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多年来我已经离不开小狗罗娜了。我有时候甚至很惊讶，以前没有这个蒜头鼻子的小讨厌时我是怎么过的呢？不过，有时候我在外面受了委屈，气得血压都上去了，回到家时也就勉强还活着。但只要罗娜躺在我的脚边，把头放在爪子上，凝视着我的眼睛，我的心情立刻就轻松了。

有一次，我发现罗娜有些不对劲，懒洋洋的，好像还有分泌物。它发情了？见鬼！它还发什么情啊！它都已经十岁半了。我虽然不太清楚拳师犬的寿命到底是多少年，但是我知道我的狗已经是老太太了。

我给离我家最近的一个私人宠物诊所打了一个电话。电话里的人对我说：“您把狗带来，我们看看。”

我把狗带去了。那家宠物诊所比给人看病的诊所还漂亮呢。时髦的芬兰瓷砖亮丽耀眼，镀镍的水龙头银光闪闪，方块地板干净明亮。医生是一个中年妇女，让我在一张桌子旁坐下，记下了我的名字、地址、退休人员的身份和其他情况，还有狗的名字，然后她透过眼镜上方看了我一眼说：“您知道吗？我们这儿什么都很贵。只诊察费就五百卢布。”

我左右环顾了一下，看见一个女清洁工正匆匆忙忙地用消毒水清洗罗娜留下的痕迹，一脸厌恶的表情。我急忙点头说：“五百就五百吧。”

“您带着狗跟我到诊察室来吧。抱着它。”

女医生检查得很仔细，摸了肚子，乳头，然后说：“抱紧它！我给它打一针。”

我把这个对我来说无比珍贵的小动物紧紧地搂在了怀里。小狗什么都明白，不叫，也不挣扎，只是当针头深深地刺进它的蓝紫色的肿瘤时，它才轻轻地叫了一声。

“它下过崽吗？”女医生问。

“没有。”

“有过假孕现象吗？”

“有，好像有过。我说不清楚……”

“它得了子宫炎，确切地说是恶性的，已经治不好了。要不给它注射一针麻醉剂吧，您有一千卢布吗？”

“有。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您这不是杀了它吗？”

“这是安乐死。它已经十岁半了。这种狗的寿命也就还能长一点，十一年，或者再多一点点。”

女医生似乎从我的脸上读出了什么。一个孤独的老头子，非常害怕剩下孤零零的一个人。这只狗对我来说，就像是落水者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她说：“算了。诊察费我就不要了。您只要付清打针的费用就行了。我给您开个药方，您去兽药店买药，去‘阿伊博利特’兽药店买，您先买药，然后再去别的药店买注射器。以后您自己每天给它打针，一天三次。您捏紧皮肤，这样狗就感觉不到疼痛了。也许它还能多活几天……”

我走在路上，已经感觉不到脚下的土地。在“阿伊博利特”兽药店，女售货员的喊叫声比轮船的汽笛声还刺耳，问我为什么没把随身携带的塑料袋存进保管箱。

“存进什么保管箱！”我终于爆发了。“这是药方。赶紧给我药，告诉我价格，我和狗在门外等着。”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忍着没有骂娘。要不让警察把我连这只病狗一起带到警察局去该多好啊！

我快到家的时候，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了一个醉醺醺的男人牵着一只公狗，那只狗也是拳师犬。

“等一会儿！让它们打一仗比比！”那个男人把狗放了过来，胡闹说。

“不行！”我的话音未落，罗娜已经冲了过去。它的身后立刻流出了脓水，它嘶哑地叫了一声。突然它摔倒了，呼吸急促，肚子起伏得非常厉害。它的心脏就要衰竭了，我马上就明白了。我抱起我可怜的狗加快了步伐，边走边说：“罗诺奇卡，别这样！你别死！”

那个男人醉眼蒙眬，没看清眼前发生的一切，还在纠缠：“你这是干什么？让他们打一仗嘛！”

我总算把罗娜拖回了家。从此我梦魇般的日子就开始了。我每天要双手哆哆嗦嗦地给它打针，给它换洗沾染了脓血的垫子。为了给它做垫子，我把所有的旧裤子、旧外套、旧衬衫都用光了。我本来睡眠就不好，现在更是彻底失眠了，血压也升了上去。有时候夜里罗娜还要突然绝望地叫上两声：“噢！噢——噢！”它像人一样，明白了自己的状况。

有一个朋友来看我，是一个诗人。我们一起商量到底该怎么办。这个朋友建议给罗娜实施安乐死。可我无论如何也不忍心亲眼看着罗娜被注射致死。朋友说这事明天他一定能解决，明天是休息日。我跑了一趟市场，买了一块最贵的牛排，放到了罗娜的眼前。它到底能不能吃呢？粥它现在已经基本不吃了。罗娜站了起来，走过去，闻了闻，吃了起来。它毕竟是狗啊！

第二天我的朋友真来了，给一个人打了很长时间的电话，好一阵商量。然后我和我的朋友就去克拉斯诺阿尔梅伊斯卡亚大街和尼基塔大街的交界处等车了，我们等了很长时间，就是那辆车要把罗娜带出去注射。我的朋友担心罗娜可能会预感到什么，怕它咬我们，就远远地站在了一边。

罗娜静静地站在我的腿边。虽然它已经重病缠身，已经老态龙钟，但风采依然不减当年。罗娜的两条眉毛又细又长，像是用眉笔精心描画过似的。以前经常有人从它身边走过去，又回过头来说：“这只狗真漂亮！”罗娜的眉毛现在虽然已经稀疏苍白，但美丽依旧。一身棕色的毛油光发亮，胸前还有一片雪白的毛，四只爪尖上也是雪白的毛。它的眼睛有点儿突出，像两颗大大的黑葡萄。难道这一切就要消失了吗？

一辆旧伏尔加车驶到了我们面前，坐在后排座位上的一个健壮的男人问：“谁是狗的主人？狗叫什么名字？”

我把绳子递给了他，告诉了他狗的名字。我的朋友给了这个兽医一千卢布。

“罗娜，上车！”我命令罗娜。

罗娜站在那儿好像有些犹豫。那个兽医坐在车里拽了拽绳子。罗娜连头也没回就钻进了车里，蹲到了座位上。车门哐的一声关上了，车启动了。

我一直在怀疑他们是不是真的给罗娜实施了安乐死。万一他们没给它注射，而是把它送到收兽皮的地方去了，或者把它拉到一片林子里就把它从车上扔下去了呢？那病弱不堪的罗娜肯定就让其他野狗给吃了。

我的那个诗人朋友每每安慰我，说他们肯定会诚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可他又是从哪儿知道的呢？

我不只一次在夜里醒来。我总感觉有什么东西在外面抓门。我经常产生幻觉，仿佛看见它，罗娜，躺在角落里自己那个垫子上，把头放在爪子上，用那双大大的、像茨冈人一样的眼睛凝望着我。失去这些不会说话的朋友比失去亲人还让人难以忍受。因为你不知道它们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怎么看待我们，它们的大脑里出现过什么形象……

我经常到我的罗娜被带走的这个地方去。为什么它被带走的时候，连头都没有回一下呢？它知道它要被带到哪里去吗？也许它知道……可我却不知道它命丧何方。为了纪念沉船上的船员或者坠海飞机上的驾驶员，人们经常把花环放到海浪中去，是把那里当做他们遇难的地方……现在我也来到了兽医带走罗娜的这个地方，默默地为它献上了一个心中的花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