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前夕，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上海厅举行的“纪念中国电影百年、纪念赵丹九十周年诞辰座谈会”上，王晓棠、濮存昕宣读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贺信，秦怡、王为一、田华、黄宗江、于洋等诸多老一辈电影艺术家做了深情的发言。我听着，脑海里总时时显现出赵丹生前那双明亮深邃却又有点孩子气的大眼睛，而那眼睛里说不定什么时候又会浮出一层淡淡的薄薄的泪花。赵丹的爱女赵青大姐送给我一本她写的《我和爹爹赵丹》，书里也多处描述过父亲眼睛里的那层泪花，太形象、太传神了。

会议主持人要我发言，我从遐想中回过神来，说什么呢？就说阿丹眼睛里常会有的那层薄雾般的晶莹的泪花吧。朋友们都叫赵丹为阿丹，我亦如此称谓，非不恭，是亲昵，是敬意。

“文革”后期，吾师黄宗江终获没有恢复党籍的“解放”。他勉为其难地工作，与我同赴广州、上海体验生活，想创作一部表现远洋海员生活的电影剧本。到了上海，工作之余，宗江自然是急于去看看阿丹一家的。姻亲情、兄妹情、甥舅情，且都是历经劫难的人，“牛棚”监狱，天各一方，久未晤面，今能在一起聚聚，当是何等难得，何等快乐的事！我和宗江搭乘公共汽车去阿丹家，“出席”了这次如今看来再正常再平常不过，然在彼时却颇有点神秘色彩的家庭聚会。亲人相聚，何谈“神秘”？盖因阿丹那时虽已获释出狱，却仍在上海远郊被监督劳动改造，且说不定暗处会隐伏有“四人帮”的耳目正在窥视这边的动静的！不是么？之后我们在屋子里禁不住大声谈笑时，宗英何以连忙“嘘——”了一声示意，冲窗外努努嘴儿，还把本已拉上的厚厚的窗帘又扯得严一些呢？说来凄然，亲人相聚竟须如此偷偷摸摸，竟像是见不得人的事！

那时自然没有中国移动通信，波导、诺基亚、摩托罗拉，想来赵丹在上海远郊农村也不配安电话机，甚至连随便接听使用公用电话的权利也没有。不知宗英大姐是通过何种渠道、何种联络方式，反正在那个深秋的夜晚，阿丹居然悄悄地“潜”回家来了。就在他从屋门外走进来的那一刻，我陡然一惊：这个头发蓬乱、又黑又瘦、满脸胡碴子的人是我们熟悉的“聂耳”、“林则徐”、“李时珍”吗？如果把他身上那破旧的、褪了色的蓝布衣服换件长衫，倒是颇像囚在渣滓洞里的许云峰了！

虽如此，亲人相见时的欢乐气氛还是很快便燃烧起来了。阿丹的家被造反造得只剩下一间房子，拥挤不堪，但欢乐的气氛反倒显得愈发浓烈，这在很大程度上好像是阿丹营造起来的。晚饭并不丰盛，但有不少肉，红烧、叉烧，油乎乎的。宗英大姐知道我爱吃肉，可也是给阿丹解馋吧？看阿丹津津有味大嚼的样子，便可知他在那远郊劳动改造时定是没有什么油水的。大家还喝了不少酒，宗江是“好酒贪杯无量”，阿丹喝得最多，眼睛都微微红了。

饭毕，聊天开始。大家快活得像一群孩子，唯有阿丹的儿子阿左、阿劲不怎么说话，只是坐在一边憨憨地笑着听。阿丹一点也没有说这么多年来遭受的人间炼狱般的折磨，而是大谈电影，哪部片子里的哪场戏是怎么拍的；大谈周恩来总理接见电影工作者时的情景。说到激动处，手舞足蹈，竟然哈哈大笑着从破沙发上滑坐在地上了，害得宗英连忙嘘声阻止，还把窗帘扯了又扯。我看见，阿丹的眼睛里涌出一层泪花，亮晶晶的，泪花的后面是飞扬的神采，宛若他饰演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广州虎门炮台走马上任时那样意气风发。

见到亲人，阿丹自然兴奋，然而我觉得他兴奋得夸张、过火，甚至有点忘乎所以，有点宣泄的味道。对此我理解，心有点疼。啊，他大约好久好久没有这样开心过了！突然，不知为什么，他止住了话头，变得异常沉默起来，时而瞥我们一眼，时而又像是躲避着我们的目光。他的那双大眼睛里又浮出一层薄薄的泪花。透过泪花，那眼神十分复杂，愤懑？无助？茫然？似乎是，又似乎不完全是，分明还有一丝孩童般的天真的笑意，却笑得有点苦涩。阿丹眼睛里的那层浸着复杂眼神的薄薄的泪花在我的记忆里永难抹掉。每每想想，心里便隐隐作痛。

夜深沉，很静。大家都沉默着，好像失去了话题。偶尔，传来马路上汽车疾驰而过的声音。还是阿丹打破了沉寂，仿佛是自言自语地轻声说：“我将来一定要写两本书，记下我走过的艺术道路，这或许对未来的年轻人有点用处……”

当夜，阿丹和宗英睡在大床上，我跟宗江打地铺，厨房边有一截又短又暗的过道，贴壁支张窄窄的板床，阿左阿劲就挤着睡在那里。次日清晨我醒来时，才知道阿丹在天还没有亮时就走了，赶回远郊的劳动改造处了……

萧瑟的秋天过去了，严寒的冬天过去了。几年之后，在一个明媚的春天，我和阿丹又见面了。宗江给我打电话说：“赵丹住在和平宾馆××号房间，他叫你去，请你吃罐焖牛肉。”我兴致勃勃地赶去，见到阿丹又是一惊，是惊喜！他的头发留起来了，“七分包头”发型，胡子刮得净光，腮帮和下巴上泛着人们熟悉的刚刮过脸的那种淡淡的青色，穿件浅褐色西装上衣，藏青色西裤裤线笔直，棕色皮鞋擦得锃亮。嗬，好一副大艺术家的派头！他跟我说笑着，但我很快便察觉到他听我说话时有点走神儿，似乎心事重重。我们乘电梯去餐厅，在电梯间里，我说：“赵丹老师，你也给我写幅字吧。”他像是开玩笑说：“去！你个小家伙懂什么字画！”像是我的求字触到了他的什么痛处，他沉默不语了，很像在上海湖南路家里那种沉默的样子，只是看似平静的眼神里露出了一丝委屈和忧郁，蓦然间，一层薄薄的泪花浮了出来。兴许是碍于我这晚辈就与他近在咫尺，他没有掏出手帕拭眼睛，只是若无其事似地低头弹了弹西装前襟，又仰起脸装作看电梯间亮光光的天花板。

那顿饭吃得有点沉闷，我俩几乎没说什么话。他偶尔开口，也是简单的几个字：“小翟，吃！”“多吃！不够再要！”我知道阿丹的沉默不是冲我，不是有意冷落我，要不干么请我吃罐焖牛肉？我纳闷，但没敢问。之后，当我听说了他那广为朋友们所知的“戏少书画多”的诗句，又渐渐听到有关他的一些传闻时，我才明白了那次为何提起写字作画，他的眼睛里会浮出一层薄薄的泪花。他喜爱丹青，但他是演员，他更想演戏！如同足球运动员，不能在绿茵场上驰骋冲锋为国争光，而是天天养花喂鸟，那是何等的痛楚！

我后悔吃罐焖牛肉那回没有嘻嘻哈哈地“挑挑气氛”，尽管当时我这“小家伙”还不知道阿丹心里的苦痛；我后悔我没有固执地非要阿丹给我写幅字，真去死磨活缠，他会写的，如今我永远得不到他亲赠的书法了……

阿丹终于住进医院了，听说病得很重。当时我正在河南郑州修改我的电影剧本《戎马情歌》，虽着急却无法去探望他。完成任务刚回北京，宗江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小翟，宗英叫你来医院，赵丹想听你说说笑话。”那时没“的士”，放下电话，我蹬上刚买的“飞鸽”直飞北京医院。当我走进那间阳光灿烂的单人病房，眼前的阿丹令我大吃一惊，比在湖南路家里见到从远郊农村回来的阿丹更为吃惊！他的头发又剪成了短短的“板寸”，蜡黄的脸色泛着青灰，原本挺硬朗的身躯变得枯瘦不堪，好像还缩短了许多。

阿丹虽已病入膏肓，还是冲我笑了笑，笑得很艰难。我深知我此行肩负的“任务”之重，我得叫阿丹“笑一笑，十年少”。精神虽不能万能，但能起相当的作用是无疑的。我甚至天真地想，没准大笑一场，阿丹精神一振，就能挺过去这一关呢！这回该我“夸张”“过火”了。用不着顾虑没大没小，我嘻嘻哈哈地开门见山：“阿丹大师，您的表演艺术成就卓著，就是台词不太过关，知道吗？”说完，便模仿他在影片《烈火中永生》里演许云峰临刑前怒斥项堃老师演的特务头子徐鹏飞的一段台词：“谁（虽）然，我看不见僧（胜）利的那一天了，可四（是）苏（曙）光就在前头……”我夸张地强调他的“Z、C、S”和“ZH、CH、SH”不分，逗得他虽然张大嘴巴却几乎是无声的大笑——他已经没有力气笑了！尽管如此，素愿“天下都乐”的阿丹还是忍不住和我开逗：“我请你呲（吃）牛扭（肉），你还出我洋相！”

临别，阿丹伸出干枯的手，从枕边拿起他刚出版的两本书送给我，一本是《银幕形象创造》，一本是《地狱之门》。当我伏下身吻他的额头时，看见他的眼睛里似有泪花，却又没有，只是稍稍湿润了。我笑嘻嘻地走出病房，出门便捂住嘴哭了起来。阿丹多想在银幕上塑造他敬爱、全国人民都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形象，多想再奉献给广大观众几部电影——鲁迅、李白、闻一多……然而，观众只能和他一起怀憾、怀憾！

三天之后，我和电影界的朋友们一起送别了才六十五岁的阿丹。记得顶清楚的是他打着一条红色的领带。他的遗容分外安详，眼微微闭着，再也不会有泪花了。

五年后的一个夏天，我因拍戏去深圳，看望已在那里安了家的宗英大姐，还特意将阿丹送给我的《银幕形象创造》和《地狱之门》两本书带去，请她在书的扉页上题字存念。宗英稍思，写出两行字：“赠小翟。他活着，愿天下都乐！”“1980年赠于病榻，1985年阿丹妻补题。”

欣逢盛世，我们的艺术家们眼里再也不会有苦涩的泪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