母亲已经死了，梦中她还活着。

我把母亲从乡下接到城里，然后驾着一辆汽车，带母亲去兜风。

梦中的天地无比的广阔，天空霞光万道，因为太亮，眼睛都感到刺刺的。车子疾驶在一片无边无际的地面上，周围没有任何车辆，身边没有一棵草木，车子越跑越快，似在飞翔。然而，突然发现坦途有了断头，就像大地齐整整地断裂了，塌陷了，塌陷的地方出现了浩瀚的星空，瓦蓝瓦蓝的苍穹在远方融入深不可测的万丈深渊。

我立即踩刹车，把方向盘猛向右打，我清晰地听到轮胎与地面摩擦发出刺耳的声音。可是，最终我未能力挽狂澜，一个巨大的灾难无法避免了，先是左边的车轮腾空，接着整个车子失控。当时感到汽车并没侧翻，依然是那么平稳地完成了自由落体……

我不知道屁股下面有多深，当时自己似乎对死亡毫无惧怕，然而另外一种巨大的恐惧拽住了我的心，这个恐惧就是我亲手把受苦一生的母亲送上了绝路，结束了她的生命。

在绝望之中，我异常地清醒，我居然还想到了“粉身碎骨”这个词，甚至我还冒出了能亲身体验“粉身碎骨”那种可怕的快感。然而，这种快感并没有实现，在悠悠下坠的过程中，我惊醒了。

我的心在狂跳，手脚发凉、发麻，甚至痉挛。

摁了一下电灯开关，灯亮了，我在墙镜里发现了一个中年男人惊恐、沮丧的脸。

坐了好一会才下床，我抓过写字台上的茶杯，把杯子里残茶水一饮而尽，然后用湿毛巾擦了擦满是冷汗的脑袋。

我推开窗子，倚在窗前眺望武汉三镇的夜景，发现天已蒙蒙亮，小雨仍淅淅沥沥，火车和轮船笛声拖着长而沉闷的叫声划过雨雾的夜空。楼下马路上的汽车开始多了起来，各种车辆在雨幕里疾驰，人们又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我不会解梦，说不清是凶是吉，反正母亲已离开人世五年了，但当时我猛然生出一个念头，我得回去给母亲上上坟了。

3

我独自跪在母亲潮湿的坟前。

跪在母亲坟墓前，心一下就踏实了许多，如同母亲活着的时候坐在母亲跟前。

那是一个被青草覆盖的坟茔，这坟茔是母亲与父亲的合葬墓，但是父亲却比母亲早走了四十二年。

记得母亲下葬的那天，我在被挖开的父亲的墓坑里看到了令人心寒的场景：几根白骨，几片腐烂的木块，几颗锈蚀变形的铁钉。

这就是我父亲的全部。

父亲离开人世是公元1960年的春上，当时正闹着罕见的春荒。父亲没有病，他是被饥饿掳走的。那时我虽然年幼，但已有记忆，我看着街坊邻居把我家房屋的大门下掉，用一把铁匠打制的大铁钉把几扇门板钉成一口薄棺，然后把父亲给埋了。

我对父亲的记忆大致就这些。

但是母亲却不同，父亲走后，她用她羸弱的肩头扛起了一个家，而且一扛就是四十多年。为什么我总是想用一些笔墨写写我的母亲，其用意不是在抖落母亲苦难的一生以及她的心酸和我的痛苦，因为从母亲身上，我看到了一个女人用她极其有限的能力承担了超过她能力十倍甚至几十倍的重担。她的一生折射出的人生最美妙的东西就是母爱，伟大的母爱，神圣的母爱。她爱她的儿女，为此，不论付出多少劳苦，承受多么大的不幸与煎熬，她都毫无怨言。她的大爱大德还在于，她只有付出的快乐与坦然，而没有索取安逸的欲望。同时，我也深深理解，这样的母亲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苏梅妮一人，而是中国千千万万个母亲的缩影。

4

我没见过自己的爷爷奶奶，因为在我出生之前他们已经仙逝了。

为什么要把爷爷奶奶写出来呢？是因为他们的死转嫁了属于他们的责任，这责任对于母亲来说，便是不幸与苦难。

我母亲到赵家来，是以童养媳的身份出现的。

我查过辞海，辞海上是这样解释童养媳的：指旧中国一般出身贫苦家庭，从小被出卖或由家庭包办订婚，在婆家生活的媳妇。但是我一直就没弄明白，母亲的娘家虽不富裕，比我们赵家还是很要强些的，为什么母亲十五六岁就到土改时定为贫农的赵家当童养媳呢？我曾几次问过母亲，但没有得到任何答案，母亲说你小孩家怎么能问娘这些事呢？她还进一步告诉我，这都是大人们做主的事，娘由得了吗？

据母亲讲，她到赵家几年后，也就是母亲二十一二岁的年纪，她的公婆——我的爷爷奶奶相继因病而逝。父亲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当时，母亲两个小叔子未娶，两个小姑子未嫁，一大家子人的吃饭穿衣就落到了我母亲身上。母亲的苦难也就是从公婆去世开始的，抑或说进了赵家就开始了。

古典剧中包拯称嫂子为嫂娘，起初我不能明白，嫂子就嫂子嘛，干嘛加一“娘”字，不是乱辈吗？后来听母亲讲她侍候小叔子、小姑子的一些辛酸故事，我顿悟，看来叫嫂娘是很恰当很贴切的。

长嫂如母，母亲说我三叔当时只有五六岁，还穿着开裆裤哩。最小的姑姑呢，只有三岁多，屙屎还要嫂子擦屁股，晚上还得嫂子搂着睡，是嫂亦是娘啊！

母亲的手指很早就变形了，关节粗大。我小时候喜欢拉住母亲的手看来看去，后来参加工作后回乡探望老人家，仍然习惯性地拉住母亲的手细细端详，每每抚摸着这双手，我的鼻子就会一阵阵地发酸，眼泪也会忍不住落下来。纵观这双变形的老手，那上面刻满了人生的艰辛与岁月的悲凉。

通常情况下，观察一个人的手会知道他的劳动强度和生活状况，一般强体力劳动者，双手掌会布满坚硬的茧，而我的母亲，不但手心结有老茧，而且连她手指乃至她手指的夹缝里都结有厚厚的茧花。为什么呢？因为母亲不仅犁、耧、锄、耙，这些男人的活儿在父亲去世后要拿在手上，且回到家里，缝补浆洗，柴米油盐，属于女人操持的事儿她也一样少不了。我们一大家子人口，穿的衣服，要靠母亲手摇纺车，像春蚕吐丝一样一根线一根线纺出来，织成布，做成衣；我们穿的鞋，每一双都靠母亲一针一线地下苦力做成。

做鞋最苦的是纳鞋底，人们把手工缝制的布鞋称为“千层底”，底有千层，那是夸张。可母亲常常对我说，这鞋的好坏，功夫全在底上，底要厚实，不仅耐磨，而且冬暖夏凉，养脚，祛汗臭。可这鞋底厚实固然是好啊，就是苦了做鞋人，苦了我的娘亲。一双成人的鞋底平均要纳一千六百多针，这每一针要扎透半寸厚的用面糊粘贴的“千层底”，对一个女人的体力、意志，包括技巧都是考验。一根钢针，很细，很硬，能对这根钢针使力的也只有拇指和无名指的两个指肚，除了戴在母亲无名指上的那个小小的金属顶针，几乎不再借助其他外力。她纳鞋底时，进针拔针这两个环节眉头总是紧锁着，显示出很吃力的样子。

冬天，太阳暖洋洋的。母亲喜欢坐在堂屋门口纳鞋底，这样可以晒晒太阳，暖和身子。

太阳光斜斜地洒在母亲身上，灰白的头发有一半被染成银色，这银色的亮光随着太阳光的移动而发生着变化，岁月就这样从母亲的指缝中滑入那紧锁的眉宇中，渐渐蓄满那慈爱的眼眸。

少不更事的我，好奇，曾经不止一次地想学着母亲的样子，把钢针扎进那“千层底”，然而我屡屡失败。有一次，我还企图把母亲扎进鞋底的针拔出来，可我拼尽全力也拔不出来，冷不防跌坐在地。于是我也就暗暗地想，母亲这一生做了多少双鞋呀，纳了多少针线呀，这一针一线倾注了母亲多少心血啊。爷爷、奶奶、父亲、叔叔、姑姑，还有我的同胞兄弟姐妹，我们这些人身上穿的，脚下踩的，不都是母亲的生命与青春吗？不都是母亲的血和泪吗？她指缝中的茧花就是钢针后面那一根根麻绳给勒出来的呀！

母亲虽然一生劳累和清贫，但我知道她爱美。因为她和我妻子在一起时，曾不止一次地抓着她儿媳妇的手，夸她那双手好看，手指上戴的戒指好看。有一次，母亲感叹道：“戒指呀，还是当闺女时戴过的，后来戴上了顶针，就再也不戴戒指了，而这顶针一戴就是六七十年，现在这手比鸡爪子还难看。”

妻子是个有心人，她说她听出了母亲的心思，于是在老人家九十岁那年，她给母亲买了一枚金戒指，很可惜，母亲的指头变形厉害，戴不上去，到商场换了两次，最大号的，还是没有戴上。母亲就有些伤感，我发现她眼圈红红的，说话的声音都变了，我就索性找匠人把这枚戒指截断，拉开了个缺口，虽然有了缺憾，母亲却戴上去了。而且这一戴从未取下过，直到这枚戒指最后陪老人家一同去了天堂。

中国的封建社会，并无多少创新和变革，但在女人身上是个例外。封建社会残害女性稀奇古怪，女人裹足，即是一例。

女人裹足，脚以小为美，在当时是一种时尚。这个“好”时代让母亲赶上了。母亲裹成了典型的三寸金莲。年轻时，这三寸金莲也曾给她争得过荣誉，为此，母亲也自豪过，但后来，却折磨了她一生，让她痛苦了一生。

我说母亲是典型的三寸金莲，因为母亲是按封建社会道德观念对女性的要求，进行了彻头彻尾的裹足。我发现村上与母亲年纪相仿的女人虽也是小脚，但却不如母亲小得那么彻底，那么可怜。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都很少看到“三寸金莲”了。我仔细端详过母亲那双小脚，真是让人心酸啊！少女时代，骨骼正在发育，却遭到野蛮的摧残。脚怎么可能会变小呢？只不过是脚的骨骼和肌肉受到外力的长期挤压发生了形状的改变而已。

我发现母亲的五个脚趾被迫重叠在一起，稍一受力，脚就会引发疼痛。对村上那些奶奶辈、婶婶辈的妇人，我也做过一些调查和访问，她们大都属“解放牌”，裹了一段，吃不得那苦，受不得那疼，后来又听说不时兴了，也就违了家规和爹娘的意愿，顺势而为，索性放了。母亲没文化，接受新思想慢，老实听话，再加上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祖父一肚子旧思想，死脑筋，硬逼着母亲缠足，且引以为荣。

后来人民公社的生产队记工分，很多女人都评为二级劳力，一天能拿八个工分，我的母亲却不然，因为脚小，沦为三级。总共也就三个级别，母亲是三级也就是末级。母亲要强，哭过，但没用。

台湾有一首校园歌曲里好像有一句歌词叫“赤足走在窄窄的田埂上”。是的，夕阳西下，挑着担子，赤足走在田埂上，倒影拉得长长的，配上晚霞，真的很有情调，富有诗意，浪漫得很。然而这对于我的母亲却一点都不浪漫，生产队长组织一帮妇女挑粪到田里，他要求女人们都像男人一样光着脚丫挑担子。现在想来，队长这一招够损的，其实就是母亲为争二级劳力惹烦了队长，他要给母亲一个下马威。母亲傻呀，犟呀，明摆着不成，还要硬撑。当然，母亲的失败是注定的。她未能把一担百多来斤的臭粪担子挑到队长指定的地点，双脚就已经鲜血淋漓了。

事发时我并不知道，好像那年我正在学校读初二，晚上回来听见母亲的抽泣我才知道这件事。煤油灯下，我看见了母亲那双还在渗血的脚……这件事深深刺痛了我，我断定母亲的哭泣主要不是来自对身体的伤害，恐怕更多的是对她尊严的挑衅和侮辱。同时，我懂得母亲的哭泣还有另外一种含义：一个小脚女人，拉扯一家人生活下去太难了。

那一刻我曾经在心底立誓，做儿子的绝不能再让母亲遭受如此伤害，一个七尺男儿应该有能力让母亲活得体面些。

这个生产队长前几年去世了，他走得比母亲早一年。去世时家兄打来电话告诉我了这件事，我特意嘱咐家兄以我们兄弟姊妹的名义送一个花圈。

我曾憎恨过他好些年，也曾说过这辈子都不原谅他的话，其实没过几年，憎恨被岁月和成长销蚀掉了。祖父辈莫名其妙的过节没必要延续到我们这一代，队长有点“二杆子”劲，做事容易偏激过头，但后来也挨过不少整，挨批斗时腿被打断了，还落下残疾。那是一个病态而疯狂的年代，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细想，已经过去了的事又算得了什么呢？

5

母亲总共生了九个孩子，夭折了四个，活下来五个，三个儿子，两个闺女。我上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下面还有一个弟弟。

生活如此贫穷、艰难和坎坷，劳动的担子如此的沉重，母亲还要生养这么多的孩子，生活磨难可想而知。在生活的重压下，变形的不仅仅是母亲的一双手，变形的是她整个身体的骨骼。母亲就仿佛一架生育机器，从十八岁生出第一个孩子到四十七岁生下最后一个孩子，也就是我的弟弟。在三十年的时间里，差不多每三年多一点就坐一次月子。这个年龄段对于女人的一生来说，其意义不言而喻。母亲说过她生孩子和圈里的牲口下崽并无多大区别。她在生第四个孩子时，正在磨道里推磨，突感腹部一阵坠疼，来不及走到屋里躺到床上，在磨道里就把孩子生下来了。

坐月子不能负重，不能浸泡冷水，不能经受风寒，但母亲享受女人坐月子的待遇却只是象征性的。一大家子人啊，伸手要穿衣，张嘴要吃饭，母亲就像上足了发条的一口大钟，一刻都不能停摆，她一停摆，一大家人的生活就瘫痪了。

前些天陪客人在宜昌一个土家民俗村采风，土家人唱了一首土家山歌，是歌颂土家妇女的，歌词大意是：

太阳歇得吗？歇得，

太阳歇了有月亮；

月亮歇得吗？歇得，

月亮歇了有太阳；

男人歇得吗？歇得，

男人歇了有女人；

女人歇得吗？歇不得，

女人歇了娃儿就没得饭吃，

男人就没得衣穿。

于是我就触景生情，突然就又想起了苦难的母亲，是啊，我们都歇得，就是她歇不得。因此，母亲说她坐一次月子，能躺在床上歇息三天五天，已经很不容易了。

我不是女人，没有十月怀胎和痛苦分娩的体验。但是，男人们啊，当我们目睹女人临盆时从产道中喷涌的鲜血，当我们听到女人在产床上撕肺裂肝的叫喊，作为男人，作为丈夫，作为儿子，都应该向妻子、母亲表示出一千倍、一万倍的崇敬！

母亲每经历一次受孕、怀胎、分娩，对她的生命就是一次严重的透支和摧残。九个生命的降临，母亲生命遭遇了三次危难，但是阎王爷一次次地开恩，母亲重又回到了人间。每当母亲给我们讲过去的事情，用现在的医学眼光去看，都是一次次生命奇迹，可母亲并没觉察到这些，她已经司空见惯。生儿育女，天经地义，生与死，都是命中注定的。

我是母亲生下的第八个孩子，有幸存活的第四个。

据母亲回忆说，我生下地都快大半年了，还没有名字，母亲催促父亲给我取个名儿，父亲为一家人的生计压得快要垮掉了，哪有心思给我起名儿，就敷衍母亲说，是狗是猫你随便喊吧，喊顺口了就是孩儿的名儿。母亲没文化，哪里会给孩子取名，就把我揽在怀里暗自垂泪。可就在母亲伤感的时候，她忽然发现我的头皮上有一块指肚般大小的胎记，这胎记是暗红色的。它启发了母亲的灵感，于是便有了我的名字：红记。“文革”时期，正在读初中的我，觉得以胎记作名字不够革命，便自己做主把“记”换成了“继”，寓意继承红军光荣传统。

我已经记不清是哪年哪月，母亲的背开始变得有些驼了。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劳累和磨难已经使母亲对柴米油盐以外的记忆变得迟钝和模糊了，连母亲自己也说不清楚。母亲生我那年已经四十二岁，如果孩童从三岁有记忆开始，在我最初的记忆中母亲就已经驼背了。随着时光流逝，生命变老，母亲背驼得是越来越厉害了。六七十岁上，她的背已经深深地折了下来，就像一棵折断了树干的古树。

6

岁月已把母亲侵蚀成了一个干瘪瘦弱的老太太，她仍然挣扎着为儿孙操持着繁重的家务。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想尽孝，把母亲接到部队来住，又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当战士不可能，当排长也不可能，当指导员时，有了一点点可能，我把想法向营长汇报，营长先是沉默，之后对我说：“你 还很年轻，只要有孝心，来日方长嘛。”

我说：“营长，我年轻，可我妈不年轻啊，今年七十一了。”

我母亲是1910年出生的。记得我是1981年向营长提出的申请。

营长后来告诉我，他是被一颗善心所感动，破例同意了，并特意为母亲安排了一间房，在母亲住队期间，特批我不随连队集体就餐，专门陪老人家吃饭。

李新回家探亲时，我想请他回队时把母亲顺便接来。我担心李新不乐意，路途遥远，带着老人不方便，试着给李新说了，李新很爽快答应了。我有些过意不去，客气地对李新说：“实在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李新说：“你这是啥话？咱俩谁跟谁呀？你妈就是俺妈。”

母亲没出过门，更不要说出远门了，没坐过火车、没坐过汽车，没见过轮船。但这次她要沿着她儿子从军的路线走一趟，火车、汽车、轮船都要一一尝试，我为老人家的身体捏把汗。

李新按照约定，出发时在临颍火车站给我发了一份电报：“今日上车。”

计算时间，七天后到达。可是，第七天过了，没有见人，第八天过了，没有消息，我的担心由紧张上升到恐惧。第九天时，接到李新打给我的电话，说已经到鄂西汽车站了，叫我弄个车去接。

那时候没有什么车子可找，就急忙喊了给养员骑上连队卖菜的三轮车往车站赶。在候车厅里，我见到了母亲。

正是冬天，母亲不仅捂得很厚，且身上还穿着李新的军大衣。军大衣有点长，母亲个子矮又驼着背，军大衣的下摆拖着地面，手藏在袖筒里看不见。

冬日的暖阳从宽大的玻璃窗照射到母亲身上，母亲凌乱的银发被斜阳涂上一层橘红色。母亲的眼睛常年有疾，但她从人群中发现了她儿子的时候，神情明显为之一振。把这个矮小的老太太，弄成这个形象，别人看着可能有点滑稽可笑，我看着既温暖又有些心酸。母亲浑浊的眼球上布满红丝，从眼神里我感到了旅途给她带来的疲惫、惊恐和不安。我想握住母亲的手，使她感受到儿子的真实存在，但因手在袖筒里，我只好把她的胳膊托起，用力抱着，母亲的身体在微微颤抖。

我说：“妈，你还真中，大小伙子这八九天都受不了啊。”

母亲就说：“唉，终于见着孩儿了，总算知道孩儿在啥地方当兵了。”母亲又叹声气，说：“娘差一点就见不着你了。”

李新告诉我，因路面结冰打滑，汽车在建始县的红岩寺差点滑到路边的深沟里，多亏路边两颗大树把车挡着。乘客在车里冻了大半夜才被调来的车接走。

李新大声对母亲说：“大娘，大难不死必有洪福啊！”

母亲就说：“还洪福哩，不让我一把老骨头扔在异乡做了外地鬼就是烧高香了。”

看见了儿子，又这么一说笑，母亲多少有点缓过神来，刚才还蜡白的脸上泛起了血色。把母亲搀扶到三轮车上，给养员骑着，我和李新在后面跟着，回到连队。

晚上，家乡一块入伍的战友来看母亲，问母亲晕不晕车？坐船害不害怕？吃不吃得惯这里的饭菜？母亲说不晕也不怕，米饭也不难吃，水土也服。战友们就夸母亲：“大娘您真行啊，这么大年纪这么远的路途，走了八九天，您都没事儿，真的好厉害，比我们年轻人都行。”听到夸奖，母亲很受用，脸色就更加的红润，还谦虚道：“不行了，老了，浑身腰酸背痛，差一点就挺不住了。”

把战友们送走，想到母亲几天的旅途劳累，劝她早点歇息。母亲反而不让我走，她说你不忙走，你陪娘说说话。看母亲高兴，就坐在她身边陪她说话，母亲絮絮叨叨说个没完，讲的全是路上这七八天的稀奇事儿。母亲本是言语短缺的人，这天晚上才发现母亲还有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内心的世界也极为丰富。后来，我悟出一点道理，母亲到部队看儿子，并不是追求儿子给她提供的有限物质享受而恰恰是儿子给她带来的精神富有。

母亲在连队住了两个月，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每顿饭都有通信员把饭菜端到跟前，吃完了碗呀盘呀收走，什么事都不需要动手。但两个月之后，母亲要回家，坚决要走。她说该见的见了，该坐的也坐了，待着不动让人伺候着清福也享了，最重要、最踏实的是老人家知道儿子在哪儿了，出来几年干得不赖，还当了个指导员，被士兵们前呼后拥，受人尊着敬着，这就够了，满足了。看着连队一天到晚忙着执勤、操练，她不愿给人添麻烦，坐着吃闲饭。

理解老人家的想法，答应送她回去。来时坐了火车，汽车，轮船，就差飞机没坐了，我心想，老人出门一趟不容易，陆海空，不能缺一样啊。那时候鄂西到武汉通着航班，我就劝母亲坐回飞机，见见世面。母亲听后一震，作了一个用手掩着阳光往天上望的动作，说：“不敢不敢，飞机比鸟还小，咋能坐人？”

给母亲描述一番飞机的情况，是如何如何的好，如何如何的大，如何如何的平稳，如何如何的快捷等，母亲就是执意不肯。我想她是不是怕花钱，就给她算一笔账，到武汉一张机票才三十三元，天上飞一个半小时就到武汉了。而坐车坐船转来转去要四五天，受苦受累不说，吃住加一块还不止这个数。母亲说：“也不光是钱的事儿，年岁大了，还到天上折腾？万一……”

7

母亲没有清静的日子，本来小叔子娶了，小姑子嫁了，大家变成小家了，母亲的脸上应该绽放笑容才是，可父亲却又撒手人寰。父亲走时，母亲才四十多岁，一个裹着小脚的柔弱女人，带着五个孩子，多难的孤儿寡母呀。当时国家正遭遇罕见灾荒，千里赤地，一片悲情，全中国都在饥饿中哀鸣，家有强壮劳力尚且食不果腹，何况我们家呢？

父亲走后头一年，饥饿、寒冷、孤独、凄凉、恐惧甚至死神仿佛幽灵般在我们家破败的小院子里游荡。父亲对于母亲，那是一座山，过去的日子，再苦再累，她有父亲这座山可倚可靠。可是，这座山轰然倒了，她成了无倚无靠的羸弱之妇。虽然我的两个姐姐都已成人，但在那个赤荒的岁月，只能算是多了两张吃饭的嘴。

母亲是坚强的，但她不是那种风风火火的坚强，也不是那种锋芒毕露的坚强。她的性格就像故乡的一种草，俗称节巴草。这种草生长在土质坚硬的路边上，车轮子碾压它，人畜踏踩它，牛羊啃噬它，它默默忍受着，它甚至从来没有抬起头的机会，它以匍匐的姿态生长着。还没等到寒冷的冬天来临，它细碎的叶子立马就枯萎了，在遭到碾压和踩踏之后，那枯萎的叶儿就化作粉末随寒风飞逝了，人们几乎看不到这种节巴草的存在。但是，春天来了，冰雪融化后你会发现在坚硬的路边上，它又泛绽出生命的绿色，年年岁岁，生生不息。这是一种苦命的草，顽强的草，母亲的坚强就像这苦命而又坚强的节巴草。

母亲时常哭泣，是那种极端压抑的呜咽或者叫抽泣，我知道母亲是怕哭声吓坏了她的孩子们，她竭力地在压制、压抑，这种压制和压抑的哭泣不仅增加了母亲的痛苦，同时也使我们感到揪心和窒息。那时候，我们都被饿傻了，甚至不知道去劝劝母亲，宽慰母亲，只能在哭泣声中可怜巴巴地望着，颤颤惊惊地听天由命。

村子里不断传出有人被饿死的消息，有老人，有孩子，也有青壮年人。起初并没有感到害怕，和哥哥一起，还跑到死者家里看人家呼天抢地地哭丧。后来死的人多了，甚至还有同龄的伙伴，于是就感到了害怕，就有了兔死狐悲的恐惧，母亲也开始阻止我们，不让乱跑。其实，躲在家里对外面哭死人的悲凉感受得更加真切，恐惧感也就与日俱增。不知道哪一天，这厄运可能再次降临到我的家里。

这种日子没过多久，发现家里来了一个陌生妇人，我曾问过母亲她是什么人，母亲告诉我是远房亲戚，可是这位远房亲戚我却从未见过。妇人到我家后，大都是和母亲单独见面，当然有时候也把我的姐姐分别喊进里屋。一天，十三岁的哥哥悄悄对我说，这个老妇人不是亲戚是媒婆。

媒婆挽着发髻，一袭黑衣，像只乌鸦，我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果然，这一年，我的两个姐姐相继有了婆家。第二年，这只乌鸦似的媒婆，又把只有两岁的弟弟送给了一个县城吃商品粮的没有生育能力的夫妇。

父亲走了，姐姐嫁了，弟弟没了，不到两年时间，七口之家只剩三人了，母亲几乎要被击垮了，她不但模样变了，变得苍老而且憔悴；性格也变了，不再像以前那么爱哭了；她言语也寡了，默默地承受着家务和体力活，也很少与我们说话。她麻木了。

后来，这个媒婆又来过我家几次，我更感到害怕，难道这一次是要把我送人吗？

记得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季，母亲把我安置睡下了，还没睡着呢，听见媒婆叫门进来。开始，她们说得无头无尾，我听得不明不白，但是，后来母亲的一句话我听得真切，而且我也听懂了其中的内容。

媒婆说：“你年纪还不是太大，你不能为了孩子就这么苦了自己，狠狠心再往前走一步吧！”

母亲说：“二婶子，你的好心俺领了，说啥俺也不往前走这一步，这一辈子再苦再难我也要把这两个孩子拉扯大。”

当时我就哭了，“往前走一步”，不就是劝我母亲改嫁吗？我怕失去母亲，我更怕失去家，因此，那一夜我把被子都哭湿了。

母亲用传统的妇道观和天下最为崇高的母爱坚守了她的诺言。后来媒婆又无数次上门，母亲总是用她说过的那句话回答媒婆：“这一辈子再苦再累我也要把这两个孩子拉扯大。”她把她的两个儿子作为生命的希望守望着，一直守望了四十多个春秋。

8

最惨烈的年景终于熬过去了，后来的日子虽然仍充满着艰辛，但毕竟慢慢好起来了。1960年这一年，在母亲的人生中是最为刻骨铭心的一年。几十年后当老人家儿孙满堂，抚今追昔，像很多老人一样回忆往昔的岁月时，我会发现，母亲总是回避这一年发生的事情，她总是用长长的一声叹息一略而过。

我知道，在母亲的心里，那段岁月不堪回首，那段岁月是她永远的伤痛。中年的父亲突然离去，对母亲不啻晴天霹雳，两个姐姐的匆忙出嫁，对母亲来说充满着说不尽的遗憾。如果说这些对母亲来说都是巨大的痛苦，那么最最巨大的痛苦是她亲手把她的骨肉送给了陌生人家。这件事对母亲造成了肝肠寸断、撕裂肺腑的疼痛。打那个漆黑的夜晚，弟弟从她怀抱里离开的瞬间，就把母亲的心掏空了，撕碎了。所以，母亲曾对我们兄姊说过，这是她一生中对孩子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过。

我知道，她大半辈子都在自责，尽管后来日子稍好一些，她就不惜违背信义，违背诺言去把小儿子要了回来，但是她仍然一辈子没有原谅自己。这件事，母亲从没有为自己辩解过、开脱过。就当时的年景和家景，她可以为自己找到一千个、一万个理由，但她没有，她甚至没有希望弟弟原谅她，但她还是希望弟弟能够理解她。

母亲不识字，因为她一生没有读书的机会。我的两个舅舅都是文化人，这两个舅舅一个是母亲的哥哥，一个是母亲的弟弟，大舅是高中肄业，二舅读到县级师范。我曾问过大舅，母亲为什么没有读书， 大舅实话告诉我，是我的外祖父不同意，外祖父认为，女人不需要读书。因此，我说旧的社会制度、观念强加给母亲很多不公，不让她读书又是一例。

母亲没有文化，但她崇尚文化，尊重文化人。母亲常用“知书达理”四个字夸赞有文化的人，也常用“没读过书”来贬损自己无知。小时候，母亲教育儿女们最爱说的一句话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以激励我们好好读书，居然也给我们讲“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

后来我们分别到了读书的年龄，兄弟三个必须读书，这是母亲情真意切，也是不得违抗的决断。那年月，我们每天都在为吃穿发愁，哥哥是老大，他读完初中，不忍母亲为三个儿子操劳而累垮，决意辍学，担当起家庭重担，母亲先是不肯，后来却因生了一场重病，卧床一月余，哥哥每天陪伴在她身边，这上学的事也就自然中断。为此，母亲还痛哭过一场，她认为哥哥是读书的材料，却因家境贫寒没能让他多读几年，她特别伤心。

后来，又遇到“文革”，“文革”是不主张读书的年代，但在母亲有力的督导下，我是我们村上十年间唯一的一个高中生。我们村上有一个林奶奶，喊奶奶，只是辈分高些，实际年龄在母亲之下。她也有三个儿子，与我兄弟仨年龄相仿，这三条叔叔辈的汉子一个也没有进过校门，林奶奶不以为悲，反以为喜。林奶奶多少次劝导母亲，读书好是好，可不能当饭吃呀，现实点吧，叫孩子们回来干活，一个人养活自己总够了吧。母亲随听之，随笑之，她从未与林奶奶就读书的重要性开展过讨论甚或引发争执，母亲认准了死理：“知书达理”、“艺不压身”！

我说母亲是伟大的，就读书这件事来说，母亲的远见卓识一点也不亚于伟大的政治家、教育家。有时我甚至想啊，一些具有战略眼光的领导人提出“科教兴国”或“教育先行”之类的口号，与母亲的读书做人的思想简直就是英雄所见略同嘛！

母亲到了晚年，我把她接到城里住了一段时间，虽然老眼昏花，她却提出要认几个字，我说您这是何苦。她说，过去在乡下，厕所不分男女，城里人多，有男有女，不认字就出洋相。过去认钱认大小，认颜色，现在票子印大了，印多了，颜色也变了，不认几个字连钱都花不出去。于是我就给母亲一笔一画地讲，一撇一捺地写，但是母亲的眼昏花得厉害，手也颤抖得握不住笔，就哀叹起来。后来母亲勉强认识了几个字，但她不是从字的笔画结构上认识的，她是从象形上把握的，她说这“女”字好认，不就是盘腿坐着纺棉花的婆婆吗？我忍不住笑了，笑着笑着我的鼻子又发起酸来。娘啊娘，您这一生是悲剧还是喜剧？都八九十岁高龄了，认了一个字，却悟出了一个理：女人即是坐着纺棉花的婆婆！

母亲在城里住不惯，来城两次加起来才一年多时间。过去，不止一次听她沉重地说过，我太累了，要是能歇息几天多好啊。

是的，母亲真的太累了，她从十几岁进赵家开始，就像一架机器开足马力工作着，半个多世纪了，这架机器没有保养，没有大修，总是不停地高速运转着。能歇歇自己的身子成了母亲一生的奢望。进城之后，我告诉她，您就在这儿住着，咱啥也不干了，就是歇着、养着。母亲答应着，说行啊，好啊，中啊，可就是住不惯。她说这楼房好是好，可住在楼里，上不着天，下不挨地，悬在半空，人，天天飘着不踏实，心也不踏实。时间一长，就闷出病来了，说啥也要回乡下，无奈，把她送回老家，到了老家病就好了。家里儿孙们围着，街坊姐妹们聊着，看看圈里的猪，笼里的鸡，亲切，舒坦，母亲就笑了。不用她说，我也看得出来，在乡下，老人家身心都踏实，后来，我也就不再动员她进城了。心随她愿，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生活可能就是她晚年的幸福。

9

母亲在，母亲就是家；母亲活着，我会想家。顺境，心中有快乐，快乐时会想家；逆境，心中郁闷，郁闷时也会想家。想家就是想念母亲，母亲是我心灵的慰藉。在外闯荡几十年，人早已华发两鬓，在上司面前，我是下级，要顺着，要从着；在部属面前，我是头儿，要有威严，有做派；在妻子面前，我是顶天立地大丈夫，要行得端，做得正；在女儿面前，我是严爱之父，横着也好，竖着也罢，都要有爹的样子。总之，在外面工作着，生活着，得挺着，板着，绷着，陪着，谨慎着，不能有半点造次，不能越雷池半步，不能随便地抒发自己的胸臆。但在母亲面前，则完全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儿子就是儿子，是母亲心里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母亲若谷的胸怀有着天大的包容性，儿子有多少缺点毛病，在母亲面前一切都可以释然。儿子急也好，躁也好，烦也好，懒也好，冷也好，热也好，在母亲温和而又慈祥的目光里，这心立马就能归于平静和顺达了，这是母爱的力量。

母爱的力量是任何力量都无法取代的。

母爱是永恒的。

母亲八十岁之后，我知道母亲的生命已进入尾声。

人这一生，顺也好逆也罢，幸福也好，苦难也罢，总有谢幕的时候。因此，无论工作再忙，我每年至少也要回家探望一两次，在老人家身边待上几天。沐浴在母亲慈爱的目光里，聆听母亲唠叨着生活往事和琐事，感受到了人生真正意义上的快乐。

八十四岁那年，母亲告诉我她的心里总是有忐忑不安之感，仿佛要发生什么。“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母亲虽不迷信，但这句民间俗语她是知道的。她还说过，有时什么事没有，眼皮突然狂跳起来，有时候，却会突然心里发慌、发闷。

我劝母亲，迷信不可信，什么七十三、八十四，心中有便有，心中无便无，不要自己吓自己。

但是这一年的腊月，还是出事了。

兄长给我打电话，说母亲的右胯骨骨折了。我问怎么回事，哥哥说事情非常简单，夜里母亲起床，坐在床沿上用脚寻自己的鞋，可能起猛了，头有点晕，鞋没探着，人从床沿滑下来，身子压在右腿上，就骨折了。兄长还告诉我，医院认为，母亲年纪大了，不动切开手术，提出要在母亲小退骨上横穿一钢条，通过牵引复位。

我不懂医，表示尊重院方意见。

我带着女儿从宜昌赶到临颍县医院，是手术的第二天。看到母亲受大刑般被捆绑在钢丝床上，心头像被塞了一坨铅一样立刻沉下来。

寒冬，中原气温异常得冷，病房里没有暖气也没有火炉，门后的湿拖把都冻成了冰坨坨。母亲背驼如弓，但她仰面直直地躺着，腰和大腿上裹着厚厚的石膏。母亲的右小腿骨里，横穿了一根筷子粗的钢条，钢条的两端拴着两根钢索，钢索挂着滑轮，滑轮下方垂挂着足有十公斤重的铁砣。

用手摸摸母亲的手，凉的，摸摸她的脚，凉的，摸摸腿，也是凉的。再摸摸箍在母亲身上的石膏，是冰冷潮湿的。两床被子虽然也厚实，却被架空着盖在老人家身上，怎能抵风御寒？！

八十四岁高龄，风烛残年之躯，哪里经得住这般的折磨，这受的是什么罪呀！母亲虽然表情痛苦，但没有流泪。我心疼老娘，心中宛如刀绞，竟抑制不住胸中悲情，一时间泪如泉涌。女儿那年十一岁，看见奶奶如此惨状，惊吓得小身子抖动不已，见我泪流满面，就憋不住哭起来。一时间病房里的亲人们都抹起了眼泪。反倒是母亲安慰了我们，她说：“七十三、八十四，娘的命中注定有这一劫。这一劫过了，娘还有洪福哩。”

母亲的坦然和坚强止住了儿孙们的哭泣。我们开始商量如何改善病房里的条件，让母亲保暖，增加营养，躲过这一劫。

李新已经转业了回到临颍县农业银行工作。他喊来几个战友一起找院长说情，在母亲的病房里安装了一个带管道的煤炉子，加了两张床允许家人陪护，在干部病房订了一份营养餐。我们兄弟姐妹不分昼夜轮流着守候在母亲身旁，孙子孙女，外甥外甥女也都轮流着到医院看望她老人家。

我在母亲的身边守了整整五个日夜，因为单位征兵工作到了定兵送兵的关键阶段，我只得与母亲告别。

但是每次别离对母亲都是一次精神打击，这一次也不例外。母亲似乎掌握了我的规律，她总能在我的言行上发现我要归队的迹象，我没开口她先说了：“孩子，回部队吧，娘知道你忙。”我与母亲抚别的瞬间，母亲突然拽住我的手，潸然泪下，哽咽着说：“这次见了，不知还能不能再见着。”我心里“咯噔”一下，然后就劝她，不是说好了的吗，过了八十四这个“节巴”，还能活过一百岁哩。母亲就笑了，她也幽默了一次，说：“活一百岁，不成人精了。”

母亲虽然没有活到一百岁，却也活到九十有三，是高寿了。

我佩服母亲生命力的顽强，八十四岁那次骨折，医生都怀疑她还能不能走路，但出院后不到半年，她拄着拐杖，居然又能行走了。

10

母亲的死没有任何征兆。

秋收后，农活忙过了，大姐把母亲接到她们家里住一段，才住了半月，母亲不小心摔了一跤，据说这一跤摔得不重，就是脚下打滑一屁股坐下去了，但就是这一跤促成了母亲生命的终结。摔跤的当天夜里，她就开始发热，三天后演变成高烧，请来医生会诊，打消炎、止烧针，剂量很大，但无效果，第六天，母亲便与世长辞了。

这六天时间，家兄给我打过三次电话，头一次是出现高烧，第二次是母亲开始说胡话念叨在外工作的我，第三次便是报丧。

母亲走了，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同事朋友劝我，说老人家高寿，没有受罪，没有痛苦地安静而去，应属白喜事，节哀顺变吧。

高寿是实，可以告慰后人，但心中寄托我精神世界的高山也就不复存在了。

我赶回千里之外的家乡为母亲送行，但在众人嘈杂的形式主义横行的丧事繁办过程中，我被各种“丧规”左右着，我居然没有哭出来。但是，当母亲的肉体和她的灵魂连同红漆桐木厚棺缓缓放进父亲与母亲合葬的墓坑时，当乡里乡亲像看大戏一样曲终人散时，我的悲痛终于迸发了，一发而不可收拾。

在母亲住过的那间屋子里，我关上门，一个人毫不掩饰地、毫无节制地痛哭了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