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孩提时，最要好的伙伴是我的小姨，因为有了她，我便是姥姥家的常客。

小姨比我只大一岁，可能因为辈分关系，她总是护着我。有一次，她领着我去跟几个小朋友藏猫猫儿，小姨先是闭上眼睛，我们几个分别藏起来，小姨喊“一、二、三、好了”。小姨真能耐，没等我们心里数完三十个数，我们的肩膀上一人挨了她一巴掌，她胜利了，我们准备弹她脑蹦的小手只好没有派上用场。轮到我闭眼睛时，小姨和她们照样藏起来，我喊“一、二、三、好了”。我东一头，西一头，一个也没找着，不一会儿，小姨和那几个小朋友一齐从秘密的地方跑出来，我输了，小姨轻轻地弹我一个脑蹦，可那几个小朋友，个个拿出吃奶的劲儿弹我。本来输了，心里就不高兴，又挨了这几个很痛的脑蹦，我气哭了。小姨一边揉着我的脑袋，一边骂那几个小朋友说：“后娘养的，心多狠啊，弹坏了，怎办？”她们吓跑了，小姨给我擦干了眼泪，领着我上山采野花去了。

我和小姨同时考入一所中学，这学校在城里，学校里有个规定，凡居住在离校十里以外的同学一律住宿，伙食费每月七元五角钱，拿不起伙食费的，学校给助学补助金。论条件，我和小姨都是没有父亲，可是小姨家庭出身贫农，我的家庭出身富农，小姨着急了，她背着我，跑到教研室心平气和地跟班主任老师说：“咱班级助学金的名额有限，如果能给我外女评上，我就不要了。”老师正在为难时，听了她的意见，就把助学金给我了，我知道小姨为我争来助学金，自己却没有，心里很不是滋味。小姨说：“好外女，你不要想那么多，小姨有一个好办法，给你老舅写信，他在部队里每月都有津贴，让他节省点花，每月给我邮来拾元钱，咱娘俩都能把书念成啊。”从那以后，老舅每月都给小姨邮十元钱。有一次，老舅因部队出去拉练，钱邮晚了，我急得两顿没吃好饭，小姨劝我说：“不要着急，我再写封信，星期日快到了，我回家去跟亲戚借借。”不到星期日，老舅的汇票到了，一场虚惊过去，我和小姨都安心学习了。

好景不长，到了初二第一学年，那是反右斗争的第二年，我们班换了个新班主任老师，这位老师在当时是那种政治头脑比较清醒的典型。他在全班同学面前，很严肃地公布“撤销我的助学金”，并把这事上纲到阶级路线上去分析。我听了这爆炸性公布，如五雷轰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哭得泣不成声。小姨气得发疯了，我看她那破马张飞地去找老师的样子，心里好害怕，拉她扯她，可是小姨甩开我，还是跑到教研室跟老师去讲理。那个年月，谁要是沾上阶级路线不清的问题，长一百张嘴也没用。当小姨送我走出学校大门时，我们俩都哭了。后来听同学说，老师准备撤销我的助学金，给小姨补上，因为小姨这么闹，老师说她阶级路线不清，这份助学金最终给那三个苦大仇深的同学均开，每人贰元，其余一元五做了班费。

两年以后，我在一个小学里做代课教师，小姨她初中毕业，又念了一年速师，毕业后也分配到这个学校，小姨她又肩负起护着我的义务。有一次，代课老师转正，全校八个代课教师，一次性转了七个，剩下了我一个。小姨脸都气青了，她放下手中教案，冲着校长大声地说：“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不是党的政策，一个多次做过公开示范讲课的教师，竟没有转正的资格，你们能瞒过全学区所有教师的眼睛吗？”校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为这事，小姨气病了，住了七天医院，小姨的努力终究成了泡影。但她不该享受的“待遇”又来了，在一次全体老师大会上，校长严肃地说：“革命发展到现阶段，有些同志阶级路线不清。”教师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在小姨和我身上。

在那个是非不分明的年月里，在教师队伍里，那些出身不好的女同志，特别愿意到部队去找一个对象。因为部队和地方不一样，只要在政治上没有大问题，且可以成全士兵或者是军官们的婚姻，只要被部队审核批准了，她们将大大地减轻成分高的负担，地方上那些鄙夷的眼神，或转为一般，或转为敬佩，这要看你所找对象的级别了。老舅这时在部队已熬上了军官，他知道小姨为我背上了政治包袱，就在部队里给小姨找了一个军官，年龄比她大九岁，小姨对我说：“大就大吧，还小姨一个清白。小姨走后你也离开吧，是真金埋在土里也会发光的。”很快小姨离开了这所学校，成了随军家属，我也无奈，离开了教师队伍。这段生活如同含在嘴里的黄连，怎么品味都是苦的，可是那护着我的小姨，永远在我心中。我永远祝福小姨幸福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