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在
1
实话说，我曾亵渎过母亲。
记得那年，初春的一个晚上，雷声轰隆隆地从小镇上空碾过，下雨了。
我指着窗外密密麻麻的雨线，说：“妈妈，下雨了。”
母亲说：“嗯，收衣服。收完衣服睡觉去。”
本来我打算趴在窗台上看雨的，结果母亲噌噌噌地跑上楼，催我收衣服，催我洗漱，催我睡觉。我拗不过她，只好乖乖地去收衣服，然后乖乖地爬床上睡觉。
那个夜晚，雷声像卡车一样，一轮接一轮地滚来，风吹得窗户哗哗作响。“一颗星星，两颗星星，三颗星星……”我蜷在被窝心里默数着。
小时候，我和她同睡一间屋子，屋子里有两张床，一张是她睡，一张是我睡。中间用一张方块帘子隔开，家里的床铺是木板拼成的，稍微一翻身，就能听见床吱嘎吱嘎地响，她验证我是否睡着的唯一标准就是听我翻身没有。她若发现我不听话，就会说：“明天没有大白兔啦!”为了那颗可怜的大白兔奶糖，我只能事先准备好一种姿势，闭着眼睛心里数“一颗星星，两颗星星，三颗星星”地入睡。
半个小时后，雷声渐渐停下来，雨声也越来越小，耳朵边开始安静。母亲并没有睡下，她还穿着睡衣在暗灯下为我织毛衣，时不时在床那头自言自语地说：“又多勾了两针……唉，漏针了，重来!”
“一颗星星，两颗星星，三颗星星……”
……
一个钟头后，我听见从巷子口东边传来响亮的皮鞋声，整个石板路咚咚咚，咚咚咚，那声音越来越响亮，最后在我家门口停下了。
“惠芳!惠芳!”一个男人在门前急促地敲着门。
母亲急忙奔下了楼，大声回应着。
“睡觉没?我来找你借一副麻将!”是夏叔叔的声音，我能听出来。
“哦，你进来吧，我找找。”母亲开了门，让他进来。
夏叔叔进屋后，和母亲在一楼寒暄了几句，然后两人就蹑手蹑脚地上了楼，夏叔叔过来瞅瞅我，轻声说：“遥遥睡着啦?”
“嗯，她睡了。”母亲轻声应着。
他俩上楼后，就停止了先前的喧哗，母亲并没有翻箱倒柜地去找麻将，他们俩开始在屋子里说悄悄话，再后来，灯熄灭了，夏叔叔没走。
……
我听见从帘子那处，传来一些轻微的声响，先是床吱嘎地被人坐下了，而后是夏叔叔解皮带时，皮带上挂钥匙链子的摇晃声。紧接着，我又听见那张床被两个人同时躺下的吱嘎声。接着，他们在那边喃喃私语，偶尔传来一阵轻笑。
屋檐的雨滴还在缓慢地敲打着窗台，这个夜晚变得宁静而诡异。他俩一会儿有声音了，一会儿又没声音了，一会儿轻言细语，一会儿听见她从床的那头发出微微呻吟。我紧闭着眼睛，有些窘迫地浑身上下凝结不动，凝神静听，凝神等待。
……
我胆怯地哆哆嗦嗦地睁开眼睛，透过帘子，我看见他们的影子。他们依然没有结束，我的舌根里窝着很多口水，不敢吞咽。
……
“谢谢了，惠芳!明天下午我把麻将送还你!”夏叔叔一边开门，一边很大声地说。
“不客气，你们慢慢玩吧，啥时还都行!”她把他大大方方地送出门，就这样，这个男人大大咧咧地走出去，又咚咚咚地踏着青石板路回去了。她关上门，整个巷子都寂静了，她又蹑手蹑脚地钻进屋子，我听见她微微地掀开帘子的声，又听见她放下帘子，自己爬上床的声响。
第二天早上，她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很平静地准时起床。起床后，她像往常一样坐在镜子面前梳理头发，她的头发又长又卷，她把头发绾成一个高高的发髻，打一根木钗子。然后她又同每一个早晨一样，把衣柜来回翻个不停，衣柜是木质的，睡梦中我若是听见吱吱嘎嘎的声响，便知道是她起床了。
她梳洗满意后，又准时把我叫起床，起床的第一件事，不是要我去洗漱，而是需要我去卫生间拿毛巾，跪着把卧室的地板擦一遍。她说：“一定要跪着擦，否则不干净。”她是个特别讲究卫生的人，见不得家里有一丁点脏东西，我们家的花台上找不出一粒花泥，她说花泥应该在花盆里，不该在花台上。家里的鞋柜也干净得很，她每次上楼，都要把鞋子拿到门槛上拍拍才带进来。家里不能有一点灰尘，任何一个角落都不能有。
这天早上，我擦完地板，吃完早饭，背着书包去上学。太阳已经亮晃晃地挂在了天上，老师说，太阳的工作就是给人类光明和温暖。然而，在我看来，太阳是出来探视人类的，比如探视那些可耻的秘密。走之前，我看了一眼母亲，她仍旧若无其事地在厨房认真打理着。
2
我家是住在一个古镇上，古镇的名字叫偏岩。八岁那年，母亲坐在自家门口说，偏岩是明末清初的时候建的，因为老街的西边有一道倾斜高耸的岩壁，所以叫偏岩。母亲一边说，一边坐在自家门口挽毛线。
太阳出来了，很明媚地照在老街的屋檐上，照在老街的青石板路上，也照进了我家的门槛。大街上有人三三两两地走过，他们刚从华蓥山挑水回来，一路上荡出的水，落在地上，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母亲坐在门槛上，低头专心致志地做事。她把一些穿过的旧毛衣拆了，挽成一个鹅蛋大的线团，她一边说一边挽，手腕来回灵巧地转圈。她说：“你个子又长高了，这毛衣扔了可惜。”
她喜欢坐在我的左边，只有在太阳好的时候心情好的时候，她才会这样安静地坐下来，同我说话。若是太阳不好，或者心情不好，她就不会这样安静。所以，像这样两者都能具备的条件，在一年中的天数是屈指可数的。
“悬崖上有一棵大黄桷老树，一百多年了。每年七月半鬼节，老街上的人都会到那儿去烧香，祭奠他们逝去的亲人。”她说。
我没有说话，只是在一旁认真当她的下手，帮她拆线，我这边手里拆多少线，她那边手里就能挽多少。她一边挽一边说：“凡是过世的人，他们去西天的时候都会站在树下回望故乡。”
我用狐疑的眼光看她，她年轻得很，皮肤白皙，容貌姣好，头发是天生的自然卷，一缕缕柔软地贴在额前和耳边。我心里一直惦念那事，每次她同我说话，或者只要一看见她，我就会不自觉地联想到那事，我无法把那桩事从她身上推开。
挽好线后，她又进了屋，她说：“拿锅里蒸蒸，线就直了。”
为了证实她的说法，我趁她去锅里蒸线的工夫，独自穿过老街，穿过老街的禹王庙，顺着黑水滩河跑，跑到老街的最西边。
的确是一道悬崖，高耸陡峭。悬崖边也的确有一棵黄桷树，老树的枝叶很茂密，层层叠叠地遮蔽了天空，它神情泰然地站在悬崖边。老树的树根很夯实，它们藤缠根，藤抓地，一条条粗壮结实的藤在地面上朝四方铺开，蔓延，紧紧地依附着大地。老树上挂着一些红色的布条，上面写满了陌生人的名字，陌生人的祝福，风一吹的时候，那些红色的祝福就在风中摇摆。
我不是一个即将离开家乡的人，只是为了证实母亲的说法，才跑到这里。我不是一位即将离开家乡的人，但我渴望离开家乡。我试着把自己放在一个即将离开家乡的角色，因为我想，人总是要离开家乡的，也许是年轻的时候，也许是死之后。我站在这里，站在偏岩的崖头上，试着回望故乡，事实如母亲所描述的那样，这里能把小镇的缩影看得清清楚楚，我能看到老街的房屋，炊烟缭绕，这些阁楼整齐地错落有致地随着青石板路，从东到西，弯弯曲曲地站作两排，阁楼是明清建筑，雕梁画柱，飞檐翘角。
我又试着掉转头，往悬崖的下方看，在雾蒙蒙的阳光下，悬崖深不可见，偶尔飘来一缕云烟，忽散忽聚的。我想跳下去，想坠落下去，这并不是因为悲伤，是因为悬崖下面，总有一种很神秘的东西吸引着我。我试着回想一些课堂上学习的知识，比如《狼牙山五壮士》，比如孙悟空腾云驾雾。我站累了，便在那棵大黄桷树下盘地而坐，想很多乱七八糟的事。
同样，这天，我也想出了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我的父亲是谁?我是怎么来的?夏叔叔是谁?他们那晚到底是在做什么?
3
我是没有父亲的，从我出生起就没有。
我同母亲住在老街上，住在一座两层的吊脚楼，吊脚楼已经很旧了，我猜想祖母曾经一定也住这里，或者祖母的祖母也曾住在这里。我曾认真仔细地打量过我家，家里找不出一个新的地方，窗子是旧的，房梁是旧的，瓦片，好多瓦片都已经碎了，阳光从瓦片的缝隙里流下来，使得屋子里的光线影影绰绰。阁楼是木质结构，屋子里的摆设也是木质结构，连洗脸的盆子也是木头做的。那些木质的物体在阴暗的小屋里发着黝黑的光亮，它们没有语言，没有表情，神情呆滞地被摆放在某个角落里。地板也是木头的，脚步声，搬凳子的声音，屋子里发出的声响，都是同出一辙罢了。
这年春天，四月的时候，天气刚暖和起来。母亲请人来家里翻修，墙上的泥巴掉了一层，母亲就请人糊上。屋顶的瓦檐碎了，母亲又请人爬上房梁换瓦片。窗户上的纸花败落了，母亲又买新的贴上。母亲指着那根柱子说：“麻烦你，把那根歪的梁子扶正。”
那是一根支撑房梁的立柱，经过岁月的洗礼，它已经歪得不成样子，我用目光微微测量了下，大约有35度左右的倾斜。于是工人们搬来木梯，爬上去，三四个人在屋子里忙活半天，整个屋子尘土飞扬，屋子里的其他事情都能搞定，就这根柱子，偏偏扶不正。母亲有些丧气地说：“算了，扶不正拉倒，房子不垮就行。”
母亲说这话的时候，我又瞅瞅她。不知道为啥，自从那晚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心里都搁着那桩事，她每说什么话，只要我一看见她，脑海里就不由自主地想起。
工人们走后，母亲又忙着打扫屋子，她拿鸡毛掸子掸衣柜，掸楼道，每个角落都掸。看着她忙碌的样子，我想大着胆子走上去问：“能停下来么?”我呆呆地站在原地，我想她最好能给我一个解释，否则我不知道还会想多久。她一边手脚麻利地掸，一边埋怨着：“愣着干吗?还不过来帮忙?”
我们家两层楼，一楼是饭馆，二楼就是我和母亲的住所。每逢初一、十五，去禹王庙上香的人特别多，每逢一四七日，往老街赶集的人也特别多。“一四七”是我们这里的老规矩，只要日历上有这些尾数，邻乡的人都来。他们带着自家养的土鸡、种的山药，还有些泡酒用的拐枣，挑着担子往我们这儿赶。正是因为初一、十五，因为“一四七”，因为这些莫名其妙的数字，我们家就特别忙碌。其实，我家生意好并不是说因为赶集，还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我们家厨房特别干净，饭是饭，菜是菜，垃圾桶不能满，该放冰箱里的放冰箱，不煮饭的时候，锅里是一滴水都不能有，母亲说这样锅才不会生锈。凡是到我家吃饭的人，参观过厨房之后，都叹为观止。他们说厨房干净卫生，饭菜也一定干净卫生。二就是因为母亲能烧得一口好米酒，镇上无人能及。如此一来，镇上的人都管我母亲叫“米酒西施”，叫的时间长了，觉得不顺口，又改称为“老西施”。
其实，我不太喜欢“西施”这个“绰号”，“西施”给我的感觉，就像是“寡妇”，好比“风流”一词，本来是个褒义词，到现在却被一些人说着说着就成了贬义词。“西施”这词，可以指美女，也可以专指某一种为男人而活的可怜女人，比如“豆腐西施”。我甚至因为母亲的绰号而感到自卑。更令我苦恼的是，镇上的人见我时常帮母亲干活，尤其是赶集的天日，店里忙得不可开交，客人们就叫我“小西施”。他们总是挥一挥手说：“小西施，给斟酒。”“小西施，拿菜单。”“小西施，来点醋!”“小西施，给添饭!”他们指挥我干这干那，我只能一言不发地埋头干活，在店里笨手笨脚地当着店小二。
老街的人都这样唤我，只有夏叔叔不这样唤我。准确地说，只有当没有旁人的时候，他才称呼我遥遥，称母亲为惠芳，一旦有旁人在，他还是随着旁人喊。
其实，“西施”这个绰号还有一说，就是经常有女人来“登门拜访”：“惠芳，你皮肤咋这么白?是不是整容了?”母亲说没有。“惠芳，你不显老的，都快四十了看起来还这么年轻。”虽然我恨她，但这点我还是同意，她的确很漂亮，也没用过什么化妆品，她的化妆桌上，只有一瓶五块钱的“柠檬霜”，一直都用这个。
叫我“小西施”的人，不只是镇上的大人，还有一些小孩子。连镇上刚出生不久的婴儿，刚学会说话的，大人就会抱着孩子出来：“看，小西施上学去咯。”婴儿闪着黑亮的眼睛，小手在空中扒拉扒拉，摇头晃脑地跟着大人学：“七(西)施上学咯。”
4
这天早上，我背着书包独自走在老街上。母亲在身后说：“早些回来!”
我嗯着。
我一边走一边思索些关于夏叔叔的事，这事已经装我心里很久了，难道她真不知道我已经偷窥到了?她是装不知道还是真不知道呢?
小镇昨晚刚下过雨，青石路湿漉漉的，地面还积着一小洼水。妇女们出门了，她们站在自家门口洗脸、刷牙、梳头。卖臭豆腐的，卖糯米糕的，弹棉花铺的，他们都陆陆续续地开了门，摆设产品，打扫店面，准备迎接今天的生意。
“小西施，是不是又被老西施揍啦?”夏茜在身后幸灾乐祸地问。我不说话，低头走路。夏茜是我的同学，也是夏叔叔的女儿。
夏茜走上来，拍拍我后脑勺：“小西施，还穿白网鞋呀?我们都穿波鞋呢?”
我不理她，自顾自地往学校走。
“老西施不给你买呀?老西施最近又勾引谁啦?叫那男人给你买一双!”她不肯放过我，紧跟在我身后，狠狠地挖苦我。
我照旧不理她。
夏茜大步走上来，身子堵在我跟前。我朝左边走，她就挪到左边；我朝右边走，她又挪到右边。她恶狠狠地瞪着我，说：“你给我站住!”
我站着不动，与她对峙。
她背着新书包，脚下穿了双很新的白色波鞋。
“说，你妈最近勾引谁了?”她恶狠狠地说。
我不说话。
她瞪圆了眼睛，说：“跪下!”
我照旧不招惹她。
“你给我跪下!”她呵斥道。
我不跪，我继续站着，她肥胖的身子挡在我跟前，步子根本就挪不了。
“说，你妈勾引谁了?”她又一遍呵斥，比刚才的声音更大。
我狠狠地瞪着她，说：“勾引你爸了!”
夏茜一耳光我脸上，恐吓道：“你再说一遍，勾引谁啦?”
我被她的样子吓住了，不敢重复说。
她再一耳光落在我脸上：“说，说勾引谁了!”
“勾引你爸了!”我很气恼地回答她。
她又一耳光打我脸上，比先前的那一耳光狠多了。我连着两耳光给她回去，说：“勾引你爸了!勾引你爸了!”
我俩在街口子上狠狠地干了一仗，我扯着她的辫子抓着她的脑袋往墙上撞。她狠狠地抓我脸，“小娼妇!野种!窑子!”一边抓我一边骂!
“你妈那个×!你当老子是病猫!”我用脚狠狠地踢她肚子，她被我紧紧地按在墙上动不了，见占了下风，就破口尖叫着：“杀人啦!杀人啦!快来人啊!杀人啦!”
这时夏叔叔闻声赶过来，我一分神，夏茜就趁我松手那会儿跑掉了。
此时才发现，我的一只鞋子掉在地上了，大概是刚才踢夏茜的时候掉的。夏叔叔把鞋子捡起来，要我穿上，要领我去上学。面对他的“好心”，我狠狠地瞪他，一下子哭起来：“谁要你送!谁要你送!谁要你送!”
说完，我拎着一只鞋子，抹着眼泪转身一高一低地跑了。
夏茜是我的仇人，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毕业，她足足欺负了我十二年。没办法，我读小学、念初中、上高中，都在那个镇周围，搬来搬去的，始终搬不出偏岩镇。
夏茜的长相并不如她名字那样秀气，她也不是那种可爱听话的女孩，她长得又胖又结实，体形活像她妈妈，脸上圆嘟嘟的，眼睛里总是藏着恶意。
我恨她，她总是想着法子欺负我。
她经常坐在我后面，拿一本书狠狠地砸我脑袋，我转过来瞪她，她又埋头装作什么事没有一样，很认真地写着作业。我把头转回去，她趁我看不见，继续拿书砸我脑袋，我又转身咬着牙瞪她，她又立马埋头脸上发笑地在课桌上写写画画。这样反复来了好几次，她再次砸我头，我眼泪涌出来了，我不转身瞪她了。她见我没恼怒，继续砸，继续砸，继续砸!然后在后面哈哈大笑：“傻子!傻子!脑痴哟!”
我被气得趴在桌上哭。
有一次，我穿上母亲给我织的新毛衣，她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在教室里嚷嚷，说：“今天小西施穿这么漂亮的衣服是有目的的哟!”
“什么目的，什么目的?”同学们齐声围着她问。
“你们看，这是什么东西!‘亲爱的陈俊，从我第一眼看到你，我就喜欢你’，小西施喜欢陈俊，她穿这衣服是故意给陈俊看的!”夏茜说。
不知道夏茜哪来的证据，又是什么时候伪造的证据，她拿着那张她自己写的情书满教室宣扬诵读，她越读越深情，一副极其夸张的表情，同学们笑得前俯后仰。
她坐在课桌上，很兴奋地念着那封“情书”。同学们笑得越欢，她的语言就越讽刺。我想扑上去打她，但我又不能打她。因为上次我俩打架，她来了个恶人先告状，她对我母亲说了通颠倒黑白的话，她说：“你们家小西施打我，我没招惹她，她平白无故地打我，要不是我爸及时赶来，我早被她打死了!西施阿姨，你要不信，你问我爸爸去!”母亲听了，生气得要命，她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我拉楼上痛打一顿，她一边打一边教训着：“我拿钱给你读书，你在学校干什么?好的不学，学打架!还骂脏话!啥老子，你这个老子有多大……”
有时候，夏茜放学回家，故意在我家门口转来转去不走，她喜欢看我给客人端茶端水的样子，每次我在店里忙活，她就扶着我家的门低声唤：“喂!小西施，出来玩啊，出来玩啊。”我乜她一眼，继续帮母亲干活。
有时母亲看见她，就随口问她：“夏茜，遥遥最近在学校挨老师骂没?”
夏茜说：“挨了，她上课找男同学讲话，被老师罚站呢。”
于是，接下来，我又会被母亲拉到楼上痛打一顿。
她时常告我的恶状，并且好多都是无中生有，她就是故意害我的，我若是没被挨揍，她就不痛快。我若是在楼上呼喊救命，她就会很高兴，嘴角轻轻一扬，一蹦一跳地走开了。
她三天两头在我家门口转，有时候母亲看见她，还没问她，她就上来主动说：“西施阿姨，小西施她在背后骂你，说你是恶鸡婆，还说你是寡妇!阿姨，寡妇是什么意思呀?”“西施阿姨，小西施把期中考试的卷子藏起来了。”“西施阿姨，小西施今天和男同学打架了!”……
夏茜天生就属于想象力丰富的孩子，她会找出很多导火线，如果有十个状，至少九个都是假的。我扫视一眼夏茜，再看看母亲，母亲脸上已经有怒火了，她不肯听我的解释，啥话不说就把我往楼上拖，而我只能百口莫辩地接受挨打。每次我被母亲拖着上楼，回头看她，她的脸上就浮现出一丝卑鄙的笑。
5
我恨夏茜，她恶毒。我更恨母亲，恨她对夏茜的信任而置我于不顾。自从夏茜在我身边出现，我就变得那么不幸。夏茜在我们之间挑拨离间，让我同母亲的关系，日愈恶劣。
明明期中考试卷子没发下来，她偏要跟我母亲说发下来了，母亲说我不诚实。明明我没去游戏室打游戏，她偏要跟我母亲说我去了，还说她亲眼看见的，母亲说我狡辩。不仅这样，夏茜还时常给我制造些灾难，她趁我不在教室，就把我的书本撕了；趁我不在教室，就把其他同学的书本放我书包里，栽赃我是小偷。她的那些“制造”让我害怕，老师对我失望，母亲被多次请到校长办公室接受“教育”。
夏茜时常把一些矛盾搬到我和母亲中间，母亲似乎越来越讨厌我，她时常骂我：“我上辈子欠你吗?生了这么个孬种!你整天要在学校里惹多少祸事?”因为夏茜，因为那些恶意的小报告，母亲彻底地厌恶我。在她眼里，我已经是个坏孩子，她也越来越不讲情理。由此，她对我的要求越来越多，严格得让人窒息。例如我考试语文没考上98分，数学没考上100分，她会狠狠地打我。例如做作业，有一个红色的叉，母亲就打我手心，她拿鸡毛掸子打，说打不疼不长记性。若是我错题多了，她就问我：“为什么那么多叉?”
我说：“粗心了。”
“为啥要粗心?”她问。
“不知道。”我说。
“为啥不知道!”她问。
“不知道!”我说。
“你知道啥?你光知道吃，光知道玩，我交你的学费容易吗……”她说着就火气上来了，给我一阵乱抽。
那年学校新开了课程———英语课，一周一节课。回到家，她问我：“学得怎样?”
我说：“嗯。”
“嗯啥?”
“学会了。”
“都学会了吗?”
“学会了。”
“是不是百分之百都学会了?”
面对她的咄咄逼问，我委屈得没法，眼里噙满了泪水。
“好!那下次考不上一百，你自己找棍子去。”她冷笑着说。
面对她的冷笑，我感到恐惧，我又想起那晚的事。
第二天，我上完课回来，她一边在厨房做菜，一边问老话题：“学得怎样?”
“嗯。”
“嗯啥?”
“学会了。”
“百分之百都学会了?”她问。
我迟疑了些，说：“有些没学会。”
“那为什么不问老师?”她问。
我回答不出来。她锅里的菜也不管了，楼下的客人也不招待了，又把我拖到楼上，拿棍子打我。多年后，当我学会很多词语之后，我才明白这个叫“蛮不讲理”。
在家被打，是家常便饭。有时候她打我，不肯等候我的回答，就直接上来抽我了。有时候母亲打我，打着打着，她自己倒哭了。她一边举着鞭子抽我，一边很气愤地哭：“我为了啥?我为了啥?老娘给你学费，你这样对我!我为了啥?”
看着她哭得莫名其妙，我也哭。她的脾气越来越坏，她容不下我的丁点错误，她听不得我的丁点解释，很多事情，我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我与她的矛盾，在鞭子、恶状中日益积累，只要有夏茜在，就没完没了。
这天，太阳又出来了，母亲坐在门槛上理菜。她坐在我的左边，我怯生生地在她右边坐下了。
她说：“华蓥山的水好呢，好多人挑回来煮饭，都说这样米饭香。”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又瞅瞅她，感觉她是另一个人，不是我的母亲，倒像是我的姐姐。
“可惜我挑不动，家里没个男人。”她继续说。
我看看她，她还是那么漂亮，坐在阳光下还有几分雅静，可惜这个漂亮的女人只有在阳光好的时候，才稍微正常一点。
“我发现你最近咋不说话了，你是不是自闭了?改天我带你去医院看看。”她一边理菜一边说。
我说：“我没病!”
“那你咋不说话，闷着干啥?”她说。
我回答不上，也便不说了，继续埋头自己做事。理菜的时候，她还在我耳边絮絮叨叨了些，像耳边风一吹就哗啦啦地过去了，我还想着那事，想那晚的事，那事在我心里噎着，噎得我说不出话来。
“你看人家夏茜多好，对人又有礼貌，阿姨前阿姨后的，街上谁不夸她。你吧，憋死个人也不说话……”母亲继续在耳边念叨。
“夏茜那孩子，身体也长得好，哪像你，怎么吃都不长肉，老街上的人说我虐待你，没拿给你吃，我怎么没拿给你吃，你要吃啥，我没给你买过吗?家里的水果断过没?你自己说……以后我老了，你也这样对我吧，也拿给我吃吧，我保证感谢你。”
“你老是动不动就生病，上辈子我欠你，这辈子我还你，你啥时候能像夏茜那样，蹦蹦跳跳，活泼些多好……”
6
转眼，夏天来了，知了在黑水滩河边叫个不停。我也不知道为啥黑水滩河叫这名，太阳好的时候，也没听母亲说过。但是黑水滩河水并不黑，反而清澈见底，它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哗啦啦地从屋子背后流过，从老街西边流向东边。
我同母亲的生活，也日复一日地重复着，任何一个季节都改变不了我与她的生活节奏与关系。还是一些老事情：“饭馆”，“干活”，“夏茜的煽风点火”，“母亲的失望”，“母亲的暴力”，“我的自闭”。就这些，我熟悉得能把它们一天一天地背出来。
而从这个夏天开始，我每天都在接受挨打，挨打的频率就像吃饭一样是必须的。为什么呢?因为母亲从小就教育我，要做一个爱干净的人，衣服袜子得天天洗，天天换，同样，人也要天天洗澡。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要命的爱好，而她，的确也是这样做的，厨房日复一日地被打扫，清洗，床单一周换一次，花台24小时不见花泥。
她的这个爱好让人要命，并且最大限度地强加于我。家里没有热水器，母亲说用水要节约，水费挺贵的，于是我就得去阁楼背后的黑水滩河里挑水回来热着洗，每次洗完澡，我不能穿衣服，只能乖乖地站着，等她来检查。
“洗干净了吗?”她问。
“嗯。”我赤裸裸地站在她面前。
“嗯啥?”她问。
“洗干净了。”我羞涩地回答。
“好。”说着，她就撩起胳膊走上来，双手伸上来狠狠地搓我背，搓我胳肢窝，搓我大腿，专门挑我够不着的地方。看着一条条面条似的泥灰被她搓出来，她说：“你不是洗干净了吗?”她越搓越生气，一两次洗不干净，她站在门口骂骂就是了。她说：“一个女孩子家的，怎么那么不爱干净，撒尿的地方也得洗。”后来，次数多了，她就懒得跟我理论了，就拿棍子抽我，想抽哪儿抽哪儿，我退到墙角，她步步紧逼，继续抽打我。一条条棍子深刻地印在我的腿上、胳膊上，“洗澡都洗不干净，你有啥出息?你学习也不好!干活也笨手笨脚的!你能干啥?”她一边抽一边骂。有时她不想骂，就咬着牙闭着嘴狠狠地抽我。
第二天，她又来问我：“洗干净了吗?”
我怯怯地说：“没洗干净。”
“那等你洗干净了再唤我。”说着，她自己又下楼招呼客人去了。
她去了，我站在原地不动，我心里骂她，骂她假正经，骂她是野女人，我骂她不知羞耻，骂她变态，我骂她很多很多。我想我现在唯一可以骂她的筹码，就是那晚的事了。
从那个夏天起，我就已经在她面前没有任何自尊和秘密。我每天必须怀着迎接的态度挨打，因为我每天必须洗澡，我不能不洗澡。每次洗完澡，穿上衣服去学校上课，老师总是看我的胳膊和脚踝：“又被打了?”我不回答，低着头坐座位上，现在所有的人都是我的仇人，总有一天，你们会遭报应的。
“活该，你本来就不该活着。”夏茜经常这样说。时间长了，夏茜在学校里拉帮结派合伙欺负我。冬天的时候，夏茜的那一帮派人员闲来无事，就七手八脚地扑上来，撩我胳膊，撩我裙子，说：“看看你今天挨打没?”我时常要受到他们恶毒语言的鞭笞，他们骂我妓女，骂我野孩子，骂我是垃圾堆里捡来的。他们言来语去地骂我。我是他们的娱乐对象，耍弄的对象，我一次次地在他们哄笑中狼狈而逃。
这天，我像往常一样脱下衣服去洗澡，洗着洗着，忽然感觉身体有些异样。我用手摸摸我的双胸，它竟然有些微微隆起了，还有两处小硬块。母亲照常来检查我的身体，她搓着搓着，就搓到了我的胸部，我感觉非常疼痛，就朝墙角缩，她一巴掌拍我手臂上，“躲什么躲?”她又把我拉回来，继续着她的“检查”。她的手脚很重，越搓越疼，我的眼泪从心里流出来。她仍然没有发现我身体的异样，不停地搓，直到搓出“面条”为止。
“你有点出息吧，都十几岁了，还洗不干净!”她现在懒得打我了，站在门口，端个凳子，要我当着她的面重洗一遍，指点这指点那的。
从此，我害怕洗澡，我恨不得她能干干脆脆地打我一场，也不要侵犯我某些部位的“疼痛”。每天我只要一看见她，她一出现，我的心就颤个不停。而她仍旧毫无察觉地，继续履行她的工作。终于有天，我的胸部高得有些明显了，她也发现了，但仍然用力搓，还说：“女孩子发育了，这些地方就得洗干净!省得不讲卫生以后生病!”她搓，我疼，我的身体正在接受一场备受凌辱的屠杀。
又过了些时间，我发现我的胸部停止了生长，很长时间，它的高度都在一个线上，止步不前，我对此表示绝望。窗台上的那棵昙花还长得好，母亲每天给它浇水，有时还拿鸡蛋壳盖在上面，而我这棵树苗子已经停止了生长，一些女性的特质在她手以及她精神的摧残下，正在默默地死去。而母亲，她还在日复一日地搓着，似乎要把我的身体掐死掉。
后来，她给我买了背心，说女孩子大了就得穿这个。这天我穿好背心后下楼干活，正好饭馆里来了几个妇女，是来给他们家男人打米酒的。母亲一边称酒，一边说：“现在这些孩子都长了，她都长胸了。过来，我看看穿好了没?”她把我唤过去。
此时我正在扫地，我不得不停下手中的活，一张脸变得绯红，拿着扫帚走过去乖乖地接受她的检查。
她在大庭广众之下，撩起我的衣服，然后说：“这才对嘛，穿上就行了!”然后我又去干活，她一边收钱，一边对那妇女说：“她都长胸了。”那妇女点头笑笑，说：“我们家夏茜也长胸了，我也给她买的这种小背心。这些孩子哟，一年一个长哟，只怕过不了多久，我们就该钻黄土了。”
我回头瞅瞅这个又肥又胖的女人。心里想着，你男人都出轨了，你不知道吗?
7
说实话，刘阿姨这个人并不讨厌，相反，她的名声在老街上被传得很远。她是我们小镇唯一的一个女铁匠，每逢赶集那两天，她家的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传得很远。她给邻乡的人打镰刀，锻剪子，每次做完后，那些菜刀镰刀从火炉里出来，刀口在阳光下闪亮闪亮的。听镇上的人说，她的铁匠功夫是祖传，起初是传给她爷爷，她爹，后来轮到她这一代，家里就她一个闺女，没办法，总不能传给外人，于是她就接了这活。
夏叔叔不用说，自是她家的上门女婿，每逢打铁的时候，夏叔叔帮不上啥忙，就帮她烧炉子，或者在家洗洗补补，或是骑着摩托车拉点运输的生意。由于刘阿姨打铁生意好，名声远，很快，她们家就从木房子改成了贴瓷砖的楼房，还装上了蓝色的钢化玻璃窗，看起来特别洋气。这样说吧，夏茜的家在我们老街上，算是首富吧。
平时忙完了活，刘阿姨便拎着一塑料袋瓜子，嗑嗑嗑地在小镇的石板路上转悠，转悠不了几步，就转悠到了麻将馆。那个女人除了打铁外，颇爱搓麻将，我放学回来，经常都能听见她在里面骂爹骂娘的声音。
但刘阿姨并不惹人讨厌，至少她没害过我，反而是她的女儿，还在学校变着花样欺负我，然后又在我母亲面前变着花样装懂事，给我制造麻烦。
我的母亲与这个又蛮又壮的女人，看起来交情甚好。我的母亲会织毛衣，还能钩花，有的编织得像麻花，有的像菊花，有的像雪花。母亲还会勾勒图案，再复杂的图案她也能钩出来，什么星星、月亮、人物、动物，她都能做得很精致。下午饭馆不忙的时候，那女人就坐在我家门槛向母亲学习怎么钩花。
刘阿姨说：“我们家男人说让我向你学习咧!说你能干，一个人把孩子带大，还开个饭馆，不容易咧。”
“我命苦哟，都是被逼出来的。”母亲说。
“那你能给我们老夏织件毛衣吗?你别说你织的，我拿回去就说是我织的。”她说。
“好。”母亲说。
我心里想着，怎么能不好呢，给她心爱的男人织毛衣，多浪漫的事，怎么能不好呢。刘阿姨又说：“咦?咱俩穿的鞋子一样的。”
母亲开始注意她的鞋子，母亲说：“我这买得便宜，28块钱。”
“哦，还是你会讲价，我这30呢，你持家哟!”刘阿姨说。
“便宜没好货，我这鞋子穿着有点小。”母亲说。
“正好我这鞋子穿着有点大，要不咱俩换换。”刘阿姨说。
说着，她们俩便换了鞋子。
“惠芳，我说还是你不容易!这么多年了，你就一心把孩子拉大，看你把孩子教得多好，又会洗衣服又能帮你干活，多懂事。比我们家夏茜好多了，我们家夏茜懒，内裤都要她爸给洗。”刘阿姨说。
“唉，没办法，我还不是怕她以后嫁不出去。这孩子，啥都好，就是性格闷了点，打死她她都不说话的。”母亲说。
“惠芳，我说你拖着孩子也挺累，要不，你找个男人嫁了吧，也不至于这么辛苦。”刘阿姨说。
“算了，拖着孩子上哪儿找去，不好找。”母亲敷衍着。
看来，刘阿姨对那事还一无所知，我一边洗碗心里一边发笑：“你老公出轨啦，你还不知道?惠芳要嫁也嫁你老公的，你愿意不?”
但我不能说，只能把这些事烂在肚子里。
过了些日子，母亲的鞋子坏了，她把鞋往垃圾桶扔，啥话也没说。她被人欺负了，被刘阿姨欺负了，但她不希望被我看出来，所以她装作没事一样。
母亲是这样的，她的权力感只针对我有效。店里有人欺负她，比如打酒的人来了，又去了，然后又来了，说她少了秤，母亲便不情愿地给补上。比如客人开玩笑，说：“老西施，这几年没男人，你守得住吗?”她也不敢生气。她只会对别人忍气吞声，唯独对我，要我服从她，不如她意，她就训我。有时候在楼下，她碰到些不如意的事，例如喝醉酒的男人吃她豆腐，她就噌噌噌地上楼来，一听见她的脚步声，我就毛骨悚然，心都抓紧了，她是来检查我的作业，她指着过去已经检查过的作业：“这是咋回事，那么多红叉?”
我怯怯地说：“那是以前的，你都打过我了的。”
“你狡辩，我从来都没看见过这篇作业!”说着，她就撕我嘴，拽我的头发，拿我出气。
“说，这作业怎么那么多叉!”
我说不出来，也认不了错。后来我喜欢翻词典，根据解释朝她身上贴合适的标签，比如，这个叫“胡搅蛮缠”，这个叫“欺软怕硬”。
不认错她就继续打我，母亲打了我一辈子，我一辈子都没认过错。直到她把我打累为止，她一边打一边说：“看你不说话，不认错!打死个人你也不认错。”她狠狠地打我，强迫我认错，可我偏偏不认错，有次我被打出了鼻血，还是没认错。
这样一来，不管是我做过错事，还是没做过错事，我都不认错了。母亲无法容忍我的不认错，于是对我的打骂遥遥无期，不肯结束。而我，就是那个不妥协的人。
8
每逢过年，老街熙熙攘攘的，家家户户张灯结彩，门庭若市。吃百家饭，去茶馆听相声，放鞭炮，摘腊梅，老街热闹得很。我和母亲白天忙完后，轮到老街寂静了，我们也就只能关上门，冷冷清清地过年。
母亲没有兄妹，也没有远亲。这样一来，我也没有兄妹远亲。过年的时候，是一年之中最冷的时候，屋子里没有暖气，只有我和她叮叮咚咚的声音，还是那些木质发出来的声音。我在她面前，即使是过年，也得规规矩矩的，不能撒娇或者胡闹。
母亲不太喜欢开灯，不管过年还是不过年，她都不喜欢开灯，阁楼上经常都是阴阴暗暗的，母亲说：“要节约用电。”我说我看不见，母亲就说：“你七老八十了呀，看不见?你哪只眼睛看不见!”母亲就是这样，没有一句好话，说完，她自己又在摇曳不定的烛光下织毛衣。我只能趴在窗台上，借窗户外边的光写作业。
我们俩很少能好好地说上两句，要么就是她吼我，一会儿这不好，一会儿那不好。要么就是我沉默。有时候，我感觉她就是个怨妇，一个人在屋子里絮絮叨叨，为一点小事唠叨，没完没了。我听她的声音听烦了，甚至她刚一开口说话，我就觉得她的声音刺耳，恨不得把耳朵卷上。但母亲她依然把自己放在女王的位置，她说的一切都是对的，我必须要听下去，并且彻底地服从。
母亲只会在心情非常好的时候，太阳好的时候才跟我聊天，我说过，这样的光景非常少，最多的还是春夏交替的时候。有时候运气好，连着两三天都能见着好的阳光。
她说：“黑水滩河那边有两棵树，叫夫妻树。”
我不说话。继续坐在她右边帮她理青菜。
她说：“前几天，北碚城里还来了几对小青年，在那两棵树上照相。”
太阳出来了，赤橙色的阳光懒洋洋地照在她背上。
我还是不说话，她也只是偶尔温存地呆在我身边罢了，我干吗要应和。
“还来了一个画家，蹲在河边画画呢，画得蛮像的。”她说。
有一次，她又跟我说这些事，说完她问我：“你咋不说话?”
她说：“我发现你有好几年都不说话了，你哑了?”
我说：“同你没话说。”
“啥?你刚才说啥?”母亲说。
我不敢再说了，自从那晚之后，我便一心想着那事，同她说话时想，同她睡觉时想，有时候看她一个人在厨房里忙，我也想。只要脑子有空闲，一看见她，我就会不由得想起，像一盘带子一样，不停地倒放着那个诡秘的夜晚。
“你刚才说啥?跟我没话说，那你跟谁有话说?”她有些恼怒了。
我看着她还是那么漂亮，而她即将要发一场与她美貌不相称的怒火，我又迷惑又绝望。我知道，我又惹她生气了，或许，漂亮不过只是你的外壳，一层皮肤而已，我不想再受她语言的指戳，于是我就跑，跑到偏岩的那棵黄桷树下。
这是一个虽生犹死的少年，少年哭得很厉害。少年想起很多事。想起前些日子，母亲带她去北碚城，母亲叫她站在一棵梧桐树下等她，然后母亲就转身走了。她尾随她去，偷看她的举动，发现她已经站在了车站，等夏叔叔的出现。后来他们相拥着去了舞厅。于是，她只好又站回原地，傻傻地等她，结果一等，就足足等了一下午。那个下午，她又渴又累，等到她回来之后，她不能埋怨她半句。她回来后，只是对她匆匆一瞥，说：“走吧。”
她又想起母亲在阳光下，坐在她左边的样子。她总是喜欢坐在她左边，两人手里干着相同的活，从来都是她当下手，她在她左边说，她在她右边听。
每当太阳好的时候，她才愿意同她和平相处，而她不愿意，因为那桩事总是噎着她的喉咙。而她又不能把这个秘密告诉别人，无人可诉，那事就像野草一样，在少年的内心蔓延，疯狂地生长。
9
初三那年，我们小镇特别流行一种行头。就是把牛仔裤戳一个洞，再打上几个补丁，或者脚边上开一条一寸来长的口子。我没有这样的裤子，仍然捡着母亲年轻时曾穿过的衣服。母亲说：“读书穿那么好干吗?你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以后长大了我会教你打扮的。”于是，我穿着母亲曾穿过的萝卜裤、踩脚裤、孔雀裙等八九十年代流行过的衣服去上学。走在空旷的操场上，我必须埋着头走快些。因为我怕碰到夏茜，只要她一碰到我，我就遭殃。
这天，我害怕碰到她，她却偏偏与我“狭路相逢”。
“小西施，还穿萝卜裤呀?我们都穿牛仔裤了。”夏茜在身后说。
我不说话。
“哈哈，农民!土农民!就你这样还喜欢陈俊呀?难怪人家不要你!就像你妈一样，一辈子守寡。”夏茜在身后嘲笑我，她每天必须要用语言在我脊梁骨上狠狠地戳，否则她会很不称心。我甚至怀疑她，若是没有我这个弱者，她的童年是否就会从此黯然失色呢？事实证明也是这样的，因为每当她给我带来灾难之后，她的笑容会非常忘形。
我不说话，一个劲地埋头朝家走。
夏茜仍然跟在我后面，不停地在我背后说这说那，我越走越快，她也越跟越快，就是不肯放过我。眼看着我要走到家门口了，她也便开始了演戏。她又热情地跟母亲打招呼：“西施阿姨，还在忙啊，你别累着啊，我回家写作业去了。”
母亲一边在屋子里招呼客人，一边应着夏茜。我咚咚咚地跑上楼，翻柜子找剪刀戳裤子，我一想起夏茜说话的样子，她那卑鄙的笑，我就狠狠地戳裤子，“戳死她!戳死她!你去死吧!”我越戳越狠。母亲叫我下楼帮她干活，我没应，母亲便上楼来看，她见我把好好的裤子剪坏了，啥话也不说，拿藤条打我。
母亲打我，我不哭，她说：“你越不认错我越打你!你个败家的，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
我不哭，我让她打。
她越打越狠，我紧闭嘴，咬着牙挨鞭子。母亲继续打我，撕我嘴，非要我哭，非要我开口。她越这样，我越不哭，我越不哭，她就越生气。
第二天，连我自己都不敢想象，我竟然干了一件破天荒的事，那就是把她缝好的裤子再翻出来拿剪刀剪，剪个大口子，她气得要死，狠狠地打我。第三天，我还拿剪刀剪，她打我。第四天，我还是那么顽固地拿剪刀剪，她打完我后，把我拉出去，罚我跪下，跪在饭店门口。一会儿，她又不知道从哪儿找来些碎玻璃片，把玻璃碾得碎碎的，让我换位置，跪玻璃上。我咬牙跪上去了，跪了一下午，每进来一位客人，我都低着头，他们向我背上投来犹疑的目光，他们问她：“咋回事?”母亲就把事情的原委说一遍。有人认为我该跪，也有一些好心人过来帮我说情，可母亲不妥协，说：“黄荆棍下出好人。”那天下午，我没有去上学，路过的同学都笑着从我身边走过去，他们当中有的人，在路过的时候，还故意把脚步踩得响亮，他们趾高气昂地从我脑袋前走过，我低着头，看着那些鞋子，我不是给母亲下跪的，是给老街上所有人下跪的，也包括我的同学和夏茜。
夏茜还猫哭耗子假慈悲了一把：“西施阿姨，你那么漂亮大方善良的，就饶了她这一遭吧，算了吧。”母亲这次是真的生气了，连夏茜也没搭理，继续进屋做事。
我就顶着一些“丢脸”和“耻辱”，跪到黄昏，跪到夏茜放学回来。夏茜又假惺惺地来劝：“小西施，快起来，给阿姨道个歉，认个错，好好道歉。”我不说话，咬着牙跪，就这样，我跪昏过去。
第二天，母亲见我醒后，说：“醒了?起来，写保证书。”
她逼着我写保证书，保证不要再剪裤子。我不写，母亲一耳光打过来，说：“你狗日的!”
是的，她必须要驯服我，否则她会疯掉。我终于支持不住了，内心一种前所未有的崩溃，我哭着跑到偏岩，我想跳下去。我站在悬崖上很久，是跳下去，还是逃跑呢?这样的日子还要多久才能结束?我试着想，想一切关于死亡的问题，我想就此把我的生命结束掉。我怀疑禹王庙的那尊菩萨，每逢初一、十五还有那么多人给它进贡的，菩萨根本就是瞎了眼。
难道真就这样默默地死去，死去又如何呢?自杀后夏茜只会更加得意，她只会笑得更可恶。不，我不能认输，我发誓，要把她们所有的罪恶一一记下来。总有一天，我要把这一切都归还于她们。
我想起夏茜曾经对我说的：“你本来就不该活着。”好吧，夏茜，就冲你这句话，我活定了!
眼下，我没有投奔之处，我要竭尽全力忍受你们给我的一切，我还要低声下气地面对你们。若是有一天，我还能幸运地长大，我一定不饶过你们!夏茜，我要找人把你强奸百次千次!还有你，你这个疯子女人，如今你怎么对我，将来我必然如数还你!
10
从此，我想方设法地为难她。例如，为了报复她，我故意把池子里的水管捞起来，故意装作笨手笨脚的样子，把水弄她裤脚上。她急着要招呼客人，来不及换裤子，我急忙低声道：“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例如，我经常趁她不在家，就翻她的内衣，光着脚丫子在地上踩。我甚至还去垃圾堆找死耗子，捏着鼻子把它拎回来，然后扔她衣柜的胸罩里。再例如，我往菜里放蟑螂，后果我就不关心了。我的目的就是要她做一切事都不顺心，我偏要给她添麻烦，并且还要提防她的察觉。
同时，我也开始计划着报复夏茜。我趁老街没人过的时候，就在别人家的门上用粉笔写着：“夏茜不是处女了!”这样，全街的人只要路过此地的，都能看见。我把夏茜的卫生巾放在男同学的书包里，并且在卫生巾上用水彩笔写着：“夏茜送的。”我想方设法地坏她。夏茜最初哭，哭得很厉害，她去校长办公室告状。校长问她谁干的，她说是我。校长问她为什么是我，她又拿不出证据来。于是校长不能为她主持公道，她私下就欺负我，欺负就欺负吧，一旦欺负完后，第二天她会被我整得更惨!有一次，我竟然还去厕所专拣些龌龊的卫生巾回来，塞她饭盒里。她又哭着去向我母亲告状，我理直气壮地问她：“你哪只眼睛看见的?你哪只眼睛看见的?”我故意装作很委屈的样子，还说：“夏茜，你从小欺负我还嫌不够吗?你现在还这样害我。”是啊，我也会演戏，就看我愿不愿意演下去了。
母亲见此状，便对刘阿姨说：“我家孩子人老实，平时声都不吭的，借她十个胆子，她也不敢干这么恶劣的事情来。”
夏茜见母亲不帮她说话了，就哭得更厉害。看着她哭，我乐此不疲，看着她找不到证据，我屡试不爽。
没办法，这两个女人，是我最大的仇恨。
这天，我刚在阁楼上做完手脚，母亲就唤我下楼：“下来帮我熏肉!”
此时正是快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在熏着腊肉。母亲在楼下忙着做腊肠。她把那些腊肠晒在外面，风干，然后往一个大油桶里搭铁架子熏，用松柏来烧。母亲说：“柴火烧出来的味道不正，松树和柏树才好呢。”
我下了楼，她又坐在我左边，拿着夹钳倒腾着松枝。我就在旁边拿扇子帮她扇火。这天太阳很好，看来她心情也很不错，她说：“昨天你洗的衣服没洗干净。”
我说：“哦。”
她说：“一会儿重洗去，现在你啥都得学，将来嫁人了才不会挨婆家欺负。”
她一边戴着厚厚的手套，往火坑里堆柴，一边说：“以后你还是少跟夏茜来往，那孩子也不是省油的灯。”
我说：“哦。”
她没有停下手中的活，继续说：“黑水滩河边有两棵夫妻树，前几天，又有几对年轻人在那儿照相。唉，照什么呀，都不灵验的，难不成两棵树长一块儿了，就是夫妻了。”
我望着她，是啊，难不成两棵树长一块儿就是夫妻了?难不成你们睡一起就是夫妻了?我心里还惦念着她的秘密。
她说：“不要嫌我管你，女孩子不管容易出事。”
她又说：“冬天来了，快过年了，明天我去给你买条牛仔裤，带口子的。”
我不说话。
她又说：“你也真是的，想穿那样的裤子就跟我说嘛，你不说清楚原因我咋知道，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又不是不给你买，非得挨打了你才高兴。”
她说了一通大度的话，我不禁有些内疚，因为就在刚才，在她唤我下楼的时候，我才在楼上做了手脚，我想找机会上楼，把那恶作剧重新修补好。谁知，她说着就噔噔上了楼，说：“我去给你拿钱去，明天一四七，我忙不过来，你自己去北碚城里买。”
一会儿，她又下楼，这一次，我给她增加的麻烦被她察觉出了，她脸色大变地跑来问我：“你拿我钱了?”
我否认。
她拍桌子说：“不是你是谁?钱在柜子里会不翼而飞?”
我坚决否认。
她把我拖上楼，继续打我。在她开始动手打我的时候，我内心就已经钢铁般地决定否认到底。她被我气得脸色发青，她打骂我的时候，我竟然还抽出些时间来观察她的样子，真丑!眉毛鼻子嘴巴都拧成一堆了，丑死了!我恍然想起些事，她有好长时间没去舞厅了，大概是夏叔叔和她断了，我痛痛快快地接受她的棍子。
她越打越狠了，我用胳膊挡住那些棍子，胳膊一阵一阵地疼。手上的棍子被打折了，她又换了根棍子打。我再也受不了了，这些年她的种种行为让我怒不可遏，我愤怒地把她的棍子抓住，说：“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的丑事!”
她脸色刷地一下白了。
我继续说：“找你借麻将!”
“呵，现在人家不要你了，你拿我出气，贱人!”
说完，我自己也发抖，心里怦怦直跳。
她站在原地怔了半天。
看着她嘴唇发抖，我内心万分得意，继续说：“你们的事我早就知道了，我亲耳听见的!”
十秒钟后，她彻底地疼痛了!她发疯地尖叫，猛地我耳光：“你给我滚!滚!”她被我气疯了，她拿到什么东西就砸我，她发疯地砸我，她一边哭一边砸，她再次把我逼退到墙角。我的压抑也向外迸涌，我吼着：“疯婆娘!疯婆娘!”
她继续打我，我忍不住，就干脆从楼上纵身而跳。本来我是打算跳楼摔死，让她后悔一辈子，可没想到阁楼并不高，我竟然是双脚落地，什么事没有。我先是自己诧异了下，然后就跑掉了。
11
我不可能把这些痛苦变得无所谓。真的，正如她也不可能把“寡妇”的痛苦变得无所谓。现在，连我自己都说不清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抖出来。只是，这些年所积聚的千千百百的矛盾，在我心里堆了很多很久，总有时候，你该让我嚷一嚷，让我说出来吧。
我一边跑，一边哭，我沿着黑水滩河跑，从小镇的西头跑到东头，真爽快，我拼命地跑，跑得越快，哭得越伤心。跑到黑水滩河的码头，那里的确有两棵树，我来不及打量，身后像是有追兵似的，飞快地跑，飞快地跳上船。
船驶向了河的那一岸，那两棵夫妻树还安静地站在码头。我望着河水，望着对岸，哭得很伤心。
跑出小镇，跑到北碚的那一边，跑到北碚的朝阳大桥，已经是黄昏了。我不经意地抬起头，天空很大，云朵很大。我在桥上跑，脚下的江水也很大。天空是昏黄的，云朵是绯红的，江水也红了一半，我的脸一阵滚烫，我的脸也是红的。我忽然又笑又流泪。
我终于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跑了，因为自由。
我径直奔向北碚城。跑到北碚城，我在街上溜达着，虽然身无分文，但却一点不害怕。因为我知道，上天不会让我就此饿死的，我还可以去给别人当店小二，端盘子端菜。我打算离家几天，让她在家里像疯狗一样地发狂，等到她发够了，自然就会安静下来了。
然而，这天晚上，夏叔叔很快就找到了我。因为他的附加职业就是开摩托车的，专门拉古镇到北碚城的业务，一趟十块钱。他骑着摩托车，花了两个小时，把北碚城转了个遍，终于在北碚的一棵梧桐树下骤然停下来。
“遥遥，跟叔叔回家，好吗?”他伸出一双手过来。
我干吗要跟他回去，他是我什么人?我不说话，站在树下哭。
“遥遥，你妈妈和我没什么，我们只是朋友关系。”他解释着。
“是舞伴吧?我都看见了，你们还狡辩什么?”我脱口而出。
他知道瞒不过我，便说：“遥遥，我们好好谈谈。”
他把我带到一家豆花饭馆，点了些饭菜，我一边狼吞虎咽地吃，一边听他说。
他找服务员要了包烟，在我印象里，他好像从不抽烟。他试着吸了两口，说：“你妈妈虽然打你，但她真的很可怜。你生来就没爹，你妈妈把你拉扯大，没功劳也有苦劳啊。”
“她打我。”我哭着说。
“她脾气不好，她也苦闷。我和你妈妈，是真心的，只是我现在还不能娶她，我们现在已经不是那种关系了，只是朋友。”他说。
“她打我。”我又说了一遍。
“遥遥，你要原谅你妈妈，她打你，是她不对，回去之后，我会好好跟她说，好吗?我保证她以后不打你，我保证!”他说。
“你拿什么保证?”我问。
“我能保证。”夏叔叔很肯定地回答。接着他说：“遥遥，你不能走，你是你妈妈唯一的亲人，你若是走了，她会活不下去的。”
好吧，我跟他回去，他说他保证她不会再打我，好，我回去后看看她到底还会不会打我，现在我已经十五岁了，她若再打我，大不了我再跑就是了，没啥了不起，反正事情也被抖出来了，破罐子破摔吧，我就不信她能把我吃掉!
在夏叔叔的庇护下，我跟着他回了家。回家的时候，母亲正在楼下抽噎着扫地。她见我回来，抹抹眼泪，捋了捋额前散乱的刘海，说：“回来了，进屋吧。”然后就没别的话了。
从我回家后，母亲整个人都变了，她不再检查我洗澡，不再关心我的功课，之前的很多要求，都在一次激烈地争吵与爆发后，彻底瓦解掉。
现在，她的“丑事”已经让她蒙羞，她不再唠叨，不再吭声，只是默默地做事。她还一如既往地经营着饭店，依旧按着自己的喜好行事，那就是继续每天换洗衣服，打扫房间，给昙花浇水，往花盆里放蛋壳。
12
这天又逢“一四七”，店里忙得不可开交，我坐在阁楼上听见楼下喧哗不休，大街上还有人嚷着生意：“磨剪刀斫菜刀———豆花豆腐脑———”她在楼梯口唤我下楼帮她做事，我不耐烦地说：“我要做功课!”我歪着脑袋朝楼梯口瞅瞅，我以为她会重复喊我，可她没有，而是自己又忙活去了。
等到客人都散去了，一轮明月又挂上了天，老街逐渐冷清下来，她关上门后上了楼，她见我把灯开得亮晃晃的，便径直走上去把灯灭了，然后继续坐在摇曳不定的烛光下织毛衣，一声不吭的。
很有规律，几乎每个夜晚都会这样寂静，只听见屋子背后黑水滩的河水哗啦哗啦地流过。阁楼上的床，还是过去的摆设，一张方格图案的布帘子拉着，划着我与她的界限。这个夜晚，她早早地吹了灯睡下了，听她粗糙的呼吸声，她显然有些疲惫，我在床的这一头，久久不能入睡。
月光流下屋檐，流到那张帘子上，不过就是一张帘子而已，却让我辗转难眠，她的呼吸声越来越粗糙，越来越粗糙，帘子的那处，微微可见她的胸口上下起伏，这真是个很深的迷障，雾里看花不清不楚，事到如今，我们吵架的那些原因，我竟然都理不清了。
“其实，一直以来，我都期待一种补赎。”我不知道这句话是否太过于突兀，但我就是这样认为的，也许，在这个寂静的夜里，我只能以此借口来说服自己了。说我记仇也好，说我小气也罢，在我脑海空荡荡的夜晚，我认为她就该补赎我的童年我的少年。我那么客观地认为，是她把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年龄给霸占给撕毁，她应当给予补偿。但她没有，她没有说那些补赎的话，或许她根本就没意识到自身的错误，只是害怕我再揭露她的尾巴，让她无地自容，所以才事事谦让我，避免与我针锋相对罢了。
日子越过越慢，在我们的沉默中，慢得几乎有些拖不动了。屋子里的那些木质的家居还摆在那里，发着黑黝黝的光，一副很疲惫的样子。这天我下楼，她刚好上楼梯，我们就在楼梯口撞着，她让我，我让她，最后还是我抢步下了楼。又过了几天，我实在是憋不住了，我试着跟她说话，我说：“水开了。”我说：“我去洗澡了。”我说：“一会儿你洗吗?”她说：“洗。”
和母亲冷战的日子，我感到烦闷，我想逃离这个家，这个如死水一样的黑屋子。快下雨的时候，屋子闷得更慌，我受不住，感到难言的不自在，就时常跑到外面换空气，去闻那些黄桷树的味道，闻那些青苔的味道，从西街跑向东街，然后从东街跑向西街。等到雨彻底地下来，滴在屋檐上，啪嗒啪嗒的，我再慢悠悠地走回去。
这天，又逢“一四七”，外面下着雨，店里的生意并没有因为雨天而清淡多少。母亲说：“锅里蒸饭来不及了，你上东街张家饭馆借盆米饭回来，动作要快些。”我说“哦”，然后穿过堂屋，穿过那些正吃得起劲的客人，慢腾腾地走出去。
在回来的路上，我端着一盆米饭，故意慢腾腾地走，我知道母亲在家很着急，那些等着吃米饭的人，会着急。可我就不喜欢踏进那屋，更不想帮她干活了。
我慢腾腾地走在青石板的长廊上，雨水轻轻地落在我头发上。现在已经进入三月了，这些日子雨水充足得很，有一阵没一阵地下着，有时候还会东边太阳西边雨。
我宁肯在石板路上多换会儿空气，多淋些雨，也不要回家。我抬头望屋檐，望那些纷纷的雨线，雨水像三月的美酒一样，在风向合适的时候，扑在脸上格外甜美，我慢腾腾地走着。
一位老太太在自家屋檐下缝着鞋垫，她在身后说：“唉，当年我和她一样，也是这样走着走着，就老了。”我回头望望她，她并没有同我说话的意思，而是坐在门槛上自言自语着。
我停下脚步，望着她斑白的头发，我突然感到一种双重的存在，过去的影子在我脑子里塞得满满的，像一堆垃圾，怎么清理也清理不掉，还流着污水的味道。而现在，我手里端着那盆米饭，傻乎乎地站在雨里，远远地望着那排青石板长廊，那个家门敞开着，家门口没有人向我快活地招手，家门敞开着，外面也没有谁向我招手，我已不知在何时何地，一种难言的尴尬与窘迫，只有雨水还在我眼前不停地下，没有答案，没有未来。
转眼，一年，两年，三年，都过去了。
由于我成绩偏下，也就考了个专科。她逢人就说：“女儿上了专科大学。”
“哦?专科大学，好哟，惠芳，你也快苦出头了。”刘阿姨说。
“唉，我们家夏茜就考栽了，没考上啊，以后还是跟着我打铁吧。”刘阿姨有些叹气。
母亲笑笑。或许她以为专科大学比本科还好吧，我也不做什么解释。
“我给你弹了床新棉被，你拿学校里用吧。今年棉花又涨价了。”这天太阳出来了，她坐在我的左边说。
看着她在阳光下暖暖的样子，我脑子里空白了好一阵。我停下手中的活，呆望着青石板路很久，我想原谅她，真的。就在此时，我想原谅她，可是后来我突然又笑了，也许那一晚，不过只是你连绵不断的一桩事而已，一桩偷情的事而已。我不断地说服自己，即使这天阳光再好，她在阳光下再温柔，我也不能原谅她。
去城里上学的那天，我收拾了行李。走到黑水滩河边的夫妻树下，我背上她新做的棉被，上了船。
船夫撑着长篙，船离开了岸，她站在码头上没说话。船夫摇着桨，一浪一浪地划着水浪。
我到河岸的那头，现在，她在河的左边，我在河的右边。我沿着河岸走，打算穿过河岸边的竹林子，去车站，去城里。她在那头也顺着河岸走，一路上我们都没说话，她时不时地在河的那头，一边低头走，一会儿又看看我，一会儿又抹抹眼泪。
河岸那边有很多鹅卵石，她高一步低一步地走着，走了半个小时，我终于忍不住说：“回去吧!”
她没听见，继续顺着河岸走，我喊着：“妈———回去吧!”
她听见了，在河岸的那头，站住了，痛哭不止。
三年了，我发现我三年没称呼她为“妈”了。我不禁走着走着，在路上给自己唱了首英文歌。其实，那首英文歌的歌词是关于爱情的，可我总觉得那旋律很适合我和母亲隔岸相望的场景。唱着唱着，阳光跌进了河里，从河面发出刺眼的光芒，那些光芒一颗颗碎石般地打在我脸上，刺得我眼疼，我用手背抹了抹泪水，唉，今天的阳光好烈。
13
大学四年，我颇爱名牌，因为少年接触到一些可怕的“节约”，接触到一些粗俚的语言，所以我偏爱名牌。她每个月都会寄来六百块生活费，这些是远不足我买一件外套的。没办法，我爱名牌，爱得没办法。于是，我打工，每周末去商场做临时促销，一天能挣到五十块钱。从我买第一件衣服起，我就暗自发誓，要把小时候没穿过的新衣服都给穿回来。
我的床铺是全系女生中最乱的。没办法，这是她从小教育我的结果。有句话说得真好：“物极必反!”我能有多懒就有多懒，袜子时常堆着不洗，内裤也不洗。逼得没法穿了，才会去洗。其实，这个并不奇怪，很多女生都和我一样，寝室乱糟糟的，只是乱的程度不一样，大概一百个女生当中还是有一两个是勤快的。
大学四年，我自卑得不敢谈恋爱，心里有一个难以启齿的秘密。因为我的胸部从初中二年级以后，就开始发育不良。说得好听点是“太平公主”，说得难听些是“飞机场”。我害怕恋爱，我不得不承认我的自卑，我害怕男人发现我的秘密之后不满意而离开。同时，我也害怕游泳，唯一游泳这个体育项目，我懦弱得不敢参加。我还羞涩地对我的男体育老师说：“不方便。”我想那个体育老师一定瞎琢磨着，为什么每次都不方便，你一个月要来几次?没办法，我害怕穿那些紧身的泳衣，害怕。
大学四年，我颇爱洗澡，可是从来不用香皂，只是用很烫的清水淋浴。每当心情烦躁的时候，我就会洗澡，脱去那些厚重的衣服，那些有“负担”的首饰，一丝不挂地去洗澡。每当冬天冷的时候，我也洗澡，因为洗澡可以驱逐寒冷。每当我头发很长的时候，长得用梳子梳不清楚，打结，我也去洗澡，因为把头发洗干净后，我再慢慢把它们梳理清楚。同学说，剪了吧，梳着费力。我说不剪，我要把它理清楚。
大学四年，我没有回家过春节。
母亲打电话来，她的语言妥当了些，她用开玩笑的语气说：“家都不要了吗?”
我说：“学习忙!”
这一天，母亲又打来电话，忍气吞声地重复着：“家都不要了吗?”
我说：“学习忙!”
她是个脾气倔强的女人，她是个性格刚烈的女人，她又怎能在电话那头默默忍受我对她的敷衍呢。她终于忍受不住了，她愤怒地说：“你忙你忙你忙!你天天都在忙!我怎么办?”她说不出她的委屈，她抓不住关键词，论不清道理。她只能在电话的那边胡闹。
“我本身就很忙!”我没好气地一句话把她顶回去。
“你现在读书了，有文化了，我说不过你了!”母亲愤怒地挂了电话。
第二天，她又打来电话，低声下气地说：“我来看你吧，妈妈来看你。”
我找理由推辞。
她说：“你让妈妈来看你吧，你一个人在学校呆着干啥?冷冷清清的。”
我继续找理由推辞。
她又退了一步，说：“妈妈求你了，妈妈来看你，好吗?”
我接受了。
这年寒假，母亲来看我。四年不见，她老了些，额头上有了皱纹，两鬓也添了些白发，眼下的皮肤有些松垂，但是皮肤依然白皙，穿着依然干净得体。
“现在我们镇成了旅游景点了。”母亲说。她坐到我左边跟我聊天。
我说：“哦。”
“老街上的树，都挂上保护植物的牌子了。”她说。
“我这几年头发掉了好多，早上梳头，头发就大把大把地落，头顶上都没多少头发了，只能戴帽子遮遮。”她说。
我说：“哦。”
她一个人说了很多，她说什么，我就回答说“哦”，她不再问我为什么没话说，她拼命地找些话来避免母女之间的尴尬。可是我偏偏就是很不知趣地，很不给她面子地说：“哦。”
两小时后，她见我并没有留她之意，有些郁郁不乐地起身要离开。她走的时候，我假惺惺地把她送到公交车站，一路上我们都没有说话。
公交车站在对面，她客气地说不用送了。于是，她独自穿过马路，淹没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看着她离去的背影，不知道是一股什么力量，似乎在驱使着我，让我移步上前，想让我去跟她描绘一些东西，比如描绘些未来的生活，描绘些明天我们的需要。事实上，也没有什么比置身于人海更孤单了。在车水马龙中，她又那么不顾及车辆的，脑袋来回张望，像一只迷途的绵羊，非常渺小的，被丢在人堆里浮不出来。
我的心抽缩不止，我恍然发现自己像个暴君，折磨着这个女人的心，并且是一个孤独的正在一天天衰老的女人。
我担心她会不会在路上有意外。是的，第一次对她有担心。我自己也惊讶着，为何原来的仇恨与恼怒竟然在霓虹灯中慢慢褪去。唉，为什么我的视线会越来越模糊，模糊到看不清那些霓虹灯，模糊到看不见她。
14
工作了，终于工作了。不用再花她的钱了，不用再长期遭遇她了。
她说：“以后你能每个月给我寄点钱吗?一百块也行。”
我说：“好。”
她说：“不是寄，是给我带回来，行吗?”
我说：“行。”
我照旧每个月都会回去看她，只是回去给她送钱而已，有时吃过一顿饭，在家呆不住，就想着要走。饭馆仍然经营着，窗台上的昙花还在，她说：“老了，还是得找些事来打发时间。”
她去买了只猫回来，她说我不在家的时候，她就和猫住一起。她每天都去菜市给猫买些鳝鱼泥鳅回来，她给猫咪煮饭。有时候我在屋子里坐着不说话，她就同猫咪说话。她说：“猫咪，过来，过来洗澡咯。”
猫咪不听话，她就到处找猫咪，逮着猫咪后，猫咪又从她手里溜走了。
猫咪躲床脚下，她就趴在地板上，像逗一个小孩那样，偏着脑袋看床底下：“猫咪，出来哟，出来洗澡澡。”她说着一些宝宝语言，猫咪还是不出来，她就伸手说：“过来嘛，猫咪，洗澡澡，洗了才干净。”
……
母亲说：“我就喜欢猫咪，猫咪爱干净，猫咪睡觉醒来，还自己趴在花台上，懒洋洋地洗脸，眯着眼睛。”母亲还说：“猫咪拉完屎，还知道自己把屁眼舔干净的。”
母亲说：“猫咪听话，你一唤它，它就摇尾巴。”
……
说实话，我不太喜欢那只猫。因为我觉得猫是奸猾的，就像我的仇人夏茜那样，脑子特别奸猾。其实，我也很替小猫担心，每次看到她给猫咪洗澡，就会想起小时候我洗澡的样子。猫咪很不自在地站在水池里，母亲给它抹香皂，替它洗脚爪，一边洗，她一边说：“猫咪别乱动，洗干净了才漂亮。”猫咪洗完澡后，母亲又找来吹风机，把它身子吹干，母亲说：“别感冒啦。”
我至今也想不出，为什么母亲偏爱给别人洗澡，真的想不出来。
这天，我回家看她看到差不多的时候，就要起身走。我不喜欢在家过夜，不喜欢那阴阴暗暗的阁楼。如此一来，天也快黑了，也该走了，我起身找“明天还上班”的借口，表明要回城里。她也不挽留了，她仍旧用着开玩笑的语气说：“你翅膀硬了，我哪还能管得住你。”她送我到桥头，像所有的游子一样，如送如迎地站在桥头。
她站在河岸边，旁边还有几只鸭子，在岸边嘎嘎着来回踱步。船夫用长篙撑船，船只在水面上打转后，慢悠悠地越撑越远，桨声一浪接着一浪，在寂静的夜空下有节奏地泛着。我已经看不清她的脸了，她只是默默地，伫立在岸边。
我到达右岸后，她依旧停留在左岸。我朝前面走，她也顺着河朝前面走。现在，在我的前方，是北培城的灯火辉煌，它在夜空下，在不远处繁华地闪烁。我的身后，小镇的枯藤老树在夜空下暗淡下来，渐渐沉睡。只有母亲一个人站在河岸边，在黑暗中，顺着河水哗啦啦的声音，逆行而上追随我的身影。望着河畔的那一边，她佝偻的黑影，我不禁黯然泪下。母亲，如果今世，我是一个男人，我必然好好爱你，耐心地去爱你，爱你奇怪的脾气，爱你的缺点和优点以及所有。只可惜，我是一个女人。
北碚城是繁华的，那里有川流不息的人潮，那是一个自由的城市，一个丰富的城市。它没有偏岩小镇的灰蒙蒙，也没有湿漉漉的伤感。尤其是霓虹灯令我着迷，甚至有些沉醉。望着那一片斑斓，我内心的感情上下起伏不定，这么多年了，我无法把那桩事从她身上推开。这么多年了，那个被他人欺负的孩子，现在已经彻底摆脱了。可是摆脱之后又怎样?好吧，说我想说的，时至今日，我依然孤独，我独自走在河岸边，走向通往那个繁华的北碚城。我想起那只可怜的猫，想起家里阴阴暗暗的光线，想起屋子里木质的家具，以及那个与猫为伴的女人，我悲也不是，喜也不是。
15
这一个月，我又回了一次家。
时间真快，又快到过年的时间了，老街的样子依然没有改变。小镇虽然旧，但不邋遢，家家户户的窗户都被人擦明亮了，有的人家还把去年屋檐上的灯笼卸下来，换上新的，门窗都大大地敞开着，说是为了通风换气。那些老太太们闲来无事，就扛着被子拿老街上晒；她们晒完被子晒青菜，她们说，青菜晒干了，再撒上盐，来年春节的时候就能吃。
“你有好几年没回家过年了。”母亲坐在我的左边说。
我坐在她的右边，帮她拆毛衣。她现在又把去年的毛衣翻出来，准备再重新“回收”，然后拿锅里蒸。
我回答说：“工作忙。”
“你工作是打电脑么?”母亲一边挽线一边问。
我说是。
她嘴角微微一笑：“你知道夏茜吧，她现在接了她妈妈的班，在家打铁呢，可惜啊，她妈妈死得早，也没学着什么真功夫，生意不太好。”
“谁的妈妈死了?”我问。
“夏茜，夏茜的妈妈死了，你上大一那年就死啦，她得了胃癌，受不了疼，就从那岩上跳下来，脑浆都迸出来了。”母亲说。
此时，我才想起那个又肥又胖的女人来，其实，那个女人真不令人讨厌，至少她没找过我的麻烦，我不禁有些惋惜。唉，也许是报应吧，夏茜曾经那么春风得意，现在也有哭的时候，可惜这种报应报在了她母亲身上。
母亲又问我：“你们医生为啥写病历都写得那么潦草呢?我一个字都不认识的。”
我笑笑，说：“表示有文化嘛。”
“呵呵，文化，你读个大学就有文化啦。”母亲笑了，我也笑了。
她忽然想起来什么，说：“猫咪不见了，猫咪走了。”
她有些叹气地说道：“猫咪有一周多没回来了，那天晚上猫咪出去玩，就再没回来了。”
我说：“它平时都上哪儿?你找它了没?”
她说：“找了，没找着，八成是谈对象去了。”
接着，她又自言自语地说：“猫咪大了，总是要走的，不走死在我们家，我看着也伤心，他们说猫咪最长的能活七年，七年就是高龄了。”
我说哦。我心里暗自算了算，猫咪来我们家快四年了。
她说完，继续低头挽毛线。
“我是怕它，怕它找不着回来的路，万一在外面饿着冻着的，唉，也不知道猫咪这会儿吃过饭了没。”她自言自语地说。
……
那晚，我对母亲说：“我想住下来，今晚。”
“好!好!”母亲说着，就去找被子，“这被子今年新弹的呢。”
“你都弹了多少被子了。”我问。
她说：“总是要用的嘛，以后你成家也需要。”
就这样，我留了下来，大概是因为那只猫的缘故。母亲说，快过年了，想给家里添新家具，买个热水器吧，买个衣柜吧，她叫我陪她去北碚城里看建材，过完年再走吧。我说好。
于是，这是我离家之后，第一次和母亲长时间地相处。闲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坐在门槛上聊天，生活似乎越过越慢。我想大概是母亲老了，她早上起床的时候梳头，头发大把大把地掉，她说话的速度慢了，吃饭的速度慢了，走路的步子也慢了。
与母亲聊天，我试着挑她熟悉的话题来说，我问她“文革”期间的事，问她灾荒年的事，问祖母的事。唯独就是没有问过父亲。
太阳出来了，天气暖和又晴朗。
阳光暖暖地照在她背上，她一边织毛衣一边回答我。她说“文革”期间，祖父被打成了“右派”，祖母郁郁而终。她说她的三个姐姐最后都劳燕分飞，出去后就再没回来。她说她一个人在小镇长大，找活干，等姐姐们回来，可惜她们到现在都没回来，也不知道人现在还在不在。按岁数，她们现在还活着的话，也有七十多了。她说：“尽管我那阵子穷，但我也爱干净。我还梳辫子。我们当时要是有你们这样的条件，我还会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她还说：“那时真的很苦，可是再苦又有什么法子?我还不是要生活，难道我去死呀!我也没读个啥书，说不出道理，但有一个道理明白得很，那就是遇上什么事，也要生活下去。该吃还是要吃，该穿还是要穿。”
我们说了很多，有时候说到天黑，晚上睡觉的时候她也会在床上说。有时候我陪她去镇上买菜。她教我认菜的贵贱，她说少吃生菜，按照她多年的经验，要虫子吃的菜才好，没喷多少农药。她说买空心菜，挑嫩叶子，用指甲盖一掐就破的空心菜最好最嫩。她说洗菜的时候还要一根一根地洗干净，否则菜叶子里会夹着蚂蟥。她说少喝饮料，多喝白开水。她说少吃盐，在外面吃饭，少吃味精。
她说了很多，我耳朵里存下了她很多从生活里总结出来的“法宝”。她说现在城里条件好了，你们这一代享福了，我年轻的时候要有你们这个条件，比你还会过日子，还过得有滋有味的。
这天，我问她：“你干吗把我以前读书用的东西都收起来呀?”
她说：“你都不用的，—年到头也回来不了几次。”
我说：“你把我的东西都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好像那些东西跟我没啥关系了，难不成我现在回家，还是客人了。”
她说：“你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以为你要走远道儿，结果也没去。我心想着，你要去就去吧，把东西替你收拾好，省得看着伤心。”
16
这天，沈律师抱着吉他来看我，母亲正在楼下打扫卫生，她说：“快过年了，窗框已经生锈，拿刷子刷刷，再涂上新漆，你先陪你朋友上楼玩吧。”说完，她便自己干活去了。
我和沈律师在楼上，沈律师就坐在床上弹吉他。
沈律师试着拨弄了弦，他把音调准后，便开始正式地唱了。
“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鹿港的街道，鹿港的渔村，妈祖庙里烧香的人们。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鹿港的清晨，鹿港的黄昏，徘徊在文明里的人们……”沈律师反复地唱，吉他很有节奏。
我背对着沈律师，面向窗户在课桌前看书。忽然，我又转过来，说：“换一首。”
我话刚说完，沈律师并没有停下吉他，而是给了几个转化音，很自然地转到另一首曲子：“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春天里……”
我再一次地转过身来，停下手中的书，静静地听沈律师弹唱。他的嗓子很清亮，吉他声很清脆，他手中的拨片，很有节奏地扫着弦，他越唱越起劲，越弹越流畅，好一阵洋洋洒洒。其实，并不是说沈律师弹得有多好，而是我们家之前除了“木质”的声音，就没有出现过其他的声音。更何况还是一阵清脆优美的吉他声，还在这样一个阳光暖暖的午后。
母亲来了，她站在楼梯口，我看见她了。她就在楼梯下仰着头看楼上的动静，其实我和沈律师并没干啥，我和沈律师的距离大概有一米远的样子。沈律师还背对着她，并没察觉到我脸色的变化，还继续冲我眉飞色舞地弹着吉他，越唱越酣。母亲没有上前打扰，也未走开，只是怔怔地站在楼梯口看着我们。
沈律师仍旧没有停下，还在反复唱着，他大概不知道我们家里的事吧，不知道也就是在这间屋子，曾经也有个男人来过。现在，她不肯走开，还站在楼梯下，她是嫉妒我了，她一辈子没有得到过这样缱绻的柔情。
原谅我，我在一阵很美妙的音乐中，又“亵渎”了她一次。没办法，太深了，印象太深了。
这天，在沈律师的请求下，我带着他参观了我的家乡，带他在老街溜达了一圈，从东边溜达到西边，最后在偏岩的那棵黄桷树下，我们停下了。
他似乎对这个地方很感兴趣，他很满意地说：“这个地方有一种特别朴实无华的美，你看，这些老街的房子，黑水滩的河水，这些几何线条勾勒出的村庄，很迎合我的口味。”
我想对他说：“你来试试。”但我没说，只是陪他，假装很陶醉地看着风景。
“这个地方不错!清净得很，没有汽车的二氧化碳，没有铺天盖地的广告，比北碚城好多了。”沈律师继续赞叹着。
沈律师是一个谈吐很大方的人，好像在他眼里就没什么可以恼怒或者忧伤的事。他继续表示，他喜欢小镇的建筑，喜欢夫妻树的长势，喜欢湿漉漉的青石路。见他如此向往，我有些不忍心向他揭露小镇的诡秘。
接着，沈律师说：“嗯，很不错的风景点，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羡慕你生活在这么优美的地方，难怪人家称呼你‘小西施’。”说完，他抿嘴笑。
在离开的时候，沈律师还说悬崖很美，登高望远，可以看到远处更蓝的山脉。我说这里死过人，他说哪里没死过人，连天安门都死过，夜总会也死过。
最后，沈律师又补了句，大概只有可可西里没死过了，无人区嘛。
浏览完小镇后，回到家里，母亲留他吃饭，他爽快地留下了。母亲为他斟酒，他也不客气地喝，还劝我也喝。说实话，这么多年，我从来没喝过母亲做的酒，倒是帮她搬酒缸子搬了不少。但这天我喝了，也没喝出啥味道，大概是我不懂酒的好次吧。沈律师喝了酒，连说了几个“好”字，然后说不喝了，怕醉。母亲劝他再喝一杯，他说人还是要有节制的。
我去厨房给母亲添饭，他还在屋子里和母亲说个不停，此时窗外传来沙沙声响，下雨了。他和母亲似乎并未察觉到我的离开，在雨水的纷乱中，他们还在说话。母亲说话的语气特别柔和，她不停地为他往碗里夹菜，他也夹菜给母亲，他客客气气地说：“阿姨你也吃，多吃些。”母亲便问他个子多高，体重多重，父母是干啥的，是哪一年出生的。接着母亲又问沈律师的出生年月日，我知道她心里暗自合着八字，他俩一唱一和地说，我饭已经盛好了，他们也没叫我。我越看越纳闷，好像我是多余的，被他们抛出来一样。
天色逐渐转黑，沈律师在我家吃过晚饭后，就起身告别。
在我把沈律师送走之后，就回来给母亲说沈律师的情况，母亲说：“哈佛大学?他信佛。”
我解释说不是，哈佛大学是一所大学，哈佛只是一个英文名字音译过来的。
她说：“哦，念过大学就好，你们俩也般配，都是大学生。”
“他在楼上唱的歌是什么?什么有天老了，我无依无靠?”母亲问。
我说：“汪峰的《春天里》。”
她说：“哦，那我要怎么才能听到。”
我说：“我给你买个音响，买回来教你放，你就能听了。”
她说好。于是第二天我给她买了音响，她屋子里时常听这首歌，她一边织毛衣一边跟着哼，她一边蹲着擦地板一边听，她在窗台上浇花也听。有时候她听着听着，就停下手中的活，发着呆，然后走上去把电源拔掉，她不会关音响，就只能采取拔电源的方式，中止音乐的声响。她说：“还是没有小沈唱得好，听着不是一个味。”
后来，我又给她买手机，教她打电话接电话，我一遍遍不厌其烦地教她：“绿色这个键是打电话，红色这个键是挂电话。”她学了半天也没学会，我说，算了吧，这手机给你，也只有我才给你打电话，家里又没亲戚的，你就等着我挂电话吧。
然后我又教她发短信，她拼音不好不标准，我又找邻家小孩借来课本，教她“aoe”，我们俩就坐在门槛上，指着那些字母，我读一句，她一边双手灵巧地织毛衣，一边嘴里笨拙地发着音。我一边耐心地教她一边偷偷地观察她，我发现她已经走到了生命的两端，她织毛衣的时候，像个老人，念那些字母的时候，又像个小孩。
她念到一半，说：“锅里水开了。”于是就起身去厨房，我坐在门槛上，望着青石板路，开始思索问题，思索“老人”与“小孩”的关系，思索“善良”与“专横”，思索她白皙的皮肤和那个阴暗的黑夜，思索我所见过的那些家长，思索夏茜的母亲。后来，我发现了一个重大的区别，那就是：母亲是“寡妇”。
后来那些日子，沈律师特别喜欢来看望我。有时候他说：“周末上哪儿?”我说逛商场吧，他就有些不太满意地说：“还是去看你妈妈吧。”其实，他不是为了去看我妈，而是去看小镇的，我搞不清他为啥偏爱偏岩，只知道，他是个特别会调节气氛的人，他每次来我家，上楼咚咚咚的，说话又响亮的，笑起来也哈哈的，又有礼貌又大方，母亲喜欢他，说这人看着就精神。
这天，我带沈律师来到了禹王庙，对于这样的地方，我是看了一百二十遍，闭着眼睛都能把这里的一砖一瓦背出来。而沈律师却看得津津有味，他抬头念着屋檐上的牌匾：“‘圆通正觉’，哟，还是陈云题的词，字写得不错。”我问陈云是谁，他抿嘴一笑不回答。接着，他又念：“‘拂去历史之尘土，逝去岁月之沧桑’，嗯，好句子。”他望着那副对联，很满意地笑，我顺着他的目光抬头看，怎么以前我没发现有这句话。
沈律师喜欢这些细节，同他走在老街上，他看那些小孩在黑水滩河边放鞭炮，看老人在河边洗菜，看晒在簸箕里的豆豉，他能看很久。他还看那些向着河水方向生长的树木，并且有些喧宾夺主地向我介绍这些树的种类与来源，他还看水里的贝壳、石头，他专看一些被我忽略的东西。
“住在这样的地方，太奢侈了。”他又一次地感叹着，我心里嘀咕着：“你来试试，你若是我，八成会活不下去。”总之，一路上听他乐此不疲地赞美和介绍，就像一位城里人没赶过集一样的新鲜。
其实，我对沈律师的“导游词”并不感兴趣，令我感兴趣的是，沈律师从头到尾并没有刻意地追求我，只是很平淡地，总是频繁地出现在我与母亲中间，出现在小镇，生怕镇上的人不知道他一样的频繁。有时候我想直截了当地问他，问他到底是来追我的，还是来看风景的。但又怕自作多情，毕竟他并没有对我说什么暧昧的语言，或者给予明确的表示，只是有时候走着走着，就把手很自然地搭在我的肩上，好似我已经是他女朋友一样。一来二去的，镇上的人都说他是我家女婿，连母亲也这样认为了。
17
两年后，我准备结婚了，结婚对象就是沈律师。其实，起初我对这位律师并不太感冒，因为每当他一笑起来，就特别像我的仇人夏茜。他一笑起来，牙齿大瓣大瓣的，脸也圆嘟嘟的，还好个子高大，肩膀也宽，人看起来有骨架子不显肥胖的。认识他两年后，交往的时间长了，觉得双方能一起过日子，于是也就提及结婚这事。
去选婚纱的路上，我拽着他的胳膊忍不住问：“你会嫌弃我的胸小吗?”
“不会。”他连看都不看我，昂首挺胸地朝婚纱店走。
“那如果有天，我们性不和谐怎么办?你比我大那么多，万一有天你不能满足我了，或者我不能满足你了?”我紧紧地拽着他，赶着时间问。
他脑子连想都没想的，快速回答我：“性是婚姻的一种，但是性关系的范围很广，也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达到性交流，比如抚摸，身体有很多种接触的方式。”
沈律师还说：“不要伤心了，我会好好待你的。”
他把我逗笑了，本来我想说：“我无法把昨天的事忽略掉。”但他根本不愿意让我沉浸在过去之中，反而还说着一通网络语言，就这样，我嫁给他了，他赢了。
母亲又在家忙着给我做了新被子，她说：“今年棉花的价格又涨了。”
我说：“是我掏钱又不是你掏钱，你心疼啥?”
她说：“你现在年轻，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以后你到我这岁数了，就知道锅是铁做的了。”
结婚的那天，母亲也来了。按照我们家乡的规矩，女儿出嫁，送到黑水滩河就不能送了。可我偏偏就打破了规矩，我邀请母亲去参加我的婚礼，因为我害怕母亲把我送走后，她一个人在黑黝黝的屋子里哭。母亲也未拒绝，也便跟我一起来到了北碚城。
婚礼是在北碚城里的一家酒店办的，像所有的婚礼一样，很正式。穿婚纱，开香槟，纯白色的泡沫絮子和五颜六色的彩带丝纷纷扬扬地落下，在一群欢笑的脸庞中我找到母亲的脸，她只是坐在某个角落，神情严肃地望着我。她又嫉妒我了。
“都说哈佛大学是出总统的地方，看样子你女儿要当总统夫人呢。”旁人开玩笑说。
母亲坐在一旁，没说话。
婚礼有个流程，就是需要女儿挽着父亲的手，父亲送女儿出嫁，将女儿的手交给女婿，说上几句嘱咐的话。我没有父亲，只好请母亲代替父亲。母亲仍然站在左边，我站在她右边，我挽着她松弛的臂膀，实话说，小时候因为惧怕她，这辈子我还是第一次挽着她走路。看着她与我同行，走在红色的地毯上，我闻到她耳垂下的皮肤的香味，一种淡淡的味道。唉，相识多年，从未如此亲近。
婚礼上，轮到她发言，曾经她在我面前，那么凶狠的，她骂我的时候是上句说完说下句，她念叨我可以念叨一整天。此时轮到她上台发言了，她笨嘴拙舌地说道：“愿，愿他们都好。”一句话就总结完了。台下的人等着她继续说，她忸怩不安地站在台上，抹了把眼泪，再也说不出来。
婚后不久，她时常来北碚城看我，比以前来得次数更多，她并没有因为我的出嫁，而同我保持距离。相反，她找了很多理由来。她说：“我泡了一坛子柠檬，我给你拎过来。”“昨天镇上赶集，我买了些土鸡蛋，给你拎来。”“我给小沈织了件毛衣，我带来。”“我给你弹了床新棉被，小的，以后你生孩子，孩子要用。”……
她每次来我家，之前我都委婉推托，可后来我发现，任何推托都是无用的。她一直喜欢权力，如今她没有了权力，她只能这样东带点腊肉，西拎点白糖，三天两头朝我家跑。她需要与我保持紧密的联系，否则她会不安、焦急，甚至恐慌。
我也只能接受她的到来，她有时候来，我会很忙碌，忙着洗衣服，料理家务。她就独自坐在电视前，看着电视，她现在已经老了，背也微微有些弯曲，人们说一个人总是要散发一种磁场的，那种磁场会被一米之内的另一个人感应到。如今，她向我散发出来的磁场就是：她需要我，她需要我高度认可我与她是母女关系。
来的次数多了，我有些烦闷，时间有些长了，沈律师也看出了一些端倪。每每问起他对此事的看法，他便回答：“她是我的岳母，不便评论。”之后，他便不发表任何意见。我再次追问下去，非要他说出个究竟来，他便说：“母亲的出发点是好的，就是方法不太对，把简单的问题弄复杂了。”我问他怎么办，他说：“老人嘛，都是倒计时地过日子，我们妥协吧。”
这天，她又来了，我说我要和沈律师去海南度蜜月，去旅游。她盯着电视，说：“好！你们去吧，平安回来。”
母亲走后，很久未来。然而我也并没有去海南，依然是呆在北碚，每天上班、下班，和沈律师非常平静地过着。
时光真快，转眼半年过去了，婚后的生活平淡而幸福。沈律师是一个很简单的人，他的生活也很简单，没有什么特别挑剔的，我做什么他吃什么，有时候做了一道很失败的菜，他也吃。我给他什么他就穿什么，我要求什么他也都基本同意。
母亲很久未来，沈律师说要去看母亲，我却找理由推托。
这天夜里，雷声轰隆隆地从北碚城上空划过。我做梦了。梦中有雨，雨水打在房梁上，顺着屋檐滑下来，一个小女孩跑过去了，她从东街跑到西街，又从西街跑向东街，湿漉漉的青石路，溅起一朵朵水花。雷声又轰隆隆地从老街上空划过，小女孩站在东街，朝西街望去，空巷子里没有人走过，只有一朵朵水花在地上开过，又谢了……
又一阵雷声轰隆隆地从耳边过，我悚然惊醒，沈律师还在我身边熟睡着，我把身子朝他挪了挪，双手搂着他的腰，紧紧地贴在他背上，继续睡，转入下一个梦境。
雨渐渐停下来，屋檐上嘀嗒，嘀嗒，安静而诡秘。我梦见母亲一个人在屋子里，她像一具木乃伊一样坐在门槛上，望着湿漉漉的门槛，门前没有人走过了，我也不在她身旁。此时雨水和空气都已经平静下来，乌云也慢慢散去。太阳出来了，一抹金色的余晖洒在青石板路上，那些凹积的水，在金灿灿的阳光下闪闪发光。我在逆光中，看见她微卷的头发，以及她不太清楚的轮廓。我在她身后唤她，她好像没听见一样，仍旧呆呆地坐在门槛上。我一连唤了几声，她也没有答应，我绝望地哭起来。
我慢慢地走在她跟前，发现她像一具歪倒在门柱的木乃伊，微微地闭上眼睛，脑袋靠着门柱，一动不动，安静地在阳光下睡去，皱纹还很深刻地印在她脸上。我继续唤她，她再不应我。
我在梦中哭得很伤心，沈律师闻到声响急忙摇醒我，我哭着醒来，抱紧他，说：“我梦见我妈妈死了。”
沈律师轻拍着我的背：“好了，没事了，是做梦。”
18
第二天醒来，我望着窗外楼下的花园，花园里湿漉漉的，嫩绿的叶子发着青翠的光。我发着呆，我猜想昨晚，小镇一定也下过同样一场雨，说不定现在雨水也已经停下来，还有几滴挂在老家的屋檐上，正嘀嗒嘀嗒作响。此时，她又在做什么呢?是坐在门槛上挽着毛线，还是在河边洗着衣服。我不得不对她加以考虑。
我邀请她来我家吃晚饭，她来了。依旧穿衣得体大方，上电梯那会儿我还问她，衣服买成几百块?她笑笑说：“什么几百?就几十块。”她吃完饭后，仍旧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我洗完碗后，在她身边坐下了，想同她说说话。她只听我说，有些心事重重地听着。
最后，她朝我蹦出一句话，差点没把我吓死，她说：“我想和你夏叔叔结婚。”
我说：“为什么前些年不结。”
“那是因为你没成家。”母亲说。
我说：“哦，好!好!”
于是，就这样，母亲结婚了。结婚的那天，刚刚入秋，我和沈律师去夏叔叔家，帮他收拾东西。这天风起得有些大，枯黄的叶子簌簌而落，落在屋檐上，落在青石板路上。还有几只麻雀，从电线杆的这头跳向那一头，家家户户都忙着掩门挡风，街面上有些萧瑟。
严格上讲，这天不是母亲出嫁，是夏叔叔倒插门，为了顾及夏茜的情绪，夏叔叔就收拾好东西，从夏家搬到了我们家。没有酒席，没有婚纱，我们一行人扛着家具，走在老街上。镇上的人一边掩门一边说：“小西施，你妈真是不容易，现在终于有人照顾咧。”
我说嗯。现在，镇上的人还没改口，还是这样叫我。叫就叫吧，名字不过是个代号而已。夏叔叔进屋后，熟悉了家里的环境，便对母亲说：“家里缺个烤火炉，入秋了，你不能给冻着。”“家里缺个插线板，这个地方接一块线板吧。”“家里安个灯吧。”
母亲说：“费电的，现在电费好贵的。”
夏叔叔说：“咱们买节能的，比普通的省电百分之三十，还比普通的亮百分之三十。”
母亲说好。
我心里想着，原来母亲这么容易松口，早知道前些年，我也让她买节能灯的，害得我们屋子里阴阴暗暗了这么多年。
可是母亲婚后没多久，夏叔叔就急匆匆地跑来了。
“你母亲病了。”夏叔叔说，“在你工作的医院里。”
我赶忙去。在路上听夏叔叔说，原来夏茜经常趁夏叔叔不在家的时候，就登门上我家欺负母亲，比如母亲去缸子里舀水的时候，夏茜就把瓢往池里扔，溅她一身的水。夏茜说：“你要是不喜欢我来，我就跟我爸说去，以后我不来就是了。”
母亲不愿意跟她吵，忍着不说话。
终于有天，母亲忍无可忍，原因是因为夏茜带了包瓜子来，在我家屋里“嗑嗑”不停，夏茜一边跟我母亲说话，一边嗑瓜子，嗑完瓜子就随地吐。母亲见不得脏，就拿扫帚扫，母亲边扫，她边嗑，母亲发火了，说：“你给我扔垃圾桶去!”夏茜说：“怎么，不欢迎我?得了，以后不上你家!后妈没几个是好的!”母亲哭，夏茜说：“你哭啥?该哭的是我吧，遇上你这个后妈，真是要少活两岁。”母亲一向脾气不好，就对夏茜说：“滚!”夏茜生来脾气又硬，她从未被人这样骂过，她站在门口骂母亲是“小三”。母亲听不懂她骂的啥，但知道没啥好话，母亲赶夏茜走，夏茜就偏不走，还踩着门槛骂。
周围邻居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而夏叔叔被人叫去帮忙做脸谱，迟迟没回来。有人来劝，越劝夏茜越起劲，夏茜在门口继续颠倒是非：“我妈就是被你这个老狐狸害死的!早些年你就勾引我爸了！”“你别仗着你女儿嫁给了个哈佛大学的，就了不起了。”“你怎么对我爸好了，整天使唤我爸，要我爸干这干那的。”“你心里想啥我还不知道，你别指望我爸早死，家里的财产你一分也别想拿，我们家那楼房，早就写好了是我的名字，你啥也别想要。”夏茜越骂越荒唐，连她家的财产都骂出来了，就她家那份财产，要在十多年前还算是一份值钱的财产，十多年后的今天，还有啥好炫耀的。
母亲骂不过，就哭着收拾行李，一边走一边说：“你不走我走，我去我女儿那去，我去找我女儿。”母亲刚出门，就碰上了做完脸谱回来的夏叔叔，夏叔叔拦着她，不让她走，她还念叨着：“我去我女儿那儿，我去找我女儿。”
夏叔叔跟她说好话。母亲哭得厉害，母亲越想越伤心，哭得停不下来，执意要到北碚城找我，谁知此时一辆拖拉机过来，就把她撞伤在地。
推开病房的门，母亲微微地睁眼，欣慰地笑：“你来了呀?我还以为你不来呢?你小时候我那么打你，你不记恨我吗?”
我潸然泪下。
最后，我和夏叔叔商量，先暂时让母亲和夏叔叔分开住，把母亲接到北碚城，同我们住几天，等以后再说吧。夏叔叔也同意了，但是夏叔叔会经常到北碚城里来看她。
19
这些日子，母亲在我家住下了，但她并没有闲下来。她买菜，煮饭，收拾屋子，洗衣服。这里没有她熟悉的人，所以家务事成了她打发时间的活儿。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虽然她唠叨的毛病仍未改掉，但她的确在我的家庭中起了一定的作用。比如早上起床，她会把早饭煮得热乎乎地摆桌上，上完夜班回来也能吃上热饭。衣服丢沙发上，她便不声不响地洗了。有时我在书房看书，她就自己去厨房熬银耳汤，端到我桌面上，她不强迫我吃，只说：“趁热喝。”说完，便去客厅干别的事。回来若见银耳汤没动，她嘴里嘟哝两句，也就过去了，又端走放进冰箱存着。
沈律师非常顾及她的感受，他害怕她多想，害怕她承担一些“寄人篱下”的包袱，就经常和她坐在沙发上聊天。沈律师教她听广播，教她用数字热水器，还教她玩网络电视，玩跳舞机，母亲说：“不玩，那是你们年轻人玩的。”沈律师说：“锻炼身体呢，锻炼大脑呢，人老了就怕脑子不转。”
母亲说：“好。”
这一天，母亲坐在我跟前，说：“跟你说个事。”
“什么?”我正在看病历。
“夏茜的老公手指头断了。”母亲说
我心里咯噔一下，这些日子过得太平静，怎么又蹦出这事来。
“是工伤，在工作的时候手指被那个什么机器搅了进去。手指头断了根，可单位不赔钱。”
“是不是被碎纸机弄的?”我问。
“好像是，就是专门把纸放里面的，结果他把手指头伸进去了，你夏叔叔在家着急呢。”
我脸上有些掩不住的喜悦，夏茜的报应总算来了，这下又报应到自家男人身上。
沈律师走上来，看出了我的喜悦，他说：“得饶人处且饶人，有这么高兴吗?人家遭殃了，难不成你还多长两斤肉?”
这样，沈律师就主动接了这案子。没多久，夏茜就满脸堆笑地跑来，对我说：“我来接惠阿姨回去。”
我说：“不用了。”
夏茜长得像她妈妈，脸宽骨骼大，她站在门口，就能把我家门给堵得满满当当的。她有些难为情地说：“你还惦记着我小时候欺负你呀?”
我说：“没有，我惦记着你欺负我妈。”
“我要还欺负她，还接她回去吗?”我说什么也不同意。最后夏茜走了，她站在门口说：“我现在变了，真变了。”
我不理她，她爱走不走，反正屋子门是敞着的。夏茜又客客气气地走了，沈律师还在一旁不当回事地说：“人都会犯错误，不是么?你还纠结个没完?”
母亲在家住的日子，夏叔叔三天两头地来看她，有时候是天天来。夏叔叔陪她聊天，也专门带些菜来为她煮饭，夏叔叔专煮些虾啊鱼啊高蛋白的东西，母亲的体重就直线上升。母亲的生活，说话的态度，都随着夏叔叔的到来，彻底变了个模样。
她有时聊高兴了，语言就特别活跃。
“你看我长胖了，唉，你知道什么减肥的方子吗?”母亲问我。
“减什么减，再减就出毛病了。老年人胖点好，瘦才不好呢。”夏叔叔说。
“唉，胖了不好看。”母亲说。
“胖了才好看，瘦的话，皮肤一松弛，皮子就在骨头上搭着，多难看。胖才能绷起来。”夏叔叔说。
“今年棉花又涨了。”母亲说。
“这个女娃娃怎么哭了呢?哎呀，那个男的不喜欢她了。”她在一瞬间，神色失望地说。
“电视里演的是假的，你别当真。”
“可我看着心疼。”
有时，她问我：“你们做医生不怕么?”她指的是怕不怕血。
“不怕。”
“现在，流产手术怎么做?”她问。
“打麻药。”
“麻药，是不是打了那针就睡过去了。不知道疼吗?”
我说：“应该不疼，我没见病人叫唤过。”
“哦，那就好。以前我们那阵子流产，是硬来呀，拿刀子往子宫里刮。”
她说：“现在你们这一代可享福了，孩子爱要不要，做了就是，也不疼。”
我怎么就想不出为什么流产又成了“享福”了。
“以前我们流产啊，还得下地干活，哪像你们这样保养，不能碰的我们都碰过了。”
没过多久，夏叔叔又来了，他是来接母亲回去的，并且再次说：“遥遥，你这次帮了夏茜的忙，她心里记着呢。我保证，夏茜以后不会再欺负你妈妈。”
夏叔叔一脸的诚恳，这让我犹疑不决，我暗中看了看母亲的表情，她没有说话，装作不当回事一样，坐在沙发上低头织着毛衣，显然他俩是已经商量过了，这会儿让夏叔叔来开口征求我的意见。此时，沈律师走过来说：“去吧，去吧，让夏叔叔三天两头地跑，跑着也累。”
20
第二年春天，我怀孕了。
夏茜来看我，与其说是来看我，不如说是来讨好我。自从沈律师给她老公打赢那场官司后，她就获得了一笔巨额赔款。她现在再不用打铁了，不是她吃不下那苦，主要是老街在发展，没市场，十天半月都接不了一桩活。于是，她就和她老公在自家一楼，开了家杂货店，卖些酱油蜡烛零食之类的。
她时常来看我，我不太理她，她就跟沈律师拉家常，套近乎。夏茜凭借自己超丰富的想象力和沈律师在客厅交谈，他们谈新闻，聊火山，谈远古，谈外星人。遇上她谈不下来的话题，她就一本正经地坐着提问，活像个记者，一个劲地点头：“嗯，嗯，然后呢?后来呢?你的建议呢?为什么你这样认为呢?”夏茜的奉承与谄媚是我最恨的，就听见客厅里，他俩叽叽呱呱的。同时我又发现他们俩坐那里，像一对兄妹，两人笑起来，那大瓣大瓣的牙齿和圆嘟嘟的脸，像一个娘胎出来的。
沈律师又是个特别好说话的人，谁都能跟他聊一块儿，他俩就在客厅你一言我一语的。有时候夏茜说得开心了，就在屋子里哈哈大笑，她笑得很忘形，我在书房瞅她，越看她越不像个女人，倒像是沈律师的兄弟。
夏茜每次走的时候，都会非常礼貌地跟我打招呼，即使我不应她，她也会招呼我。现在，她不再称呼我小西施，也不管我叫遥遥，她给了我一个新的称呼，这个称呼让我哭笑不得，她站在门前，有礼有节地说：“沈夫人，我先走了，有空你也上我们家玩。”
这天夏茜准备要起身回去，然后看见我在里屋笨手笨脚地织毛衣，她走上来说：“你妈妈会织毛衣，现在人工的很少啦，要不你回去跟你妈妈学学，否则失传了，你要学会了，就去申请个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什么的，说不定行呢。”算了，申请什么遗产就算了，不过是该跟母亲学学织毛衣。于是我给母亲打电话，说：“妈，我想回来住些日子，你教我织毛衣，带孩子。”她在电话那头说：“好，好。”
这么多年，北碚城整天都在建新房，北碚城的上空经常叮当叮当的，那些鳞次栉比的高楼一座座拔地而起。但偏岩古镇没有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依然在“一四七”赶着场。镇上老年人越来越多，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那些老太太老头们时常坐在门槛上，他们三三两两地坐着，聊天，刺绣。
回到小镇，小镇比以前热闹多了，有的房屋已经被租赁出去，他们随着子女的外迁进了城，住上了新房子。于是就把老街的房屋租赁给外来的生意人，这些生意人为小镇带来更多的商业味道，石板路两旁弥漫着商业的气息，旅游用的帽子，花花绿绿的裙子，千姿百态的根雕，还有些写毛笔字的“书法家”们，也来此附庸风雅，充分利用小镇的文化，来卖他们的字画。有的商人为了卖煮熟的花生，就做一个精美的牌匾，上面杜撰些典故，为了让典故更加逼真，就在上面写着：“老太婆花生，源自1928……当年红军来此，对老太婆花生赞不绝口，由此在小镇上红火了几年，后来南下广东，因不符合当地人口味，创业失败，后于1932年回偏岩小镇，再次创业，又遇战乱……后台湾香港等多个地区人士出巨资欲购买老太婆花生配方，都被我家族委婉拒绝……”有的房屋上，古老的砖瓦上挂着空调，挂着LED，挂着三角旗，药店、酒吧、手工坊、超市、奶茶屋，小镇顿时变得琳琅满目，应有尽有。
母亲没有搬，她愿意和夏叔叔住老街上。夏叔叔请人做了一块牌匾，上面刻着四个大字：“童叟无欺”。她问我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我说就是不缺斤少两的意思，于是她就同意了，把牌匾立在进屋处最显眼的位置，放酒坛上。她现在已经不经营饭馆了，专卖酒，有生意就做，没生意的时候，就和夏叔叔在街上溜达，到河边散步。
母亲坐在我的左边，她在阳光下做被子，一根一寸长的大针扎进去，她用顶针把针顶下去，又捏着针出来。现在母亲老了，她眼角有很深的皱纹，比以前的更多了些，双手也有了老年斑，但是她的皮肤依旧很白。
她缝了会儿被子，就上楼找老花眼镜，她不再是曾经的噌噌噌，而是缓慢地一步一步，把腿往上抬。她现在穿布鞋了，个子矮了些，走路声响也不大，她走路的节奏又是那样慢。
她上楼后，我坐在门槛上看外面，太阳又把小镇的青石路照得发银光。我又回头看屋子，屋子里空空荡荡的，先前的那些吃饭用的桌椅都移出去了，夏叔叔预订的沙发还没送来，所以只有门口摆了几摞酒缸。
时间过得真快啊，真记不得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那些年，那阵子，她年轻的时候，她在楼下忙碌，系上围裙，戴上袖套，一个人在厨房掌厨，搬酒，切菜。她做事是那样麻利，在屋里忙前忙后的，走路的步子也快。冬天大冷天的，还在河边洗羊肉，洗衣服，蹲在后屋的石头边上刷刷刷的，那阵子她涮衣服，涮羊肚，我在阁楼上能听得很清楚。她上楼，踩着粗木板，嘎吱嘎吱的。虽然家务多，但她也抽空打扮，每次做完饭菜，把厨房收拾得规规矩矩的，洗手，洗脸，也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的。
她手里拿了副老花眼镜，又下了楼，我观察她下楼的样子，她扶着木栏，一步一步地走下来，脚下的木板声音，比以前小多了。她戴上眼镜后，继续低头缝针。她说：“黑水滩旁边有棵夫妻树，前几天有好几对新人在那里拍结婚照。你啥时候拍?”
我说：“你不说不灵验吗?”
她说：“是不灵验，以前你爸爸就在那棵树下跟我说，他说他回来，大半辈子都过去了，也没回来，大概是到城里享福去了。”
我说：“哦。”原来是这样，难怪她心里老是惦念着那夫妻树。
“你爸以前是知青咧，人长得俊，又能干活。你爸就在那树下口口声声地跟我说，说他要回来，要回来。起初那两年吧，我还盼盼，后来我是彻底不盼了，拉倒吧，早把我们娘儿俩忘完了，换作是我，我也去城里享福。”她说。
“唉，后来你爸走了不回来，我觉得他要回来的话，那也是太遥远的事，所以我就给你起名叫遥遥。”她语气战栗地说。
我说：“哦。”原来这样，难怪是“遥远”的“遥”，不是“瑶”。
“你是老四啦，跟你爸好的时候，我怀过三个，都因为顾你爸的面子，给做了。那时候做完孩子，真惨啊，不能让别人知道，还挺着身子去干活，冬天那么冷，饭馆还得开，我还扛一百多斤羊肉回来，拿冷水里解冻。该忌讳的，都没忌讳下来。”她说。
她落泪了，我不禁感到四肢酥麻，内心颤抖。许久后，我轻拂着她的肩，说：“妈，别哭了。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
我还是坐在她右边，她擦完眼泪，又哭又笑地说：“我哭什么，不哭了。现在你夏叔叔对我也挺好的。”她继续低头缝被子。
她又问我：“你跟妈说实话，你有妇科病没?”
我“啊”了声，这也太直白了，我说没有。
她说：“女人不容易，要注意身子啊，别遮遮掩掩的，有就上医院看去，女人这些病拖不得。”
我说：“我是医生，哪来这些病?”
她笑了，说：“还好你学医的，那阵子我妇科病厉害，没钱上医院，只能洗，脏了就洗，天天洗。”
我脑海里又想起很多年前，她和夏叔叔的那事。那个夜晚的阴影不时涌来，又倏忽散去。我不禁想起时下的一句流行语：“赵四小姐去找张学良，去一年，是奸情；去三年，是偷情；去三十年，是千古爱情。”
想到这里，我不禁脸红了，我真卑鄙。对不起，母亲，我再次亵渎了你。可这一次，绝对不是恶意的。希望你能明白年轻人的语言，希望你不要责怪我的童年与少年，那时候，我无数次地内心发狂，发狂地想把那些事从你身上扯下来，而它却像魔鬼一样地附在你身上，也附在我脑海。
我恍然想起一个天大的事，我说：“妈，你生日是什么时候呢?”
她说：“正月初一。”
哦。我同她生活了近三十年，竟然没见她给自己过次生日。我又回想着往年初一是怎么过的，没怎么过，就是屋子里冰冷得很，没有人来看望我们。一辈子，阁楼上，只有两个女人的气味。
我说：“今年我和夏叔叔给你过生日好吗?我们去买鞭炮。”
她说：“好!”
住上几日，我该学的也差不多学会了。沈律师便打电话来接我。母亲和夏叔叔来送我们，母亲和夏叔叔走前头，我和沈律师走后面。我们上船后，母亲一边跟我们挥手一边还跟夏叔叔聊天：“一会儿我们去买点萝卜回去，泡坛子里。”
夏叔叔说：“好。”
母亲又朝我挥手，挥两下又说：“泡好了给夏茜也送点去。”
夏叔叔说行。
母亲继续挥手，继续说：“那泡白萝卜还是红萝卜呢?”
夏叔叔说各自都泡些。
母亲说：“不好，要混色。”
“要不装两坛子，一边红萝卜，一边白萝卜。”
……
船开了，桨声一浪接着一浪，淹没了他们的说话声。我看见浅水里的沙，还有鹅卵石，在水浪里清澈得很。
等我们走到对岸的时候，我和丈夫沿着江边走，她和夏叔叔也沿着江边走，我们在右岸走，他们在左岸走。夕阳西下，河面红瑟瑟的一片，他们在河的那岸，边走边聊，边看我们，无拘无束，宁静淡泊。我估计她应该还在说萝卜的事。
2011年1月25日定稿
原载《黄河文学》2011年第7期
原刊责编 李向荣
本刊责编 吴晓辉
作者简介： 邓雅心，女，80后，新媒体从业者。于2011年初开始尝试创作，曾有处女作《姐妹》发表于《黄河文学》，《母亲在左，我在右》为作者的第二篇小说。现居重庆。
创作谈：与过去妥协，就是与自己妥协
邓雅心
我的小说创作始于2010年底，处女作《姐妹》发表于《黄河文学》2011年1月刊，《母亲在左，我在右》是我的第二篇小说。在此之前，我从未有过任何创作。有人问我：“为什么你总是喜欢描述亲情？”后来我想想，大概是因为我感觉亲情是世界上最坚固的一种情感，她的变数相对于其他感情来说要小得多。当然，这并不是否定其他情感，而是我认为，作为80后我们这一代，没有兄弟姐妹，父母误会我们的时候，我们没有权利辩解；父母要求我们的时候，我们没有兄弟来帮忙承担；父母支配我们思想的时候，我们除了内心的反抗，就是行动上“毫无起色”地反抗。有一天，我们好不容易熬大了，领取了身份证，领到了第一份工资，有了支配经济的能力，于是，我们才开始有了发言权和选择权。
实际上，每个人的成长，都是一个痛并快乐的过程。犹如“母亲”的成长，她也有她的痛苦，只因“她”很少向“我”描述，虽然在一个阳光暖暖的午后，她轻描淡写地向“我”诉说，但终究是时过境迁，物影渐淡，导致“我”不能彻底体会到“她”那个时代的痛，正如“她”不能体会“我”这个时代成长的痛一样。“小西施”只是想穿一条带口子的牛仔裤，却遭到母亲的责骂，她没有权利为自己的行为辩解，更没任何办法去争取到那条牛仔裤，也许她索要的不是一条牛仔裤，只是一种“正常家庭”的温暖，一种“不被扭曲的童年”的渴望。而“母亲”呢，她只需要稍微发发慈悲，就可以满足“小西施”的愿望，可她偏偏没有“慈悲”的意识，造成了母女之间相互排斥、相互抵触的局面。不是“偷窥”问题，即使没有“偷窥”问题的矛头，“小西施”也需要那条牛仔裤。不过还好，小说中并没有出现“冷漠”二字，因为最无可救药的不是恨，而是比恨更糟糕的一种东西，叫“冷漠”。
我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的童年多少会留下一些遗憾，更不理解当我们成人之后，回望童年的时候，为什么总是带着一种不肯原谅抑或是无法释怀的心态。我见过这样一些人，他们白天能够好好地面对工作、生活，精神正常地出现在各个群体之中，但当黑夜来临之时，他们就彻底沦陷到回忆中去，不可自拔。人是不可以在回忆里浪费太多的时间的，这个世界上也不可能有纯度高达百分之百的痛苦，所以我一向不太赞成写那些伤感而华丽的文字，我更赞成“视野”、“妥协”。就我个人观点，小说的本质不仅在于“控诉、表达”，更在于能够给黑暗中的人带去光明。
“妥协”，与往事妥协，与历史妥协，就是与自己妥协。我敢说，当“小西施”这个孩子长大后，如果她依然不肯妥协，她甚至选择以同样的方式，以童年所受到的凌辱一五一十地返还给母亲，那母亲便会遭到双倍的痛苦。这不是妥协不妥协的问题了，是转换为报复了。但我也敢说，如果她真这样做了，那只会是两败俱伤的下场。
有人说，如果人年老的时候，感到孤独害怕孤独，是因为年轻时曾做过很多亏心事。由此，“母亲”养了一只猫。但她依然保持过去“那致命的习惯”———给猫洗澡。不难看出，即使她已经意识到这种“亏心”，但她终究是不会改变她“那致命的习惯”。不能改变，无法改变，也就只能妥协。毕竟亲情是世界上最坚固的一种情感，如果我们失去这种坚固，还有什么值得我们去恋栈呢？———尤其是80后的我们，没有长兄，六亲不靠的我们。这里需表明一点，我非常赞成童年的反抗，不幸的童年当然需要反抗，毕竟父母给我们的教育，绝对不是完美无瑕的，这也取决于他们那个时代所接受到的教育。但我绝不赞成长大后的不妥协，甚至是没完没了的不妥协。
亲情是我们每个人出生后，所接触到的第一份情感，由此，我们才慢慢遭遇到了友情、爱情。妥协了亲情，再去妥协友情，妥协爱情，这一生都在学习妥协，最后这一生就在妥协中平安了、收获了。由此，这也是我为什么先从“亲情写作”开始的原因。
在现实生活中，以“内心的平静换取周边事物的和谐”尤为重要，坚持“融合”的态度，终会换得你的需要。———面对回忆，与其恐慌，不如拥抱。
实话说，我曾亵渎过母亲。
记得那年，初春的一个晚上，雷声轰隆隆地从小镇上空碾过，下雨了。
我指着窗外密密麻麻的雨线，说：“妈妈，下雨了。”
母亲说：“嗯，收衣服。收完衣服睡觉去。”
本来我打算趴在窗台上看雨的，结果母亲噌噌噌地跑上楼，催我收衣服，催我洗漱，催我睡觉。我拗不过她，只好乖乖地去收衣服，然后乖乖地爬床上睡觉。
那个夜晚，雷声像卡车一样，一轮接一轮地滚来，风吹得窗户哗哗作响。“一颗星星，两颗星星，三颗星星……”我蜷在被窝心里默数着。
小时候，我和她同睡一间屋子，屋子里有两张床，一张是她睡，一张是我睡。中间用一张方块帘子隔开，家里的床铺是木板拼成的，稍微一翻身，就能听见床吱嘎吱嘎地响，她验证我是否睡着的唯一标准就是听我翻身没有。她若发现我不听话，就会说：“明天没有大白兔啦!”为了那颗可怜的大白兔奶糖，我只能事先准备好一种姿势，闭着眼睛心里数“一颗星星，两颗星星，三颗星星”地入睡。
半个小时后，雷声渐渐停下来，雨声也越来越小，耳朵边开始安静。母亲并没有睡下，她还穿着睡衣在暗灯下为我织毛衣，时不时在床那头自言自语地说：“又多勾了两针……唉，漏针了，重来!”
“一颗星星，两颗星星，三颗星星……”
……
一个钟头后，我听见从巷子口东边传来响亮的皮鞋声，整个石板路咚咚咚，咚咚咚，那声音越来越响亮，最后在我家门口停下了。
“惠芳!惠芳!”一个男人在门前急促地敲着门。
母亲急忙奔下了楼，大声回应着。
“睡觉没?我来找你借一副麻将!”是夏叔叔的声音，我能听出来。
“哦，你进来吧，我找找。”母亲开了门，让他进来。
夏叔叔进屋后，和母亲在一楼寒暄了几句，然后两人就蹑手蹑脚地上了楼，夏叔叔过来瞅瞅我，轻声说：“遥遥睡着啦?”
“嗯，她睡了。”母亲轻声应着。
他俩上楼后，就停止了先前的喧哗，母亲并没有翻箱倒柜地去找麻将，他们俩开始在屋子里说悄悄话，再后来，灯熄灭了，夏叔叔没走。
……
我听见从帘子那处，传来一些轻微的声响，先是床吱嘎地被人坐下了，而后是夏叔叔解皮带时，皮带上挂钥匙链子的摇晃声。紧接着，我又听见那张床被两个人同时躺下的吱嘎声。接着，他们在那边喃喃私语，偶尔传来一阵轻笑。
屋檐的雨滴还在缓慢地敲打着窗台，这个夜晚变得宁静而诡异。他俩一会儿有声音了，一会儿又没声音了，一会儿轻言细语，一会儿听见她从床的那头发出微微呻吟。我紧闭着眼睛，有些窘迫地浑身上下凝结不动，凝神静听，凝神等待。
……
我胆怯地哆哆嗦嗦地睁开眼睛，透过帘子，我看见他们的影子。他们依然没有结束，我的舌根里窝着很多口水，不敢吞咽。
……
“谢谢了，惠芳!明天下午我把麻将送还你!”夏叔叔一边开门，一边很大声地说。
“不客气，你们慢慢玩吧，啥时还都行!”她把他大大方方地送出门，就这样，这个男人大大咧咧地走出去，又咚咚咚地踏着青石板路回去了。她关上门，整个巷子都寂静了，她又蹑手蹑脚地钻进屋子，我听见她微微地掀开帘子的声，又听见她放下帘子，自己爬上床的声响。
第二天早上，她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很平静地准时起床。起床后，她像往常一样坐在镜子面前梳理头发，她的头发又长又卷，她把头发绾成一个高高的发髻，打一根木钗子。然后她又同每一个早晨一样，把衣柜来回翻个不停，衣柜是木质的，睡梦中我若是听见吱吱嘎嘎的声响，便知道是她起床了。
她梳洗满意后，又准时把我叫起床，起床的第一件事，不是要我去洗漱，而是需要我去卫生间拿毛巾，跪着把卧室的地板擦一遍。她说：“一定要跪着擦，否则不干净。”她是个特别讲究卫生的人，见不得家里有一丁点脏东西，我们家的花台上找不出一粒花泥，她说花泥应该在花盆里，不该在花台上。家里的鞋柜也干净得很，她每次上楼，都要把鞋子拿到门槛上拍拍才带进来。家里不能有一点灰尘，任何一个角落都不能有。
这天早上，我擦完地板，吃完早饭，背着书包去上学。太阳已经亮晃晃地挂在了天上，老师说，太阳的工作就是给人类光明和温暖。然而，在我看来，太阳是出来探视人类的，比如探视那些可耻的秘密。走之前，我看了一眼母亲，她仍旧若无其事地在厨房认真打理着。
2
我家是住在一个古镇上，古镇的名字叫偏岩。八岁那年，母亲坐在自家门口说，偏岩是明末清初的时候建的，因为老街的西边有一道倾斜高耸的岩壁，所以叫偏岩。母亲一边说，一边坐在自家门口挽毛线。
太阳出来了，很明媚地照在老街的屋檐上，照在老街的青石板路上，也照进了我家的门槛。大街上有人三三两两地走过，他们刚从华蓥山挑水回来，一路上荡出的水，落在地上，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母亲坐在门槛上，低头专心致志地做事。她把一些穿过的旧毛衣拆了，挽成一个鹅蛋大的线团，她一边说一边挽，手腕来回灵巧地转圈。她说：“你个子又长高了，这毛衣扔了可惜。”
她喜欢坐在我的左边，只有在太阳好的时候心情好的时候，她才会这样安静地坐下来，同我说话。若是太阳不好，或者心情不好，她就不会这样安静。所以，像这样两者都能具备的条件，在一年中的天数是屈指可数的。
“悬崖上有一棵大黄桷老树，一百多年了。每年七月半鬼节，老街上的人都会到那儿去烧香，祭奠他们逝去的亲人。”她说。
我没有说话，只是在一旁认真当她的下手，帮她拆线，我这边手里拆多少线，她那边手里就能挽多少。她一边挽一边说：“凡是过世的人，他们去西天的时候都会站在树下回望故乡。”
我用狐疑的眼光看她，她年轻得很，皮肤白皙，容貌姣好，头发是天生的自然卷，一缕缕柔软地贴在额前和耳边。我心里一直惦念那事，每次她同我说话，或者只要一看见她，我就会不自觉地联想到那事，我无法把那桩事从她身上推开。
挽好线后，她又进了屋，她说：“拿锅里蒸蒸，线就直了。”
为了证实她的说法，我趁她去锅里蒸线的工夫，独自穿过老街，穿过老街的禹王庙，顺着黑水滩河跑，跑到老街的最西边。
的确是一道悬崖，高耸陡峭。悬崖边也的确有一棵黄桷树，老树的枝叶很茂密，层层叠叠地遮蔽了天空，它神情泰然地站在悬崖边。老树的树根很夯实，它们藤缠根，藤抓地，一条条粗壮结实的藤在地面上朝四方铺开，蔓延，紧紧地依附着大地。老树上挂着一些红色的布条，上面写满了陌生人的名字，陌生人的祝福，风一吹的时候，那些红色的祝福就在风中摇摆。
我不是一个即将离开家乡的人，只是为了证实母亲的说法，才跑到这里。我不是一位即将离开家乡的人，但我渴望离开家乡。我试着把自己放在一个即将离开家乡的角色，因为我想，人总是要离开家乡的，也许是年轻的时候，也许是死之后。我站在这里，站在偏岩的崖头上，试着回望故乡，事实如母亲所描述的那样，这里能把小镇的缩影看得清清楚楚，我能看到老街的房屋，炊烟缭绕，这些阁楼整齐地错落有致地随着青石板路，从东到西，弯弯曲曲地站作两排，阁楼是明清建筑，雕梁画柱，飞檐翘角。
我又试着掉转头，往悬崖的下方看，在雾蒙蒙的阳光下，悬崖深不可见，偶尔飘来一缕云烟，忽散忽聚的。我想跳下去，想坠落下去，这并不是因为悲伤，是因为悬崖下面，总有一种很神秘的东西吸引着我。我试着回想一些课堂上学习的知识，比如《狼牙山五壮士》，比如孙悟空腾云驾雾。我站累了，便在那棵大黄桷树下盘地而坐，想很多乱七八糟的事。
同样，这天，我也想出了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我的父亲是谁?我是怎么来的?夏叔叔是谁?他们那晚到底是在做什么?
3
我是没有父亲的，从我出生起就没有。
我同母亲住在老街上，住在一座两层的吊脚楼，吊脚楼已经很旧了，我猜想祖母曾经一定也住这里，或者祖母的祖母也曾住在这里。我曾认真仔细地打量过我家，家里找不出一个新的地方，窗子是旧的，房梁是旧的，瓦片，好多瓦片都已经碎了，阳光从瓦片的缝隙里流下来，使得屋子里的光线影影绰绰。阁楼是木质结构，屋子里的摆设也是木质结构，连洗脸的盆子也是木头做的。那些木质的物体在阴暗的小屋里发着黝黑的光亮，它们没有语言，没有表情，神情呆滞地被摆放在某个角落里。地板也是木头的，脚步声，搬凳子的声音，屋子里发出的声响，都是同出一辙罢了。
这年春天，四月的时候，天气刚暖和起来。母亲请人来家里翻修，墙上的泥巴掉了一层，母亲就请人糊上。屋顶的瓦檐碎了，母亲又请人爬上房梁换瓦片。窗户上的纸花败落了，母亲又买新的贴上。母亲指着那根柱子说：“麻烦你，把那根歪的梁子扶正。”
那是一根支撑房梁的立柱，经过岁月的洗礼，它已经歪得不成样子，我用目光微微测量了下，大约有35度左右的倾斜。于是工人们搬来木梯，爬上去，三四个人在屋子里忙活半天，整个屋子尘土飞扬，屋子里的其他事情都能搞定，就这根柱子，偏偏扶不正。母亲有些丧气地说：“算了，扶不正拉倒，房子不垮就行。”
母亲说这话的时候，我又瞅瞅她。不知道为啥，自从那晚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心里都搁着那桩事，她每说什么话，只要我一看见她，脑海里就不由自主地想起。
工人们走后，母亲又忙着打扫屋子，她拿鸡毛掸子掸衣柜，掸楼道，每个角落都掸。看着她忙碌的样子，我想大着胆子走上去问：“能停下来么?”我呆呆地站在原地，我想她最好能给我一个解释，否则我不知道还会想多久。她一边手脚麻利地掸，一边埋怨着：“愣着干吗?还不过来帮忙?”
我们家两层楼，一楼是饭馆，二楼就是我和母亲的住所。每逢初一、十五，去禹王庙上香的人特别多，每逢一四七日，往老街赶集的人也特别多。“一四七”是我们这里的老规矩，只要日历上有这些尾数，邻乡的人都来。他们带着自家养的土鸡、种的山药，还有些泡酒用的拐枣，挑着担子往我们这儿赶。正是因为初一、十五，因为“一四七”，因为这些莫名其妙的数字，我们家就特别忙碌。其实，我家生意好并不是说因为赶集，还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我们家厨房特别干净，饭是饭，菜是菜，垃圾桶不能满，该放冰箱里的放冰箱，不煮饭的时候，锅里是一滴水都不能有，母亲说这样锅才不会生锈。凡是到我家吃饭的人，参观过厨房之后，都叹为观止。他们说厨房干净卫生，饭菜也一定干净卫生。二就是因为母亲能烧得一口好米酒，镇上无人能及。如此一来，镇上的人都管我母亲叫“米酒西施”，叫的时间长了，觉得不顺口，又改称为“老西施”。
其实，我不太喜欢“西施”这个“绰号”，“西施”给我的感觉，就像是“寡妇”，好比“风流”一词，本来是个褒义词，到现在却被一些人说着说着就成了贬义词。“西施”这词，可以指美女，也可以专指某一种为男人而活的可怜女人，比如“豆腐西施”。我甚至因为母亲的绰号而感到自卑。更令我苦恼的是，镇上的人见我时常帮母亲干活，尤其是赶集的天日，店里忙得不可开交，客人们就叫我“小西施”。他们总是挥一挥手说：“小西施，给斟酒。”“小西施，拿菜单。”“小西施，来点醋!”“小西施，给添饭!”他们指挥我干这干那，我只能一言不发地埋头干活，在店里笨手笨脚地当着店小二。
老街的人都这样唤我，只有夏叔叔不这样唤我。准确地说，只有当没有旁人的时候，他才称呼我遥遥，称母亲为惠芳，一旦有旁人在，他还是随着旁人喊。
其实，“西施”这个绰号还有一说，就是经常有女人来“登门拜访”：“惠芳，你皮肤咋这么白?是不是整容了?”母亲说没有。“惠芳，你不显老的，都快四十了看起来还这么年轻。”虽然我恨她，但这点我还是同意，她的确很漂亮，也没用过什么化妆品，她的化妆桌上，只有一瓶五块钱的“柠檬霜”，一直都用这个。
叫我“小西施”的人，不只是镇上的大人，还有一些小孩子。连镇上刚出生不久的婴儿，刚学会说话的，大人就会抱着孩子出来：“看，小西施上学去咯。”婴儿闪着黑亮的眼睛，小手在空中扒拉扒拉，摇头晃脑地跟着大人学：“七(西)施上学咯。”
4
这天早上，我背着书包独自走在老街上。母亲在身后说：“早些回来!”
我嗯着。
我一边走一边思索些关于夏叔叔的事，这事已经装我心里很久了，难道她真不知道我已经偷窥到了?她是装不知道还是真不知道呢?
小镇昨晚刚下过雨，青石路湿漉漉的，地面还积着一小洼水。妇女们出门了，她们站在自家门口洗脸、刷牙、梳头。卖臭豆腐的，卖糯米糕的，弹棉花铺的，他们都陆陆续续地开了门，摆设产品，打扫店面，准备迎接今天的生意。
“小西施，是不是又被老西施揍啦?”夏茜在身后幸灾乐祸地问。我不说话，低头走路。夏茜是我的同学，也是夏叔叔的女儿。
夏茜走上来，拍拍我后脑勺：“小西施，还穿白网鞋呀?我们都穿波鞋呢?”
我不理她，自顾自地往学校走。
“老西施不给你买呀?老西施最近又勾引谁啦?叫那男人给你买一双!”她不肯放过我，紧跟在我身后，狠狠地挖苦我。
我照旧不理她。
夏茜大步走上来，身子堵在我跟前。我朝左边走，她就挪到左边；我朝右边走，她又挪到右边。她恶狠狠地瞪着我，说：“你给我站住!”
我站着不动，与她对峙。
她背着新书包，脚下穿了双很新的白色波鞋。
“说，你妈最近勾引谁了?”她恶狠狠地说。
我不说话。
她瞪圆了眼睛，说：“跪下!”
我照旧不招惹她。
“你给我跪下!”她呵斥道。
我不跪，我继续站着，她肥胖的身子挡在我跟前，步子根本就挪不了。
“说，你妈勾引谁了?”她又一遍呵斥，比刚才的声音更大。
我狠狠地瞪着她，说：“勾引你爸了!”
夏茜一耳光我脸上，恐吓道：“你再说一遍，勾引谁啦?”
我被她的样子吓住了，不敢重复说。
她再一耳光落在我脸上：“说，说勾引谁了!”
“勾引你爸了!”我很气恼地回答她。
她又一耳光打我脸上，比先前的那一耳光狠多了。我连着两耳光给她回去，说：“勾引你爸了!勾引你爸了!”
我俩在街口子上狠狠地干了一仗，我扯着她的辫子抓着她的脑袋往墙上撞。她狠狠地抓我脸，“小娼妇!野种!窑子!”一边抓我一边骂!
“你妈那个×!你当老子是病猫!”我用脚狠狠地踢她肚子，她被我紧紧地按在墙上动不了，见占了下风，就破口尖叫着：“杀人啦!杀人啦!快来人啊!杀人啦!”
这时夏叔叔闻声赶过来，我一分神，夏茜就趁我松手那会儿跑掉了。
此时才发现，我的一只鞋子掉在地上了，大概是刚才踢夏茜的时候掉的。夏叔叔把鞋子捡起来，要我穿上，要领我去上学。面对他的“好心”，我狠狠地瞪他，一下子哭起来：“谁要你送!谁要你送!谁要你送!”
说完，我拎着一只鞋子，抹着眼泪转身一高一低地跑了。
夏茜是我的仇人，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毕业，她足足欺负了我十二年。没办法，我读小学、念初中、上高中，都在那个镇周围，搬来搬去的，始终搬不出偏岩镇。
夏茜的长相并不如她名字那样秀气，她也不是那种可爱听话的女孩，她长得又胖又结实，体形活像她妈妈，脸上圆嘟嘟的，眼睛里总是藏着恶意。
我恨她，她总是想着法子欺负我。
她经常坐在我后面，拿一本书狠狠地砸我脑袋，我转过来瞪她，她又埋头装作什么事没有一样，很认真地写着作业。我把头转回去，她趁我看不见，继续拿书砸我脑袋，我又转身咬着牙瞪她，她又立马埋头脸上发笑地在课桌上写写画画。这样反复来了好几次，她再次砸我头，我眼泪涌出来了，我不转身瞪她了。她见我没恼怒，继续砸，继续砸，继续砸!然后在后面哈哈大笑：“傻子!傻子!脑痴哟!”
我被气得趴在桌上哭。
有一次，我穿上母亲给我织的新毛衣，她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在教室里嚷嚷，说：“今天小西施穿这么漂亮的衣服是有目的的哟!”
“什么目的，什么目的?”同学们齐声围着她问。
“你们看，这是什么东西!‘亲爱的陈俊，从我第一眼看到你，我就喜欢你’，小西施喜欢陈俊，她穿这衣服是故意给陈俊看的!”夏茜说。
不知道夏茜哪来的证据，又是什么时候伪造的证据，她拿着那张她自己写的情书满教室宣扬诵读，她越读越深情，一副极其夸张的表情，同学们笑得前俯后仰。
她坐在课桌上，很兴奋地念着那封“情书”。同学们笑得越欢，她的语言就越讽刺。我想扑上去打她，但我又不能打她。因为上次我俩打架，她来了个恶人先告状，她对我母亲说了通颠倒黑白的话，她说：“你们家小西施打我，我没招惹她，她平白无故地打我，要不是我爸及时赶来，我早被她打死了!西施阿姨，你要不信，你问我爸爸去!”母亲听了，生气得要命，她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我拉楼上痛打一顿，她一边打一边教训着：“我拿钱给你读书，你在学校干什么?好的不学，学打架!还骂脏话!啥老子，你这个老子有多大……”
有时候，夏茜放学回家，故意在我家门口转来转去不走，她喜欢看我给客人端茶端水的样子，每次我在店里忙活，她就扶着我家的门低声唤：“喂!小西施，出来玩啊，出来玩啊。”我乜她一眼，继续帮母亲干活。
有时母亲看见她，就随口问她：“夏茜，遥遥最近在学校挨老师骂没?”
夏茜说：“挨了，她上课找男同学讲话，被老师罚站呢。”
于是，接下来，我又会被母亲拉到楼上痛打一顿。
她时常告我的恶状，并且好多都是无中生有，她就是故意害我的，我若是没被挨揍，她就不痛快。我若是在楼上呼喊救命，她就会很高兴，嘴角轻轻一扬，一蹦一跳地走开了。
她三天两头在我家门口转，有时候母亲看见她，还没问她，她就上来主动说：“西施阿姨，小西施她在背后骂你，说你是恶鸡婆，还说你是寡妇!阿姨，寡妇是什么意思呀?”“西施阿姨，小西施把期中考试的卷子藏起来了。”“西施阿姨，小西施今天和男同学打架了!”……
夏茜天生就属于想象力丰富的孩子，她会找出很多导火线，如果有十个状，至少九个都是假的。我扫视一眼夏茜，再看看母亲，母亲脸上已经有怒火了，她不肯听我的解释，啥话不说就把我往楼上拖，而我只能百口莫辩地接受挨打。每次我被母亲拖着上楼，回头看她，她的脸上就浮现出一丝卑鄙的笑。
5
我恨夏茜，她恶毒。我更恨母亲，恨她对夏茜的信任而置我于不顾。自从夏茜在我身边出现，我就变得那么不幸。夏茜在我们之间挑拨离间，让我同母亲的关系，日愈恶劣。
明明期中考试卷子没发下来，她偏要跟我母亲说发下来了，母亲说我不诚实。明明我没去游戏室打游戏，她偏要跟我母亲说我去了，还说她亲眼看见的，母亲说我狡辩。不仅这样，夏茜还时常给我制造些灾难，她趁我不在教室，就把我的书本撕了；趁我不在教室，就把其他同学的书本放我书包里，栽赃我是小偷。她的那些“制造”让我害怕，老师对我失望，母亲被多次请到校长办公室接受“教育”。
夏茜时常把一些矛盾搬到我和母亲中间，母亲似乎越来越讨厌我，她时常骂我：“我上辈子欠你吗?生了这么个孬种!你整天要在学校里惹多少祸事?”因为夏茜，因为那些恶意的小报告，母亲彻底地厌恶我。在她眼里，我已经是个坏孩子，她也越来越不讲情理。由此，她对我的要求越来越多，严格得让人窒息。例如我考试语文没考上98分，数学没考上100分，她会狠狠地打我。例如做作业，有一个红色的叉，母亲就打我手心，她拿鸡毛掸子打，说打不疼不长记性。若是我错题多了，她就问我：“为什么那么多叉?”
我说：“粗心了。”
“为啥要粗心?”她问。
“不知道。”我说。
“为啥不知道!”她问。
“不知道!”我说。
“你知道啥?你光知道吃，光知道玩，我交你的学费容易吗……”她说着就火气上来了，给我一阵乱抽。
那年学校新开了课程———英语课，一周一节课。回到家，她问我：“学得怎样?”
我说：“嗯。”
“嗯啥?”
“学会了。”
“都学会了吗?”
“学会了。”
“是不是百分之百都学会了?”
面对她的咄咄逼问，我委屈得没法，眼里噙满了泪水。
“好!那下次考不上一百，你自己找棍子去。”她冷笑着说。
面对她的冷笑，我感到恐惧，我又想起那晚的事。
第二天，我上完课回来，她一边在厨房做菜，一边问老话题：“学得怎样?”
“嗯。”
“嗯啥?”
“学会了。”
“百分之百都学会了?”她问。
我迟疑了些，说：“有些没学会。”
“那为什么不问老师?”她问。
我回答不出来。她锅里的菜也不管了，楼下的客人也不招待了，又把我拖到楼上，拿棍子打我。多年后，当我学会很多词语之后，我才明白这个叫“蛮不讲理”。
在家被打，是家常便饭。有时候她打我，不肯等候我的回答，就直接上来抽我了。有时候母亲打我，打着打着，她自己倒哭了。她一边举着鞭子抽我，一边很气愤地哭：“我为了啥?我为了啥?老娘给你学费，你这样对我!我为了啥?”
看着她哭得莫名其妙，我也哭。她的脾气越来越坏，她容不下我的丁点错误，她听不得我的丁点解释，很多事情，我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我与她的矛盾，在鞭子、恶状中日益积累，只要有夏茜在，就没完没了。
这天，太阳又出来了，母亲坐在门槛上理菜。她坐在我的左边，我怯生生地在她右边坐下了。
她说：“华蓥山的水好呢，好多人挑回来煮饭，都说这样米饭香。”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又瞅瞅她，感觉她是另一个人，不是我的母亲，倒像是我的姐姐。
“可惜我挑不动，家里没个男人。”她继续说。
我看看她，她还是那么漂亮，坐在阳光下还有几分雅静，可惜这个漂亮的女人只有在阳光好的时候，才稍微正常一点。
“我发现你最近咋不说话了，你是不是自闭了?改天我带你去医院看看。”她一边理菜一边说。
我说：“我没病!”
“那你咋不说话，闷着干啥?”她说。
我回答不上，也便不说了，继续埋头自己做事。理菜的时候，她还在我耳边絮絮叨叨了些，像耳边风一吹就哗啦啦地过去了，我还想着那事，想那晚的事，那事在我心里噎着，噎得我说不出话来。
“你看人家夏茜多好，对人又有礼貌，阿姨前阿姨后的，街上谁不夸她。你吧，憋死个人也不说话……”母亲继续在耳边念叨。
“夏茜那孩子，身体也长得好，哪像你，怎么吃都不长肉，老街上的人说我虐待你，没拿给你吃，我怎么没拿给你吃，你要吃啥，我没给你买过吗?家里的水果断过没?你自己说……以后我老了，你也这样对我吧，也拿给我吃吧，我保证感谢你。”
“你老是动不动就生病，上辈子我欠你，这辈子我还你，你啥时候能像夏茜那样，蹦蹦跳跳，活泼些多好……”
6
转眼，夏天来了，知了在黑水滩河边叫个不停。我也不知道为啥黑水滩河叫这名，太阳好的时候，也没听母亲说过。但是黑水滩河水并不黑，反而清澈见底，它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哗啦啦地从屋子背后流过，从老街西边流向东边。
我同母亲的生活，也日复一日地重复着，任何一个季节都改变不了我与她的生活节奏与关系。还是一些老事情：“饭馆”，“干活”，“夏茜的煽风点火”，“母亲的失望”，“母亲的暴力”，“我的自闭”。就这些，我熟悉得能把它们一天一天地背出来。
而从这个夏天开始，我每天都在接受挨打，挨打的频率就像吃饭一样是必须的。为什么呢?因为母亲从小就教育我，要做一个爱干净的人，衣服袜子得天天洗，天天换，同样，人也要天天洗澡。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要命的爱好，而她，的确也是这样做的，厨房日复一日地被打扫，清洗，床单一周换一次，花台24小时不见花泥。
她的这个爱好让人要命，并且最大限度地强加于我。家里没有热水器，母亲说用水要节约，水费挺贵的，于是我就得去阁楼背后的黑水滩河里挑水回来热着洗，每次洗完澡，我不能穿衣服，只能乖乖地站着，等她来检查。
“洗干净了吗?”她问。
“嗯。”我赤裸裸地站在她面前。
“嗯啥?”她问。
“洗干净了。”我羞涩地回答。
“好。”说着，她就撩起胳膊走上来，双手伸上来狠狠地搓我背，搓我胳肢窝，搓我大腿，专门挑我够不着的地方。看着一条条面条似的泥灰被她搓出来，她说：“你不是洗干净了吗?”她越搓越生气，一两次洗不干净，她站在门口骂骂就是了。她说：“一个女孩子家的，怎么那么不爱干净，撒尿的地方也得洗。”后来，次数多了，她就懒得跟我理论了，就拿棍子抽我，想抽哪儿抽哪儿，我退到墙角，她步步紧逼，继续抽打我。一条条棍子深刻地印在我的腿上、胳膊上，“洗澡都洗不干净，你有啥出息?你学习也不好!干活也笨手笨脚的!你能干啥?”她一边抽一边骂。有时她不想骂，就咬着牙闭着嘴狠狠地抽我。
第二天，她又来问我：“洗干净了吗?”
我怯怯地说：“没洗干净。”
“那等你洗干净了再唤我。”说着，她自己又下楼招呼客人去了。
她去了，我站在原地不动，我心里骂她，骂她假正经，骂她是野女人，我骂她不知羞耻，骂她变态，我骂她很多很多。我想我现在唯一可以骂她的筹码，就是那晚的事了。
从那个夏天起，我就已经在她面前没有任何自尊和秘密。我每天必须怀着迎接的态度挨打，因为我每天必须洗澡，我不能不洗澡。每次洗完澡，穿上衣服去学校上课，老师总是看我的胳膊和脚踝：“又被打了?”我不回答，低着头坐座位上，现在所有的人都是我的仇人，总有一天，你们会遭报应的。
“活该，你本来就不该活着。”夏茜经常这样说。时间长了，夏茜在学校里拉帮结派合伙欺负我。冬天的时候，夏茜的那一帮派人员闲来无事，就七手八脚地扑上来，撩我胳膊，撩我裙子，说：“看看你今天挨打没?”我时常要受到他们恶毒语言的鞭笞，他们骂我妓女，骂我野孩子，骂我是垃圾堆里捡来的。他们言来语去地骂我。我是他们的娱乐对象，耍弄的对象，我一次次地在他们哄笑中狼狈而逃。
这天，我像往常一样脱下衣服去洗澡，洗着洗着，忽然感觉身体有些异样。我用手摸摸我的双胸，它竟然有些微微隆起了，还有两处小硬块。母亲照常来检查我的身体，她搓着搓着，就搓到了我的胸部，我感觉非常疼痛，就朝墙角缩，她一巴掌拍我手臂上，“躲什么躲?”她又把我拉回来，继续着她的“检查”。她的手脚很重，越搓越疼，我的眼泪从心里流出来。她仍然没有发现我身体的异样，不停地搓，直到搓出“面条”为止。
“你有点出息吧，都十几岁了，还洗不干净!”她现在懒得打我了，站在门口，端个凳子，要我当着她的面重洗一遍，指点这指点那的。
从此，我害怕洗澡，我恨不得她能干干脆脆地打我一场，也不要侵犯我某些部位的“疼痛”。每天我只要一看见她，她一出现，我的心就颤个不停。而她仍旧毫无察觉地，继续履行她的工作。终于有天，我的胸部高得有些明显了，她也发现了，但仍然用力搓，还说：“女孩子发育了，这些地方就得洗干净!省得不讲卫生以后生病!”她搓，我疼，我的身体正在接受一场备受凌辱的屠杀。
又过了些时间，我发现我的胸部停止了生长，很长时间，它的高度都在一个线上，止步不前，我对此表示绝望。窗台上的那棵昙花还长得好，母亲每天给它浇水，有时还拿鸡蛋壳盖在上面，而我这棵树苗子已经停止了生长，一些女性的特质在她手以及她精神的摧残下，正在默默地死去。而母亲，她还在日复一日地搓着，似乎要把我的身体掐死掉。
后来，她给我买了背心，说女孩子大了就得穿这个。这天我穿好背心后下楼干活，正好饭馆里来了几个妇女，是来给他们家男人打米酒的。母亲一边称酒，一边说：“现在这些孩子都长了，她都长胸了。过来，我看看穿好了没?”她把我唤过去。
此时我正在扫地，我不得不停下手中的活，一张脸变得绯红，拿着扫帚走过去乖乖地接受她的检查。
她在大庭广众之下，撩起我的衣服，然后说：“这才对嘛，穿上就行了!”然后我又去干活，她一边收钱，一边对那妇女说：“她都长胸了。”那妇女点头笑笑，说：“我们家夏茜也长胸了，我也给她买的这种小背心。这些孩子哟，一年一个长哟，只怕过不了多久，我们就该钻黄土了。”
我回头瞅瞅这个又肥又胖的女人。心里想着，你男人都出轨了，你不知道吗?
7
说实话，刘阿姨这个人并不讨厌，相反，她的名声在老街上被传得很远。她是我们小镇唯一的一个女铁匠，每逢赶集那两天，她家的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传得很远。她给邻乡的人打镰刀，锻剪子，每次做完后，那些菜刀镰刀从火炉里出来，刀口在阳光下闪亮闪亮的。听镇上的人说，她的铁匠功夫是祖传，起初是传给她爷爷，她爹，后来轮到她这一代，家里就她一个闺女，没办法，总不能传给外人，于是她就接了这活。
夏叔叔不用说，自是她家的上门女婿，每逢打铁的时候，夏叔叔帮不上啥忙，就帮她烧炉子，或者在家洗洗补补，或是骑着摩托车拉点运输的生意。由于刘阿姨打铁生意好，名声远，很快，她们家就从木房子改成了贴瓷砖的楼房，还装上了蓝色的钢化玻璃窗，看起来特别洋气。这样说吧，夏茜的家在我们老街上，算是首富吧。
平时忙完了活，刘阿姨便拎着一塑料袋瓜子，嗑嗑嗑地在小镇的石板路上转悠，转悠不了几步，就转悠到了麻将馆。那个女人除了打铁外，颇爱搓麻将，我放学回来，经常都能听见她在里面骂爹骂娘的声音。
但刘阿姨并不惹人讨厌，至少她没害过我，反而是她的女儿，还在学校变着花样欺负我，然后又在我母亲面前变着花样装懂事，给我制造麻烦。
我的母亲与这个又蛮又壮的女人，看起来交情甚好。我的母亲会织毛衣，还能钩花，有的编织得像麻花，有的像菊花，有的像雪花。母亲还会勾勒图案，再复杂的图案她也能钩出来，什么星星、月亮、人物、动物，她都能做得很精致。下午饭馆不忙的时候，那女人就坐在我家门槛向母亲学习怎么钩花。
刘阿姨说：“我们家男人说让我向你学习咧!说你能干，一个人把孩子带大，还开个饭馆，不容易咧。”
“我命苦哟，都是被逼出来的。”母亲说。
“那你能给我们老夏织件毛衣吗?你别说你织的，我拿回去就说是我织的。”她说。
“好。”母亲说。
我心里想着，怎么能不好呢，给她心爱的男人织毛衣，多浪漫的事，怎么能不好呢。刘阿姨又说：“咦?咱俩穿的鞋子一样的。”
母亲开始注意她的鞋子，母亲说：“我这买得便宜，28块钱。”
“哦，还是你会讲价，我这30呢，你持家哟!”刘阿姨说。
“便宜没好货，我这鞋子穿着有点小。”母亲说。
“正好我这鞋子穿着有点大，要不咱俩换换。”刘阿姨说。
说着，她们俩便换了鞋子。
“惠芳，我说还是你不容易!这么多年了，你就一心把孩子拉大，看你把孩子教得多好，又会洗衣服又能帮你干活，多懂事。比我们家夏茜好多了，我们家夏茜懒，内裤都要她爸给洗。”刘阿姨说。
“唉，没办法，我还不是怕她以后嫁不出去。这孩子，啥都好，就是性格闷了点，打死她她都不说话的。”母亲说。
“惠芳，我说你拖着孩子也挺累，要不，你找个男人嫁了吧，也不至于这么辛苦。”刘阿姨说。
“算了，拖着孩子上哪儿找去，不好找。”母亲敷衍着。
看来，刘阿姨对那事还一无所知，我一边洗碗心里一边发笑：“你老公出轨啦，你还不知道?惠芳要嫁也嫁你老公的，你愿意不?”
但我不能说，只能把这些事烂在肚子里。
过了些日子，母亲的鞋子坏了，她把鞋往垃圾桶扔，啥话也没说。她被人欺负了，被刘阿姨欺负了，但她不希望被我看出来，所以她装作没事一样。
母亲是这样的，她的权力感只针对我有效。店里有人欺负她，比如打酒的人来了，又去了，然后又来了，说她少了秤，母亲便不情愿地给补上。比如客人开玩笑，说：“老西施，这几年没男人，你守得住吗?”她也不敢生气。她只会对别人忍气吞声，唯独对我，要我服从她，不如她意，她就训我。有时候在楼下，她碰到些不如意的事，例如喝醉酒的男人吃她豆腐，她就噌噌噌地上楼来，一听见她的脚步声，我就毛骨悚然，心都抓紧了，她是来检查我的作业，她指着过去已经检查过的作业：“这是咋回事，那么多红叉?”
我怯怯地说：“那是以前的，你都打过我了的。”
“你狡辩，我从来都没看见过这篇作业!”说着，她就撕我嘴，拽我的头发，拿我出气。
“说，这作业怎么那么多叉!”
我说不出来，也认不了错。后来我喜欢翻词典，根据解释朝她身上贴合适的标签，比如，这个叫“胡搅蛮缠”，这个叫“欺软怕硬”。
不认错她就继续打我，母亲打了我一辈子，我一辈子都没认过错。直到她把我打累为止，她一边打一边说：“看你不说话，不认错!打死个人你也不认错。”她狠狠地打我，强迫我认错，可我偏偏不认错，有次我被打出了鼻血，还是没认错。
这样一来，不管是我做过错事，还是没做过错事，我都不认错了。母亲无法容忍我的不认错，于是对我的打骂遥遥无期，不肯结束。而我，就是那个不妥协的人。
8
每逢过年，老街熙熙攘攘的，家家户户张灯结彩，门庭若市。吃百家饭，去茶馆听相声，放鞭炮，摘腊梅，老街热闹得很。我和母亲白天忙完后，轮到老街寂静了，我们也就只能关上门，冷冷清清地过年。
母亲没有兄妹，也没有远亲。这样一来，我也没有兄妹远亲。过年的时候，是一年之中最冷的时候，屋子里没有暖气，只有我和她叮叮咚咚的声音，还是那些木质发出来的声音。我在她面前，即使是过年，也得规规矩矩的，不能撒娇或者胡闹。
母亲不太喜欢开灯，不管过年还是不过年，她都不喜欢开灯，阁楼上经常都是阴阴暗暗的，母亲说：“要节约用电。”我说我看不见，母亲就说：“你七老八十了呀，看不见?你哪只眼睛看不见!”母亲就是这样，没有一句好话，说完，她自己又在摇曳不定的烛光下织毛衣。我只能趴在窗台上，借窗户外边的光写作业。
我们俩很少能好好地说上两句，要么就是她吼我，一会儿这不好，一会儿那不好。要么就是我沉默。有时候，我感觉她就是个怨妇，一个人在屋子里絮絮叨叨，为一点小事唠叨，没完没了。我听她的声音听烦了，甚至她刚一开口说话，我就觉得她的声音刺耳，恨不得把耳朵卷上。但母亲她依然把自己放在女王的位置，她说的一切都是对的，我必须要听下去，并且彻底地服从。
母亲只会在心情非常好的时候，太阳好的时候才跟我聊天，我说过，这样的光景非常少，最多的还是春夏交替的时候。有时候运气好，连着两三天都能见着好的阳光。
她说：“黑水滩河那边有两棵树，叫夫妻树。”
我不说话。继续坐在她右边帮她理青菜。
她说：“前几天，北碚城里还来了几对小青年，在那两棵树上照相。”
太阳出来了，赤橙色的阳光懒洋洋地照在她背上。
我还是不说话，她也只是偶尔温存地呆在我身边罢了，我干吗要应和。
“还来了一个画家，蹲在河边画画呢，画得蛮像的。”她说。
有一次，她又跟我说这些事，说完她问我：“你咋不说话?”
她说：“我发现你有好几年都不说话了，你哑了?”
我说：“同你没话说。”
“啥?你刚才说啥?”母亲说。
我不敢再说了，自从那晚之后，我便一心想着那事，同她说话时想，同她睡觉时想，有时候看她一个人在厨房里忙，我也想。只要脑子有空闲，一看见她，我就会不由得想起，像一盘带子一样，不停地倒放着那个诡秘的夜晚。
“你刚才说啥?跟我没话说，那你跟谁有话说?”她有些恼怒了。
我看着她还是那么漂亮，而她即将要发一场与她美貌不相称的怒火，我又迷惑又绝望。我知道，我又惹她生气了，或许，漂亮不过只是你的外壳，一层皮肤而已，我不想再受她语言的指戳，于是我就跑，跑到偏岩的那棵黄桷树下。
这是一个虽生犹死的少年，少年哭得很厉害。少年想起很多事。想起前些日子，母亲带她去北碚城，母亲叫她站在一棵梧桐树下等她，然后母亲就转身走了。她尾随她去，偷看她的举动，发现她已经站在了车站，等夏叔叔的出现。后来他们相拥着去了舞厅。于是，她只好又站回原地，傻傻地等她，结果一等，就足足等了一下午。那个下午，她又渴又累，等到她回来之后，她不能埋怨她半句。她回来后，只是对她匆匆一瞥，说：“走吧。”
她又想起母亲在阳光下，坐在她左边的样子。她总是喜欢坐在她左边，两人手里干着相同的活，从来都是她当下手，她在她左边说，她在她右边听。
每当太阳好的时候，她才愿意同她和平相处，而她不愿意，因为那桩事总是噎着她的喉咙。而她又不能把这个秘密告诉别人，无人可诉，那事就像野草一样，在少年的内心蔓延，疯狂地生长。
9
初三那年，我们小镇特别流行一种行头。就是把牛仔裤戳一个洞，再打上几个补丁，或者脚边上开一条一寸来长的口子。我没有这样的裤子，仍然捡着母亲年轻时曾穿过的衣服。母亲说：“读书穿那么好干吗?你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以后长大了我会教你打扮的。”于是，我穿着母亲曾穿过的萝卜裤、踩脚裤、孔雀裙等八九十年代流行过的衣服去上学。走在空旷的操场上，我必须埋着头走快些。因为我怕碰到夏茜，只要她一碰到我，我就遭殃。
这天，我害怕碰到她，她却偏偏与我“狭路相逢”。
“小西施，还穿萝卜裤呀?我们都穿牛仔裤了。”夏茜在身后说。
我不说话。
“哈哈，农民!土农民!就你这样还喜欢陈俊呀?难怪人家不要你!就像你妈一样，一辈子守寡。”夏茜在身后嘲笑我，她每天必须要用语言在我脊梁骨上狠狠地戳，否则她会很不称心。我甚至怀疑她，若是没有我这个弱者，她的童年是否就会从此黯然失色呢？事实证明也是这样的，因为每当她给我带来灾难之后，她的笑容会非常忘形。
我不说话，一个劲地埋头朝家走。
夏茜仍然跟在我后面，不停地在我背后说这说那，我越走越快，她也越跟越快，就是不肯放过我。眼看着我要走到家门口了，她也便开始了演戏。她又热情地跟母亲打招呼：“西施阿姨，还在忙啊，你别累着啊，我回家写作业去了。”
母亲一边在屋子里招呼客人，一边应着夏茜。我咚咚咚地跑上楼，翻柜子找剪刀戳裤子，我一想起夏茜说话的样子，她那卑鄙的笑，我就狠狠地戳裤子，“戳死她!戳死她!你去死吧!”我越戳越狠。母亲叫我下楼帮她干活，我没应，母亲便上楼来看，她见我把好好的裤子剪坏了，啥话也不说，拿藤条打我。
母亲打我，我不哭，她说：“你越不认错我越打你!你个败家的，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
我不哭，我让她打。
她越打越狠，我紧闭嘴，咬着牙挨鞭子。母亲继续打我，撕我嘴，非要我哭，非要我开口。她越这样，我越不哭，我越不哭，她就越生气。
第二天，连我自己都不敢想象，我竟然干了一件破天荒的事，那就是把她缝好的裤子再翻出来拿剪刀剪，剪个大口子，她气得要死，狠狠地打我。第三天，我还拿剪刀剪，她打我。第四天，我还是那么顽固地拿剪刀剪，她打完我后，把我拉出去，罚我跪下，跪在饭店门口。一会儿，她又不知道从哪儿找来些碎玻璃片，把玻璃碾得碎碎的，让我换位置，跪玻璃上。我咬牙跪上去了，跪了一下午，每进来一位客人，我都低着头，他们向我背上投来犹疑的目光，他们问她：“咋回事?”母亲就把事情的原委说一遍。有人认为我该跪，也有一些好心人过来帮我说情，可母亲不妥协，说：“黄荆棍下出好人。”那天下午，我没有去上学，路过的同学都笑着从我身边走过去，他们当中有的人，在路过的时候，还故意把脚步踩得响亮，他们趾高气昂地从我脑袋前走过，我低着头，看着那些鞋子，我不是给母亲下跪的，是给老街上所有人下跪的，也包括我的同学和夏茜。
夏茜还猫哭耗子假慈悲了一把：“西施阿姨，你那么漂亮大方善良的，就饶了她这一遭吧，算了吧。”母亲这次是真的生气了，连夏茜也没搭理，继续进屋做事。
我就顶着一些“丢脸”和“耻辱”，跪到黄昏，跪到夏茜放学回来。夏茜又假惺惺地来劝：“小西施，快起来，给阿姨道个歉，认个错，好好道歉。”我不说话，咬着牙跪，就这样，我跪昏过去。
第二天，母亲见我醒后，说：“醒了?起来，写保证书。”
她逼着我写保证书，保证不要再剪裤子。我不写，母亲一耳光打过来，说：“你狗日的!”
是的，她必须要驯服我，否则她会疯掉。我终于支持不住了，内心一种前所未有的崩溃，我哭着跑到偏岩，我想跳下去。我站在悬崖上很久，是跳下去，还是逃跑呢?这样的日子还要多久才能结束?我试着想，想一切关于死亡的问题，我想就此把我的生命结束掉。我怀疑禹王庙的那尊菩萨，每逢初一、十五还有那么多人给它进贡的，菩萨根本就是瞎了眼。
难道真就这样默默地死去，死去又如何呢?自杀后夏茜只会更加得意，她只会笑得更可恶。不，我不能认输，我发誓，要把她们所有的罪恶一一记下来。总有一天，我要把这一切都归还于她们。
我想起夏茜曾经对我说的：“你本来就不该活着。”好吧，夏茜，就冲你这句话，我活定了!
眼下，我没有投奔之处，我要竭尽全力忍受你们给我的一切，我还要低声下气地面对你们。若是有一天，我还能幸运地长大，我一定不饶过你们!夏茜，我要找人把你强奸百次千次!还有你，你这个疯子女人，如今你怎么对我，将来我必然如数还你!
10
从此，我想方设法地为难她。例如，为了报复她，我故意把池子里的水管捞起来，故意装作笨手笨脚的样子，把水弄她裤脚上。她急着要招呼客人，来不及换裤子，我急忙低声道：“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例如，我经常趁她不在家，就翻她的内衣，光着脚丫子在地上踩。我甚至还去垃圾堆找死耗子，捏着鼻子把它拎回来，然后扔她衣柜的胸罩里。再例如，我往菜里放蟑螂，后果我就不关心了。我的目的就是要她做一切事都不顺心，我偏要给她添麻烦，并且还要提防她的察觉。
同时，我也开始计划着报复夏茜。我趁老街没人过的时候，就在别人家的门上用粉笔写着：“夏茜不是处女了!”这样，全街的人只要路过此地的，都能看见。我把夏茜的卫生巾放在男同学的书包里，并且在卫生巾上用水彩笔写着：“夏茜送的。”我想方设法地坏她。夏茜最初哭，哭得很厉害，她去校长办公室告状。校长问她谁干的，她说是我。校长问她为什么是我，她又拿不出证据来。于是校长不能为她主持公道，她私下就欺负我，欺负就欺负吧，一旦欺负完后，第二天她会被我整得更惨!有一次，我竟然还去厕所专拣些龌龊的卫生巾回来，塞她饭盒里。她又哭着去向我母亲告状，我理直气壮地问她：“你哪只眼睛看见的?你哪只眼睛看见的?”我故意装作很委屈的样子，还说：“夏茜，你从小欺负我还嫌不够吗?你现在还这样害我。”是啊，我也会演戏，就看我愿不愿意演下去了。
母亲见此状，便对刘阿姨说：“我家孩子人老实，平时声都不吭的，借她十个胆子，她也不敢干这么恶劣的事情来。”
夏茜见母亲不帮她说话了，就哭得更厉害。看着她哭，我乐此不疲，看着她找不到证据，我屡试不爽。
没办法，这两个女人，是我最大的仇恨。
这天，我刚在阁楼上做完手脚，母亲就唤我下楼：“下来帮我熏肉!”
此时正是快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在熏着腊肉。母亲在楼下忙着做腊肠。她把那些腊肠晒在外面，风干，然后往一个大油桶里搭铁架子熏，用松柏来烧。母亲说：“柴火烧出来的味道不正，松树和柏树才好呢。”
我下了楼，她又坐在我左边，拿着夹钳倒腾着松枝。我就在旁边拿扇子帮她扇火。这天太阳很好，看来她心情也很不错，她说：“昨天你洗的衣服没洗干净。”
我说：“哦。”
她说：“一会儿重洗去，现在你啥都得学，将来嫁人了才不会挨婆家欺负。”
她一边戴着厚厚的手套，往火坑里堆柴，一边说：“以后你还是少跟夏茜来往，那孩子也不是省油的灯。”
我说：“哦。”
她没有停下手中的活，继续说：“黑水滩河边有两棵夫妻树，前几天，又有几对年轻人在那儿照相。唉，照什么呀，都不灵验的，难不成两棵树长一块儿了，就是夫妻了。”
我望着她，是啊，难不成两棵树长一块儿就是夫妻了?难不成你们睡一起就是夫妻了?我心里还惦念着她的秘密。
她说：“不要嫌我管你，女孩子不管容易出事。”
她又说：“冬天来了，快过年了，明天我去给你买条牛仔裤，带口子的。”
我不说话。
她又说：“你也真是的，想穿那样的裤子就跟我说嘛，你不说清楚原因我咋知道，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又不是不给你买，非得挨打了你才高兴。”
她说了一通大度的话，我不禁有些内疚，因为就在刚才，在她唤我下楼的时候，我才在楼上做了手脚，我想找机会上楼，把那恶作剧重新修补好。谁知，她说着就噔噔上了楼，说：“我去给你拿钱去，明天一四七，我忙不过来，你自己去北碚城里买。”
一会儿，她又下楼，这一次，我给她增加的麻烦被她察觉出了，她脸色大变地跑来问我：“你拿我钱了?”
我否认。
她拍桌子说：“不是你是谁?钱在柜子里会不翼而飞?”
我坚决否认。
她把我拖上楼，继续打我。在她开始动手打我的时候，我内心就已经钢铁般地决定否认到底。她被我气得脸色发青，她打骂我的时候，我竟然还抽出些时间来观察她的样子，真丑!眉毛鼻子嘴巴都拧成一堆了，丑死了!我恍然想起些事，她有好长时间没去舞厅了，大概是夏叔叔和她断了，我痛痛快快地接受她的棍子。
她越打越狠了，我用胳膊挡住那些棍子，胳膊一阵一阵地疼。手上的棍子被打折了，她又换了根棍子打。我再也受不了了，这些年她的种种行为让我怒不可遏，我愤怒地把她的棍子抓住，说：“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的丑事!”
她脸色刷地一下白了。
我继续说：“找你借麻将!”
“呵，现在人家不要你了，你拿我出气，贱人!”
说完，我自己也发抖，心里怦怦直跳。
她站在原地怔了半天。
看着她嘴唇发抖，我内心万分得意，继续说：“你们的事我早就知道了，我亲耳听见的!”
十秒钟后，她彻底地疼痛了!她发疯地尖叫，猛地我耳光：“你给我滚!滚!”她被我气疯了，她拿到什么东西就砸我，她发疯地砸我，她一边哭一边砸，她再次把我逼退到墙角。我的压抑也向外迸涌，我吼着：“疯婆娘!疯婆娘!”
她继续打我，我忍不住，就干脆从楼上纵身而跳。本来我是打算跳楼摔死，让她后悔一辈子，可没想到阁楼并不高，我竟然是双脚落地，什么事没有。我先是自己诧异了下，然后就跑掉了。
11
我不可能把这些痛苦变得无所谓。真的，正如她也不可能把“寡妇”的痛苦变得无所谓。现在，连我自己都说不清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抖出来。只是，这些年所积聚的千千百百的矛盾，在我心里堆了很多很久，总有时候，你该让我嚷一嚷，让我说出来吧。
我一边跑，一边哭，我沿着黑水滩河跑，从小镇的西头跑到东头，真爽快，我拼命地跑，跑得越快，哭得越伤心。跑到黑水滩河的码头，那里的确有两棵树，我来不及打量，身后像是有追兵似的，飞快地跑，飞快地跳上船。
船驶向了河的那一岸，那两棵夫妻树还安静地站在码头。我望着河水，望着对岸，哭得很伤心。
跑出小镇，跑到北碚的那一边，跑到北碚的朝阳大桥，已经是黄昏了。我不经意地抬起头，天空很大，云朵很大。我在桥上跑，脚下的江水也很大。天空是昏黄的，云朵是绯红的，江水也红了一半，我的脸一阵滚烫，我的脸也是红的。我忽然又笑又流泪。
我终于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跑了，因为自由。
我径直奔向北碚城。跑到北碚城，我在街上溜达着，虽然身无分文，但却一点不害怕。因为我知道，上天不会让我就此饿死的，我还可以去给别人当店小二，端盘子端菜。我打算离家几天，让她在家里像疯狗一样地发狂，等到她发够了，自然就会安静下来了。
然而，这天晚上，夏叔叔很快就找到了我。因为他的附加职业就是开摩托车的，专门拉古镇到北碚城的业务，一趟十块钱。他骑着摩托车，花了两个小时，把北碚城转了个遍，终于在北碚的一棵梧桐树下骤然停下来。
“遥遥，跟叔叔回家，好吗?”他伸出一双手过来。
我干吗要跟他回去，他是我什么人?我不说话，站在树下哭。
“遥遥，你妈妈和我没什么，我们只是朋友关系。”他解释着。
“是舞伴吧?我都看见了，你们还狡辩什么?”我脱口而出。
他知道瞒不过我，便说：“遥遥，我们好好谈谈。”
他把我带到一家豆花饭馆，点了些饭菜，我一边狼吞虎咽地吃，一边听他说。
他找服务员要了包烟，在我印象里，他好像从不抽烟。他试着吸了两口，说：“你妈妈虽然打你，但她真的很可怜。你生来就没爹，你妈妈把你拉扯大，没功劳也有苦劳啊。”
“她打我。”我哭着说。
“她脾气不好，她也苦闷。我和你妈妈，是真心的，只是我现在还不能娶她，我们现在已经不是那种关系了，只是朋友。”他说。
“她打我。”我又说了一遍。
“遥遥，你要原谅你妈妈，她打你，是她不对，回去之后，我会好好跟她说，好吗?我保证她以后不打你，我保证!”他说。
“你拿什么保证?”我问。
“我能保证。”夏叔叔很肯定地回答。接着他说：“遥遥，你不能走，你是你妈妈唯一的亲人，你若是走了，她会活不下去的。”
好吧，我跟他回去，他说他保证她不会再打我，好，我回去后看看她到底还会不会打我，现在我已经十五岁了，她若再打我，大不了我再跑就是了，没啥了不起，反正事情也被抖出来了，破罐子破摔吧，我就不信她能把我吃掉!
在夏叔叔的庇护下，我跟着他回了家。回家的时候，母亲正在楼下抽噎着扫地。她见我回来，抹抹眼泪，捋了捋额前散乱的刘海，说：“回来了，进屋吧。”然后就没别的话了。
从我回家后，母亲整个人都变了，她不再检查我洗澡，不再关心我的功课，之前的很多要求，都在一次激烈地争吵与爆发后，彻底瓦解掉。
现在，她的“丑事”已经让她蒙羞，她不再唠叨，不再吭声，只是默默地做事。她还一如既往地经营着饭店，依旧按着自己的喜好行事，那就是继续每天换洗衣服，打扫房间，给昙花浇水，往花盆里放蛋壳。
12
这天又逢“一四七”，店里忙得不可开交，我坐在阁楼上听见楼下喧哗不休，大街上还有人嚷着生意：“磨剪刀斫菜刀———豆花豆腐脑———”她在楼梯口唤我下楼帮她做事，我不耐烦地说：“我要做功课!”我歪着脑袋朝楼梯口瞅瞅，我以为她会重复喊我，可她没有，而是自己又忙活去了。
等到客人都散去了，一轮明月又挂上了天，老街逐渐冷清下来，她关上门后上了楼，她见我把灯开得亮晃晃的，便径直走上去把灯灭了，然后继续坐在摇曳不定的烛光下织毛衣，一声不吭的。
很有规律，几乎每个夜晚都会这样寂静，只听见屋子背后黑水滩的河水哗啦哗啦地流过。阁楼上的床，还是过去的摆设，一张方格图案的布帘子拉着，划着我与她的界限。这个夜晚，她早早地吹了灯睡下了，听她粗糙的呼吸声，她显然有些疲惫，我在床的这一头，久久不能入睡。
月光流下屋檐，流到那张帘子上，不过就是一张帘子而已，却让我辗转难眠，她的呼吸声越来越粗糙，越来越粗糙，帘子的那处，微微可见她的胸口上下起伏，这真是个很深的迷障，雾里看花不清不楚，事到如今，我们吵架的那些原因，我竟然都理不清了。
“其实，一直以来，我都期待一种补赎。”我不知道这句话是否太过于突兀，但我就是这样认为的，也许，在这个寂静的夜里，我只能以此借口来说服自己了。说我记仇也好，说我小气也罢，在我脑海空荡荡的夜晚，我认为她就该补赎我的童年我的少年。我那么客观地认为，是她把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年龄给霸占给撕毁，她应当给予补偿。但她没有，她没有说那些补赎的话，或许她根本就没意识到自身的错误，只是害怕我再揭露她的尾巴，让她无地自容，所以才事事谦让我，避免与我针锋相对罢了。
日子越过越慢，在我们的沉默中，慢得几乎有些拖不动了。屋子里的那些木质的家居还摆在那里，发着黑黝黝的光，一副很疲惫的样子。这天我下楼，她刚好上楼梯，我们就在楼梯口撞着，她让我，我让她，最后还是我抢步下了楼。又过了几天，我实在是憋不住了，我试着跟她说话，我说：“水开了。”我说：“我去洗澡了。”我说：“一会儿你洗吗?”她说：“洗。”
和母亲冷战的日子，我感到烦闷，我想逃离这个家，这个如死水一样的黑屋子。快下雨的时候，屋子闷得更慌，我受不住，感到难言的不自在，就时常跑到外面换空气，去闻那些黄桷树的味道，闻那些青苔的味道，从西街跑向东街，然后从东街跑向西街。等到雨彻底地下来，滴在屋檐上，啪嗒啪嗒的，我再慢悠悠地走回去。
这天，又逢“一四七”，外面下着雨，店里的生意并没有因为雨天而清淡多少。母亲说：“锅里蒸饭来不及了，你上东街张家饭馆借盆米饭回来，动作要快些。”我说“哦”，然后穿过堂屋，穿过那些正吃得起劲的客人，慢腾腾地走出去。
在回来的路上，我端着一盆米饭，故意慢腾腾地走，我知道母亲在家很着急，那些等着吃米饭的人，会着急。可我就不喜欢踏进那屋，更不想帮她干活了。
我慢腾腾地走在青石板的长廊上，雨水轻轻地落在我头发上。现在已经进入三月了，这些日子雨水充足得很，有一阵没一阵地下着，有时候还会东边太阳西边雨。
我宁肯在石板路上多换会儿空气，多淋些雨，也不要回家。我抬头望屋檐，望那些纷纷的雨线，雨水像三月的美酒一样，在风向合适的时候，扑在脸上格外甜美，我慢腾腾地走着。
一位老太太在自家屋檐下缝着鞋垫，她在身后说：“唉，当年我和她一样，也是这样走着走着，就老了。”我回头望望她，她并没有同我说话的意思，而是坐在门槛上自言自语着。
我停下脚步，望着她斑白的头发，我突然感到一种双重的存在，过去的影子在我脑子里塞得满满的，像一堆垃圾，怎么清理也清理不掉，还流着污水的味道。而现在，我手里端着那盆米饭，傻乎乎地站在雨里，远远地望着那排青石板长廊，那个家门敞开着，家门口没有人向我快活地招手，家门敞开着，外面也没有谁向我招手，我已不知在何时何地，一种难言的尴尬与窘迫，只有雨水还在我眼前不停地下，没有答案，没有未来。
转眼，一年，两年，三年，都过去了。
由于我成绩偏下，也就考了个专科。她逢人就说：“女儿上了专科大学。”
“哦?专科大学，好哟，惠芳，你也快苦出头了。”刘阿姨说。
“唉，我们家夏茜就考栽了，没考上啊，以后还是跟着我打铁吧。”刘阿姨有些叹气。
母亲笑笑。或许她以为专科大学比本科还好吧，我也不做什么解释。
“我给你弹了床新棉被，你拿学校里用吧。今年棉花又涨价了。”这天太阳出来了，她坐在我的左边说。
看着她在阳光下暖暖的样子，我脑子里空白了好一阵。我停下手中的活，呆望着青石板路很久，我想原谅她，真的。就在此时，我想原谅她，可是后来我突然又笑了，也许那一晚，不过只是你连绵不断的一桩事而已，一桩偷情的事而已。我不断地说服自己，即使这天阳光再好，她在阳光下再温柔，我也不能原谅她。
去城里上学的那天，我收拾了行李。走到黑水滩河边的夫妻树下，我背上她新做的棉被，上了船。
船夫撑着长篙，船离开了岸，她站在码头上没说话。船夫摇着桨，一浪一浪地划着水浪。
我到河岸的那头，现在，她在河的左边，我在河的右边。我沿着河岸走，打算穿过河岸边的竹林子，去车站，去城里。她在那头也顺着河岸走，一路上我们都没说话，她时不时地在河的那头，一边低头走，一会儿又看看我，一会儿又抹抹眼泪。
河岸那边有很多鹅卵石，她高一步低一步地走着，走了半个小时，我终于忍不住说：“回去吧!”
她没听见，继续顺着河岸走，我喊着：“妈———回去吧!”
她听见了，在河岸的那头，站住了，痛哭不止。
三年了，我发现我三年没称呼她为“妈”了。我不禁走着走着，在路上给自己唱了首英文歌。其实，那首英文歌的歌词是关于爱情的，可我总觉得那旋律很适合我和母亲隔岸相望的场景。唱着唱着，阳光跌进了河里，从河面发出刺眼的光芒，那些光芒一颗颗碎石般地打在我脸上，刺得我眼疼，我用手背抹了抹泪水，唉，今天的阳光好烈。
13
大学四年，我颇爱名牌，因为少年接触到一些可怕的“节约”，接触到一些粗俚的语言，所以我偏爱名牌。她每个月都会寄来六百块生活费，这些是远不足我买一件外套的。没办法，我爱名牌，爱得没办法。于是，我打工，每周末去商场做临时促销，一天能挣到五十块钱。从我买第一件衣服起，我就暗自发誓，要把小时候没穿过的新衣服都给穿回来。
我的床铺是全系女生中最乱的。没办法，这是她从小教育我的结果。有句话说得真好：“物极必反!”我能有多懒就有多懒，袜子时常堆着不洗，内裤也不洗。逼得没法穿了，才会去洗。其实，这个并不奇怪，很多女生都和我一样，寝室乱糟糟的，只是乱的程度不一样，大概一百个女生当中还是有一两个是勤快的。
大学四年，我自卑得不敢谈恋爱，心里有一个难以启齿的秘密。因为我的胸部从初中二年级以后，就开始发育不良。说得好听点是“太平公主”，说得难听些是“飞机场”。我害怕恋爱，我不得不承认我的自卑，我害怕男人发现我的秘密之后不满意而离开。同时，我也害怕游泳，唯一游泳这个体育项目，我懦弱得不敢参加。我还羞涩地对我的男体育老师说：“不方便。”我想那个体育老师一定瞎琢磨着，为什么每次都不方便，你一个月要来几次?没办法，我害怕穿那些紧身的泳衣，害怕。
大学四年，我颇爱洗澡，可是从来不用香皂，只是用很烫的清水淋浴。每当心情烦躁的时候，我就会洗澡，脱去那些厚重的衣服，那些有“负担”的首饰，一丝不挂地去洗澡。每当冬天冷的时候，我也洗澡，因为洗澡可以驱逐寒冷。每当我头发很长的时候，长得用梳子梳不清楚，打结，我也去洗澡，因为把头发洗干净后，我再慢慢把它们梳理清楚。同学说，剪了吧，梳着费力。我说不剪，我要把它理清楚。
大学四年，我没有回家过春节。
母亲打电话来，她的语言妥当了些，她用开玩笑的语气说：“家都不要了吗?”
我说：“学习忙!”
这一天，母亲又打来电话，忍气吞声地重复着：“家都不要了吗?”
我说：“学习忙!”
她是个脾气倔强的女人，她是个性格刚烈的女人，她又怎能在电话那头默默忍受我对她的敷衍呢。她终于忍受不住了，她愤怒地说：“你忙你忙你忙!你天天都在忙!我怎么办?”她说不出她的委屈，她抓不住关键词，论不清道理。她只能在电话的那边胡闹。
“我本身就很忙!”我没好气地一句话把她顶回去。
“你现在读书了，有文化了，我说不过你了!”母亲愤怒地挂了电话。
第二天，她又打来电话，低声下气地说：“我来看你吧，妈妈来看你。”
我找理由推辞。
她说：“你让妈妈来看你吧，你一个人在学校呆着干啥?冷冷清清的。”
我继续找理由推辞。
她又退了一步，说：“妈妈求你了，妈妈来看你，好吗?”
我接受了。
这年寒假，母亲来看我。四年不见，她老了些，额头上有了皱纹，两鬓也添了些白发，眼下的皮肤有些松垂，但是皮肤依然白皙，穿着依然干净得体。
“现在我们镇成了旅游景点了。”母亲说。她坐到我左边跟我聊天。
我说：“哦。”
“老街上的树，都挂上保护植物的牌子了。”她说。
“我这几年头发掉了好多，早上梳头，头发就大把大把地落，头顶上都没多少头发了，只能戴帽子遮遮。”她说。
我说：“哦。”
她一个人说了很多，她说什么，我就回答说“哦”，她不再问我为什么没话说，她拼命地找些话来避免母女之间的尴尬。可是我偏偏就是很不知趣地，很不给她面子地说：“哦。”
两小时后，她见我并没有留她之意，有些郁郁不乐地起身要离开。她走的时候，我假惺惺地把她送到公交车站，一路上我们都没有说话。
公交车站在对面，她客气地说不用送了。于是，她独自穿过马路，淹没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看着她离去的背影，不知道是一股什么力量，似乎在驱使着我，让我移步上前，想让我去跟她描绘一些东西，比如描绘些未来的生活，描绘些明天我们的需要。事实上，也没有什么比置身于人海更孤单了。在车水马龙中，她又那么不顾及车辆的，脑袋来回张望，像一只迷途的绵羊，非常渺小的，被丢在人堆里浮不出来。
我的心抽缩不止，我恍然发现自己像个暴君，折磨着这个女人的心，并且是一个孤独的正在一天天衰老的女人。
我担心她会不会在路上有意外。是的，第一次对她有担心。我自己也惊讶着，为何原来的仇恨与恼怒竟然在霓虹灯中慢慢褪去。唉，为什么我的视线会越来越模糊，模糊到看不清那些霓虹灯，模糊到看不见她。
14
工作了，终于工作了。不用再花她的钱了，不用再长期遭遇她了。
她说：“以后你能每个月给我寄点钱吗?一百块也行。”
我说：“好。”
她说：“不是寄，是给我带回来，行吗?”
我说：“行。”
我照旧每个月都会回去看她，只是回去给她送钱而已，有时吃过一顿饭，在家呆不住，就想着要走。饭馆仍然经营着，窗台上的昙花还在，她说：“老了，还是得找些事来打发时间。”
她去买了只猫回来，她说我不在家的时候，她就和猫住一起。她每天都去菜市给猫买些鳝鱼泥鳅回来，她给猫咪煮饭。有时候我在屋子里坐着不说话，她就同猫咪说话。她说：“猫咪，过来，过来洗澡咯。”
猫咪不听话，她就到处找猫咪，逮着猫咪后，猫咪又从她手里溜走了。
猫咪躲床脚下，她就趴在地板上，像逗一个小孩那样，偏着脑袋看床底下：“猫咪，出来哟，出来洗澡澡。”她说着一些宝宝语言，猫咪还是不出来，她就伸手说：“过来嘛，猫咪，洗澡澡，洗了才干净。”
……
母亲说：“我就喜欢猫咪，猫咪爱干净，猫咪睡觉醒来，还自己趴在花台上，懒洋洋地洗脸，眯着眼睛。”母亲还说：“猫咪拉完屎，还知道自己把屁眼舔干净的。”
母亲说：“猫咪听话，你一唤它，它就摇尾巴。”
……
说实话，我不太喜欢那只猫。因为我觉得猫是奸猾的，就像我的仇人夏茜那样，脑子特别奸猾。其实，我也很替小猫担心，每次看到她给猫咪洗澡，就会想起小时候我洗澡的样子。猫咪很不自在地站在水池里，母亲给它抹香皂，替它洗脚爪，一边洗，她一边说：“猫咪别乱动，洗干净了才漂亮。”猫咪洗完澡后，母亲又找来吹风机，把它身子吹干，母亲说：“别感冒啦。”
我至今也想不出，为什么母亲偏爱给别人洗澡，真的想不出来。
这天，我回家看她看到差不多的时候，就要起身走。我不喜欢在家过夜，不喜欢那阴阴暗暗的阁楼。如此一来，天也快黑了，也该走了，我起身找“明天还上班”的借口，表明要回城里。她也不挽留了，她仍旧用着开玩笑的语气说：“你翅膀硬了，我哪还能管得住你。”她送我到桥头，像所有的游子一样，如送如迎地站在桥头。
她站在河岸边，旁边还有几只鸭子，在岸边嘎嘎着来回踱步。船夫用长篙撑船，船只在水面上打转后，慢悠悠地越撑越远，桨声一浪接着一浪，在寂静的夜空下有节奏地泛着。我已经看不清她的脸了，她只是默默地，伫立在岸边。
我到达右岸后，她依旧停留在左岸。我朝前面走，她也顺着河朝前面走。现在，在我的前方，是北培城的灯火辉煌，它在夜空下，在不远处繁华地闪烁。我的身后，小镇的枯藤老树在夜空下暗淡下来，渐渐沉睡。只有母亲一个人站在河岸边，在黑暗中，顺着河水哗啦啦的声音，逆行而上追随我的身影。望着河畔的那一边，她佝偻的黑影，我不禁黯然泪下。母亲，如果今世，我是一个男人，我必然好好爱你，耐心地去爱你，爱你奇怪的脾气，爱你的缺点和优点以及所有。只可惜，我是一个女人。
北碚城是繁华的，那里有川流不息的人潮，那是一个自由的城市，一个丰富的城市。它没有偏岩小镇的灰蒙蒙，也没有湿漉漉的伤感。尤其是霓虹灯令我着迷，甚至有些沉醉。望着那一片斑斓，我内心的感情上下起伏不定，这么多年了，我无法把那桩事从她身上推开。这么多年了，那个被他人欺负的孩子，现在已经彻底摆脱了。可是摆脱之后又怎样?好吧，说我想说的，时至今日，我依然孤独，我独自走在河岸边，走向通往那个繁华的北碚城。我想起那只可怜的猫，想起家里阴阴暗暗的光线，想起屋子里木质的家具，以及那个与猫为伴的女人，我悲也不是，喜也不是。
15
这一个月，我又回了一次家。
时间真快，又快到过年的时间了，老街的样子依然没有改变。小镇虽然旧，但不邋遢，家家户户的窗户都被人擦明亮了，有的人家还把去年屋檐上的灯笼卸下来，换上新的，门窗都大大地敞开着，说是为了通风换气。那些老太太们闲来无事，就扛着被子拿老街上晒；她们晒完被子晒青菜，她们说，青菜晒干了，再撒上盐，来年春节的时候就能吃。
“你有好几年没回家过年了。”母亲坐在我的左边说。
我坐在她的右边，帮她拆毛衣。她现在又把去年的毛衣翻出来，准备再重新“回收”，然后拿锅里蒸。
我回答说：“工作忙。”
“你工作是打电脑么?”母亲一边挽线一边问。
我说是。
她嘴角微微一笑：“你知道夏茜吧，她现在接了她妈妈的班，在家打铁呢，可惜啊，她妈妈死得早，也没学着什么真功夫，生意不太好。”
“谁的妈妈死了?”我问。
“夏茜，夏茜的妈妈死了，你上大一那年就死啦，她得了胃癌，受不了疼，就从那岩上跳下来，脑浆都迸出来了。”母亲说。
此时，我才想起那个又肥又胖的女人来，其实，那个女人真不令人讨厌，至少她没找过我的麻烦，我不禁有些惋惜。唉，也许是报应吧，夏茜曾经那么春风得意，现在也有哭的时候，可惜这种报应报在了她母亲身上。
母亲又问我：“你们医生为啥写病历都写得那么潦草呢?我一个字都不认识的。”
我笑笑，说：“表示有文化嘛。”
“呵呵，文化，你读个大学就有文化啦。”母亲笑了，我也笑了。
她忽然想起来什么，说：“猫咪不见了，猫咪走了。”
她有些叹气地说道：“猫咪有一周多没回来了，那天晚上猫咪出去玩，就再没回来了。”
我说：“它平时都上哪儿?你找它了没?”
她说：“找了，没找着，八成是谈对象去了。”
接着，她又自言自语地说：“猫咪大了，总是要走的，不走死在我们家，我看着也伤心，他们说猫咪最长的能活七年，七年就是高龄了。”
我说哦。我心里暗自算了算，猫咪来我们家快四年了。
她说完，继续低头挽毛线。
“我是怕它，怕它找不着回来的路，万一在外面饿着冻着的，唉，也不知道猫咪这会儿吃过饭了没。”她自言自语地说。
……
那晚，我对母亲说：“我想住下来，今晚。”
“好!好!”母亲说着，就去找被子，“这被子今年新弹的呢。”
“你都弹了多少被子了。”我问。
她说：“总是要用的嘛，以后你成家也需要。”
就这样，我留了下来，大概是因为那只猫的缘故。母亲说，快过年了，想给家里添新家具，买个热水器吧，买个衣柜吧，她叫我陪她去北碚城里看建材，过完年再走吧。我说好。
于是，这是我离家之后，第一次和母亲长时间地相处。闲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坐在门槛上聊天，生活似乎越过越慢。我想大概是母亲老了，她早上起床的时候梳头，头发大把大把地掉，她说话的速度慢了，吃饭的速度慢了，走路的步子也慢了。
与母亲聊天，我试着挑她熟悉的话题来说，我问她“文革”期间的事，问她灾荒年的事，问祖母的事。唯独就是没有问过父亲。
太阳出来了，天气暖和又晴朗。
阳光暖暖地照在她背上，她一边织毛衣一边回答我。她说“文革”期间，祖父被打成了“右派”，祖母郁郁而终。她说她的三个姐姐最后都劳燕分飞，出去后就再没回来。她说她一个人在小镇长大，找活干，等姐姐们回来，可惜她们到现在都没回来，也不知道人现在还在不在。按岁数，她们现在还活着的话，也有七十多了。她说：“尽管我那阵子穷，但我也爱干净。我还梳辫子。我们当时要是有你们这样的条件，我还会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她还说：“那时真的很苦，可是再苦又有什么法子?我还不是要生活，难道我去死呀!我也没读个啥书，说不出道理，但有一个道理明白得很，那就是遇上什么事，也要生活下去。该吃还是要吃，该穿还是要穿。”
我们说了很多，有时候说到天黑，晚上睡觉的时候她也会在床上说。有时候我陪她去镇上买菜。她教我认菜的贵贱，她说少吃生菜，按照她多年的经验，要虫子吃的菜才好，没喷多少农药。她说买空心菜，挑嫩叶子，用指甲盖一掐就破的空心菜最好最嫩。她说洗菜的时候还要一根一根地洗干净，否则菜叶子里会夹着蚂蟥。她说少喝饮料，多喝白开水。她说少吃盐，在外面吃饭，少吃味精。
她说了很多，我耳朵里存下了她很多从生活里总结出来的“法宝”。她说现在城里条件好了，你们这一代享福了，我年轻的时候要有你们这个条件，比你还会过日子，还过得有滋有味的。
这天，我问她：“你干吗把我以前读书用的东西都收起来呀?”
她说：“你都不用的，—年到头也回来不了几次。”
我说：“你把我的东西都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好像那些东西跟我没啥关系了，难不成我现在回家，还是客人了。”
她说：“你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以为你要走远道儿，结果也没去。我心想着，你要去就去吧，把东西替你收拾好，省得看着伤心。”
16
这天，沈律师抱着吉他来看我，母亲正在楼下打扫卫生，她说：“快过年了，窗框已经生锈，拿刷子刷刷，再涂上新漆，你先陪你朋友上楼玩吧。”说完，她便自己干活去了。
我和沈律师在楼上，沈律师就坐在床上弹吉他。
沈律师试着拨弄了弦，他把音调准后，便开始正式地唱了。
“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鹿港的街道，鹿港的渔村，妈祖庙里烧香的人们。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鹿港的清晨，鹿港的黄昏，徘徊在文明里的人们……”沈律师反复地唱，吉他很有节奏。
我背对着沈律师，面向窗户在课桌前看书。忽然，我又转过来，说：“换一首。”
我话刚说完，沈律师并没有停下吉他，而是给了几个转化音，很自然地转到另一首曲子：“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春天里……”
我再一次地转过身来，停下手中的书，静静地听沈律师弹唱。他的嗓子很清亮，吉他声很清脆，他手中的拨片，很有节奏地扫着弦，他越唱越起劲，越弹越流畅，好一阵洋洋洒洒。其实，并不是说沈律师弹得有多好，而是我们家之前除了“木质”的声音，就没有出现过其他的声音。更何况还是一阵清脆优美的吉他声，还在这样一个阳光暖暖的午后。
母亲来了，她站在楼梯口，我看见她了。她就在楼梯下仰着头看楼上的动静，其实我和沈律师并没干啥，我和沈律师的距离大概有一米远的样子。沈律师还背对着她，并没察觉到我脸色的变化，还继续冲我眉飞色舞地弹着吉他，越唱越酣。母亲没有上前打扰，也未走开，只是怔怔地站在楼梯口看着我们。
沈律师仍旧没有停下，还在反复唱着，他大概不知道我们家里的事吧，不知道也就是在这间屋子，曾经也有个男人来过。现在，她不肯走开，还站在楼梯下，她是嫉妒我了，她一辈子没有得到过这样缱绻的柔情。
原谅我，我在一阵很美妙的音乐中，又“亵渎”了她一次。没办法，太深了，印象太深了。
这天，在沈律师的请求下，我带着他参观了我的家乡，带他在老街溜达了一圈，从东边溜达到西边，最后在偏岩的那棵黄桷树下，我们停下了。
他似乎对这个地方很感兴趣，他很满意地说：“这个地方有一种特别朴实无华的美，你看，这些老街的房子，黑水滩的河水，这些几何线条勾勒出的村庄，很迎合我的口味。”
我想对他说：“你来试试。”但我没说，只是陪他，假装很陶醉地看着风景。
“这个地方不错!清净得很，没有汽车的二氧化碳，没有铺天盖地的广告，比北碚城好多了。”沈律师继续赞叹着。
沈律师是一个谈吐很大方的人，好像在他眼里就没什么可以恼怒或者忧伤的事。他继续表示，他喜欢小镇的建筑，喜欢夫妻树的长势，喜欢湿漉漉的青石路。见他如此向往，我有些不忍心向他揭露小镇的诡秘。
接着，沈律师说：“嗯，很不错的风景点，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羡慕你生活在这么优美的地方，难怪人家称呼你‘小西施’。”说完，他抿嘴笑。
在离开的时候，沈律师还说悬崖很美，登高望远，可以看到远处更蓝的山脉。我说这里死过人，他说哪里没死过人，连天安门都死过，夜总会也死过。
最后，沈律师又补了句，大概只有可可西里没死过了，无人区嘛。
浏览完小镇后，回到家里，母亲留他吃饭，他爽快地留下了。母亲为他斟酒，他也不客气地喝，还劝我也喝。说实话，这么多年，我从来没喝过母亲做的酒，倒是帮她搬酒缸子搬了不少。但这天我喝了，也没喝出啥味道，大概是我不懂酒的好次吧。沈律师喝了酒，连说了几个“好”字，然后说不喝了，怕醉。母亲劝他再喝一杯，他说人还是要有节制的。
我去厨房给母亲添饭，他还在屋子里和母亲说个不停，此时窗外传来沙沙声响，下雨了。他和母亲似乎并未察觉到我的离开，在雨水的纷乱中，他们还在说话。母亲说话的语气特别柔和，她不停地为他往碗里夹菜，他也夹菜给母亲，他客客气气地说：“阿姨你也吃，多吃些。”母亲便问他个子多高，体重多重，父母是干啥的，是哪一年出生的。接着母亲又问沈律师的出生年月日，我知道她心里暗自合着八字，他俩一唱一和地说，我饭已经盛好了，他们也没叫我。我越看越纳闷，好像我是多余的，被他们抛出来一样。
天色逐渐转黑，沈律师在我家吃过晚饭后，就起身告别。
在我把沈律师送走之后，就回来给母亲说沈律师的情况，母亲说：“哈佛大学?他信佛。”
我解释说不是，哈佛大学是一所大学，哈佛只是一个英文名字音译过来的。
她说：“哦，念过大学就好，你们俩也般配，都是大学生。”
“他在楼上唱的歌是什么?什么有天老了，我无依无靠?”母亲问。
我说：“汪峰的《春天里》。”
她说：“哦，那我要怎么才能听到。”
我说：“我给你买个音响，买回来教你放，你就能听了。”
她说好。于是第二天我给她买了音响，她屋子里时常听这首歌，她一边织毛衣一边跟着哼，她一边蹲着擦地板一边听，她在窗台上浇花也听。有时候她听着听着，就停下手中的活，发着呆，然后走上去把电源拔掉，她不会关音响，就只能采取拔电源的方式，中止音乐的声响。她说：“还是没有小沈唱得好，听着不是一个味。”
后来，我又给她买手机，教她打电话接电话，我一遍遍不厌其烦地教她：“绿色这个键是打电话，红色这个键是挂电话。”她学了半天也没学会，我说，算了吧，这手机给你，也只有我才给你打电话，家里又没亲戚的，你就等着我挂电话吧。
然后我又教她发短信，她拼音不好不标准，我又找邻家小孩借来课本，教她“aoe”，我们俩就坐在门槛上，指着那些字母，我读一句，她一边双手灵巧地织毛衣，一边嘴里笨拙地发着音。我一边耐心地教她一边偷偷地观察她，我发现她已经走到了生命的两端，她织毛衣的时候，像个老人，念那些字母的时候，又像个小孩。
她念到一半，说：“锅里水开了。”于是就起身去厨房，我坐在门槛上，望着青石板路，开始思索问题，思索“老人”与“小孩”的关系，思索“善良”与“专横”，思索她白皙的皮肤和那个阴暗的黑夜，思索我所见过的那些家长，思索夏茜的母亲。后来，我发现了一个重大的区别，那就是：母亲是“寡妇”。
后来那些日子，沈律师特别喜欢来看望我。有时候他说：“周末上哪儿?”我说逛商场吧，他就有些不太满意地说：“还是去看你妈妈吧。”其实，他不是为了去看我妈，而是去看小镇的，我搞不清他为啥偏爱偏岩，只知道，他是个特别会调节气氛的人，他每次来我家，上楼咚咚咚的，说话又响亮的，笑起来也哈哈的，又有礼貌又大方，母亲喜欢他，说这人看着就精神。
这天，我带沈律师来到了禹王庙，对于这样的地方，我是看了一百二十遍，闭着眼睛都能把这里的一砖一瓦背出来。而沈律师却看得津津有味，他抬头念着屋檐上的牌匾：“‘圆通正觉’，哟，还是陈云题的词，字写得不错。”我问陈云是谁，他抿嘴一笑不回答。接着，他又念：“‘拂去历史之尘土，逝去岁月之沧桑’，嗯，好句子。”他望着那副对联，很满意地笑，我顺着他的目光抬头看，怎么以前我没发现有这句话。
沈律师喜欢这些细节，同他走在老街上，他看那些小孩在黑水滩河边放鞭炮，看老人在河边洗菜，看晒在簸箕里的豆豉，他能看很久。他还看那些向着河水方向生长的树木，并且有些喧宾夺主地向我介绍这些树的种类与来源，他还看水里的贝壳、石头，他专看一些被我忽略的东西。
“住在这样的地方，太奢侈了。”他又一次地感叹着，我心里嘀咕着：“你来试试，你若是我，八成会活不下去。”总之，一路上听他乐此不疲地赞美和介绍，就像一位城里人没赶过集一样的新鲜。
其实，我对沈律师的“导游词”并不感兴趣，令我感兴趣的是，沈律师从头到尾并没有刻意地追求我，只是很平淡地，总是频繁地出现在我与母亲中间，出现在小镇，生怕镇上的人不知道他一样的频繁。有时候我想直截了当地问他，问他到底是来追我的，还是来看风景的。但又怕自作多情，毕竟他并没有对我说什么暧昧的语言，或者给予明确的表示，只是有时候走着走着，就把手很自然地搭在我的肩上，好似我已经是他女朋友一样。一来二去的，镇上的人都说他是我家女婿，连母亲也这样认为了。
17
两年后，我准备结婚了，结婚对象就是沈律师。其实，起初我对这位律师并不太感冒，因为每当他一笑起来，就特别像我的仇人夏茜。他一笑起来，牙齿大瓣大瓣的，脸也圆嘟嘟的，还好个子高大，肩膀也宽，人看起来有骨架子不显肥胖的。认识他两年后，交往的时间长了，觉得双方能一起过日子，于是也就提及结婚这事。
去选婚纱的路上，我拽着他的胳膊忍不住问：“你会嫌弃我的胸小吗?”
“不会。”他连看都不看我，昂首挺胸地朝婚纱店走。
“那如果有天，我们性不和谐怎么办?你比我大那么多，万一有天你不能满足我了，或者我不能满足你了?”我紧紧地拽着他，赶着时间问。
他脑子连想都没想的，快速回答我：“性是婚姻的一种，但是性关系的范围很广，也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达到性交流，比如抚摸，身体有很多种接触的方式。”
沈律师还说：“不要伤心了，我会好好待你的。”
他把我逗笑了，本来我想说：“我无法把昨天的事忽略掉。”但他根本不愿意让我沉浸在过去之中，反而还说着一通网络语言，就这样，我嫁给他了，他赢了。
母亲又在家忙着给我做了新被子，她说：“今年棉花的价格又涨了。”
我说：“是我掏钱又不是你掏钱，你心疼啥?”
她说：“你现在年轻，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以后你到我这岁数了，就知道锅是铁做的了。”
结婚的那天，母亲也来了。按照我们家乡的规矩，女儿出嫁，送到黑水滩河就不能送了。可我偏偏就打破了规矩，我邀请母亲去参加我的婚礼，因为我害怕母亲把我送走后，她一个人在黑黝黝的屋子里哭。母亲也未拒绝，也便跟我一起来到了北碚城。
婚礼是在北碚城里的一家酒店办的，像所有的婚礼一样，很正式。穿婚纱，开香槟，纯白色的泡沫絮子和五颜六色的彩带丝纷纷扬扬地落下，在一群欢笑的脸庞中我找到母亲的脸，她只是坐在某个角落，神情严肃地望着我。她又嫉妒我了。
“都说哈佛大学是出总统的地方，看样子你女儿要当总统夫人呢。”旁人开玩笑说。
母亲坐在一旁，没说话。
婚礼有个流程，就是需要女儿挽着父亲的手，父亲送女儿出嫁，将女儿的手交给女婿，说上几句嘱咐的话。我没有父亲，只好请母亲代替父亲。母亲仍然站在左边，我站在她右边，我挽着她松弛的臂膀，实话说，小时候因为惧怕她，这辈子我还是第一次挽着她走路。看着她与我同行，走在红色的地毯上，我闻到她耳垂下的皮肤的香味，一种淡淡的味道。唉，相识多年，从未如此亲近。
婚礼上，轮到她发言，曾经她在我面前，那么凶狠的，她骂我的时候是上句说完说下句，她念叨我可以念叨一整天。此时轮到她上台发言了，她笨嘴拙舌地说道：“愿，愿他们都好。”一句话就总结完了。台下的人等着她继续说，她忸怩不安地站在台上，抹了把眼泪，再也说不出来。
婚后不久，她时常来北碚城看我，比以前来得次数更多，她并没有因为我的出嫁，而同我保持距离。相反，她找了很多理由来。她说：“我泡了一坛子柠檬，我给你拎过来。”“昨天镇上赶集，我买了些土鸡蛋，给你拎来。”“我给小沈织了件毛衣，我带来。”“我给你弹了床新棉被，小的，以后你生孩子，孩子要用。”……
她每次来我家，之前我都委婉推托，可后来我发现，任何推托都是无用的。她一直喜欢权力，如今她没有了权力，她只能这样东带点腊肉，西拎点白糖，三天两头朝我家跑。她需要与我保持紧密的联系，否则她会不安、焦急，甚至恐慌。
我也只能接受她的到来，她有时候来，我会很忙碌，忙着洗衣服，料理家务。她就独自坐在电视前，看着电视，她现在已经老了，背也微微有些弯曲，人们说一个人总是要散发一种磁场的，那种磁场会被一米之内的另一个人感应到。如今，她向我散发出来的磁场就是：她需要我，她需要我高度认可我与她是母女关系。
来的次数多了，我有些烦闷，时间有些长了，沈律师也看出了一些端倪。每每问起他对此事的看法，他便回答：“她是我的岳母，不便评论。”之后，他便不发表任何意见。我再次追问下去，非要他说出个究竟来，他便说：“母亲的出发点是好的，就是方法不太对，把简单的问题弄复杂了。”我问他怎么办，他说：“老人嘛，都是倒计时地过日子，我们妥协吧。”
这天，她又来了，我说我要和沈律师去海南度蜜月，去旅游。她盯着电视，说：“好！你们去吧，平安回来。”
母亲走后，很久未来。然而我也并没有去海南，依然是呆在北碚，每天上班、下班，和沈律师非常平静地过着。
时光真快，转眼半年过去了，婚后的生活平淡而幸福。沈律师是一个很简单的人，他的生活也很简单，没有什么特别挑剔的，我做什么他吃什么，有时候做了一道很失败的菜，他也吃。我给他什么他就穿什么，我要求什么他也都基本同意。
母亲很久未来，沈律师说要去看母亲，我却找理由推托。
这天夜里，雷声轰隆隆地从北碚城上空划过。我做梦了。梦中有雨，雨水打在房梁上，顺着屋檐滑下来，一个小女孩跑过去了，她从东街跑到西街，又从西街跑向东街，湿漉漉的青石路，溅起一朵朵水花。雷声又轰隆隆地从老街上空划过，小女孩站在东街，朝西街望去，空巷子里没有人走过，只有一朵朵水花在地上开过，又谢了……
又一阵雷声轰隆隆地从耳边过，我悚然惊醒，沈律师还在我身边熟睡着，我把身子朝他挪了挪，双手搂着他的腰，紧紧地贴在他背上，继续睡，转入下一个梦境。
雨渐渐停下来，屋檐上嘀嗒，嘀嗒，安静而诡秘。我梦见母亲一个人在屋子里，她像一具木乃伊一样坐在门槛上，望着湿漉漉的门槛，门前没有人走过了，我也不在她身旁。此时雨水和空气都已经平静下来，乌云也慢慢散去。太阳出来了，一抹金色的余晖洒在青石板路上，那些凹积的水，在金灿灿的阳光下闪闪发光。我在逆光中，看见她微卷的头发，以及她不太清楚的轮廓。我在她身后唤她，她好像没听见一样，仍旧呆呆地坐在门槛上。我一连唤了几声，她也没有答应，我绝望地哭起来。
我慢慢地走在她跟前，发现她像一具歪倒在门柱的木乃伊，微微地闭上眼睛，脑袋靠着门柱，一动不动，安静地在阳光下睡去，皱纹还很深刻地印在她脸上。我继续唤她，她再不应我。
我在梦中哭得很伤心，沈律师闻到声响急忙摇醒我，我哭着醒来，抱紧他，说：“我梦见我妈妈死了。”
沈律师轻拍着我的背：“好了，没事了，是做梦。”
18
第二天醒来，我望着窗外楼下的花园，花园里湿漉漉的，嫩绿的叶子发着青翠的光。我发着呆，我猜想昨晚，小镇一定也下过同样一场雨，说不定现在雨水也已经停下来，还有几滴挂在老家的屋檐上，正嘀嗒嘀嗒作响。此时，她又在做什么呢?是坐在门槛上挽着毛线，还是在河边洗着衣服。我不得不对她加以考虑。
我邀请她来我家吃晚饭，她来了。依旧穿衣得体大方，上电梯那会儿我还问她，衣服买成几百块?她笑笑说：“什么几百?就几十块。”她吃完饭后，仍旧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我洗完碗后，在她身边坐下了，想同她说说话。她只听我说，有些心事重重地听着。
最后，她朝我蹦出一句话，差点没把我吓死，她说：“我想和你夏叔叔结婚。”
我说：“为什么前些年不结。”
“那是因为你没成家。”母亲说。
我说：“哦，好!好!”
于是，就这样，母亲结婚了。结婚的那天，刚刚入秋，我和沈律师去夏叔叔家，帮他收拾东西。这天风起得有些大，枯黄的叶子簌簌而落，落在屋檐上，落在青石板路上。还有几只麻雀，从电线杆的这头跳向那一头，家家户户都忙着掩门挡风，街面上有些萧瑟。
严格上讲，这天不是母亲出嫁，是夏叔叔倒插门，为了顾及夏茜的情绪，夏叔叔就收拾好东西，从夏家搬到了我们家。没有酒席，没有婚纱，我们一行人扛着家具，走在老街上。镇上的人一边掩门一边说：“小西施，你妈真是不容易，现在终于有人照顾咧。”
我说嗯。现在，镇上的人还没改口，还是这样叫我。叫就叫吧，名字不过是个代号而已。夏叔叔进屋后，熟悉了家里的环境，便对母亲说：“家里缺个烤火炉，入秋了，你不能给冻着。”“家里缺个插线板，这个地方接一块线板吧。”“家里安个灯吧。”
母亲说：“费电的，现在电费好贵的。”
夏叔叔说：“咱们买节能的，比普通的省电百分之三十，还比普通的亮百分之三十。”
母亲说好。
我心里想着，原来母亲这么容易松口，早知道前些年，我也让她买节能灯的，害得我们屋子里阴阴暗暗了这么多年。
可是母亲婚后没多久，夏叔叔就急匆匆地跑来了。
“你母亲病了。”夏叔叔说，“在你工作的医院里。”
我赶忙去。在路上听夏叔叔说，原来夏茜经常趁夏叔叔不在家的时候，就登门上我家欺负母亲，比如母亲去缸子里舀水的时候，夏茜就把瓢往池里扔，溅她一身的水。夏茜说：“你要是不喜欢我来，我就跟我爸说去，以后我不来就是了。”
母亲不愿意跟她吵，忍着不说话。
终于有天，母亲忍无可忍，原因是因为夏茜带了包瓜子来，在我家屋里“嗑嗑”不停，夏茜一边跟我母亲说话，一边嗑瓜子，嗑完瓜子就随地吐。母亲见不得脏，就拿扫帚扫，母亲边扫，她边嗑，母亲发火了，说：“你给我扔垃圾桶去!”夏茜说：“怎么，不欢迎我?得了，以后不上你家!后妈没几个是好的!”母亲哭，夏茜说：“你哭啥?该哭的是我吧，遇上你这个后妈，真是要少活两岁。”母亲一向脾气不好，就对夏茜说：“滚!”夏茜生来脾气又硬，她从未被人这样骂过，她站在门口骂母亲是“小三”。母亲听不懂她骂的啥，但知道没啥好话，母亲赶夏茜走，夏茜就偏不走，还踩着门槛骂。
周围邻居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而夏叔叔被人叫去帮忙做脸谱，迟迟没回来。有人来劝，越劝夏茜越起劲，夏茜在门口继续颠倒是非：“我妈就是被你这个老狐狸害死的!早些年你就勾引我爸了！”“你别仗着你女儿嫁给了个哈佛大学的，就了不起了。”“你怎么对我爸好了，整天使唤我爸，要我爸干这干那的。”“你心里想啥我还不知道，你别指望我爸早死，家里的财产你一分也别想拿，我们家那楼房，早就写好了是我的名字，你啥也别想要。”夏茜越骂越荒唐，连她家的财产都骂出来了，就她家那份财产，要在十多年前还算是一份值钱的财产，十多年后的今天，还有啥好炫耀的。
母亲骂不过，就哭着收拾行李，一边走一边说：“你不走我走，我去我女儿那去，我去找我女儿。”母亲刚出门，就碰上了做完脸谱回来的夏叔叔，夏叔叔拦着她，不让她走，她还念叨着：“我去我女儿那儿，我去找我女儿。”
夏叔叔跟她说好话。母亲哭得厉害，母亲越想越伤心，哭得停不下来，执意要到北碚城找我，谁知此时一辆拖拉机过来，就把她撞伤在地。
推开病房的门，母亲微微地睁眼，欣慰地笑：“你来了呀?我还以为你不来呢?你小时候我那么打你，你不记恨我吗?”
我潸然泪下。
最后，我和夏叔叔商量，先暂时让母亲和夏叔叔分开住，把母亲接到北碚城，同我们住几天，等以后再说吧。夏叔叔也同意了，但是夏叔叔会经常到北碚城里来看她。
19
这些日子，母亲在我家住下了，但她并没有闲下来。她买菜，煮饭，收拾屋子，洗衣服。这里没有她熟悉的人，所以家务事成了她打发时间的活儿。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虽然她唠叨的毛病仍未改掉，但她的确在我的家庭中起了一定的作用。比如早上起床，她会把早饭煮得热乎乎地摆桌上，上完夜班回来也能吃上热饭。衣服丢沙发上，她便不声不响地洗了。有时我在书房看书，她就自己去厨房熬银耳汤，端到我桌面上，她不强迫我吃，只说：“趁热喝。”说完，便去客厅干别的事。回来若见银耳汤没动，她嘴里嘟哝两句，也就过去了，又端走放进冰箱存着。
沈律师非常顾及她的感受，他害怕她多想，害怕她承担一些“寄人篱下”的包袱，就经常和她坐在沙发上聊天。沈律师教她听广播，教她用数字热水器，还教她玩网络电视，玩跳舞机，母亲说：“不玩，那是你们年轻人玩的。”沈律师说：“锻炼身体呢，锻炼大脑呢，人老了就怕脑子不转。”
母亲说：“好。”
这一天，母亲坐在我跟前，说：“跟你说个事。”
“什么?”我正在看病历。
“夏茜的老公手指头断了。”母亲说
我心里咯噔一下，这些日子过得太平静，怎么又蹦出这事来。
“是工伤，在工作的时候手指被那个什么机器搅了进去。手指头断了根，可单位不赔钱。”
“是不是被碎纸机弄的?”我问。
“好像是，就是专门把纸放里面的，结果他把手指头伸进去了，你夏叔叔在家着急呢。”
我脸上有些掩不住的喜悦，夏茜的报应总算来了，这下又报应到自家男人身上。
沈律师走上来，看出了我的喜悦，他说：“得饶人处且饶人，有这么高兴吗?人家遭殃了，难不成你还多长两斤肉?”
这样，沈律师就主动接了这案子。没多久，夏茜就满脸堆笑地跑来，对我说：“我来接惠阿姨回去。”
我说：“不用了。”
夏茜长得像她妈妈，脸宽骨骼大，她站在门口，就能把我家门给堵得满满当当的。她有些难为情地说：“你还惦记着我小时候欺负你呀?”
我说：“没有，我惦记着你欺负我妈。”
“我要还欺负她，还接她回去吗?”我说什么也不同意。最后夏茜走了，她站在门口说：“我现在变了，真变了。”
我不理她，她爱走不走，反正屋子门是敞着的。夏茜又客客气气地走了，沈律师还在一旁不当回事地说：“人都会犯错误，不是么?你还纠结个没完?”
母亲在家住的日子，夏叔叔三天两头地来看她，有时候是天天来。夏叔叔陪她聊天，也专门带些菜来为她煮饭，夏叔叔专煮些虾啊鱼啊高蛋白的东西，母亲的体重就直线上升。母亲的生活，说话的态度，都随着夏叔叔的到来，彻底变了个模样。
她有时聊高兴了，语言就特别活跃。
“你看我长胖了，唉，你知道什么减肥的方子吗?”母亲问我。
“减什么减，再减就出毛病了。老年人胖点好，瘦才不好呢。”夏叔叔说。
“唉，胖了不好看。”母亲说。
“胖了才好看，瘦的话，皮肤一松弛，皮子就在骨头上搭着，多难看。胖才能绷起来。”夏叔叔说。
“今年棉花又涨了。”母亲说。
“这个女娃娃怎么哭了呢?哎呀，那个男的不喜欢她了。”她在一瞬间，神色失望地说。
“电视里演的是假的，你别当真。”
“可我看着心疼。”
有时，她问我：“你们做医生不怕么?”她指的是怕不怕血。
“不怕。”
“现在，流产手术怎么做?”她问。
“打麻药。”
“麻药，是不是打了那针就睡过去了。不知道疼吗?”
我说：“应该不疼，我没见病人叫唤过。”
“哦，那就好。以前我们那阵子流产，是硬来呀，拿刀子往子宫里刮。”
她说：“现在你们这一代可享福了，孩子爱要不要，做了就是，也不疼。”
我怎么就想不出为什么流产又成了“享福”了。
“以前我们流产啊，还得下地干活，哪像你们这样保养，不能碰的我们都碰过了。”
没过多久，夏叔叔又来了，他是来接母亲回去的，并且再次说：“遥遥，你这次帮了夏茜的忙，她心里记着呢。我保证，夏茜以后不会再欺负你妈妈。”
夏叔叔一脸的诚恳，这让我犹疑不决，我暗中看了看母亲的表情，她没有说话，装作不当回事一样，坐在沙发上低头织着毛衣，显然他俩是已经商量过了，这会儿让夏叔叔来开口征求我的意见。此时，沈律师走过来说：“去吧，去吧，让夏叔叔三天两头地跑，跑着也累。”
20
第二年春天，我怀孕了。
夏茜来看我，与其说是来看我，不如说是来讨好我。自从沈律师给她老公打赢那场官司后，她就获得了一笔巨额赔款。她现在再不用打铁了，不是她吃不下那苦，主要是老街在发展，没市场，十天半月都接不了一桩活。于是，她就和她老公在自家一楼，开了家杂货店，卖些酱油蜡烛零食之类的。
她时常来看我，我不太理她，她就跟沈律师拉家常，套近乎。夏茜凭借自己超丰富的想象力和沈律师在客厅交谈，他们谈新闻，聊火山，谈远古，谈外星人。遇上她谈不下来的话题，她就一本正经地坐着提问，活像个记者，一个劲地点头：“嗯，嗯，然后呢?后来呢?你的建议呢?为什么你这样认为呢?”夏茜的奉承与谄媚是我最恨的，就听见客厅里，他俩叽叽呱呱的。同时我又发现他们俩坐那里，像一对兄妹，两人笑起来，那大瓣大瓣的牙齿和圆嘟嘟的脸，像一个娘胎出来的。
沈律师又是个特别好说话的人，谁都能跟他聊一块儿，他俩就在客厅你一言我一语的。有时候夏茜说得开心了，就在屋子里哈哈大笑，她笑得很忘形，我在书房瞅她，越看她越不像个女人，倒像是沈律师的兄弟。
夏茜每次走的时候，都会非常礼貌地跟我打招呼，即使我不应她，她也会招呼我。现在，她不再称呼我小西施，也不管我叫遥遥，她给了我一个新的称呼，这个称呼让我哭笑不得，她站在门前，有礼有节地说：“沈夫人，我先走了，有空你也上我们家玩。”
这天夏茜准备要起身回去，然后看见我在里屋笨手笨脚地织毛衣，她走上来说：“你妈妈会织毛衣，现在人工的很少啦，要不你回去跟你妈妈学学，否则失传了，你要学会了，就去申请个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什么的，说不定行呢。”算了，申请什么遗产就算了，不过是该跟母亲学学织毛衣。于是我给母亲打电话，说：“妈，我想回来住些日子，你教我织毛衣，带孩子。”她在电话那头说：“好，好。”
这么多年，北碚城整天都在建新房，北碚城的上空经常叮当叮当的，那些鳞次栉比的高楼一座座拔地而起。但偏岩古镇没有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依然在“一四七”赶着场。镇上老年人越来越多，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那些老太太老头们时常坐在门槛上，他们三三两两地坐着，聊天，刺绣。
回到小镇，小镇比以前热闹多了，有的房屋已经被租赁出去，他们随着子女的外迁进了城，住上了新房子。于是就把老街的房屋租赁给外来的生意人，这些生意人为小镇带来更多的商业味道，石板路两旁弥漫着商业的气息，旅游用的帽子，花花绿绿的裙子，千姿百态的根雕，还有些写毛笔字的“书法家”们，也来此附庸风雅，充分利用小镇的文化，来卖他们的字画。有的商人为了卖煮熟的花生，就做一个精美的牌匾，上面杜撰些典故，为了让典故更加逼真，就在上面写着：“老太婆花生，源自1928……当年红军来此，对老太婆花生赞不绝口，由此在小镇上红火了几年，后来南下广东，因不符合当地人口味，创业失败，后于1932年回偏岩小镇，再次创业，又遇战乱……后台湾香港等多个地区人士出巨资欲购买老太婆花生配方，都被我家族委婉拒绝……”有的房屋上，古老的砖瓦上挂着空调，挂着LED，挂着三角旗，药店、酒吧、手工坊、超市、奶茶屋，小镇顿时变得琳琅满目，应有尽有。
母亲没有搬，她愿意和夏叔叔住老街上。夏叔叔请人做了一块牌匾，上面刻着四个大字：“童叟无欺”。她问我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我说就是不缺斤少两的意思，于是她就同意了，把牌匾立在进屋处最显眼的位置，放酒坛上。她现在已经不经营饭馆了，专卖酒，有生意就做，没生意的时候，就和夏叔叔在街上溜达，到河边散步。
母亲坐在我的左边，她在阳光下做被子，一根一寸长的大针扎进去，她用顶针把针顶下去，又捏着针出来。现在母亲老了，她眼角有很深的皱纹，比以前的更多了些，双手也有了老年斑，但是她的皮肤依旧很白。
她缝了会儿被子，就上楼找老花眼镜，她不再是曾经的噌噌噌，而是缓慢地一步一步，把腿往上抬。她现在穿布鞋了，个子矮了些，走路声响也不大，她走路的节奏又是那样慢。
她上楼后，我坐在门槛上看外面，太阳又把小镇的青石路照得发银光。我又回头看屋子，屋子里空空荡荡的，先前的那些吃饭用的桌椅都移出去了，夏叔叔预订的沙发还没送来，所以只有门口摆了几摞酒缸。
时间过得真快啊，真记不得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那些年，那阵子，她年轻的时候，她在楼下忙碌，系上围裙，戴上袖套，一个人在厨房掌厨，搬酒，切菜。她做事是那样麻利，在屋里忙前忙后的，走路的步子也快。冬天大冷天的，还在河边洗羊肉，洗衣服，蹲在后屋的石头边上刷刷刷的，那阵子她涮衣服，涮羊肚，我在阁楼上能听得很清楚。她上楼，踩着粗木板，嘎吱嘎吱的。虽然家务多，但她也抽空打扮，每次做完饭菜，把厨房收拾得规规矩矩的，洗手，洗脸，也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的。
她手里拿了副老花眼镜，又下了楼，我观察她下楼的样子，她扶着木栏，一步一步地走下来，脚下的木板声音，比以前小多了。她戴上眼镜后，继续低头缝针。她说：“黑水滩旁边有棵夫妻树，前几天有好几对新人在那里拍结婚照。你啥时候拍?”
我说：“你不说不灵验吗?”
她说：“是不灵验，以前你爸爸就在那棵树下跟我说，他说他回来，大半辈子都过去了，也没回来，大概是到城里享福去了。”
我说：“哦。”原来是这样，难怪她心里老是惦念着那夫妻树。
“你爸以前是知青咧，人长得俊，又能干活。你爸就在那树下口口声声地跟我说，说他要回来，要回来。起初那两年吧，我还盼盼，后来我是彻底不盼了，拉倒吧，早把我们娘儿俩忘完了，换作是我，我也去城里享福。”她说。
“唉，后来你爸走了不回来，我觉得他要回来的话，那也是太遥远的事，所以我就给你起名叫遥遥。”她语气战栗地说。
我说：“哦。”原来这样，难怪是“遥远”的“遥”，不是“瑶”。
“你是老四啦，跟你爸好的时候，我怀过三个，都因为顾你爸的面子，给做了。那时候做完孩子，真惨啊，不能让别人知道，还挺着身子去干活，冬天那么冷，饭馆还得开，我还扛一百多斤羊肉回来，拿冷水里解冻。该忌讳的，都没忌讳下来。”她说。
她落泪了，我不禁感到四肢酥麻，内心颤抖。许久后，我轻拂着她的肩，说：“妈，别哭了。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
我还是坐在她右边，她擦完眼泪，又哭又笑地说：“我哭什么，不哭了。现在你夏叔叔对我也挺好的。”她继续低头缝被子。
她又问我：“你跟妈说实话，你有妇科病没?”
我“啊”了声，这也太直白了，我说没有。
她说：“女人不容易，要注意身子啊，别遮遮掩掩的，有就上医院看去，女人这些病拖不得。”
我说：“我是医生，哪来这些病?”
她笑了，说：“还好你学医的，那阵子我妇科病厉害，没钱上医院，只能洗，脏了就洗，天天洗。”
我脑海里又想起很多年前，她和夏叔叔的那事。那个夜晚的阴影不时涌来，又倏忽散去。我不禁想起时下的一句流行语：“赵四小姐去找张学良，去一年，是奸情；去三年，是偷情；去三十年，是千古爱情。”
想到这里，我不禁脸红了，我真卑鄙。对不起，母亲，我再次亵渎了你。可这一次，绝对不是恶意的。希望你能明白年轻人的语言，希望你不要责怪我的童年与少年，那时候，我无数次地内心发狂，发狂地想把那些事从你身上扯下来，而它却像魔鬼一样地附在你身上，也附在我脑海。
我恍然想起一个天大的事，我说：“妈，你生日是什么时候呢?”
她说：“正月初一。”
哦。我同她生活了近三十年，竟然没见她给自己过次生日。我又回想着往年初一是怎么过的，没怎么过，就是屋子里冰冷得很，没有人来看望我们。一辈子，阁楼上，只有两个女人的气味。
我说：“今年我和夏叔叔给你过生日好吗?我们去买鞭炮。”
她说：“好!”
住上几日，我该学的也差不多学会了。沈律师便打电话来接我。母亲和夏叔叔来送我们，母亲和夏叔叔走前头，我和沈律师走后面。我们上船后，母亲一边跟我们挥手一边还跟夏叔叔聊天：“一会儿我们去买点萝卜回去，泡坛子里。”
夏叔叔说：“好。”
母亲又朝我挥手，挥两下又说：“泡好了给夏茜也送点去。”
夏叔叔说行。
母亲继续挥手，继续说：“那泡白萝卜还是红萝卜呢?”
夏叔叔说各自都泡些。
母亲说：“不好，要混色。”
“要不装两坛子，一边红萝卜，一边白萝卜。”
……
船开了，桨声一浪接着一浪，淹没了他们的说话声。我看见浅水里的沙，还有鹅卵石，在水浪里清澈得很。
等我们走到对岸的时候，我和丈夫沿着江边走，她和夏叔叔也沿着江边走，我们在右岸走，他们在左岸走。夕阳西下，河面红瑟瑟的一片，他们在河的那岸，边走边聊，边看我们，无拘无束，宁静淡泊。我估计她应该还在说萝卜的事。
2011年1月25日定稿
原载《黄河文学》2011年第7期
原刊责编 李向荣
本刊责编 吴晓辉
作者简介： 邓雅心，女，80后，新媒体从业者。于2011年初开始尝试创作，曾有处女作《姐妹》发表于《黄河文学》，《母亲在左，我在右》为作者的第二篇小说。现居重庆。
创作谈：与过去妥协，就是与自己妥协
邓雅心
我的小说创作始于2010年底，处女作《姐妹》发表于《黄河文学》2011年1月刊，《母亲在左，我在右》是我的第二篇小说。在此之前，我从未有过任何创作。有人问我：“为什么你总是喜欢描述亲情？”后来我想想，大概是因为我感觉亲情是世界上最坚固的一种情感，她的变数相对于其他感情来说要小得多。当然，这并不是否定其他情感，而是我认为，作为80后我们这一代，没有兄弟姐妹，父母误会我们的时候，我们没有权利辩解；父母要求我们的时候，我们没有兄弟来帮忙承担；父母支配我们思想的时候，我们除了内心的反抗，就是行动上“毫无起色”地反抗。有一天，我们好不容易熬大了，领取了身份证，领到了第一份工资，有了支配经济的能力，于是，我们才开始有了发言权和选择权。
实际上，每个人的成长，都是一个痛并快乐的过程。犹如“母亲”的成长，她也有她的痛苦，只因“她”很少向“我”描述，虽然在一个阳光暖暖的午后，她轻描淡写地向“我”诉说，但终究是时过境迁，物影渐淡，导致“我”不能彻底体会到“她”那个时代的痛，正如“她”不能体会“我”这个时代成长的痛一样。“小西施”只是想穿一条带口子的牛仔裤，却遭到母亲的责骂，她没有权利为自己的行为辩解，更没任何办法去争取到那条牛仔裤，也许她索要的不是一条牛仔裤，只是一种“正常家庭”的温暖，一种“不被扭曲的童年”的渴望。而“母亲”呢，她只需要稍微发发慈悲，就可以满足“小西施”的愿望，可她偏偏没有“慈悲”的意识，造成了母女之间相互排斥、相互抵触的局面。不是“偷窥”问题，即使没有“偷窥”问题的矛头，“小西施”也需要那条牛仔裤。不过还好，小说中并没有出现“冷漠”二字，因为最无可救药的不是恨，而是比恨更糟糕的一种东西，叫“冷漠”。
我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的童年多少会留下一些遗憾，更不理解当我们成人之后，回望童年的时候，为什么总是带着一种不肯原谅抑或是无法释怀的心态。我见过这样一些人，他们白天能够好好地面对工作、生活，精神正常地出现在各个群体之中，但当黑夜来临之时，他们就彻底沦陷到回忆中去，不可自拔。人是不可以在回忆里浪费太多的时间的，这个世界上也不可能有纯度高达百分之百的痛苦，所以我一向不太赞成写那些伤感而华丽的文字，我更赞成“视野”、“妥协”。就我个人观点，小说的本质不仅在于“控诉、表达”，更在于能够给黑暗中的人带去光明。
“妥协”，与往事妥协，与历史妥协，就是与自己妥协。我敢说，当“小西施”这个孩子长大后，如果她依然不肯妥协，她甚至选择以同样的方式，以童年所受到的凌辱一五一十地返还给母亲，那母亲便会遭到双倍的痛苦。这不是妥协不妥协的问题了，是转换为报复了。但我也敢说，如果她真这样做了，那只会是两败俱伤的下场。
有人说，如果人年老的时候，感到孤独害怕孤独，是因为年轻时曾做过很多亏心事。由此，“母亲”养了一只猫。但她依然保持过去“那致命的习惯”———给猫洗澡。不难看出，即使她已经意识到这种“亏心”，但她终究是不会改变她“那致命的习惯”。不能改变，无法改变，也就只能妥协。毕竟亲情是世界上最坚固的一种情感，如果我们失去这种坚固，还有什么值得我们去恋栈呢？———尤其是80后的我们，没有长兄，六亲不靠的我们。这里需表明一点，我非常赞成童年的反抗，不幸的童年当然需要反抗，毕竟父母给我们的教育，绝对不是完美无瑕的，这也取决于他们那个时代所接受到的教育。但我绝不赞成长大后的不妥协，甚至是没完没了的不妥协。
亲情是我们每个人出生后，所接触到的第一份情感，由此，我们才慢慢遭遇到了友情、爱情。妥协了亲情，再去妥协友情，妥协爱情，这一生都在学习妥协，最后这一生就在妥协中平安了、收获了。由此，这也是我为什么先从“亲情写作”开始的原因。
在现实生活中，以“内心的平静换取周边事物的和谐”尤为重要，坚持“融合”的态度，终会换得你的需要。———面对回忆，与其恐慌，不如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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