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文派
最早知道桐城是在15岁那年的春节。
当时，我随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去那里慰问住在荣誉军人疗养院的军人们。起初，只觉得桐城方言好玩，不仅速度快，而且多翘舌音，把“桐城”说成“tenchen”。我伺机以最快的速度到街上兜了一圈。与桐城的首次“亲密接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家家户户鲜红一片的春联。那时虽然还在提倡过“革命化的春节”，但那些在“革命性”上无懈可击的文辞不但做得好、文采美，而且书法也堪称上乘。有人告诉我，这里可是著名的文化之乡啊！
稍大，知道了“桐城文派”以及与之有关的一些人和事。可我当时对桐城派文学却并不太喜欢，觉得它陈旧、没落、老朽，缺乏朝气和活力，是一闭上眼就能想象得到的那种“老学究”、“老秀才”形象。到了更加大一点的时候，也就是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年月，我开始扭转自己的稚见去读桐城派作家的作品。我虽然至今还是没能打心眼里真正喜欢桐城派文学，但我对它的认识却全面、客观了不少。正视之余，我还根据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改编了一个连环画脚本，名为《左光斗与史可法》，由朋友寄梦、叶军绘制后，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安徽文化报》上连载。我觉得这里的人聪慧，这里的风气尚文，这里似乎有天生的读书、作文、出学者的传统。在“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的高考年代，据说这里的高考成绩总是在全省名列前茅，省内的高考状元也多次出现在这里。美学开始成为全社会竞相追逐的时尚的那几年，我还因我所崇拜的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也是桐城人而对它尤生敬意。于是，我开始在外地朋友面前不仅说“安徽有建安文学”，也说“安徽还有桐城文派呢”！
桐城文派影响很大，其发端于桐城，流布于皖江，波及于全国。其从清朝康熙年间起，影响几乎贯穿有清一代。执牛耳的几位学士戴名世、方苞、姚鼐、刘大櫆皆桐城人氏。因为他们的文章好，有人曾不禁感叹“天下文章出桐城”。
桐城文派有自己的文学主张，强调“义法”。方苞说：“义即言有物也，法即言有序也。”也就是要求文章有的放矢，合乎规范，内容与形式趋于统一。而至姚鼐的手上，又进一步发展为内容的“阐道翼教”，形式的“清正雅洁”，也就是内容要有关教化，形式要规范洗炼。作为集大成者，他决定了该文派的基本定性和整体取向。除了形式上的意义外，还是“文以载道”的正统文化思想的沿袭。
其实，任何一种文学现象也和其他诸种社会现象一样，创始之初，革命性占上风，响应者众。及至成熟定型，弊端和保守性便显而易见，反对者也就随之而来。桐城文派最初由戴名世创始时，其主张古文应立诚有物，率真自然，提倡道、法、辞并重，精、气、神合一。这是很有远见的，其中尤以“诚”、“真”和“自然”之说最具革命性，最合现代精神。戴57岁中进士，才华自不必说，其之所以罹罪的《南山集》被指为“语多狂悖”，可见其为文之个性和对正统文化规则的疏离，这与皖江文化的那种不拘一格的创造秉性是一脉相承的。方苞有着与他类似的经历，其英年不幸，39岁中进士，44岁就因“南山案”的牵连而入狱。他“义法说”的革命性虽明显不及戴名世的“诚”、“真”、“自然”来得鲜明，但也还有相当的冲击力，只是因现实的教训而多了几分小心而已。刘大櫆更是“稍逊风骚”，他在基层执教，弟子的众多，倒让他“歪打正着”地帮助壮大并播扬了桐城文派。可惜视野不宽，坠入了斤斤于形式技巧的窄巷。其说：“文章无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如此，一飞冲天的“神气说”，竟盘桓在了“美文”、技巧、意趣的云团上。姚鼐可说是“少年得志”，他33岁中进士，官至刑部郎中，还受命主持编纂《四库全书》。他的经历决定了他的文学观念，他虽然继承了方、刘的学说，但却丢失了其中革命性的鲜活神髓。他主张义理、考据、辞章并重，追求“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的面面俱到，从而削弱了文学的人性和社会性目的，泥于一种孤立僵滞的“文字学问”。它的直接成果，是启迪了“乾嘉学派”的诞生，赢得了满城荡漾的词风文气。这或许也就是那新春之际、满城喧闹的对联上文采和有史以来乡人尚学的一个由来吧！
就在桐城与安庆市交界的地方，长眠着一位彻底冲决桐城文派主张的新文化运动的先驱，皖江之子、怀宁人陈独秀。
公元2000年，因回视20世纪百年戏剧之风云，我又重温了上世纪初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新文化的倡导者对文化革新的论述。去怀宁参加“无石不成班——戏曲之乡怀宁”研讨会时，我还专程到他的墓上去凭吊一番。
陈独秀只活了63岁，1942年病逝于四川江津。五年后遗骸运回家乡，始葬于此。墓，是经历了建国50周年之际重修了的，但仍显得荒凉简陋，与他开创新文化运动的红火颇不相称，倒是与他“独秀”之名有着几分暗合。
他幼年丧父，随祖父习“四书五经”。17岁考中头名秀才，但他极为厌恶八股文，鄙视科举制度。中日甲午之战的失败，对他刺激颇深，他开始探索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1904年，与人共同创办了《安徽俗话报》，倡导新鲜的大众的文化，以“俗话”冲击八股，要让大众能看报，拥有文化权。他在发刊词中说：“用最浅近最好懂的俗话，写在纸上，做成一种俗话报，才算是顶好的法子。”他对桐城派“八股”不感兴趣，却对桐城歌以及民间戏曲情有独钟。他在创办《安徽俗话报》的当年，就在报上发表了《论戏曲》，指出：“戏园者，实普天下人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人之大教师也。”并认为戏曲通俗易懂，“人皆能知之”，故尔，能够“感人”。是“改良社会之不二法门”。他还不无针对地说：“知戏曲之有益，则始知迂儒之语诚臆谭矣。”
1915年，他又创办并主编《新青年》杂志，提倡民主与科学，张扬新文化。疾呼：“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痛斥“文以载道”是“极肤浅极空泛”的“门面语”，是古人的失误和“谬见”，“文学本非为载道而设”。锋芒所向，不言自明。他甚至一针见血地指出破坏中国文学生命感、使之“委琐陈腐”的妖魔就是“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直接点出了“桐城派”的三位代表人物。指责他们“尊古蔑今”，“咬文嚼字”，“无病而呻”，“胸中无物”，“仿古欺人”，与“社会文明进化无丝毫关系”，是“八家与八股之混合体”，一点不给“家乡人”留情面。钱玄同十分理解地评价他：“虽然过悍，然对于迂谬不化之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实不能不如此严厉面目加之。”我虽然不太喜欢桐城文派的迂腐，也同样觉得这些批评是“过悍”甚至偏激的。
文学革命，到底在陈独秀和当年那么一批有血性的文人、志士的奋斗中获得了全胜。1920年初，当局即训令国民学校将国文改为语体文。
江山更迭，文风变异。今天，当我们运用了一个世纪的白话体遭遇网络“潮语”的解构、民族语言的规定性面临调侃与挑战之时，我不禁又开始了对桐城文派的回眸……
此刻，我55岁。
当时，我随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去那里慰问住在荣誉军人疗养院的军人们。起初，只觉得桐城方言好玩，不仅速度快，而且多翘舌音，把“桐城”说成“tenchen”。我伺机以最快的速度到街上兜了一圈。与桐城的首次“亲密接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家家户户鲜红一片的春联。那时虽然还在提倡过“革命化的春节”，但那些在“革命性”上无懈可击的文辞不但做得好、文采美，而且书法也堪称上乘。有人告诉我，这里可是著名的文化之乡啊！
稍大，知道了“桐城文派”以及与之有关的一些人和事。可我当时对桐城派文学却并不太喜欢，觉得它陈旧、没落、老朽，缺乏朝气和活力，是一闭上眼就能想象得到的那种“老学究”、“老秀才”形象。到了更加大一点的时候，也就是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年月，我开始扭转自己的稚见去读桐城派作家的作品。我虽然至今还是没能打心眼里真正喜欢桐城派文学，但我对它的认识却全面、客观了不少。正视之余，我还根据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改编了一个连环画脚本，名为《左光斗与史可法》，由朋友寄梦、叶军绘制后，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安徽文化报》上连载。我觉得这里的人聪慧，这里的风气尚文，这里似乎有天生的读书、作文、出学者的传统。在“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的高考年代，据说这里的高考成绩总是在全省名列前茅，省内的高考状元也多次出现在这里。美学开始成为全社会竞相追逐的时尚的那几年，我还因我所崇拜的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也是桐城人而对它尤生敬意。于是，我开始在外地朋友面前不仅说“安徽有建安文学”，也说“安徽还有桐城文派呢”！
桐城文派影响很大，其发端于桐城，流布于皖江，波及于全国。其从清朝康熙年间起，影响几乎贯穿有清一代。执牛耳的几位学士戴名世、方苞、姚鼐、刘大櫆皆桐城人氏。因为他们的文章好，有人曾不禁感叹“天下文章出桐城”。
桐城文派有自己的文学主张，强调“义法”。方苞说：“义即言有物也，法即言有序也。”也就是要求文章有的放矢，合乎规范，内容与形式趋于统一。而至姚鼐的手上，又进一步发展为内容的“阐道翼教”，形式的“清正雅洁”，也就是内容要有关教化，形式要规范洗炼。作为集大成者，他决定了该文派的基本定性和整体取向。除了形式上的意义外，还是“文以载道”的正统文化思想的沿袭。
其实，任何一种文学现象也和其他诸种社会现象一样，创始之初，革命性占上风，响应者众。及至成熟定型，弊端和保守性便显而易见，反对者也就随之而来。桐城文派最初由戴名世创始时，其主张古文应立诚有物，率真自然，提倡道、法、辞并重，精、气、神合一。这是很有远见的，其中尤以“诚”、“真”和“自然”之说最具革命性，最合现代精神。戴57岁中进士，才华自不必说，其之所以罹罪的《南山集》被指为“语多狂悖”，可见其为文之个性和对正统文化规则的疏离，这与皖江文化的那种不拘一格的创造秉性是一脉相承的。方苞有着与他类似的经历，其英年不幸，39岁中进士，44岁就因“南山案”的牵连而入狱。他“义法说”的革命性虽明显不及戴名世的“诚”、“真”、“自然”来得鲜明，但也还有相当的冲击力，只是因现实的教训而多了几分小心而已。刘大櫆更是“稍逊风骚”，他在基层执教，弟子的众多，倒让他“歪打正着”地帮助壮大并播扬了桐城文派。可惜视野不宽，坠入了斤斤于形式技巧的窄巷。其说：“文章无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如此，一飞冲天的“神气说”，竟盘桓在了“美文”、技巧、意趣的云团上。姚鼐可说是“少年得志”，他33岁中进士，官至刑部郎中，还受命主持编纂《四库全书》。他的经历决定了他的文学观念，他虽然继承了方、刘的学说，但却丢失了其中革命性的鲜活神髓。他主张义理、考据、辞章并重，追求“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的面面俱到，从而削弱了文学的人性和社会性目的，泥于一种孤立僵滞的“文字学问”。它的直接成果，是启迪了“乾嘉学派”的诞生，赢得了满城荡漾的词风文气。这或许也就是那新春之际、满城喧闹的对联上文采和有史以来乡人尚学的一个由来吧！
就在桐城与安庆市交界的地方，长眠着一位彻底冲决桐城文派主张的新文化运动的先驱，皖江之子、怀宁人陈独秀。
公元2000年，因回视20世纪百年戏剧之风云，我又重温了上世纪初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新文化的倡导者对文化革新的论述。去怀宁参加“无石不成班——戏曲之乡怀宁”研讨会时，我还专程到他的墓上去凭吊一番。
陈独秀只活了63岁，1942年病逝于四川江津。五年后遗骸运回家乡，始葬于此。墓，是经历了建国50周年之际重修了的，但仍显得荒凉简陋，与他开创新文化运动的红火颇不相称，倒是与他“独秀”之名有着几分暗合。
他幼年丧父，随祖父习“四书五经”。17岁考中头名秀才，但他极为厌恶八股文，鄙视科举制度。中日甲午之战的失败，对他刺激颇深，他开始探索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1904年，与人共同创办了《安徽俗话报》，倡导新鲜的大众的文化，以“俗话”冲击八股，要让大众能看报，拥有文化权。他在发刊词中说：“用最浅近最好懂的俗话，写在纸上，做成一种俗话报，才算是顶好的法子。”他对桐城派“八股”不感兴趣，却对桐城歌以及民间戏曲情有独钟。他在创办《安徽俗话报》的当年，就在报上发表了《论戏曲》，指出：“戏园者，实普天下人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人之大教师也。”并认为戏曲通俗易懂，“人皆能知之”，故尔，能够“感人”。是“改良社会之不二法门”。他还不无针对地说：“知戏曲之有益，则始知迂儒之语诚臆谭矣。”
1915年，他又创办并主编《新青年》杂志，提倡民主与科学，张扬新文化。疾呼：“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痛斥“文以载道”是“极肤浅极空泛”的“门面语”，是古人的失误和“谬见”，“文学本非为载道而设”。锋芒所向，不言自明。他甚至一针见血地指出破坏中国文学生命感、使之“委琐陈腐”的妖魔就是“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直接点出了“桐城派”的三位代表人物。指责他们“尊古蔑今”，“咬文嚼字”，“无病而呻”，“胸中无物”，“仿古欺人”，与“社会文明进化无丝毫关系”，是“八家与八股之混合体”，一点不给“家乡人”留情面。钱玄同十分理解地评价他：“虽然过悍，然对于迂谬不化之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实不能不如此严厉面目加之。”我虽然不太喜欢桐城文派的迂腐，也同样觉得这些批评是“过悍”甚至偏激的。
文学革命，到底在陈独秀和当年那么一批有血性的文人、志士的奋斗中获得了全胜。1920年初，当局即训令国民学校将国文改为语体文。
江山更迭，文风变异。今天，当我们运用了一个世纪的白话体遭遇网络“潮语”的解构、民族语言的规定性面临调侃与挑战之时，我不禁又开始了对桐城文派的回眸……
此刻，我55岁。
文章评论
发表评论：(匿名发表无需登录，已登录用户可直接发表。) 登录状态：
未登录,点击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