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满节气的前几天，我一直都能感觉出时有不宁，心烦意乱。

那天中午时分，我接到了那个令我狐疑了几天的电话：“爸爸骨折了，什么情况，我也不清楚。我现在正往家赶，你也回来吧，看看该咋办。”电话是弟弟打来的，乡下人直来直去的性格，使我根本不用费力去怀疑它的真假。愣怔了半晌后，这才想起去拨打父亲的电话，然而，电话那头的状态，一直是无人接听。

父亲今年已77岁高龄。人老了，生命中随时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状况，我不敢去妄加猜测，但我知道，什么意外都可能发生。我一边平静着自己的思绪，一边想象着父亲遭遇不测的原因。按理说，生性倔强的父亲，身体硬朗，一直号称自己能跑能走，不用我们给他操心的。事实上，多少年了，我们兄弟姐妹拖家带口，为工作累，为生活累，为家庭累，为子女累，为人世间的一切名利琐事累，唯独没有被父母所累。相反，我们在一年一度的春节假期回去，名义上是看望老人，实际上，一窝蜂，十几口人住那么几天，折腾得两位老人倾其所有，一顿接一顿地给我们“改善生活”。面对平时在城里很少吃到的农家的“粗茶淡饭”，我们会吃得很香，仿佛我们真的是从“光绪年”（灾荒年）过来的一样。临走时，小的拿着“压岁钱”，我们拎着父母平时从牙缝里为我们省下的大包小件的土特产，一副满载而归的模样。而老父母呢，还笑呵呵地，一直把我们打发着坐到车上，看到车确实绝尘而去，消失在他们的视线中，方才返回。

父亲一直种着几亩薄田，从土地下户起，那几亩地就贴上了他的标签，虽然是薄田，父亲待它却不薄。一年四季里，春夏秋冬中，父亲只要一有时间，就会“去地了”，去拾掇它，像伺候一个先天不足、营养不良的儿子。父亲的心血渗透进了它的每一垄、每一畦中。每年庄稼快收获的那几天，父亲都会在夜色中去“赶山猪”（野猪，秋天以吃快熟的庄稼为主），直至庄稼颗粒归仓。就种地而言，父亲常说，人哄地皮，地会哄你肚皮的，不能来假。他相信那是他的真理。

多少年了，父亲像一枚不会停顿下来的陀螺，在我们那巴掌大的地方，一直旋转着，生息着，与土地，与野兽，与他眼中的沟壑，与他的世界里的一切，小心地博弈着，较量着。风霜雪雨中，父亲走过了漫长坎坷的人生岁月，倒也自得其乐，自给自足。

去年的端午前，我回去过一次，没见到父亲。问母亲，母亲满面喜悦：“山上显‘宝’了，你爸闲不住，带上干粮又去刨‘地槐’了，一天也挣几十块。”我担心他的身体，便满脸不悦地说：“钱不够你们花吗？没事尽找麻烦！”也许我的语气噎了些，母亲见我生气了，就忙打圆场：“不碍事的，他哪敢跟年轻人比，他是有一下没一下，也不常去的，你不要替他操心的。”看着母亲说话时的讪讪和胆怯，我也不忍心再责备什么。

地槐，是一种中药材的草本植物，学名叫苦参，它的功效是清热燥湿、祛风杀虫，对泻痢、肠风便血、疥癣、麻风、皮肤瘙痒、湿毒等疾病都有很好的疗效，在医学上应用很广泛，在我们的家乡漫山遍野都是。这两年，不知不觉中，它的身价倍涨，从一斤几毛钱，到现在的几块钱，所以，人才会像疯了一样，才有了母亲所说的“山上显宝了”一说。地槐的根茎年代稍久一点的，一根就重10多斤，叫人如何不眼热！

父亲的骨伤会和上山挖药材有关吗？一路上，我的心里虽反反复复问自己，但不敢肯定。

等我回到家的时候，证实了这个我猜想的答案是多么的准确。让我来还原一下父亲的受伤的场景：也许是去年收获的丰厚利润，让如鱼得水的药贩子们有了今年再大干一票的想法，所以，今年来收药材的药贩子来得特别早。看到人们起早贪黑地挖药材，现兑现换来的红票子像出口气一样的容易，父亲坐不住了。但他已没有了年轻人旺盛的精力，再不能像年轻人那样摸爬滚打，漫山遍野，风风火火地想走到哪儿就到哪儿，他只能就近取材，在别人挖过的地方，一寸一尺地搜寻。他也有惊喜，每天转悠，还是那座山，还是那片地，每次都有新发现，每天都有新收成。他每天拎着个蛇皮袋，给自己定下了任务，每天只挖一袋的计划，估计也就20多斤。他计划只干一个月，就能有一笔不错的收成。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就可以底气十足、粗气地去花这些钱。他出事时，刚好是第29天。他说，天不作美，老天只要再照看他一天，再有一天，他就完成了全部计划。

“真是计划赶不上变化！”父亲自嘲，无奈地责怪了自己这么一句话。

谁想那天下起了雨。他有过犹豫不去的，但他是个闲不住的人。为这“闲不住”，我母亲数落了他一辈子，不止一次地断言他天生就是个“劳碌命”。他后来还是自己说服了自己：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还是去了。他来到了一个叫细沙腰的地方，印象中那里的药秧一直长得很旺。到时，眼前的情形却告诉他，这里也已经有人来过了。但对他来说，这似乎不是问题，他相信，以他的经验和耐心，那些深藏不露的药苗，等会儿都会和他会面的。也许是太顺手了的缘故，不足两个时辰的工夫，他的蛇皮袋就满了。就在他扎紧口袋，往肩上抡起时，脚下一滑，一不小心，连人带物重重地摔了下去。混乱中，他看到装满药材的蛇皮袋像长了腿一样，咕噜咕噜滚出好远，他想去拣回蛇皮袋时，却发现自己已经站不起来了。

他就长时间坐着灌木丛里，中间也试着挪腾了好几次，但最后也没能站起来。

没有人知道他在那座山腰，因为其他人都去药材更繁茂的山脉了。他联系不上任何人，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好死马当活马医，隔一会儿使劲摇动一下身旁的树枝，希望有谁能看见他、发现他。过了好几个小时，总算有个眼尖的聋哑人远远经过，发现了那不停摇晃的树枝。出于好奇跑去看时，才发现了灌木丛中隐藏着个人，才赶紧把他背了回来。

村卫生所的医生说：“你爸不让告诉你们的，他说他能挺过去。我捏摸着好像骨头断了，这得去大医院，得花大钱，才背着他给你弟打了个电话，他比你离的近些……但你爸好像没事一样，没见人家哼一声。”

听着医生的话，我羞愧难当。也许在父亲77年漫长的岁月中，他背着我们“挺过去”好多次，“没哼一声”多少回，但这回是“挺过去”的事情吗？是“没哼一声”的事情吗？

在县城医院，我们按医院的程序为父亲进行了必要的检查。父亲一直唠叨说：“这次不经意间把事情闹大了，连累了你们。”我们一再说：“我们是您的儿女，连累也是应该的，我们愿意。再说，农村现在人人都加入了新农合医疗保险，花不了多少钱的。”后来，父亲才终于放下了思想包袱，积极配合医生治疗骨伤，做了接骨手术。在治疗的日子里，父亲的精神状态一直都很好，这让我愧疚的心里多少得到些安慰。我不知道这种表象是否真实，但我一直洋溢在为人子女的幸福中。

出院时，医生拿着术后透视的两张照片对我说，老人的骨伤恢复得很快，超出了他的预期，过了40天肯定能下地。我相信医生的话。但我一想起村医生说过的父亲当时要自己“挺过去”和“没哼一声”的话，我就会冷汗涔涔，心生愧疚。是不是我们在为人子女方面，做的还有许多欠缺？

骨伤可愈，心伤难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