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楼记
1．新区
去年，姐姐的大女儿苗苗考上了郑州轻工职业学院，这么一来，每次回老家，苗苗搭我的顺风车就成了必然。我和姐姐的日常联系也自然而然地多了起来。各自出嫁之后，在姊妹五个中间，我和姐姐相见最少。原因很简单，我们五个里，唯有她现在还生活在乡村。我的乡村生活史在十五年前就已经结束，曾经和其他三个兄弟在县城生活过几年，十年前调到郑州之后，我每次回去的目的地基本也都是县城，不到清明上坟或者农历十月初一给祖宗们“送寒衣”，再或是春节走亲戚，一般不会和姐姐碰面，对姐姐的情况也就所知甚少。兄弟姊妹多，哪能整天想着他们。各有各的活路，平常里，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没时间去特别关切谁。但是，苗苗在这里，经常见面，终归要絮些家常闲话，对姐姐的细节也就听得越来越多。听着听着，我觉得姐姐似乎是越来越陌生了：姐姐学会了卤鸡腿和卤猪蹄，姐姐从不刷牙，姐姐在绣十字绣，姐姐的小姑子因为信了邪教而住了监狱，姐姐正在给她的孩子做棉衣……
姐姐对我的感觉，应该也是一样。一年多来，每次我碰到姐姐，我们之间亲热是亲热，客套是客套，但也横亘着体积庞大的生疏。我会问她：“黏玉米那么贵为啥不种点儿？”“去磨坊磨面也太啰嗦了吧？”她会问我：“听说你有仨电脑，要恁多干啥？”“整天坐飞机不害怕？多费钱。”我的提问，她的回答认真。她的提问，我的回答敷衍。但我并不觉得亏欠。我很清楚，无论认真还是敷衍，这些问答对我们之间的那道沟壑而言都只是杯水车薪。无论是什么样的语言材料和语言品质，那道沟壑都很难填补。主要原因当然在我。自从当了乡村的叛逃者之后———叛逃者这个词是我最亲爱的记者闺密对我们这些乡村底子城市身份的人的统称———我对乡村想要了解的欲望就越来越淡。记者闺密对此也有深入潜意识地尖刻评价：只要有路，只要有车，只要有盘缠，只要有体力，所有的叛逃者都只想越逃越远。
对她的评价，我只用沉默应答。
“明儿能回吗？”那天是个周四，姐姐打电话问我。
“什么事？”我问。姐姐没事不打电话，只要打电话肯定是有事，而且八成还是钱的事，一般来说还不会太少。其他三个人虽然在县城，日子却都只是过得去，不如我宽裕，且又都是兄弟，有媳妇管着，不好贴补她。逢到用钱的事，姐姐也只有向我伸手。前两年她翻盖新房，我就贴给她了三万。
“没啥事。”
“说吧。你先电话里说说，让我有个底儿。”
“啥底儿不底儿的。”姐姐笑了，她这么一笑，我心里就有了底儿，“咱姨高血压犯了。这回有点儿重，半边身子都不利落了。你要是得空，就回来看看。”
“咋回事？”
“电话里说不清，见面再说。到底能回不能？”
“回。”我说。正好刚刚换了新车，我得尽快磨合。从郑州到姐姐家是一个小时车程，不远不近，恰恰是好尺寸。我让姐姐给我烙点儿油饼，蒸点儿馒头，再给我收一些土鸡蛋。吃过几回姐姐给的这些乡下吃食之后，我看郑州户口的这些东西就再也不顺眼了。
第二天午饭后，我带着苗苗一起回去。从郑州出发，沿着花园路向北走了二十分钟，然后上了中州大道———也就是107国道，在郑州市区这一段叫中州大道。沿着107继续向北，过了黄河大桥，左转进入郑焦晋高速，再走上半个小时，从焦作口下来，就是现代路。现代路再向北大约五公里，就到了焦作市高新区。
焦作古称“山阳”，汉献帝刘协当年被曹丕分封至此，便被称为“山阳公”。这些年，随着经济的发展，几乎中国所有的城市都像一张软烙饼，越摊越大。焦作也不例外。如果是郑州这样的城市，四周都是平原，那就东西南北随便摊好了。但焦作不行。在整个六县四区的版图里，老市区就像“凸”字的那个山峰，稳稳镶嵌在太行山的怀抱中。向北发展山区旅游还行，但摊大城市绝不可能。市区西面紧邻山西，东面紧邻新乡，也都杜绝了摊大的可能性。别无选择，唯有向南，向南，再向南。从市区向南八十余公里，直到黄河岸边，都是焦作的广阔领地。于是决策者们大手一挥，在老市区之南十来里的地方划出了一片高新区，几个位于新区内的村子顿时交了好运，应声而出，荣耀登场。我的娘家乔庄村和姐姐的婆家张庄村也有幸忝列其中。据说市里很多重要的行政部门都已经在高新区里圈定了一席之地。
高新区最大的横向路是未来路，在现代路和未来路交叉口左转，顺着未来路向西三公里，就是我的娘家乔庄，再往西两公里，就是姐姐的村庄张庄。乔庄和张庄都紧挨着未来路，在路北。未来路原名叫灵泉路。灵泉路的路名来源于灵泉河，灵泉河又得之于灵泉村，这个村在张庄西边大约十里。为什么叫这么个名儿？说来俗套。相传这个村有一个人养了一条好狗，此狗特别灵异。某年此地大旱，庄稼即将枯死，众人却求雨不得，此狗看众人郁闷，就跑到村东某处用爪子狠挖起来，挖出了一个偌大泉眼，泉水汩汩向东流去，形成了一条河，此狗便成了灵犬，此泉便叫做灵泉。为了纪念此事，村民们便将村名改了。灵泉灵犬虽是皆有，相比之下，灵泉到底更雅致一些，灵泉村因此得名，灵泉河和灵泉路便也随之而生。
因为乔庄依河，我小时候便常和小伙伴们去河边玩耍，现在依然清楚地记得，清流汩汩，明澈见底，水草丰茂，鱼蟹繁多，我摘金银花，掐薄荷叶，挖甜甜根，盘小泥鳅……那是我小小的童年天堂啊。十七岁那年，我师范毕业被分配回乡，从教生涯的处子秀是在张庄小学，张庄小学也紧挨着灵泉河。我经常带着孩子们从河里打水清洁教室地面，被河水清洁过的地面自有一种水草的清鲜。也曾经在放学路上被调皮的男生故意挤撞到过灵泉河里，湿透了浑身的衣裳———只因他上课时揪前面女生的辫子，被我恶狠狠地体罚过。———这十几年前的事情，现在回想起来，怎么就如同一幅中世纪的风景画呢？
车上了未来路，我摇下车窗，放慢车速，仔细慎重起来———否则就会迷路。最近几年，每次去姐姐家，我都会迷路。能不迷吗？馍要一口一口地吃，这是一句豫北乡下的俗话。乡村变新区按说也该如此。但其实不然。这吃馍的口张得巨大，吃的速度也快得让人震惊。头一口就是修路。如果说田野如一张地毯，那么，现在这块地毯已经被路裁剪得横七竖八了———不，七八太少，应该说是横九竖十或是横N竖N。单单一条未来路上岔出来的路口就有多少个啊：神州路，民主路，太行路，世纪路……呵，忽然想起兰州的一个路名：一只船。以后的日子里，还会有多少这样的路名呢？熟悉的陌生人，忽然又想起这么一个词组。不，也许把“陌生”和“熟悉”这两个词倒置过来更恰当吧，毕竟曾经是熟悉的，熟悉在先。———尽管已经是面目全非，但仔细观看，也还是可以看出过去的影子：灵泉河虽早已销声匿迹，但尚有隐约的凹陷印证着原来的河道。也在未来路边的高新区管委会，显然是昔日的乡政府鸟枪换炮的硕果。原来错车都很困难的灵泉路，即便已经摇身一晃成了未来路，即便有了豪华如总统套房般的六车道，即便它绿化带、慢车道、红绿灯、减速带、警示标语等一应俱全，即便不时有联通、移动和房地产公司的巨大广告牌为它化妆出让人眼花缭乱的时尚风范，但它总还是东西向的，总还是要通向乔庄和张庄的，我只需要认准了这一点儿，心里就基本踏实了。何况在那些巨型广告牌的间隙，还不时闪现出一些村庄民居后墙上的乡野广告来为我垫底：“耿村金成响器”、“李万李三蒸馍”、“范庄高铁锤种猪”等等，地点人物业务内容皆有，四角俱全，且一个字都不浪费，朴素简白到了极点。相比之下，官方的一条安全行驶的警示语几乎就婉转到了《红楼梦》里“覆”和“射”的程度：亲爱的朋友，如果您开车接打手机，那您以后很可能就不用再交话费了。
路太宽，车太少。即使有意克制速度，也很容易让车跑得像飞起来一样。前面就是乔庄。我把车速放慢，再放慢。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路似乎是一样的路，仔细看却还是有些不一样起来：路面越来越窄，越来越窄———我想了想，明白了：这边还没有修建慢车道和绿化带。
我默默地看着自己生活过二十多年的乔庄，没错，就是这里。村里的街上几乎没有人走动，空空落落，再没有了牛，也没有了马。远远望去，乔庄小学的红旗依然在飘着，飘着———它在村里的二道街上。紧挨着未来路的那排房子倒是有些热闹：有几家在盖房子。我搜寻着记忆深处，想着都是哪些人家的房子：五婶家，七叔家，生产队长家，大队会计家，小学同学秋香家……而在未来路的南侧，与这些人家隔路相望的地方，原本该是春绿秋黄的庄稼地，现在已经成了正在火热施工的楼盘。两家，一家是“忆江南”，还有一家是“曼哈顿国际花园”。我不由得微笑：江南好，只是风景旧曾谙。曼哈顿，当然也好。省了多少昂贵的国际航班机票钱啊。
没有伤感。见得太多了，哪儿还伤感得过来呢？
路面很干净。苗苗告诉我，她一个初中同学辍学后就在这条路上当清洁工，也就是扫扫地，捡捡碎纸和塑料袋什么的，一个月五百块。
张庄的村名显示在路标牌上。很快，姐姐家到了。
2．高血压
姐姐的房子位于张庄村的最南排，也紧挨着灵泉河，和张庄小学都在一条直线上。也就是说，如果现在还有灵泉河的话，她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可以听到潺潺的流水声。当然，这种情形想象起来虽然诗意，但住起来恐怕就只是湿意，令人沮丧。在灵泉路尚未拓展成未来路之前，这房子的朝向是坐南朝北的阴宅，还把着村边儿，房后还是河，又阴又潮又不安全。要依我们豫北乡下平常的标准，这宅子算是很次的了。好宅子自然是阳宅，坐北朝南，光照充足，且在村心儿里，人住着既踏实舒展，走东串西听音传话也方便。但是事情就是这样，福藏祸，祸藏福，谁也想不到灵泉河会被填，更没人能想到原来可怜巴巴的灵泉路有一天会变成一条金光大道。两年前，市政的规划图一下来，未来路主道一通，张庄就要被整体搬迁的传闻一出，有先见之明的姐姐立马便用上了所有的积蓄，又朝我借了三万块钱，把自己的主房掉了个一百八十度的方向，将它翻成了坐北朝南的两层新楼房，一楼自住，二楼出租。后来，她又一点点地在房前空地上加盖起了储藏室、厕所和厨房，最终形成了一个十六米宽六米长的院子。自此，原来那座简陋旧小的阴宅瓦房就连蹦带跳地升级为一栋完美的阳宅楼房。每当走进姐姐家，看到院子里种的各色茵茵青菜，我就不由得想篡改海子的诗句：面朝大路，春暖花开。
姐姐正在大门口等着，看见我的车，脸上的表情顿时生动起来：“怪快呢。”
“咱姨到底是怎么回事？”停好车，我从后备箱里取出点心水果，和姐姐朝姨妈家走去。
“为盖房子。”
“不是盖好了么？还盖什么盖？”我纳闷。
这个姨是我们的三姨，我母亲的三妹妹。她也是张庄媳妇，当年就是她做媒把姐姐介绍到了张庄。不过她回来住却是在两年前退休之后，她退休之前的身份是市轧钢厂的后勤科长。她的老宅和姐姐一排，在姐姐家的西边，隔着两户。虽然贵为市民，但她的老宅这些年一直没有丢下。两年前她光荣退休，姨父也患脑溢血去世，她和小儿子两口住在一起，因为性格暴烈没少和小儿媳妇闹矛盾。后来她便回到了张庄。回村后她做的首要大事就是把老宅进行阴阳转变，盖楼加院，和姐姐的作派一模一样。
“看到乔庄那几家盖房子的没有？”姐姐说。
“看见了。”我说，“咱姨不会是还想盖吧？”
“让你说着了。”姐姐笑了。
“往哪儿盖？”
“就住这院子再往前盖啊。”
“那不是盖到路上了么？”
“到不了。离路还有八九米呢，是绿化带上。”姐姐笑道。
“这怎么行？无法无天。”我没好气地说。本来么，加盖了院子也就罢了，还要再往前加盖房子，这就太过分了。盖院子是平面行为，盖房子是立体行为，这二者有着本质区别。人可以过分，但不可以太过分。
“要说，也行。”姐姐看着我的脸色，小心翼翼地说，“反正慢车道和绿化带都还没修。乔庄那边就都盖在了绿化带上。”
“迟早会修。”
“不是迟早，听说眼下立马就会修！”姐姐两眼放光，看着我的脸色，又把光收了收，“所以咱姨才想要盖。这一盖，上头一拆，钱一到手，多好。”
“又是听说？”我道，“听谁说？你当初盖楼的时候不就是听说要拆迁么？都两年了也还没个动静。”
“一码是一码。整体拆迁是大动静，到底慢。这个，肯定快。确实得了准信儿，说这边的绿化带很快就会开始建，只要在绿化带上盖房子，肯定最先得钱。”姐姐笑道，“用现在流行的话说，更给力！”
“那姨妈这病到底是个什么缘由？”
姐姐细细道来，竞是一个齐头故事：乔庄那几家开始盖以后，村里就有人来递信儿，鼓励姨妈和姐姐也盖，姐姐怕事，不敢———就是敢也没有钱，就没有什么举措。姨妈在城里呆的年头长了，对村里的事情想得简单，就自顾自地挑头盖了。她刚一有动静，村支书就带着人过来把匠人们的工具给收了。姨妈跳脚跟支书吵了一架，便犯了高血压，躺到床上开始打点滴。
“谁递的信儿？”我对这人很好奇。很明显，他递信儿是次要，撺掇才是主要。这人也是真会撺掇。要不是他，我姨妈也当不了这个炮灰。
“叫王强。”姐姐说。
“他也在这一排吧？”
“你咋知道？”
我笑：“这不明摆着让你们给人家打前锋么？”
“那你可想叉了。”姐姐说，“人家可不盖。人家只是个好心。”
“为啥？”
“人家说，一来人家哥当着干部，人家不好拆哥的台。二来人家也没钱盖。人家只是顾念着乡里乡亲的情分，来给咱通个信儿。”
“他哥是什么干部？”
“就是支书，叫王永。”
什么什么？我哑然失笑。这事，有意思了。弟弟撺掇人盖房，哥哥带人来拆房，这哥儿俩唱的是哪一出呢？
“这事摸不透呢。所以就和你商量啊。你不是咱的主心骨么。”姐姐甜言蜜语起来，“这房呢，咱姨肯定是想盖。不瞒你说，我也真想盖。这村里的形势呢，是肯定又盖不了。你拿个主意吧，到底咋办？”
“要是盖的话，能盖出多大面积？得多少本钱？按现在的政策能得多少赔款？你有谱吗？”终于，我问。
“太有谱了！院子是十六米宽，六米长，全盖满，还能再往外接盖四米，也就是说，总共十米长，那盖满了就是一百六十平米，两层就是三百二十平米。三百二十平米啊，按国家新颁布的政策，赔偿要参照周边的商品房价格，现在咱村周边的商品房都到了三千多了。就算咱违法，在国家的地皮上盖了房子，可说到底房子是咱盖的呀，国家的赔款就是给咱打个对折，或者再低点儿，一平米也能给个千把来块钱，就能赔三十来万，完了拆了的材料还是咱自己的……再说本儿，”站在姨妈家门口，姐姐跟我算起来了细账：“下地基，石头地基，五千多块，外墙砌成三十七砖，啥是三十七砖？就是三十七公分宽的砖。一个砖二十四公分宽，十二公分厚，三十七宽就是一块平砖加一块立砖，对，这是三十六公分，可还有灰呢。再加一层灰口，也就三十七公分了，所以叫三十七砖。内墙一般都是一层平砖，是二十四公分宽，二十四墙就是这个意思。咱不用二十四砖，用十二砖就中了，就是立着起一层砖。内墙是界墙，不承重。用二十四砖一来太占面积，会少赔钱。二来也费砖，得多花钱。用十二砖的话一反一正能多得一笔。———这么算下来，得六万万块砖。旧砖两毛一，新砖两毛六分五，咱用旧砖。哪儿来的旧砖？都是南水北调拆迁的家户下来的旧砖，有专门倒卖旧砖的，他们一毛六买到，刮一刮，美美容，拉到这里，是两毛一。买砖这一块需要花一万五。第一层得是圈梁再现浇，得一万；第二层用水泥板就中了，得六千。还有水泥，三百六十块钱一吨，得十五吨，也得五六千。钢筋是麻花筋，也就是螺纹钢，十三块一米，得两千多。另外还得四架大梁———把这院子搭盖成房，不用大梁哪儿中？三根七米四长的，一根四米二长的，得四五千块。还有工价，工价是房价的大份儿呢。找熟人去说，再好的关系，也得六十五块一平米，将近两万。还有门窗……”
姐姐给出的数字是六万五到七万。
倒真是划算的买卖。六七万的成本，二十四五万的纯利润，确实让人心动。
“让我先打个电话吧。”我沉默片刻，道。
我拨通了一个公务员朋友的手机。此公务员任职于市住建局———全称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综合了原来的房管局、建委和城乡规划局等几个单位的行政职能，是个炙手可热的地方。用他自己的话讲是身处易燃易爆单位，需要驾驶消防车上班。这些年来房事是社会第一热点，他又分管城乡建设这一块，就更是热得过火，整天像是在油锅里跳舞。和他认识也是不打不相识：记者闺密接到举报从郑州过来找他的茬，因对焦作不熟就命令我陪着。在找茬的两天里，此公务员殷勤有礼，小心相陪，巧舌如簧，倍儿有诚意，说到为难处几乎声泪俱下，终于让记者闺密芳心恻隐，收了个红包将他饶过。此后还替他挡了几桩省城媒体的纠缠，成了关系切近的朋友。这样的事情自然得问他。
我问了他两个问题，一，未来路的绿化带是否真的很快就要开始往乔庄和张庄这边动工。二，在绿化带上盖房子最恶劣会有什么后果。他很爽快地回答我：未来路的绿化带确实马上就会向这边动工。至于最恶劣的后果么，他在电话里嘿嘿一笑：“要看站在哪个立场去说。对盖房子的人来说最恶劣的后果就是一分钱都得不到，赔了夫人又折兵。因为是违章建筑嘛，它本身就不合法嘛，就不能享受合法权益嘛。对政府这边来说最恶劣的后果就是高额赔款———上头逼得紧嘛，老百姓难缠嘛，又怕上访嘛，只好花钱消灾嘛。再说法律上也有漏洞：建筑虽然违章，但是建材却是盖房人的合法财产，所以给予适当补偿也说得过去。”
“那一般来说呢？会达成什么后果？”
“因为奉行中庸之道一向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所以一般来说，一毛不拔和一步登天这两种极端都不容易实现。”
“一步登天？”我困惑。
“拆迁拆迁，一步登天。你知道有多少人指望着这个脱贫致富么？说出来吓死你。”他呵呵一笑，“最通常的结果是，政府会赔点儿，盖房子的人会赚点儿。互相别太难为，彼此理解万岁。”最后，该公务员语重心长地告诫我：现在这事马上就会提到议事日程，最晚一两个月后就会实地拍照量定。要盖房，现在就是最佳时期，不然等量定了就晚了。
“呵———”姐姐抚着胸舒了一口气，“看来人家王强给的信儿是真的。”
我无语。进门看姨妈。姨妈正在床上躺着，看见我，挣扎着要起来。我按住她，寒暄几句便说到房子，姨妈态度很坚定：“盖，一定要盖！为啥不盖？不盖多亏！等过两天好了，我还要盖！”
回到姐姐家，站在院子里，我沉默了很久。姐姐很知趣，只管给我端茶递水，再也不说话。我默默地看着姐姐活络的身影。姐姐比我大八岁，比我长得秀气，也比我心灵手巧，在长辈中非常得宠。可以说，我是听着家里人对她夸奖长大的，当然，对我的批评是对她夸奖最好的陪衬。
“看看你姐，多讲究！”
“看看你姐，多干净！”
“看看你姐，多聪明！”
因为聪明伶俐，姐姐的学习成绩一向不好———太过聪明伶俐的人，总是不肯老老实实地去下笨功夫。尤其到了高中之后，据说是因为谈了恋爱，她的成绩更是差得厉害，考了两年没有考上，就回家了。因为父母对她的娇宠，回家后的姐姐几乎成了我们乔庄村的一个话题。她很少下地，去地里一般都只是送饭。她也有着农村姑娘很少有的独立闺房，干净芬芳的闺房里有着各种城里姑娘才用的化妆品。她从不缺少零花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爸爸妈妈和她说话的时候，都温言款语，生怕吓着了她。在婚姻大事上她也比别的农村姑娘拥有更多的自主权，不，简直可以说是绝对的自主权。她心高气傲挑三拣四骄横任性反反复复，甚至惊世骇俗地在半年之内退了两次婚，可都被父母无条件地担待了。在我们豫北乡下，主动退婚对女方来说是很大的损失，是必须把男方的所有彩礼包括年节时的物品往来都结算清楚的，姐姐退婚两次的结果，是她的衣服格外的多———每次订婚，男方都会给女方买许多衣服。
时年二十五岁的姐姐最终成了乔庄的头号剩女———在乡村，二十五这个高龄早超越“剩斗士”和“必剩客”的段位，足可荣升“齐天大剩”。幸好在这一年，她由三姨妈做媒，嫁给了姐夫。姐夫家条件很差。可以说就物质上而言，什么都没有。后来姐姐告诉我，她之所以喜欢上了姐夫，一来是因为姐夫每天练毛笔字。二来是因为姐夫会弹吉他。对了，她还喜欢姐夫的自来卷，洋气。然而事实证明姐夫的毛笔字、吉他和自来卷对于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毫无用处，随着孩子们的降生，姐姐不可避免地陷入拮据深处。现在，姐姐三个孩子，苗苗上大学，二女儿上高中，儿子上初中，都是正花钱的时候。姐夫在村里摆个肉摊，一月只能挣千把块钱，日子非常紧巴。如果这一回能赚个二十四五万，他们就等于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最起码四五年内不用考虑钱的问题了。我也去了个接济的负担。老话说得好：长贫难顾啊。
“那就盖吧。”我说。
“中！”姐姐闻声应和，笑容绽放。仿佛我的话是一滴水，她要不赶快接住，水就会掉到地上，覆水难收。但她的笑容马上又收敛了几分，“可是……”
“钱不是问题。”我说。
“有你在，钱当然不是问题，”姐姐笑道，“问题是谁去领头盖。”
“你放心，肯定会有人领这个头。”我说，“你先把王永和王强的情况给我简单说说吧。”
3．情况
姐姐说，王永是上一届的村委会主任———俗称村长，这一届才又兼上了支书，成了“一肩挑”。上届支书姓张。在张庄村，张是第一大姓，占全村人的40%，王是第二大姓，占全村人口的30%，其他杂姓占30%。———姐夫姓李，便是杂姓之一。上面为了让村里的政权力量不至于“一头沉”，就平衡掌握着让两个大姓搭着班子轮流坐庄。要么是张书记搭配王村长，要么是王书记搭配张村长。不过因为张姓的势力大，总的来说还是张书记多王书记少。两个大姓的纠葛从没有断过。为了减少村长和支书之间的内耗，这一届选举，高新区对张庄的精神便是“一肩挑”。这个词让两家大姓的竞争更是水深火热。到了什么程度？参选的双方在选举前的几个晚上都派人在村里的每个街口轮流彻夜值班，怕对方去跑票。
为什么这个“一肩挑”这么诱人？“主要还是因为新区建设一直在咱这里买地，咱村有地，有地就有利，有利就有人争。”姐姐说，“无利不起五更！”
选举结果出来，王永当选了村主任，之后又被任命为支书，成了大权在握的“一肩挑”。姐姐说，要说张姓的选民比王姓多，应该占优势。但是，张姓支书在位的时候失了不少人心。
“太贪了。”姐姐说，“大钱小钱都贪，只要能过他的手，都贪。”
“新农村建设，上头让村里修自来水管道，让群众去挖，上头给村里的价是二十块钱一米，村里给村民的价是十五块，那五块哪里去了？村里总共挖了一万米，那就是二十万，四分之一的利润，二十万就抠下了五万。谁不会算这账？”
我笑。抠，这个字，姐姐用得真好。
“咱村一进高新区，上头就把咱村的宅基地给卡死了。私人宅基地的买卖就成了风。谁来买？市里人呗。村里好多人的房破旧了，没有钱翻盖，市里人就来买他们的地皮，或者他们分给市里人一半地皮，盖房的钱让市里人全出，等于是割让出一半地皮换了新房。这些事村里多了去了，啥手续都没有，就让那个书记吐口就算成了。”
“到时候要是有啥事，谁去应对呢？比如碰到拆迁赔款，能扯清吗？”
“谁卖地皮谁应对呗，总不能白拿人家钱。拆迁赔款两家都有利，均分呗。”
“哦。”我点头，略略有些讶异。忽然闪出一个念想：我当初怎么就没动这个心思呢？这种干法固然是高风险，但高风险有高回报啊。
“宅基地划不成了，集体的地他可不少打主意。咱村集体还有一点儿地，就在咱姨家西边，村边边儿上，是好地，口粮地———什么是口粮地？就是耕地，是国家明文规定要保护的地，十来亩呢。按规矩是预备着哪家娶媳妇添孩子再分给人家的，他不分。那一年，有一家不知道是他的啥亲戚，来咱们村承包地，说要建养殖小区，养猪。给书记说好了，就把地圈起来，开始还装模作样养养猪，后来就看不见猪了，就盖成了房，一半是厂房，一半是住宅，厂房是两层的，都出租了。住宅是四个两层小院，听说都卖给市里人了，卖两百多万呢。管？谁管？书记给人家许了一百年！”
“还有鱼塘。村北边有几个鱼塘，一二十亩。也是书记当家给租出去了，听说两百块钱一亩，也许了一百年！对了，还有王强家东边那块地，他下台前许给了同仁医院，才两万一亩！上头？上头再压他他也得同意才中！他那人，没有好处咋会同意！”
“谁想干个啥都得跟他上货。只有上货才能干成。咱的小学门口原来是个操场你记不记得？不知道人家怎么跟书记上的货，操场也没有了，全盖成了私人的房子！学校原来不是有六栋平房么，现在盖成了一座三层楼，不对，是四层，腾出来的地方也全都盖成了房。学校旁边原来不是还有个土地庙么，也盖成楼了。庙？拆迁了！迁哪儿？上楼了！迁到学校的四层楼上了！不信你去看看。对了，那年咱姨想把市民户口转成农村户口，乡里需要村里证明，书记硬是不给出证明，咱姨没办法，只有给他上货，货一上，第二天他就给办了。他就这么现成！为啥转成农村户口？咱姨听说以后村里的福利会好，也想吃一份呗。”
“上梁不正下梁歪。他自己乱，村里人也跟着乱。他自己不清白，去管人家谁？你去村里逛逛，到村北头倒数第二道街街口，看见有个房子占了一半大路的，那都是乱盖的。那家人原来有两块宅基地，自己住了一处，几年前卖了临街的这一处。当时卖了两万，卖过之后，宅基地升到了八万，他嫌亏，后悔了，又挨着当初的宅基地盖了八米宽，把歇善占了———歇善就是村路边种树的地方，相当于绿化带，还占住了一半路。都是那个书记带的好头！———不过，话说回来，咱姨跟咱这一排有几家敢倒方向盖房，还敢占公家地方圈出个院子，也是趁那时候的乱劲儿。呵呵。”
“肥啊。能不肥吗？弟兄三个都肥！每家都有私家车，老大是雪佛兰，老二是比亚迪，老三是一辆德利卡，还有一辆桑塔纳两千。书记把家里的房子全部翻盖成了三层，第三层的顶子上还架了彩钢呢。每家还都买了挖掘机，上头不是开始在这里做工程了么？不论是修路还是建厂，只要占了村里的地，人家弟兄们就得揽下点儿工程，只要出工就都是钱，就连给村里拉一趟垃圾都要六百块。人家媳妇们都放话了，说反正一届是三年，谁知道下一届能不能干成？不捞白不捞，能捞多少是多少！”
“就他这样，他就是干不到下一届。跟他一比，王永就快成神仙了。啥光都没沾———可能也是沾不上，反正是没沾。别的不说，单说村南边的市防疫站，建成以后，那个书记把他们弟兄的媳妇们都安插进去当了保洁工，一个月八百块，只上两个小时的班，跟拾钱一样，王永兄弟的媳妇们，一个都没进去！最可恨的是这书记在任的最后那些天，攒了一堆票据叫王永签字———上头有规矩，王永不签就不算，王永看那票不合理就死活不签，结果书记就叫人在夜里打了王永一顿，王永住了半个月医院，瘸了俩月腿！———不用报案也不用破案，这事，村里人人都是警察，心里都照着呢。谁不知道？谁不清楚？就这，咱们杂姓的票几乎就都给了王永。王永就上去了。”
厚道人有厚道人的好处，但是，厚道人也有厚道人的坏处。就拿土地来说，王永上台之后就开始以身作则，严格控制村里的土地，只要涉及土地的事，他都说要按规矩来，要让土地最大程度地为村民们造福。所以自他上台以来，村民们除了在自家的宅基地翻盖房子，还没有什么其他太越格的动静。
“除了王强，这一排就没有别的人能领头了么？”
“没有！”刚刚进门的姐夫闻声说话了，“我跟你姐早就寻思了千百遍，你看，这一排总共十六家，除去王强，还有十五家，有三家老穷，门势弱，不提。有七家中不溜，过得去，可也不顶啥事。剩下五家，一家跟王强家当年为浇地打过架，有仇。他就是再有心思也不敢领这个头。剩下四家，就是咱跟咱姨，还有赵老师弟兄俩———对，赵老师你认得吧，你在这里教学的时候他还没有退，跟你共过事。他去割肉还常问起你呢。就咱这四家，谁去领头？赵老师弟兄就是有心盖，咱姨被打击了这一下，他的心思也就死了一大半。教书的，本来也就胆小。所以，说来说去，要是王强能领，是最最好了。可人家早就说了，不会去盖。”姐夫脸上满是失望，“说这种事不符合上头的章程，他哥不能落人把柄，肯定不会放话。还说没有钱。”
“王强家情况怎么样？”
“这小子脑瓜倒是挺活的，也肯干。可就是时运不好。结婚后生了俩孩子，一儿一女，负担重，他就去山里的水泥厂倒卖水泥，挣了些钱。好不容易缓过了手，不知道怎么的他又赌上了，欠了些赌债。为了还赌债，他还去日本打了两年工。回来有两三年了。他在日本挣的工钱除了还债还余了一些，都用在了翻盖房子上。这一排最东边那一家，跟咱们翻盖的房一样。不过他手头肯定是紧，前年翻盖的房，只装了一楼的玻璃，二楼还用塑料布糊着呢。”
“他们弟兄关系怎么样？”
“就弟兄俩，爹早死了，老娘跟王永过。在王永跟前，王强轻易不敢犯犟。一来王永是老大，二来也有大样，再说还是个干部。主要还是他里外都直正，站得稳。”姐夫说。直正也是豫北方言，就是正直的意思。但我们这里就叫直正。
“说到底，邪不压正啊。”沉默了一会儿，姐夫深深地叹了口气。
邪不压正。我念叨着这个古老的词。细细品味起来，这个在理论上成立的词其实意味的是一种多么勉强多么脆弱的平衡啊。甚至可以解释为：邪虽然不压正，但正其实也压不了邪。正和邪从来就是势均力敌，厮杀至今。认真算起来，似乎还是邪更厉害些。毕竟正打起仗来需得西装革履有规有矩，而邪呢，狂野自由，无拘无束。终究，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啊，我想多了，也想邪了。
等到姐夫洗过油手换过油衣在院子里坐定，我们三个便开始具体分析对策。对付谁？当然是王强。我的目标很明确：攻下王强，必须的。谁当主攻手？赵老师年逾花甲，教了一辈子书，德高望重，村里人好几茬都是他的学生，只要他愿意，由他说服王强，最恰当不过。
我当即起身去赵老师家。
4．村景
赵老师的家紧挨着学校。当年我在张庄教书的时候也才不过十七岁，赵老师那时有五十岁左右，他最长，我最少，他就整天逗我。每到中午，赵老师就会喊我去他家吃饭。当然我很少去———有姐姐在，我去他家干吗？于是，每次见到我去姐姐家，赵老师就会奚落我：“还是你姐姐家的饭香啊！咱咋能做出恁香的饭嘛。”不过，也去过一次。那天突降大雨，我没带伞，走不了。赵老师就从家里拿了把伞，硬把我叫到了他家吃了一顿捞面条。
我在张庄教了一年小学，后来调到乡里教了三年中学，这期间还不断地见到赵老师，后来我工作调动到县里又到省里，转眼和赵老师已经十七年没见了。记忆中的赵老师白皙瘦弱，见人就笑，言语讲究，态度谨慎，是典型的乡村知识分子形象。
赵老师家大门紧闭，我敲了半天没有听到一丝动静，估计是没人。我在村子里慢慢闲逛起来。首先还是故地重游，就近走到了张庄小学。记得校门是朝内街开的，我便绕到内街，来到校门口。果然如姐姐所言，原来宽阔的大门口已经高度瘦身，变成了一条窄窄的胡同。胡同两边全都是两层楼的宅院———原先这可都是学校的操场啊，设置着高高的篮球架，矗立着高高的白杨，有风吹来，哗啦啦作响……
我顺着胡同往里走，正好是寒假，学校里没有人，大门紧闭。教学楼的墙体上镶嵌着八个大字：“求真求善，求美求谐。”在大门和教学楼之间有一小块空地，应该是学校残存的唯一一片空地了。而在教学楼的第四层，孤零零地盖着一座飞檐斗拱的仿古建筑，应该就是姐姐说的“土地庙”了。当年那所土地庙因为紧邻着学校，我特意去看过。虽然规模很小，但也红柱白墙，琉璃碧瓦，古色古香，颇有风韵。庙门两边有一副小小的对联：“土发黄金宝，地生白玉珍。”对了，庙的前面还有一座年代久远的石碑，上面模糊不清地镌刻着修建土地庙的由来，我曾经试着顺下来，到底没有那个耐心，终是半途而废。只隐约还记得一句：“土地阔不可尽祭，故封土为社……”那碑还在吗？也被迁到了四楼吗？土地爷何曾想到过，因为土地的升值，贵为土地之主的他老人家有一天会因为占了地方而被供奉到四楼呢？
沿着姐姐聊过的地方，我一一走来。在每一道街上，都可以看到灰色的水泥搅拌机在笨拙地转动着圆鼓鼓的身躯，标志着正在盖房子的人家。到处可见刚刚落成的一栋栋的两层或是三层的新房。在每一堵墙上，都可以看到乡村特有的小广告，治疗性病的，疑难杂症的，更多的是和建筑有关的：“扎地基”，“扎石头”，“现浇”，“上渣”，“专拆房”，“打梁”，“迎新春，铁大门，防盗门，卷闸门，喷漆”，把“迎新春”冠在前头，可能是优惠大酬宾的意思。还有龙飞凤舞类似医生开方体的广告：“专做水磨石地面，安不锈钢扶手，安木质古式扶手，专治房顶隔热，治漏，水泥，大瓦，彩钢……”这混乱的字体里和超市般的内容里有一种绝对的自信：自己所传达的信息十分被人需要，也很容易被人看懂。
在一条南北主街上，我远远地就看到了姐姐说的那所盖在路上的房子。那所房子占住了几乎一半路面，路上的电线杆都掩在了它突兀的身躯内。而在三道街，我看到有一所巨大的房子也将电线杆遮挡了起来，这所房子的台阶简直可以说是理直气壮地占据在街面上。
我还看见了一些老房子。很少，没有几座。整个村子转下来，也不过四五座。有两座被拆得衣衫褴褛，破烂不堪，一些家具无精打采地堆在里面，带着被抛弃的落魄神情。有两座保留得相对好些，但看起来也岌岌可危。最完整的是一座五间的老房子，没有院墙。房子前方的空地里生长着几棵寥落的树。黑黝黝的树们默默地陪伴着这座老房子，老房子静静地沐浴在冬日的阳光下，颇为安详地迎接着自己的终结之日。在周围新房的映衬下，这所我不知身世历史的老房子，居然焕发着几分让我敬畏的尊严。可能是因为它的安详吧，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如此安详的事物了。这种安详让我想起不久前读杂书，读到一个老人去世的情节，书中寥寥数语：“召亲友诀别，易衣待尽。享年八十二，终于家。”读到此处，我闲置已久的泪腺当时突然喷涌不止。其中况味，现在仍不能解。
我在老房子面前站了很久。
在村北，我看到了那片被承包了一百年的鱼塘。一百年有多长？把鱼塘填平了，都盖成房子卖出去，住上七十年之后再拆掉，也还有三十年的租期。这块地方真大啊。承包人显然也不会满足于仅仅养鱼，已经盖起来了很多房子，我走过的地方，塘面也已经填上了新鲜的虚土，水泥梁也横七竖八地躺了一地。几乎可以确定，这里的房子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重新回到姐姐所在的街道，在街口，我忽然看见了未来路上的一幢大楼。它和姐姐家隔路相对，是张庄附近最先盖起的大楼，也是这附近最早从老市区移民过来的政府职能部门：市防疫站。按老百姓的话说，那是公家的楼。这座公家楼像一支速度飞快的箭，以钢筋水泥为箭骨，以丰富新区功能镀箭身，以政府大印铸箭头，以射箭人的意志为原动力，就这样一头射到了乡村，扎下了自己的地盘。
———当然，我早就看见过它，但从未像现在所看见的那样鲜明，从乡村的视角向它遥遥瞻仰，它是那么显赫，那么豪华，简直就像是一座宫殿。我不由得想起姐姐用艳羡的口气所讲述的那件事：上任支书家的媳妇们都在里面当保洁工。
5．筹谋
再次回到赵老师家，大门敞开，显然已经有人了。我走进去，迎出来的是他爱人赵师母。她已经不认得我了。我强迫她回忆了半天，她才拍着脑壳“哦，哦，哦”地想了起来。赵老师仍不在家，她说他可能在卫生所跟村里的赤脚医生聊天，然后当即给他拨打了手机。大约过了五分钟，赵老师回来了。看见我，怔了怔，才叫出了我的名字。
“还是那样。”他笑道。
“老了。”我说。
“我在这儿呢，你能说老？”
老师就是老师，生活品质在乡村还是数得着的。柜式空调，液晶电视，堂屋正中的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毛主席像，自制的土暖气炉让屋子里温暖如春。坐下来，他就给我泡上了一壶铁观音，又从冰箱里拿出花生米，还倒上了自己酿的葡萄酒，跟我上起了酿酒课，说最好买红葡萄，把葡萄洗净晾干，搓烂，然后按十比二或者十比三的比例放冰糖或白糖，之后搅拌，不能用金属器械搅拌，必须用木棍或者手搅拌，搅拌好之后装到或陶罐或瓷罐或瓦罐里，绝不能是塑料器具里。装的时候不要装满，要留四分之一的空儿。密封也不要太严，要留一点缝隙，比如用塑料袋封口的话，就一定要把口系松些。因为葡萄发酵会有气体产生。它发酵时你会听见咕嘟嘟的响声，尤其是夏天，装进不到一天，就开始发酵了。等到没有了响声，酒就差不多了。一般来说，温度高的季节一个月左右，温度低的季节两三个月，酒基本就酿好了。
说着闲话喝着酒，我慢慢开始向核心问题靠拢，问他有几处宅基地？他笑说就这一处。“别提了，早几年村里还给了我一个宅基地，两千五百元，我要了。后来村里有个人，和我关系不错，他两个儿子，少一个宅基地，就过来找我，说小儿子到了结婚时候，得盖新房，让我先转让给他，等村里再划的时候他再给我———村里划宅基地都是一批一批划的。我心一软，就给他了。还是两千五百，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后来上头有政策，再也不让划宅基地了，宅基地也越来越值钱了，从两万，四万，六万一直升到现在十来万。你说我少挣了多少？傻啊。”
“不是有很多市里人都在村里买宅基地么？你也可以买啊。”
“那都是高价，也都没有手续。不保险。”赵老师笑了，“再说了，我去买谁的？谁卖给我？乡里乡亲的，价低了人家不舍，价高了我不得劲。还是算了，省口气儿准备上楼吧。反正将来村子肯定会整体搬迁，都得‘被上楼’。”
我笑了。
“可不是被上楼么？谁想上楼啊。”他道，“不敢想啊，将来整体搬迁，都上了楼，日子该怎么过？镰刀，锄头，玉米，小麦，这桩桩件件都搁在哪儿？想吃个放心面也找不到磨坊了。哪个小区会给你安磨坊？去店里买，又贵又不好。还得交水费，物业管理费，卫生费……还有生活方式的彻底改变对精神的影响，这些农民，他这么生活了一辈子，出门就是地，是平展展的田野。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我看着他一张一合的嘴巴。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这是《桃花源记》里的句子啊。他若不说，我早已经忘了。
“我说得不对？”他停住了。可能是觉得我的神情有些怪异。
“对着呢。说得好！”我说，“继续。”
“要是错了你纠正，”他笑道，“可是，你就让他这么上了楼，那不憋屈得慌？背着锄头上五楼六楼，那是啥感觉？墙这边说话墙那边就能听见，一开门，街坊邻居尺把近，那不烦人？前些时，中央电视台播了一个节目，说是北京大兴的事，那家上楼之后，得了六百万的赔偿款，买了一个房子，这个男的自己一家四口，跟爹娘还有妹妹一家人住在了一起。那天，根本不为啥大事，他非常冷静地就把其他六口人都杀了，说就是有些压抑，干脆把全家都销户得了。当然，这个人是混账，但你敢说这跟上楼没有一点儿关系？自己家人都住得压抑，何况别人呢？”说着说着他激动起来，“你知道不知道，人家美国农村都不住楼，人家都是庄园。人家人口少，土地多，这才是一个国家富裕的表现！三十年前刚分地的时候，我们村每人两亩半地，现在你知道剩多少了？七分不到！一个国家人越来越多，地越来越少，楼越来越高，就越证明这个国家穷！表面再富都没有用，骨子里穷！”
“你去过美国？”我笑。
“没去过，我不会看报纸，上网？”他道，“虽然不出门，可我啥都知道！我跟你说，将来整体搬迁的时候，问题大着呢。你们乔庄去年就说要拆迁，就没拆成，老百姓量都不让量！还有田庄，前几年，田庄闹了一场事，你知道不知道？”
“什么事？”
“高新区把田庄卖给了一个开发商，让田庄人拆迁，田庄人不愿意，安置小区的楼都盖好了，硬是没人住。后来上头强制拆迁，把军车都开进去了。硬是被田庄人把他们统统都赶跑了，还抓了可多人，判了几个刑呢。最后那个开发商像歌里唱的一样，夹着尾巴逃跑了。那些安置小区今儿还都空着呢，房都快荒毁了。”他开心地笑了起来，“你要是想听，可以去田庄打听打听。到现在，上头的人去田庄还发憷呢。田庄人，不叫量房，不叫拍照，牛得很！”
我又问他两个孩子的情况，他说儿子在市里工作，买了个房。女儿在北京打工，也在市里买了个房。儿子的房子他用尽多年的积蓄交了全款，女儿的房子是她自己交的首付。他每月的退休工资有一半多都在给女儿还房贷。
“女儿将来还不留在北京啊？”
“她在那里工作快二十年了，按照有关政策应该能留的。但是，北京那地方……”他很自尊地说，“我是受不了那地方。她还年轻，愿意呆就呆吧。将来要是回来了，也有个窝。要是不想回来了，在这里买房子也算个投资。反正首付是交过了，我手里的钱闲着也是闲着，就替她还吧。又不是别人。”
这么说，他的经济状况确实还不错，也有很强的投资意识。我知道自己来对了。让他当主攻手，动力足够。
于是我很快便言归正传。他沉吟了片刻，说这两天他也正琢磨这事。前些时王强也给他带了信儿。但他一向行事谨慎，没敢有什么动静。等到姨妈的事一出，他就更不敢轻举妄动了。这些天他一直在想来想去，可到底也想不出什么好法子。
“你说咋办呢？”他问我。神情很是庄重肃穆。
我心里顿时五味杂陈。当年他是五十岁的温厚长者，我是十七岁的黄毛丫头，在我眼里，他的人生石头一样重，心事湖水一样深。而在他眼里，我肯定如春天的树叶一样清爽单薄，可爱飘飞。但是，现在，他垂垂老矣，懦弱胆怯。我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泼皮摔打，已经变得老谋深算心机沉沉。
“你能代表你弟弟的意思么？”
“能。”他说，“我们就兄弟俩，我是老大。逢到大事，他听我的。”
于是，我便跟赵老师分丝剥缕，仔细推敲问题的症结：王强肯定是想盖房子的。放着这么大一块肥肉不想吃，除非有病。他说的难处应该也是实情。那就对症下药好了，其实也就是软硬兼施双管齐下的两样：一，在思想上，他即使真的顾忌他的哥哥，这种事情也完全可以做到船归船，桥归桥，锅归锅，灶归灶。兄弟之情再好，二三十万利润的威力也不容小觑。这个绝对重磅的炸弹对其兄弟之情的破坏性绝不可能没有，甚至可以说很大。他很可能只是面子上拉不开，需要我们帮着挑拨离间一下。二，钱上。他缺本金，这更好办，我们四家可以凑出来借给他。不就是六七万么，四家平摊下来，每家也不过一万五到两万。用一两万换二三十万，这笔账还算不过来？
这是一场拔河，王强站中间，兄钱各两边———王永的砝码旁边还有所谓的“正”，拆迁赔偿款的旁边还有我们准备好的本金在对他勾引诱惑，就看他赚钱的欲望是否能大过兄弟的情义。鉴于这么多年来对人性的认识经验，我对胜利很有把握。
“可是，借给王强钱……”赵老师有些磕巴，“总是有些气不顺。”
“小气不顺大气顺，等拿到赔偿款的时候，你心里的气就都比谁都顺了。”我笑道。
“那，就按你说的办。”赵老师亲昵地拍了拍我的肩膀，“丫头能了啊。”
于是，我们便议定，今天晚上就由赵老师出面摆鸿门宴，主请王强。姐姐姐夫一起作陪，我代表三姨妈也出席。回到家，我把情况告知姐姐姐夫，也给姨妈打了个电话。对于借钱的事，姨妈没说什么，只是提出要王强打个借条。姐姐倒是很有些情绪，道：“一排这么多家，又不是光咱们这四家的事，凭什么只咱们筹钱，他们那些家沾光？应该家家头上都抹匀，平摊出来！”
“你觉得能行得通么？”我冷冷道。
“行不通那就都不盖！”
我苦笑。不患寡而患不均，宁可我得不到也不能让你得。这就是人性的黑洞啊。一瞬间，我脑子里蹦出一个哪里看来的故事：某人赤贫，上帝看不过眼，就每天赐他一千美金。他幸福得死去活来。后来他得知上帝竟然赐另一个赤贫者每天两千，他便又痛苦得死去活来。上帝问他：要是让你们同时失去这些外财，你愿意吗？那人欢呼雀跃道：愿意！上帝问：为什么呢？那人道：我虽然失去一千，但他失去了两千啊。上帝长叹。
“姐，你到底想不想盖这个房？”我不和姐姐讲那么多，直接问到最核心。
“想。”
“那就不要算这种小账！”我口气很恶，真是有些不耐烦了。
“这账还小？”
“跟你想挣的那笔钱相比，就是小。”我说，“再说，末了也是拿我的钱去借，用不着你心疼。”
“你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听到这话，我鼻子有些酸。顿了顿，我道：“比你容易。”
“到时候，那些家都要跟着我们四家沾光了。”妥协之后的姐姐仍旧愤愤，“想想总是觉得亏。”
“吃亏是福。你能让别人沾你的光，最起码证明你的日子比他们强。”我说。
姐姐沉默。
6．鸿门宴
王强进门的时候，我们全都站了起来，有些迎接贵宾的意思。赵老师最后才立身，矜持得恰到好处。王强赶上前，和赵老师握了握手，握手的姿势有些僵硬，也有些夸张。看得出，此时此刻，他知道自己有些特别的分量。
王强看起来也就是三十出头，穿着一件大红羽绒服，浓眉大眼平头阔嘴，很精神。但羽绒服不是个正经牌子，还是旧款。他从口袋里拿出的烟是五块钱的“红旗渠”，姐夫连忙截住，递给他一包十块钱的“帝豪”，他没有推让，接住了。
凉菜已经摆上，是赵老师在村里的小餐馆买的。两荤两素：一个拌松花蛋，一个拌黄瓜，一个酱牛肉，一个卤猪头肉，都是最家常的豫北土菜。姐姐在厨房帮赵师母做饭，我坐在席上。姐夫向王强介绍了一句我，王强笑了笑，说：“我说呢，跟嫂子长得像，原来是亲姊妹。”
酒是我在乡里最大的烟酒店买的，双沟珍宝坊，将近一百块钱一瓶。本来我还要买点别的菜，姐姐不允许，说：“带这两瓶酒尽够了。两百块钱呢。一桌子菜也花不了两百，咱出的算大头。”———姐姐的账总是算得很分明。
热菜开炒，酒也斟上。说了几句来回话，气氛慢慢地柔软起来。赵老师说了一些王强上学时的淘气事，姐夫也和王强聊起了他在日本打工时的情形，王强说日本“远看是天堂，近看是银行，住进是牢房”。收入高的行当每月两三万，低的只有七八千。平素里他们除了干活也就是吃吃睡睡，玩玩电脑，难熬得很，枯燥得很。主要还是语言不通，语言不通就什么都难通。———我这才知道，原来出国打工是村里近些年的一股风气，去日本的最多，还有几个去新加坡和意大利的，还有一个去美国的，听说还娶了个美国媳妇，都混上绿卡了，不回来了。村里说这是“打洋工”。都是签的正当协议，外贸途径的劳务输出。不过近两年出去打工的越来越少，这和张庄被划进高新区有直接关系：挣钱的门路多了，能喝口近水谁想去吃远饭？
王强在日本从事过水产行业，也就是捕鱼；从事过建筑行业，也就是砌墙；还从事过餐饮业，也就是执盘子———豫北方言，也就是端盘子。王强说他做的这几样都属于七八千的行当，太低端，不行，一年总共才收入十万，还要交六万给中介进行培训和办手续，最后剩的净利润就少得可怜。于是他只呆了两年就回来了。拿着赚来的钱还了赌债，又翻盖了新房，现在也是手头窄怯。
赵老师看了我一眼。我明白他的意思：要进入正题了。
“房子的事，你打算咋办？”赵老师劈头就问。
“啥咋办？”王强说。他闪烁的眼神证明他在装糊涂。
“就是往外再加盖起来么。”赵老师说。
王强没有说话。他点点头，吃了两筷子菜，敬了赵老师一杯酒，反问赵老师：“那你们打算咋办？”
赵老师把每个人面前的酒又斟了一巡，又不动声色地把球踢给他：“这不是在跟你商量么？”
大家心照不宣地笑起来。王强抿了一口酒，终于开口了。还是那套车轱辘话，说他哥不可能同意，他不敢，再说也没有钱。
“强啊，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你可千万别有这么大的压力。这是一个集体行动，是大家伙儿的事，是人民群众的事。”赵老师深深地闷了一口酒，循循善诱地开始了：“不错，你是你哥的兄弟，但你也是人民群众啊。这件事，就看你把自己往哪儿搁了。你要是觉得自己是这一排的群众，就跟大家伙儿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要是认准你是你哥的兄弟，那咱啥都不说了。也别喊老师不老师的，就只看在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份上，你别在背后戳告就行。”
“你说的啥话啊赵老师，你把我看成啥人了啊赵老师！”王强嗔怒。给赵老师斟上酒，又缓和道：“赵老师，这是个大事，得好好想想啊。”
“大事是得好好想想，不过也得当机立断。那句话是咋说来着？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做大事就是这个理啊。”
王强看了赵老师一眼。我知道“静如处子，动如脱兔”这八个字他没听懂。当然，这个懂不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该懂的他懂。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我说。这个他一定懂。
“过了这村，没有那店！”赵师母说。这个他更懂。
王强频频点头头：“对，对对。”
“这可是有时辰没日子的事，上头说下来量就下来量了，照片咔咔咔一拍，你那几十万可都咔没了。”姐夫说，“我都请先儿看过皇历了；再过两天就是黄道吉日，就可以破土动工了。我跟赵老师正紧着说细节问题哩。”
先儿，在豫北方言是风水先生的简称。
“你们打算一起动工？”
我们一起笑了。
“说得跟真的似的。”姐夫道：“一把筷子掰不断，一群百姓不好惹，团结起来力量大，谁不知道这个！所以啊，大家伙儿一起担责任，要盖一起盖，墙倒众人推！”
“没听老话说？砖连砖成墙，瓦连瓦成房，一根木头架不成个大梁，”赵师母说，“就是这个理儿。到时候要真出了啥事，稻多打出米，人多讲出理，咱这么多家呢，就不怕了！”
“那其他家呢，你们都说过了？”
“也说了好几家，他们都在加紧筹钱呢。实话跟你说吧，有一半多了。今儿特意招呼你，不是因为你是头儿的兄弟。主要是因为你是这一排的群众，不想叫你落单！”
“你想，咱们农民有啥啊？不就是种一些地，占一些地，在地上下把死力气？将来，咱的地越来越少，政府把咱们都挤摞到了一栋楼上，跟鸟似的。那时候咱还有啥啊？”
“对咱们来说，地就是个摇钱树，种地只管饱，摇不下几个钱，只有拆盖这种大买卖才能摇下大钱……”
“这块地咱现在能当家，那就得赶紧盖。只有咱盖了，到时候上头才能包赔。你啥也不盖，白眉赤眼的，让人家上头包赔你啥？地皮是国家的，国家还会包赔你地皮？”
“违建？要按正经的章程，哪家盖房不违建？不违建的有几个？咱一村子的新房都违建！”
“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宁可撑死，不能饿死，更不能叫吓死！”
……
菜慢慢上着，酒慢慢斟着。大家亲密地团结在以攻破王强为核心的盖楼计划周围，声东击东，声西击西，外松内紧，形散而神不散。我默默地听着，间或说一两句合适的话。我不得不承认，这个世界，谁也不比谁傻。农民有农民的狡猾，农民有农民的智慧，农民有农民的情理，农民有农民的逻辑———农民有农民的一切。而他们的一切，无论是柴米油盐还是爱恨情仇，无论是精神根本还是物质源头，都与土地血肉同体，息息相关。民以居为安，房在地上建；民以食为天，食从地中来。一直是土地，始终是土地，土地就是他们的命。我一直觉得，在我们广袤的豫北平原上，一块块旱涝保收的肥沃土地就如同一只只饱满的乳房，农民们就如同辛勤的挤奶人，随着四季的更迭，他们源源不断地挤出了丰沛甘甜的乳汁，给城市喝，也给他们自己喝。现在，即将成为未来路绿化带的这一长绺土地，这一只小小的乳房，如同已经消逝的灵泉河一样，很快就会干瘪，枯竭，不复往日之能。这一群人，坐在这里，尽其所能地绞尽脑汁，就是为了能从这只乳房里绞尽乳汁，绞尽他们能喝到的每一滴乳汁。
气氛越来越稠，微醺的王强也越来越让我们有底儿。他开始诉苦，不时流露出对王永的怨艾：南水北调工程过焦作郊区的某个村，王永跟村长相熟，他让王永去帮他揽个工程，多小的都行，王永不肯。他有个伙计是市民，想把户口落在村里，出三万块钱，王永也不肯……
“三万，比谁出得都高，又能给村里创收又能了结我的人情，他死脑筋，就是不愿意，气死我了……”
“要说你哥是直正，但是做人，咋说呢，也不能太直正，太直正了就是迂了……”赵老师劝解着。
“是啊，人有时候得灵活些。对别人对自己都有好处……”姐姐也说。
这些劝解的话，大家说得都很谨慎。人家毕竟是亲兄弟，亲便亲，打断骨头连着筋。兄弟怎么说他哥都行，外人就得有所顾忌。
“唉，谁叫咱摊上了这么一个哥呢？花好看，果难吃。”王强举起了酒杯，“不说他了，喝酒！”
那就先放下，大家继续闲话。一道道菜，一杯杯酒。酒酣菜热，闲话也便千头万绪，百花盛开：外出打工的难处，谁谁谁谁都得性病了；新农合，听着是好经，就是念的时候走样，小病还行，大病就只能干瞪眼，能用的药不能报，能报的药不能用；留守的老人女人和孩子在家里的孤单，村里信基督教的人越来越多；什么东西的价钱都涨得比动车还快，就是粮价涨得比乌龟还慢；娶媳妇的成本越来越高，相亲见个面男方都得掏两百块钱的相看钱……有那么一瞬间，我有些恍惚，恍惚自己为什么会坐在这里，听着这些话，这些和我的日常生活天悬地隔毫无干系的话。然而也只是一瞬，我便将恍惚收尽。———作为一个从乡村走出来的孩子，我确实跟他们久违了。但是，我乡村的根儿还没死，离他们也就不算太远。于是不坐也就罢了，坐了很快也就能坐在一起。“这件事，就看你把自己往哪儿搁了。”赵老师方才说王强的这句话，放在我身上也同样适用：我是一个农民的女儿，我是一个农妇的妹妹，这件事，我就把自己搁在了这个根儿上。有了这个根儿，此时此事我和他们之间才能应上毛主席的那首《水调歌头·游泳》：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你这做兄弟的，也真是可以了，替他想得够多了，也得给自己想想了……”赵师母说。万根箭，一个靶。说着说着，就又绕回来了。
“就是，对得起他了。要是错过了这个大便宜，那就是对不起你自己了。”
“这么现成的大便宜，谁不捡谁是傻蛋！守规矩不能当银钱花。村里那些没有临路的人家，都眼红着咱们这一排呢。”
……
又一轮围剿上演，酒也将近喝完。
“唉，我这个哥啊。”王强一扬脖子，又灌了一杯，叹道，“我要是领头盖了，真是没脸见他……”
我们面面相觑。领头，一词中的。我们心心念念的七寸，可不就是在这里？
“你看你说这话，谁叫你领头了？”赵老师斥责，分贝再高一点点就可以称之为怒喝了，“我说过多少遍了，是一起盖，不是让谁一家盖！更别说领头盖！轻霜冻死草，狂风不毁林！你不过就是林里的一棵树，有林子在，我就不信你哥还能把你咋样？”
王强放下了酒杯。他的眼睛已经微红。终于，他说出了我们最想听到的那句话：“那就盖？”不是叹号而是问号，口气随即更是颓下来：“没钱啊。”
终于说到钱了。我心中一块石头落地。我看了赵老师一眼，他不看我。
“钱不是事。船到桥头自然直。”赵老师道。
我又看赵师母，她也不看我。
“就是……”赵师母也说。
“想办法。活人还能叫尿憋死？”姐夫的话。
姐姐不说话，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没有任何内容。酒席陷入微妙的沉默，只听见大家牙齿嚼菜的声音。
不能这样。面对躲不过去的结局，绕圈子只能是浪费时间。
“借嘛。”我说。
“没处借。”王强道，“想破了脑袋也没处借。”
我使劲儿瞪了姐姐一眼。还等什么等？
“要是真不中，”姐姐终于开口，“我们几个给你想办法！”
“我也给你凑一些！”赵老师也说，终于看了我一眼，“再代表我兄弟表个态！”
“我也代表我姨表个态！”我道。
“那，多不好意思啊。”王强道，“盖房是大事，谁不用钱？”
“谁叫咱们在一个村里一条街上住着呢？谁叫咱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呢？谁叫俺们这几家现在都比你有办法呢？能伸把手就伸把手呗，谁没有用着谁的时候？再说了，钱这东西，生带不来死带不去，就是叫人用的。再说了，你又不是流氓无赖，得了赔偿款，你还不是转手就还了？说到底也就是转一道手的事儿，对不对？”
我不由得微笑，暗自赞佩。要是批卷的话，赵老师这番话能得满分。亲切，温暖，且周全，真是什么都有。连还钱的调子都定好了，由不得他王强不跟着唱。
“那是，那是。”王强迭声道，又是一饮而尽，“赵老师，哥，嫂，你们真亲！话到这儿了，我不能给脸不要脸，那就盖！”
瞬间，屋子里温度上升，热流涌动。
“盖！”
“盖！”
“盖！”
几个杯子碰到了一起。
“干！”
“干！”
“干！”
……
出门的时候，王强有些晃。赵老师也面若桃花，他看着我的脸道：“你还有些量呢。”我笑道：“我还得开车呢。喝的是白开水。”
送完王强，我们几个又坐了下来。像刚打了一场大仗，大家都松了口气。我说还不能太放心，姐姐问不放心什么，我说是钱。要按我的想法，刚才应该趁热打铁，干脆定下说明天把钱凑齐了给他，把事情砸实。赵老师沉吟了一会儿，道：“咱们不是表态了么？这还不中？”
“可是没说多少啊，也没说啥时候给。还是留了活口，你们啊，太舍不得说。”
“不到舍得的时候，就是不能舍得。”赵老师说，“这种事，宁可缓些，不能过急。咱已经说到这一步了，不能再往嘴里喂他，得让他自己伸伸手了。要不然咱们上赶着把钱塞给人家是什么意思？不是太鲜明了吗？净叫人家起疑心。”
我默然。似乎也有道理。
“等他的信儿吧。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赵老师又说，“这两天正好定定匠人。”
当夜，我赶回了郑州。姐姐拉着我，好说歹说，想让我住一个晚上。我说我得回去筹钱，我说我不放心孩子，我说单位还有一些碎事……我说了一堆理由，到底还是回去了。其实最真实的理由我没办法对姐姐说：她家没有暖气，很冷。这么多年在城市，我已经不习惯没有暖气的冬天。乡村的寒夜对我来说已经太过陌生。我怕自己会感冒。
7．田庄四二九
星期天下午，我再次来到姐姐家，一是接苗苗，二是送钱。进得门来，我一眼就看见姐姐和一男一女在当院里站着，男人女人都是矮墩墩的，正和姐姐比划着说着。看见我，姐姐笑着向那两人道：“这是我妹妹，在郑州上班。”又指着男人向我道：“这是陈师傅，咱这房子，全靠他的手艺了。”
我明白过来，这男人就是姐姐要请的盖房子的匠人头目，俗称包工头。今天应该是来姐姐家看看实地情况，商量着怎么盖这个房。那女人穿着大红棉袄，戴着亮闪闪的金耳环和金戒指，颇有些包工头太太的富丽堂皇，应该就是他老婆。于是我连忙和陈师傅夫妇寒暄起来，问他们是哪里人，陈师傅说是田庄人。我依稀记得田庄还有一个叫陈小玲的女同学，当年我在乡中学读书的时候，和我坐前后桌，便问他陈小玲的情况，陈师傅的话有些迟滞，倒是陈太太语锋爽利，三下两下截过话头，说陈小玲和他们是本家，按辈分得叫他们叔和婶，高中毕业后上了省医学院，现在市妇幼保健站当医生。
“她当医生啦。”我忍不住笑起来，“当年她粗粗拉拉，跟个假小子似的，真想不出来她还能当医生。”
“医生好啊，一家子里有个医生，谁得个病该省多少心哪。”陈太太感慨，“她妈病了这么几年，全亏了她。”
“什么病？”我问。
“偏瘫。”陈师傅说。
“受惊吓了。”陈太太补充，“前几年我们村跟上头闹了一场事，你听说过没有？就是那回吓的。”
我隐隐想起和赵老师闲聊的时候他跟我说的田庄那场事，好像是上头强制拆迁，把军车都开进去了，后来硬是被田庄人把他们统统都赶跑了，还抓了人，判了刑什么的，顿时兴致陡增，对两口子道：“听说过一些，不全。你们讲讲呗。”
“我这妹妹，就是一颗小孩子心，打小就热听故事，你们给她讲讲吧。”姐姐道。说着她从屋里端出来两样油炸的吃食：萝卜素丸子，还有小麻花。姐姐的小麻花是一绝，只用鸡蛋和白糖和面，一点儿水不放，炸出来焦酥香甜，十分可口。她边让陈师傅夫妇吃，边对我道：“做了可多，给你留好了。”
就着姐姐的素丸子和小麻花，他们两口开始讲了起来。陈师傅的话短而平，陈太太的话长而烈，两口搭配起来，有些像在说三句半———
那一天是四月二十九号，上头叫田庄事件，俺们村的人叫四二九事件。早上五点多，上头就行动了。哪一年？二○○六年，就是二○○六，那一年咱孩儿考上了大学，我记得准。
五年了。多快。
以前上头没说过就直接行动了？我问。———说，这个字在我们方言里有做思想工作的意思。
说过。说得可迟，是出了年说的，出了正月，阳历就到了三月份了，满打满算也就说了有一个多月，不到俩月。咋说的？就是来个人，往院子里一站，说一句：赶紧拆吧，胳膊拧不过大腿，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说完就走了。就是这。也就是走个过场。赔多少？好房，新房，就是一平方四百块。旧房，赖房，就是一平方三百六十块。
就这俩标准。
问他们把房拆了俺们住哪儿？他们都说不知道，说管你们住哪儿呢。俺们说要是俺们不愿意呢，他们就说：不愿意不由得你们！你听听这话，气人不气人！大家就都不拆，没有一家拆。两委会也顶着，那真是干部群众一条心！拖着拖着，事情就到了那天。那天早上五点多，他们人都到了，天还不明呢。后来我们数了数，八辆大军用车，一车有百把人，共有八百来人。警察少，绝大多数都是保安，后来俺们才听说，是从市里好几个保安公司调来的。那些保安公司都不知道上头让他们来干的是这事，事过了都说：“要是知道来干的是这事，说啥也不会来，给多少钱也不干。”对了，还有特警队的呢，特警队还有一百多人。俺们村？俺们村不到一千口。
听说特警队还准备了两车催泪弹。
没有用上。后来那阵势，他们哪敢用！是从村东开始的。为啥从村东？首先，村东不临大路，僻静。他们也怕路上过来过去的人多啊，万一碰上啥大人物看见，影响不好。其次，村东这一片，也就是娘娘庙往东这一块，算是我们村里的新区，都是新划的宅基地。这些都是生二胎的人家，没啥本事，也没啥钱，好整治。吃柿子捡软的捏呗。他们就从娘娘庙那里用一道警察常用的那种绳子一拦，就开始行动了。
那叫警戒线。
对，就叫警戒线。他们拿着长梯，链子锁，撬杠，还有大锤，就来了。链子锁是用来锁大门的，先把大门朝外给你锁上。长梯是用来翻墙的，翻进了各家各户的墙，进了家之后，没有起床的人，就被他们按到了床上，不准起床。在厨房做饭的，就不准出厨房，在哪儿坐的，就得坐在哪儿，反正就是原地不准动。我那个本家嫂子，对，就是小玲的妈，那两天正拉肚子，紧着跑茅房，他们就是不让动。我嫂子就当着他们的面解了手，她对那些保安说：“反正你们就是从女人肚子里爬出来的，我就不避着你们了！”解完了手，她血压就上来了，躺到床上就不会动了。从那以后就偏瘫了。
真造孽。
把人都看住，他们就开始用撬杠和大锤拆你家的房了。当然他们也拆不了那么多，也就是毁毁你的房，败败你的兴，叫你住不踏实住不成，叫你知道，他们有本事这么整治你，你最好识相点，赶快听他们的话！心疼啊。看他们那么去糟蹋自己辛辛苦苦盖起来的房子，真是心疼啊。有男人们上前阻拦的，就被他们的警棍打了，也就不敢动了。女人们不敢上前动手，只有哭，有性子暴的就骂。家家户户都有哭声，都有骂声。农村女人，不会说什么大道理，也只能骂几句解解气！也有人想打电话，跟外头联系联系，可是没有信号，固定电话和手机都打不出来，后来才听说人家不知道使了啥办法，把俺们村这一块的信号都覆盖了。想打电话，根本不可能！
人家上头啥都想到了。
就这么闹着的时候，孩子们都该上学了。这一片的孩子们都不让去上学，这一片还有几个老师，也去不了学校。学校里老师不齐，学生不齐，到了学校的人就都奇怪了，就想出去打听，可是，人家把学校大门也锁上了，不让大家伙儿出来。没有不透风的墙，这时候，全村人你传我，我传你，都知道发生了啥事，可也都不敢确认。老人们都说，这都解放多少年了，怎么像解放前跟日本鬼子干仗一样！
谁能想到上头会来这么一势啊。
正这么僵持着，孩子们不知道怎么想出办法来了。他们不知道害怕，朝那些警察和保安扔土坷垃，把他们车胎的气都放了。人家还手！用警棍驱赶孩子们，有的孩子就受了伤，这把大家伙儿逼急了。除了村东被关住的家户，村西村南村北的这些家户们就都上前去保护孩子们，都上了手。上头就连忙集中人来对付学校这一块，就有人得空把那些被锁的家户都放了出来，大家伙儿全都集到了街上，他们人在西边，我们人在东边，两边对阵，我们就往外撵他们，一步一步撵，他们开始还猛动手，用警棍把俺们的人捅得满脸流血，可这时候俺们全村人都在一股绳上，俺们不怕！这是俺们村，俺们家门口，哪能怕那些龟孙们！俺们舍命上了！俺们没有警棍，老人和小孩就朝他们扔砖头，扔土坷垃，大人们就拿锄头，镰刀，就拿铁锹，扫帚！那时候，喊杀声震天响！
后来就轮到他们害怕了。
他们往后退着，一步步退到了西边的大路上，这时候已经快中午了，特警队也来人了，乌压压一大片啊，就在那路边守着。那回俺们算是见识了啥叫盾牌。以前有个电视剧叫《便衣警察》，里面有首歌，有句歌词叫：“金色盾牌，热血铸就。”俺们可看见了，这盾牌可不是金的，是透明的。只有中间一条横杠上写着警察俩字，横杠上下都是透明的。真真的。特警队一来，保安们就又往前冲，又打伤了俺们可多人。这时候，大路上的交通也断了，好多车都停了下来，好多人从车里出来看热闹，邻村的人也都听说了，也过来了好多人，你知道吗？这些外人本来是看热闹的，后来有好多都加入到了俺们村的队伍里，跟他们干仗！
后来，他们就退得越来越远，再也不敢往前冲了。在这个过程中，来了辆警车，里面坐着俩穿着警服的警察，看样子像俩大领导，可能觉得自己官大，不知死活地把车开进了村，开到了俺们这边。可他们没有下车就被俺们村的人把车胎里的气给放了，车玻璃也砸了。他们就不敢下车了，就坐在车里不敢出来了。后来俺们就推着他们的车往外走，俺们村西边原来有个大水塘，早就干了，俺们就把他们的车推进了干水塘里！他们硬是不敢出来，一直到特警队的人慢慢上前围着了车，他们才慢慢出来，让特警队的人护着回去了。
从始到终，他们没说一句话？
说话？他们俩连个屁都没敢放！后来那边就彻底消停下来了，后来看俺们村那些受伤的人流血流得厉害，俺们就想去市里给他们包扎，可是他们就是拉着警戒线，不给放行，———北边，他们的警戒线只卡住了北边，北边不是市里么？他们怕俺们去市里闹。没办法，俺们就只好往南去乡里的卫生院。总不能叫俺们的人流血流死吧。
有人死吗？
没有。要是死人，这事就大了。
———这还不算大吗？我想。不过，再一想，某种意义上他们的逻辑也对。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只要不死人，就不算大事。
后来呢？我问。
后来……陈师傅笑了笑：后来，村里还是拆迁了六十来户。
这六十来户的情况是这样的。陈太太道：一是村两委的干部和他们的亲戚。这占了二十来户。四二九之后，村两委的人都被上头软禁了。当然不叫说是软禁，说是学习。怎么学习的呢？不让吃饱，不让睡觉，就让他们没明没夜反思，写材料，写汇报，反正最后不在拆迁协议上签同意就没完。二十天，谁受得了这个？铁打的人也不中。他们就都签了字。签了字还不中，还不能回去，还得叫他们的家人来拿协议回去拆房，拆了房才放他们。就这么着拆了二十来户。二是吃公家饭的那些。包括老师有十来个，还有十来个是家里有人吃公家饭的，或者自己家的实底儿亲戚有吃公家饭的，像俺家隔壁的老贾，他女婿在乡里工作，乡里就停了他的职，叫他来做丈人的工作。类似这种情况的，又拆了十来家。俺们管这叫株连九族。还有一种拆房的，就是因为四二九事件被抓的那些人，也有二十来个。
他们是当时被抓的么？
只有一个女的是当时被抓的，其他都是后来被抓的。她也是太没眼色，说着说着，陈太太大笑起来：她呀，骂着骂着，骂过了龙源路。人家拉的警戒线就是以龙源路为准的呀。龙源路南边，是俺们的人，龙源路北边，就是人家的势力了。她的脚一过龙源路，就被人家抓起来了。不抓她抓谁？鸟不能离群哪。
当时那么乱，后来抓的那些人，上头是按什么标准抓的？
录像！人家上头有录像！人家上头当时就带有机器，回去后，人家是按着录像抓的人。是一个一个抓的，悄没声息抓的。这回人家可学精了，不出动静。这些人被抓起来之后，上头就传下了话，说只要把房子拆了，就放人。没办法，这些家户就都把房子拆了，就这么着，又拆了二十来户。现在，五年过去了，就是这么多家。剩下的都是钉子户。你回头去俺村看看，家家户户的房顶都插着国旗，那就是钉子户的证明！
真的，家家户户都有。姐姐说。
你们，为什么要插国旗呢？
叫上头知道，俺们爱国！俺们都是良民！也给上头那些人提个醒，叫他们代表国家做事的时候，也爱爱俺们！有人还说我们插国旗是犯法的，哼，俺们都上网查了，说挂烂国旗的破国旗的拿国旗去做广告的才算犯法，俺们这，不犯法！
听说还有判刑的？
两个判刑的，一年。都是缓刑，没有真住。房一拆人就放，可灵。
这六十来户现在都住在哪儿？
上头在村东边建了个安置小区，盖了六栋楼，就住在那儿。
听说今年上头还要在那儿再给你们加盖三栋楼，真不真？姐姐问。
真。陈师傅说。
俺们也在一起商议了，想给上头提提建议，让盖成浇注结构的。咱焦作不是地震带么？去年还闹了两回小震。先前盖好的那六栋是砖混的，没几根钢筋，跟老鼠拍子似的，地一震肯定就把人拍住了。要是浇注结构的房子，抗震就好。可是那些先住进的人听说了就不让，说凭啥让他们先搬的人住赖楼，让后搬的人住好楼？你听听，是高新区出钱，又不花俺们村一分，就这他们就气不过，这人心怎么齐啊？
那人家先搬走的人，心里肯定不得劲儿。姐姐说。
你们心里其实已经做了搬的准备吧？不然干吗管安置楼的质量？我疑惑。
是啊，迟早是要搬的。胳膊拧不过大腿，这话说到天边也没错，是不是？咱知道这个。拧不过，能多得些好处，也就对了心思了。可是后拆的这些要是多得了好处，先拆的那些家心里就会不舒服，这咱也知道。话说回来，我要是先搬走了，心里肯定也不得劲儿。拆过的这些家，和没拆的这些家，就是没办法一心。隔壁老贾不是拆了么？前些时路过我家，还进来看了看，说：还不拆啊？我没好气儿，答他：就是不拆！
熬到什么时候，有底儿么？
没有。反正俺们就这么扛着，也不是死扛，俺们村年年都派代表去北京上访。去陶然亭那里，离西站不远，国家信访局。他们态度倒是挺好，每回接待时都说：“你们就放心回去吧，我们会把公函寄到你们当地政府，让当地政府给你们解决。房子是你们的，只要你们不同意，他们不敢拆你们的房子！这一点我们可以给你们保证！”准打准儿，现在的新条例不是已经出台了吗？不准强制拆迁！新条例还说了，赔偿标准让参考当地的商品房价格，如今周边的商品房价格越来越高，跟安置小区隔路的那家楼盘都卖到一平方四千了！俺们的要求当然也会水涨船高。要说是好处应该更大了，可是还有拆过的那些人呢。情况肯定也是更复杂了。政府这边的事，肯定也就更难做了。前些天他们又派人来做工作，态度倒是很好，说这说那，可俺们就是不松口。不趁俺们的心思，俺们就是不松口！
你有千条计，俺有老主意。呵呵。
我笑。这情形，还真是难缠。
其实，俺们都知道，这么下去，对谁都不好。俺们拿不到钱，政府花了钱盖了安置小区，白白空着，放都放坏了。开发商呢，白白耗了恁长时候，也开发不了。政府跟开发商也没法子交代，听说最后还赔了开发商不少钱……
是哪儿的开发商？
山西的。煤老板。
听说是市长的什么拐弯亲戚，来这里玩，路过俺们村，看见俺们村在新区规划里头，又离老市区近，还临着大路，就说：“不错啊。开发个楼盘吧。”市长就答应了，说这也算招商引资，就给高新区下了死任务，要求两个月必须把俺村拿下。谁料想没把俺村拿下，四二九之后，他倒被拿下了。上头把他调走了。高新区的书记也让拿下了。
调哪里了？
省里。
那也不错啊。
哼，只是名儿好听，他没实权了。明着是平移实际上是暗降！他走的时候还特地来俺们村转了一圈呢。说来看看大家。说没把俺村的事情办好，对不起大家。还掉了泪呢。猫哭老鼠假慈悲！
……
刚才说的政策，你们都是在网上看到的？最后，我问。
是啊。有网真方便，一搜就中，啥都能搜到。陈太太眉飞色舞。
你们还真火色！姐姐说。火色也是豫北方言，意为时髦时尚。相当于90后们说的“潮”。
耍嘛。放钱干啥？有钱不花，死了白瞎。陈太太笑道。
你们常上哪个网站搜？
还有哪个？百度嘛。可简单了。像俺村这种事，打一个字就全出来了。
哪个字？
拆！
8．合作
之后几天，我的手机上天天都有姐姐的短信。每天的短信都在汇报王强。
第一天：王强没消息。赵老师让再等等。
uzxY8B7hf2EUU/ZiPDY4L0nV2xkLegnbAumhkmMt8tg= 第二天：还没消息。再等等。
第三天；没消息。等等。
第四天：没。等。
第五天晚上，姐姐没有短信了。我打电话给她：“你们要等到什么时候？”
“我刚去问了赵老师，他说让问问你。”
“那就别再等了。马上把钱凑好，给他送去！再等下去，黄花菜都凉了！”挂断了电话，我气得手冰凉。什么等，不就是抱着侥幸心理心疼那点儿钱么？还想成事呢，嘴边的肉都能噙丢了！
第二天又是一个周六。到底不放心，下午，我又给姐姐打了个电话。姐姐说：“今儿上午送的钱，人家不收。”
“送了多少？”
“六万。一家一万五。”
我心一沉。
“谁去送的？”
“我跟你姐夫。”姐姐说，“赵老师说他没空，叫我去送。我跟你姐夫去了，王强接过钱看了看，就又递给了我。我当他是客气，又给了他，你姐夫半开玩笑叫他打条，他的脸立时就拉下来了，就不高兴了，说：是信不过我啊。算了算了！就把钱又塞给了我，我再给他就给不出去了，他死活不要。”
“当时他家里还有别人没有？”
“没有。”
“钱数是赵老师定的？”
“我也跟咱姨商量了。是俺几家的意思。总共六万呢，不少了……”
我沉默。
“我不是跟你算过账么？咱盖两层，满打满算也就是六万五，最多七万，”姐姐在电话里自顾自地说着，“六万咱都给他凑齐了，他自己会没有个五千一万？他也不能太欺负人了……”
“我明天去。”我说。一直担心的事情终于变成了现实，我不得不承认，人与人之间，就是有一种不可沟通性，哪怕是亲亲的姊妹。我怎么才能让她明白：六万在她眼里肯定是太多太多了，但在王强眼里，很可能还是不够？我怎么才能让她明白：有时候，人家愿意欺负你是在给你机会？我怎么才能让她明白：这盘盖楼的棋局，从一开始我们就都是彼此的棋子，看似是我们想攻下王强，实质上也是王强想操控我们？我怎么才能让她明白：这笔盖楼的大账，乍一听是我们在热热闹闹地打着算盘，实际上王强才是最关键的算账先生？我怎么才能让她明白这些啊，弯弯绕的这些，恶心人的这些，我讨厌至极又心如明镜的这些？
还是不说吧。
有那么一刹那，我真想告诉姐姐：别再抠抠搜搜，计计较较，每家两万，要干就干，不干就算！还有那么一刹那，我的脑子里甚至蹦出了一个更极端的想法：实在不行，我把这八万全掏出来！———不由得想起一个男人。我二十八岁那年碰到他后，曾经对他迷得要死，可他看不上我，我只好单相思。于是在绝望之余，我常常暗暗诅咒让一向春风得意的他赶快倒霉，倒大霉，倒血霉，除了健康之外什么都不顺，最好到饥寒交迫众叛亲离食不果腹喝水塞牙雪上加霜的超惨地步。然后呢，我将奋不顾身地出现在他面前，拿出荷包里珍藏的存折，为他买这买那，花钱如水，挥金如土，用我春天般的爱柔情横溢地把他融化，用我海啸般的爱摧枯拉朽地将他打倒……那时候我方才明白，对我这样不大方的人来说，爱极了的显著标志，就是想花钱。而现在我又方才明白，原来恨极了的显著标志，也是想花钱。二者的不同只是，一个想用花钱得到，一个想用花钱了断。
当然，我终是没有。一是我还没有恨极，二是我知道，目前还只是钱的问题。如果我要是这么做了，就不仅是钱的问题了，就成了我的问题：疯的问题，不靠谱的问题，神经病的问题，二百九的问题———二百五加三八再加二。
不能那样。决不能。
星期天，我再次来到张庄，来到赵老师家，强硬地表达我的意见：要想办成事，每家两万，借王强八万。今晚必须成事。心理较量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进行，要看你有没有和人家较量的资格。没有资格较量而硬要较量，那就不是较量，而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是愚不可及的蠢。目前而言，王强有我们最想要的资源，这就是人家的杀手锏。他固然想套我们的钱，但我们也想通过他来套上面的钱。我们和他看似是对手，其实只是小对手，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共同的大对手就是上面。上面的钱才是我们双方都应该去瞄准的大钱。所以，此时此刻，绝不能让小心眼坏了大目标。如果必须有一方退让妥协，那就让我们来好了。内耗必须止于智者。这时候，我们就得舍出孩子去套狼———只要人家要孩子。空手套白狼？这根本就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如果不是奇迹出现，空手只能套白忙。
“如果我的判断没错，咱们再往前走一步就到他的合作线了。”最后，我说，“别因小失大。”
“那，就这吧。”赵老师的神情还是很“被”，“那借条呢？他要是坚持不打呢？”
“这个问题交给我。”我说，“今天晚上，你再请他过来。”
“这小子，真可恨！”赵老师咬着牙说。
我笑。当然王强是很可恨。但就现状而言，他的可恨程度还没有抵达我的最低底线。他还只是巧借而非直讹。———直讹，这就是我的最低底线。就我目前的推测，王强还不至于这么大胆和不要脸。不过退一万步讲，即便他真要直讹，我也会暂且由他。但这个想法我没有对赵老师说。怕会吓坏他。
夜，赵老师再设鸿门宴，王强仍是刘邦。仍然是姐姐姐夫和我相陪。酒仍然是我去买的双沟珍宝坊，菜比上次的还要丰盛。到底是一回生两回熟熟能生巧，大家絮话的升温过程简约了很多。酒至半酣，姐姐将钱拿了出来，递给王强，道：“八万。”
“你看嫂子，说给就给啊，”王强笑着，把塑料袋接了过来，溜了一眼，放在了脚下，“感动，感动，谢谢，谢谢。”
“真是有时辰没日子了。”赵师母道，“咱就赶紧盖起来吧。”
“就是，选个黄道吉日，盖吧。”
“黄道吉日？”王强眯着眼睛笑了，“这个得让我来说。”
“你啥时成了先儿了？”赵老师说。
“别的事上我不是先儿，在这件事上我还就是个先儿。”王强道。面露悦色。
“这话咋说？”赵师母问。人人一脸好奇，等待王强解谜。
“要我说，啥时候俺哥有个三五天不在家，那啥时候就是咱的黄道吉日。赵老师，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我们恍然大悟。
“对，对，对！”赵老师连声道。
“他要是在家，我肯定不能动。我动就是我不仁。他要是不在家，我动就不碍了。等他回来，我也盖得有样了，那时候他要拆我的房子，那就是他不义。”他进一步阐释，“到那时候，我就能豁出去跟他闹了。”
“对对对！”我们异口同声。
“这些天，我勤往他那里探探。”王强的表情很受用，“你们就等我的信儿。”
“他要是老不出门呢？”
“不会。”王强很有把握地说，“他那人，我还不知道？会多，学习多，参观多，为了咱村的土地项目，他还三天两头地往外溜达！”
我和姐姐对视一眼。钱花到哪儿哪儿值，老话真是没错啊。不说别的，单为了他能自然潜伏在王永身边探听宝贵信息的份儿上，这八万借给他，就值。所谓的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最贴切的旁注也许应当是：有了东风，才是万事俱备。没有东风，万事再俱备也是俱废。
满座皆欢，觥筹交错。即使是乡村的粗瓷大碗，推杯换盏的时候也丝毫不减其乐融融。雪亮的白炽灯下，我看着大事初定后一张张舒展绽放的轻松笑脸，微微释然的深处是似曾相识的幽深难过。我起身去厨房倒了碗开水，慢慢喝下。此时的难过很奢侈。我知道，我得勤俭节约。
盛宴将散，杯盘零落。眼看着王强把脚底下的塑料袋口紧了两紧，却还是没有提打借条的事。到此地步，他确实是有点儿接近我的底线了。那就别怪我啦。
“天不早了，我这就回去吧？”说着话，王强就站了起来。
“对了，还有个小事得麻烦你。”我笑道，“你看，喝得这么高兴，我都差点儿忘了。”
“啥事？”
“我姨千叮咛万嘱咐说，请你给她打个借条。”我从包里掏出纸笔：“我使劲劝她来着，说都是一个村的，人家王强是什么人，还会赖你？不就是两万块钱么？还会不还？再说又不是你一家，我姐，还有赵老师兄弟，一共四家呢，怎么偏就你这么多事？可她也是老糊涂了，非得让打，说这是规矩，打了她才放心。”
“哦。”王强的表情有些僵硬，没有说话。屋子里的空气似乎一下子稀薄了。
“所以就麻烦你帮我这个忙，把我姨交代给我的任务帮我完成。”我把纸笔铺好，“你也别怪她。她上了年纪的人，心眼小。再说在市里住时间长了，跟市里人都学会了，太薄气。你就担待她吧。”
“中，没问题。”王强拎了拎手中的塑料袋，挠了挠头，终于重新在桌边坐了下来，“怎么打？”
知道怎么借钱还不知道怎么打借条么？笑话。
“写明白借了谁多少钱就中了呗。”
“咱姨的名儿？”王强开始在纸上刷刷地写，头都不抬，“利息呢？期限？”
“免息。啥时候有啥时候还。”
一边说着话，他已经把借条写好了。字体虽然难看，但却是一点不错：“今借到吕月娥人民币两万元整，用于盖未来路房屋。免息。等到房屋赔款到账后三个月内归还。王强，某年某月某日。”
真是水晶心肝玻璃人啊。
“这字写得真有力道，跟省里有个书法家的字可像呢。”我昧着良心夸，然后问正愣着的赵老师、姐姐和姐夫，“这么好的字，我建议你们都收藏收藏。”
“收藏收藏，是得收藏。”赵老师回过神来，“王强啊，照样给我们写一份，让我们也都收藏收藏！”
借条打毕。姐夫负责送王强回家。好歹八万块钱呢，人钱到家我们才能彻底踏实。辞别赵家，我和姐姐默默地走在漆黑的街上，突然，姐姐使劲儿拽了我一下。我这才看见自己差点儿撞到一堵墙上。那堵墙，也是一户人家盖到了街上的屋墙。
我走神了。我在想什么呢？
后来，姐姐就一直抓着我的手，她那双粗糙的手，那双手的粗糙，让那种似曾相识的幽深难过再次袭来。
“八万，”姐姐说，语音里仍有隐隐的恨意，“他根本用不完！”
“盖两层是用不完，可人家要是想盖三层呢？”我说，“就是只盖两层，剩下的钱也不会放馊。没利息的钱，不用白不用。”———这不过是最简单的推理。
暗夜沉沉。偶尔会有一个人的黑影与我们擦肩而过。
“亏了你……”姐姐终于又说，“我真怕他坚持不出借条。到时候无凭无据的，一百张嘴也说不清。”
我沉默。我当然设想过这最坏的可能。如果真是这样，钱当然还是要借给他。不过我也不是无计可施。我外套的衣袋里还装着一个相当于借条的东西：录音笔。
录音笔一直开着。
如果说在市里浸泡了多年的姨妈薄气，那么，毫无疑问，浸泡在省城多年的我更薄气。
薄气不好听，但很有用。
9．后来
一周之后的一天晚上，姐姐打来了电话，口气很兴奋：“好消息！”
“王永要出去了？”
“王强说，王永后天跟着高新区的人出差，去陕西和四川学习啥土地流转经验，得七八天呢。咱可以放心大胆盖咱们的房了！”
“那就抓紧时间吧。”我说，“真是有时辰没日子了。”
“还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姐姐的口气有些犹豫，“我还想往外再多盖一米。”
“你什么意思？”一时间，我没听明白。姐姐仔细解释说，她想在和大家伙儿原来说妥的那道线上，再多盖出一米。“最少能多挣两万多块钱呢。反正是占一回便宜，还不能多占点儿？”
“姐！”我喊道，怒火中烧。
“看不出来的，不碍事。”她在电话那边笑，“一米，就一米。”
“那到时候人家找起事来，你自己负责！”
“你别生气，我也就是说说。”姐姐的口气软下来，道。
挂了电话，我胸口一阵沉闷。占便宜也得有底线啊，我亲爱的姐姐！
后来，姐姐打电话说，她严格遵守我的指示，动工那一天，她到底还是看着王强家先动的工，才开始挖自己家的地基。
后来，姐姐打电话说，他们四家动工后，这一排的许多家都开始动工了。
后来，姐姐打电话说，王永听到了信儿，给王强打了电话，这几天，王强把手机都关了。
后来，姐姐打电话说，王永回不来，就让其他的村干部去拦这些盖房的人家，尤其是王强家，但那些村干部都只是笑着看了看就走了。
后来，姐姐打电话说，一层已经盖好了。
后来，姐姐打电话说，王永回来了，叫不动别人，他就自己拿了把洋镐，把王强家新砌的墙敲掉了一个角。兄弟两个打了一架，不过都没伤着。
后来，姐姐打电话说，二层的墙也已经砌成了平口，只差上水泥板了。
后来，姐姐打电话说，其他家都盖好了，只有她家二层的水泥板还没有上。因为原来定的那家水泥板厂不讲信用，一拖再拖。她催了很多次，厂长说盖房子的太多，要板的太多，早就定好的太多，怎么赶都赶不出来。她的板得一个月之后才能送货。姐姐又找了其他厂子，最快的那家也得半个月才能送货。
“那就现浇吧。”我说，“现浇比等板快吧。”
“那是。可现浇又费钢筋又费水泥，比水泥板还贵四五千块，到时候一拆还一文不值。水泥板拆下来还能用……”
“我再给你送五千！”我朝着电话大吼。都什么时候了，还敢拖！
后来，姐姐打电话说，她的房子终于盖好了。
“你回来一看就知道了。一整排新房，可好看啦。”姐姐道，“也真巧，”她的声音喜不自胜，“咱昨儿才盖好，上头今天就开始贴告示，宣传车也开始上街宣讲说不叫盖。都盖好了才开始严起来，一群迷瞪！”
我问姐姐那些家境很差的人家是怎么盖起来的，姐姐说那些人家都和村里的一些有钱户签了协议，让那些人出资盖房，等到赔款到账的时候彼此按比例分成。
“这边有机会没钱，那边有钱没机会，大家就合作呗。”姐姐道，“双赢。”
“对。”我点头。是双赢，没有输家。尽管政府那边是“被赔款”，但是，似乎也算不上是输家。
可是，真的没有输家么？这等待着拆迁的盖，这为了拆迁的盖———这个句式忽然让我想起鲁迅先生的文章《为了忘却的纪念》。此时此刻，居然能想起来鲁迅先生，我不由得笑起自己来了。不该笑么？可真够无厘头的。
———姐姐电话里还说，盖三层的人家有七户，王强家就是其中之一。
半个月后的一个下午，我早下了会儿班，带着五千块钱，再赴张庄。到了张庄天还没黑，正赶上陈师傅领着两个匠人在收工具，一辆农用三轮车上满当当地堆着架子板小推车等零乱杂物，委实无法坐人。陈师傅问我是否可以把他送到田庄，没的说，这种顺水人情得做。
“你看。”车过王强家的时候，陈师傅道。
“知道，一起盖的呀。”我说。
“不是说人家的房子，是说前头这个大楼。”
我把车放慢，朝外看去。在王强家的东侧，离他家大概五十米的地方，一道长长的围墙将一片很大的地方拉成了一个院落，每隔一段距离，围墙上就很规律地写着四个蓝色大字：同仁医院。大院里面，高高的红色塔吊正徐徐转动着长长的轴干，绿色防护网内隐约可见密密麻麻的钢筋丛林支撑出一栋大楼的灰色轮廓，已经有两层高了。驶过工地大门的时候，我看见一辆巨大的黄色挖土机正抱着一堆新鲜的黄土在院里轰轰前行。
“我听姐姐说过，两万一亩。”我道。
“前两天在这里抓了一个人，你听说了吧？”
我笑了，这才明白陈师傅所指。他断定我喜欢听这些火爆的八卦。
“不知道，我姐没说。咋回事？”
“这院占的就是那人的地，那人嫌钱少，一直闹。前两天把这块围墙给扒了，”陈师傅指着一处破了口的围墙，“就被抓了起来。”
“哦。”
“不能单个儿斗，吃亏。你姐这房，盖的时候团结还不中，拆的时候更得团结。到了这时候，无论如何不能白费了前头的功夫，摆渡得摆到江边，造塔得造到塔尖。”
“当然。”
“别像俺村一样，叫上头偷袭了。后来俺们村就得出了经验，印了一个电话号码本，家家号码都在上头，家家都有一本，壮劳力们出去了，就叫闲人们盯着点儿，有啥不对就打电话。一声招呼，人说回来就都回来了。都回来了就好办了。”
“哦，”我有些意外，“这办法不错。”
“上头精着呢。咱可不能大意。没见网上说，你去买个菜人家都能把房给你拆了，还说是误拆。这种误拆可不少呢，呵呵。”他兀自笑了起来，“另外，你不是在郑州么？有关系，认识人多，到时候可以找报纸跟电视台来，影响越大，上头就越忌讳。”
“哦。”我看了陈师傅一眼，彻底明白了他的心意，“谢谢。”
“都不容易。”他说。
说话之间，田庄已到。我把他送到地方，便在村子里慢慢地溜达着车细细查看，果然看到了村里的奇异：隔三岔五就有一家被拆掉，荒草已经长满了废墟。更多的人家还都炊烟袅袅地生息着，一派泰然。而在这些家户的房顶，真的都插着一面面鲜红的国旗。更有意思的是一些墙上的字。有一面墙上只有两个字，字后面的标点符号却一直蔓延到墙的尽头：还拆！？！？！……
从字迹来看，显然原来只有一个“拆”和一个叹号，“不”是后来被人加到前面去的。“还”字又是由“不”字生发而来。叹号和问号的延长则越来越娱乐化了：叹号越来越大，问号也越来越大。到这面墙尽头的时候，叹号已经大如重锤，而问号已经悬如巨钩。与这面墙相对的另一面墙上也有些字，也是横写的，也只两个字：拆，盖。拆和盖依次放大，直至墙面尽头。
两面墙如此相对，倒是好玩。我心思一动，下了车，打开手机，调到拍照模式，想要拍下这两面墙。忽然，一个声音呵斥过来：“干啥呢？！拍啥呢拍？”
是一个粗粗壮壮的中年女人。乍一看，跟陈太太像亲姊妹。
“拍着玩呢。”我赔笑道。
“谁允许你拍着人家的房子玩？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女人叉着腰，不依不饶地问着，边问边走过来。
“我来找陈……”我努力地想着陈师傅的名字，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我忽然明白了自己的徒劳：我根本就不知道他的名字。
“你是不是上头的？让我看看你拍了啥！”女人离我越来越近。此时，手机里传来了短信铃声，我也不敢去看，只顾着迅速上车，仓皇逃窜。
回到姐姐家，我立马就把陈师傅的意思转达给她，让她明天就联系各家去印号码本，同时安排人轮流值班。姐姐有些不以为然：“那是五年前的事了，现在上头还敢？”
“这可说不准，还是小心点儿好。”我说。
“不过，风声真是越来越紧了。高新区的车天天都来巡逻，布告到处贴。现在在自己家的宅基地翻盖新房上头都不叫了。有几户大胆的人家只好夜里开工。”姐姐道。
我沉默。乌云密布，风雨欲来，我们必得厉兵秣马，严阵以待啊。
手机短信提示音再次响起，已经两条了，我打开手机。都是住建局公务员发来的，都和拆迁有关。他发的短信品质都还不错。
第一条：
妻子：“干吗哭啊？”
警察：“下午拆迁户示威，我拦他在警戒线外，他骂我狗东西。”
妻子：“那不是很正常吗？至于哭吗？”
警察：“你要是碰到以前同住一院子的街坊，小时候特喜欢你，什么好吃的都分你吃，亲滴滴地叫你狗剩，现在却朝你扔砖头，恶狠狠地叫你狗东西，看你哭不？”
第二条：
一个老外拿着地图在中国某城市问路。
请问这个地方在哪里？
施工的民工疑惑地看着老外：拆了！
那这里呢？
拆了！
这里呢？
拆了！
是新版地图啊，怎么说拆就拆了？
拆哪，没谱。
老外看了看地图，激烈点头：China Map(中国地图)，拆哪，没谱！
我淡淡一笑。拆迁，看到这个热词，我的心情非常平静，仿佛波澜不兴的大海。当然，这是伪平静。正如已经积极参与到盖楼事件中一样，我知道，在不远的将来，我一定还会不可避免地参与到姐姐家的拆迁事件中去。我的角色很可能还会是眼下这个举足轻重的狗头军师。从他们的盖开始，向他们的拆出发，我已越来越游向大海深处。
将短信删掉，我立马拨通公务员的电话，先夸他短信发得特别，又向他请教：高新区的通告上语气很严厉，说违章建筑一律不予补偿，还说将依法予以强制拆除，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损失由违法者自行承担。这种语气到底意味着什么？他哈哈大笑，说：“什么也意味不了。说是那样说，也就是那么一说，也只能那么一说。你让他们怎么说？”他叹了口气，“放心吧，现在到处都是景阳冈，景阳冈里到处都是大虫，武松？没有几个武松。除非喝昏了头，以为自己是武松。”
挂断电话，我摩挲着手机，觉得好像还有一件事没有办。想了又想，是了，得再发个短信给我的记者闺密，向她预告一下张庄的情况，请她务必在关键时刻大驾光临。她马上回复：“得令。叛逃者回归了？”我答：“回归不了，只是亲戚。”
10．王永
夜幕深垂，我在姐姐家吃过饭，返程回郑，刚离开姐姐家就看见迎面一前一后开来两辆车，前面的车上架着大喇叭，正在呜里哇啦地放着什么，后面是一辆巡逻警车。两辆车都很慢，因为慢而显得特别威严，仿佛王者在检阅国土，又仿佛航母在视察领海。
路过王强家的时候，犹豫了片刻，我停住了车。房子大门还没有安，我走进了院子。很快，屋子里传来了王强的声音：“谁？”我没有应答。王强却走了出来，看见我，很喜悦地说：“你呀。”便不由分说地把我向屋子里让，我走进屋，看见沙发上坐着一个男人，和王强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眉眼，只是看起来比王强老了十岁。我刹那间便确认：是王永。
果然，王强向我介绍，说是他的哥哥。然后又对王永介绍了我，笑道：“这是我的债主，自己人。”———这么说他很知道姐姐的钱都是我的，明白人啊。
饭桌上摆了两个凉菜，两个酒杯。厨房里的油锅正哧啦哧啦地响着，先是一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从厨房门里探出头来，用袖子抹了抹两行鼻涕。然后是一个女人的脸，三十来岁的样子，头发虽然乱蓬蓬的，但是染成了红黄色，很有些时尚。她朝我挤出了一丝笑容，又关上了厨房的门。
这情形俨然是老婆下厨，王强和王永正在对酌。我不由得笑了。这哥儿俩。
王强让我坐下，我知道他是虚让，我也知道在这样的场合自己坐下很不合适，但是，我让自己很不知趣地坐下了。我控制不住，当然也不想控制自己的好奇心。可以说，我和姐姐、姐夫以及赵老师处心积虑地谋划盖楼这一场事，最在意的敌人就是王强背后的他。这样一个人，我是想和他坐一会儿，对他多那么一点点的认识和了解。
“听说你在省城工作？”王永问，不容我回答就又道，“见识多啊。”
我笑笑。
“农村工作不好做，在省里碰见省长省委书记的时候，多给我们说说好话。”他笑着呷了一口酒，很幽默地说。
“没问题。”我道，顺着他的口气道：“省长住我家左隔壁，省委书记住我家右隔壁，我们每天都共搭一趟电梯呢。”
王永哈哈大笑起来，喷出一股浓重的酒气。看样子已经喝了不少。我说他今天好像很高兴，他笑道：“是有个好事让我快办成了。”我问他是什么好事，他却笑着抿了口酒，不再说话。
有些尴尬地沉默中，我们都把目光投向电视。正播的频道是焦作电视台，放的是一个专题片，宣传的是南水北调拆迁的事———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线路图上，焦作是唯一被工程穿越城区的城市。因为要穿越城区，拆迁自然是头等大事，听说涉及的城中村就有十三个。此时的画面上正是王褚、于村、恩村等城中村的街景特写，角落里的花木，小卖部，鳞次栉比的民房……悠扬的音乐声里，村民们的面容淡入镜头，男女老少兼有，平静和欢乐兼有，动静兼有。
接着是记者采访。
记者：你们最关心的是什么问题？
村民甲：补偿款能不能按时足额到位？
村民乙：没有地了，以后的就业问题政府会咋考虑？
村民丙：安置小区的房子不知道质量咋样？
镜头推近市政府的办公楼，特写出一个大大的国徽。画外音响起，是一个厚重沉着的男声，音质颇有央视男主播郎永淳的味道：如何让他们能因南水北调的征迁而过上比以前更好的生活，是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日思夜想的头等大事……
征迁———念叨着这个词，我忍不住微笑。拆成了征，换得好。
一个国字脸的男人很显赫地出现在屏幕中央，胳膊放在阔大的老板台上，前方对插着两面国旗。屏幕下方淡入的一行字标明着他的身份：副市长。他的眼神稍微有些游离，显然是在瞄对面的提示板。不过声音倒是很铿锵：“都说征迁工作是工程建设中的难点，我想问题的关键是要从哪个角度上去看。只要我们不把征迁工作看作是和群众利益对抗的过程，而把这项工作看作是我们服务群众的过程，看作是增进党群干群关系的过程，看作是促进社会和谐的过程，设身处地地为群众着想，深入细致地做思想工作，尊重他们的意愿和合理诉求，实现刚性政策，柔性操作，我想，我们的征迁工作就一定能做到以人为本，和谐征迁！”
“吃菜，吃菜。”王强热情地给我递着筷子。厨房门响，女人又端出一盘蒜薹炒肉片。
“喝点儿？”王永也道。
“不喝，开车呢。”
“哦，那算了。”
无话。王永手端酒杯，看着电视。我也继续看电视。此时的音乐突然轻快和紧张起来。画面上，工作人员笑容满面地来到村民家中，拿着本子记录村民的财产情况，用照相机拍照，将宣传册页分发给村民；微机室里，工作人员坐在电脑前，打开相关页面，关注网民们发表的关于拆迁的帖子和言论；律师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来到村民家，向村民展示律师证，并向村民递送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册页和书籍；村委会的会议室里，村民们正在参加“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班”……
同步画外音：“时光荏苒，沉淀在移民心中的是深情的记忆。人间有情，政府奉上的是一片赤诚熨帖的心意！这些笑容绽放的诚挚，这些身影传达的深情，这些脚步丈量的意志，所有的政策和措施传达出的决心，都如一条条无形的渠道，将政府的爱民之水引向家家户户……”
接着又是记者采访。被采访的村民是一个中年男人，很瘦，眉眼都透着紧张。
记者：请问，房子的补偿款是怎么补的啊？
村民：有政策呀。你看，这上头写得明明白白的，（展示宣传页）砖混的是七百零一元，附属房是二百七十四元。俺家的是砖混的，是七百零一。其他这些附属房都是二百七十四。
记者：还补了什么？
村民：有啥补啥。有个来路的都给补。这院里的围墙，一平方补四十。要是土围墙的话是二十六块。水池一个一百六十五，门楼一个五百。一个灶是一百六十五，压水井是四百五，有线电视费和接受器安装费加起来是二百，电话还有移机费，是一百。就连粪池都补一百一呢。要是有牲口的话，牲畜栏一个补一百六十五。
画面一一显示：水池，门楼，灶，电视，电话，围墙……
记者：这些价钱中不中啊？
村民：中，咋不中？！听说目前是咱国家最高的补偿标准了。比以前的补偿标准高出好几倍哩。
记者：您对补的标准满意吗？
村民：满意。可满意！
随后是一个城中村支书的发言：“作为焦作人，服从国家的安排，服务好南水北调的大局，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何况政府的措施这样得当，没啥可说的，搬！”
看到此处，我们三个纵声大笑。
接着说的是安置小区。画面上呈现出十三个安置小区在地图上的位置，镜头推近，是十三个安置小区的全景规划图。若干群众在研看规划设计图，若干群众在研看户型，若干群众在工地现场查看建材，若干群众在看楼盘的分配表……
记者采访。
记者：觉得这房子怎么样？漂亮吗？
村民：美气得很！比老房强多了！
记者：按标准一人多少平米啊？
村民：生活安置用房是每人二十五平方米，生产安置用房是每人十五平方米。
记者：啥是生产安置用房？
村民：就是门面房。政府为我们以后的生活考虑，除了给每人二十五平米的生活用房之外，再给每人十五平方米的生产安置用房，到时候，我们可以做生意……
“这个还有些意思，”王永将杯中的酒饮下，说，“长远。”
“这个模式咱们村以后能不能学学？”我终于搭上了话。
“已经开始了。”王永说，“我说的好事，就跟这个有点儿关系。”
说着，他便从口袋里掏出了两张纸，展给我看。我接过来，仔细看着。标题是七个二号黑体大字《联合开发合同书》，下面是两个带括号的小字：草案。甲方是张庄村委会，乙方是焦作市湖林置业有限公司。大致内容是甲方以土地入股方式投资，乙方以项目开发所需资金方式投资，共同对张庄村的一块面积为一百七十亩的土地进行商住开发。具体方式是，土地入股定价为每亩一百二十万，一百七十亩约合两亿多人民币，乙方照着这个数额按目前建筑成本价每平米一千九百元折合成房产交付给甲方，这些房子除了住宅之外，还有生产安置用房。
“那到时候，这些门面房都会分到每家每户？”
“当然了。按人口，每个人最少二十五平米。”王永的神情笃定，“你想想，我们的土地肯定会越来越少，到时候没地了，大家都去干啥？去踢响屁股？”
我大笑。在我们豫北乡下，“踢响屁股”是逗孩子的游戏，就是没事儿踢孩子的屁股玩，言外之意是无聊，很无聊，无聊至极的那种无聊。
“没有地了，总得让大家有事干，有钱花。得有长长远远的事，细水长流的钱。不能光会卖地卖地卖地！你说我想得对不对？”
“对。不过，我觉得，”我说，“你们的地价核得有些低了。”
“是有些低。不过，你知道吗？”他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闪发光，“我们这块地上有高压线呢。有高压线的地能核到这个价，可是高新区头一份儿！高压线可麻烦着呢。要是不移走高压线，开发商再大能耐，他也成不了事！你看，我这合同里写得多清楚：移走高压线是本开发项目的一大难点，约需资金九千万元，乙方应负担移走高压线的一切费用……”
我又问他学习土地流转经验的情况，他摇摇头：“各地情况不一样，不好照搬。不过，总也长了见识。”他说四川成都的试点都给农民办了土地证，有的地方还允许农民把土地抵押到银行……
聊了一会儿，我起身告辞。我站起来的时候，电视里的专题片也已经到了尾声，画外音抒情得越发富有诗意：“物华天宝，膏腴山川。盛世华彩，春水绵绵！巍巍太行作证，浩浩黄河作证，诸多造福千秋的工程镌刻出的例证告诉我们：离旧移新，是科学的选择，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人民自己的选择！对于他们火热的奉献和无私的付出，历史和人民将会共同铭记！”
王永和王强一起送我到门外。我回身看着王强新加盖的房子，对王永道：“听说你扒你弟房子了？”
兄弟两个呵呵笑了起来，王永沉吟片刻，道：“这个么，该扒就得扒。”
“该盖也就得盖。”我说。
“是啊，该扒得扒，该盖得盖，该拆得拆，该赔得赔……”王永点点头，“好在不是村集体的土地。集体的土地，是千万不能的。村里人也就这么点儿地了。
“那你多费心了。好好协调一下，能让上头多赔点就多赔点。”
“那是肯定的。不单为他，还有那么多群众呢。不过丑话说到前头，能叫大家顾住本儿，少挣些就中了。世上的事，就是这。不能太过。哪条道上的理儿，都得顺……”
都是些家常话，都是些家常理。我默默地听着，这些话，这些理，暗淡得如同土地。但是，我也清楚地知道，它们的坚韧，也如同土地。
在王强家的大门口，我略站了站。往西看去，没有路灯，一排新盖的房子，都只是黑黢黢的轮廓。远处有车驶来，明亮的车灯照亮了这排新房，一瞬间，我仿佛看见这排房子都被镀上了一层黄澄澄的金色。车灯过去，金色消失，四周便重新陷入了黑暗。更黑的黑暗。
我下意识地抬了抬脚。这下面，就是曾经的灵泉河么？
“看啥呢？”王强问。
“不看啥。”我说。
把车启动，我看着倒车镜里弟兄两个的容颜，虽然酷肖，但终有别，王永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朴实，王强则有一种难以掩盖的伶俐———或是奸诈。一刹那，我心中腾上一股不祥的阴影：这个王强，双刃剑，就是他。我们会使他，上头难道不会使？如果到时候上头也拿他开刀，偷偷补给他一笔赔款让他带头拆房，他未必会不听话，反正他既可得利还可以成全他哥还可以赖八万块钱的债还可以在我们面前装可怜……
我打了个寒噤。不会吧？不至于这么坏吧？
———可是，谁知道呢？
我甩甩头。不管他，先搁在心里，走一步说一步吧。
难过的感觉再次袭来。是的，仍然是那种似曾相识的幽深难过。
11．心跳
我开得很慢。可是再慢，也还是看不清楚道路两边的大地。毕竟已经是夜晚了啊。这万家灯火的夜晚。
离开张庄的地界，在乔庄和张庄中间，我找了一个地方，把车靠边停下。在灵泉河的遗址上，我坐定，闭眼，一个大大的深呼吸后，我仿佛真的依稀嗅到了一股清鲜的水气———当然，我知道，这是幻觉。只是幻觉。再也没有灵泉河了，甚至连它的遗址也将永久消逝。它将会成为未来路的绿化带———对于一条河来说，这被更新的命运也还不是那么惨，是么？
我又看看左边的乔庄和右边的张庄。两个村庄的灯光从树丛里闪现出来，看起来十分祥和，温馨，甚至有些浪漫。在不远的将来，这些村庄也会和灵泉河一样消失。无数个这样的村庄都会这样消失———我忽然觉得无法想象。没有了村庄的大地，我无法想象。不知怎的，一些很久以前的文字片段此时明明暗暗地浮进了意识，是我上师范时写的一篇词句优美的小作文，因为被老师批了满分，还在课堂上被当作最标准的范文朗读过，我曾为此得意过很久。老师的命题是《亲爱的××》，我便写了《亲爱的土地》，记得我似乎进行了如此华丽的排比：最喜悦的事情是秋天播种，土地如怀孕的女子；最诗意的事情是夜晚浇田，溶溶的月光在土地上铺玉流银，土地如一块时时变幻着色彩的巨大丝绸；最欣慰的事情是收获，六月的麦垛如一个个胖墩墩的小孩儿……
最后我言之凿凿地说：“我真的爱这土地，一贴近她，一听到她心跳的声音，我就不想起来……”
“你们好好品品这个词，心跳，多好！土地有心跳，你们谁能想到？”老师在课堂上读完之后，曾经这么喋喋不休地夸。下课之后，有和我不睦的同学特意找到我非难：“你真听见土地的心跳了？什么样的声儿？”
“跟人一样，扑通，扑通，扑通！”
“那我怎么听不见？”
“那是你耳朵有毛病！”
也有关系好的同学来问。我的答案就老实起来：“没听过，也就是那么写写。”
“那怎么能写得出来？”
“想象嘛。”
……
我微笑。我居然曾经这么厚颜无耻大言不惭。居然。
然而，此时，此刻，我却想为少年时的轻狂想象补上过晚的实践。我又往后退了几步，直至退到脚底松软，然后再次坐下，侧伏身，把耳朵向下贴去。向下，向下，再向下。是的，我当然知道自己很可能什么也听不到，但我还是想听一听。
天啊，听到了！我居然真的听到了大地的心跳！好像从极远极远处传来，又好像是从我的胸膛里发出———轰嗒，轰嗒，轰嗒，轰嗒！野蛮，强悍，势不可当。如同一双穿着钢铁巨鞋的大脚在阔步行进。
一瞬间，我几欲堕泪。但是，终是没有。我很快在这声音中听出了异样的突兀和微妙的疯狂：它偶尔会静歇片刻，之后再继续响起。仿佛是一颗心律失常的心脏，一颗得了心脏病的心脏。
重新坐起，环视四周。我明白了这声音的真相———这是刚刚开始工作的电夯。是张庄的村民们夜间盖房的声响。
土地没有心跳。土地沉默。当然，也许它真的有自己的心跳：生生不息的心跳，蓬勃有力的心跳，雄浑稳健的心跳，恒定绵远的心跳。我听不见只是因为我的耳朵有毛病。———对于一个聋子来说，再大的声音都归于零。
听不见的，只是我吗？
我默默地，慢慢地行驶在未来路上。偶尔有辆车相向开来，速度都非常快。但我就是不想快。我想在这条路上仔细地走一走，认真地看一看。我已经聋了，不想再瞎。———在不太远的远处，忽然有越来越密集的小小花朵在暗夜中闪烁，红的，绿的，黄的。简单而艳丽。
那是什么？
我一点一点地靠近，再靠近，终于看清楚了，是红绿灯。
去年，姐姐的大女儿苗苗考上了郑州轻工职业学院，这么一来，每次回老家，苗苗搭我的顺风车就成了必然。我和姐姐的日常联系也自然而然地多了起来。各自出嫁之后，在姊妹五个中间，我和姐姐相见最少。原因很简单，我们五个里，唯有她现在还生活在乡村。我的乡村生活史在十五年前就已经结束，曾经和其他三个兄弟在县城生活过几年，十年前调到郑州之后，我每次回去的目的地基本也都是县城，不到清明上坟或者农历十月初一给祖宗们“送寒衣”，再或是春节走亲戚，一般不会和姐姐碰面，对姐姐的情况也就所知甚少。兄弟姊妹多，哪能整天想着他们。各有各的活路，平常里，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没时间去特别关切谁。但是，苗苗在这里，经常见面，终归要絮些家常闲话，对姐姐的细节也就听得越来越多。听着听着，我觉得姐姐似乎是越来越陌生了：姐姐学会了卤鸡腿和卤猪蹄，姐姐从不刷牙，姐姐在绣十字绣，姐姐的小姑子因为信了邪教而住了监狱，姐姐正在给她的孩子做棉衣……
姐姐对我的感觉，应该也是一样。一年多来，每次我碰到姐姐，我们之间亲热是亲热，客套是客套，但也横亘着体积庞大的生疏。我会问她：“黏玉米那么贵为啥不种点儿？”“去磨坊磨面也太啰嗦了吧？”她会问我：“听说你有仨电脑，要恁多干啥？”“整天坐飞机不害怕？多费钱。”我的提问，她的回答认真。她的提问，我的回答敷衍。但我并不觉得亏欠。我很清楚，无论认真还是敷衍，这些问答对我们之间的那道沟壑而言都只是杯水车薪。无论是什么样的语言材料和语言品质，那道沟壑都很难填补。主要原因当然在我。自从当了乡村的叛逃者之后———叛逃者这个词是我最亲爱的记者闺密对我们这些乡村底子城市身份的人的统称———我对乡村想要了解的欲望就越来越淡。记者闺密对此也有深入潜意识地尖刻评价：只要有路，只要有车，只要有盘缠，只要有体力，所有的叛逃者都只想越逃越远。
对她的评价，我只用沉默应答。
“明儿能回吗？”那天是个周四，姐姐打电话问我。
“什么事？”我问。姐姐没事不打电话，只要打电话肯定是有事，而且八成还是钱的事，一般来说还不会太少。其他三个人虽然在县城，日子却都只是过得去，不如我宽裕，且又都是兄弟，有媳妇管着，不好贴补她。逢到用钱的事，姐姐也只有向我伸手。前两年她翻盖新房，我就贴给她了三万。
“没啥事。”
“说吧。你先电话里说说，让我有个底儿。”
“啥底儿不底儿的。”姐姐笑了，她这么一笑，我心里就有了底儿，“咱姨高血压犯了。这回有点儿重，半边身子都不利落了。你要是得空，就回来看看。”
“咋回事？”
“电话里说不清，见面再说。到底能回不能？”
“回。”我说。正好刚刚换了新车，我得尽快磨合。从郑州到姐姐家是一个小时车程，不远不近，恰恰是好尺寸。我让姐姐给我烙点儿油饼，蒸点儿馒头，再给我收一些土鸡蛋。吃过几回姐姐给的这些乡下吃食之后，我看郑州户口的这些东西就再也不顺眼了。
第二天午饭后，我带着苗苗一起回去。从郑州出发，沿着花园路向北走了二十分钟，然后上了中州大道———也就是107国道，在郑州市区这一段叫中州大道。沿着107继续向北，过了黄河大桥，左转进入郑焦晋高速，再走上半个小时，从焦作口下来，就是现代路。现代路再向北大约五公里，就到了焦作市高新区。
焦作古称“山阳”，汉献帝刘协当年被曹丕分封至此，便被称为“山阳公”。这些年，随着经济的发展，几乎中国所有的城市都像一张软烙饼，越摊越大。焦作也不例外。如果是郑州这样的城市，四周都是平原，那就东西南北随便摊好了。但焦作不行。在整个六县四区的版图里，老市区就像“凸”字的那个山峰，稳稳镶嵌在太行山的怀抱中。向北发展山区旅游还行，但摊大城市绝不可能。市区西面紧邻山西，东面紧邻新乡，也都杜绝了摊大的可能性。别无选择，唯有向南，向南，再向南。从市区向南八十余公里，直到黄河岸边，都是焦作的广阔领地。于是决策者们大手一挥，在老市区之南十来里的地方划出了一片高新区，几个位于新区内的村子顿时交了好运，应声而出，荣耀登场。我的娘家乔庄村和姐姐的婆家张庄村也有幸忝列其中。据说市里很多重要的行政部门都已经在高新区里圈定了一席之地。
高新区最大的横向路是未来路，在现代路和未来路交叉口左转，顺着未来路向西三公里，就是我的娘家乔庄，再往西两公里，就是姐姐的村庄张庄。乔庄和张庄都紧挨着未来路，在路北。未来路原名叫灵泉路。灵泉路的路名来源于灵泉河，灵泉河又得之于灵泉村，这个村在张庄西边大约十里。为什么叫这么个名儿？说来俗套。相传这个村有一个人养了一条好狗，此狗特别灵异。某年此地大旱，庄稼即将枯死，众人却求雨不得，此狗看众人郁闷，就跑到村东某处用爪子狠挖起来，挖出了一个偌大泉眼，泉水汩汩向东流去，形成了一条河，此狗便成了灵犬，此泉便叫做灵泉。为了纪念此事，村民们便将村名改了。灵泉灵犬虽是皆有，相比之下，灵泉到底更雅致一些，灵泉村因此得名，灵泉河和灵泉路便也随之而生。
因为乔庄依河，我小时候便常和小伙伴们去河边玩耍，现在依然清楚地记得，清流汩汩，明澈见底，水草丰茂，鱼蟹繁多，我摘金银花，掐薄荷叶，挖甜甜根，盘小泥鳅……那是我小小的童年天堂啊。十七岁那年，我师范毕业被分配回乡，从教生涯的处子秀是在张庄小学，张庄小学也紧挨着灵泉河。我经常带着孩子们从河里打水清洁教室地面，被河水清洁过的地面自有一种水草的清鲜。也曾经在放学路上被调皮的男生故意挤撞到过灵泉河里，湿透了浑身的衣裳———只因他上课时揪前面女生的辫子，被我恶狠狠地体罚过。———这十几年前的事情，现在回想起来，怎么就如同一幅中世纪的风景画呢？
车上了未来路，我摇下车窗，放慢车速，仔细慎重起来———否则就会迷路。最近几年，每次去姐姐家，我都会迷路。能不迷吗？馍要一口一口地吃，这是一句豫北乡下的俗话。乡村变新区按说也该如此。但其实不然。这吃馍的口张得巨大，吃的速度也快得让人震惊。头一口就是修路。如果说田野如一张地毯，那么，现在这块地毯已经被路裁剪得横七竖八了———不，七八太少，应该说是横九竖十或是横N竖N。单单一条未来路上岔出来的路口就有多少个啊：神州路，民主路，太行路，世纪路……呵，忽然想起兰州的一个路名：一只船。以后的日子里，还会有多少这样的路名呢？熟悉的陌生人，忽然又想起这么一个词组。不，也许把“陌生”和“熟悉”这两个词倒置过来更恰当吧，毕竟曾经是熟悉的，熟悉在先。———尽管已经是面目全非，但仔细观看，也还是可以看出过去的影子：灵泉河虽早已销声匿迹，但尚有隐约的凹陷印证着原来的河道。也在未来路边的高新区管委会，显然是昔日的乡政府鸟枪换炮的硕果。原来错车都很困难的灵泉路，即便已经摇身一晃成了未来路，即便有了豪华如总统套房般的六车道，即便它绿化带、慢车道、红绿灯、减速带、警示标语等一应俱全，即便不时有联通、移动和房地产公司的巨大广告牌为它化妆出让人眼花缭乱的时尚风范，但它总还是东西向的，总还是要通向乔庄和张庄的，我只需要认准了这一点儿，心里就基本踏实了。何况在那些巨型广告牌的间隙，还不时闪现出一些村庄民居后墙上的乡野广告来为我垫底：“耿村金成响器”、“李万李三蒸馍”、“范庄高铁锤种猪”等等，地点人物业务内容皆有，四角俱全，且一个字都不浪费，朴素简白到了极点。相比之下，官方的一条安全行驶的警示语几乎就婉转到了《红楼梦》里“覆”和“射”的程度：亲爱的朋友，如果您开车接打手机，那您以后很可能就不用再交话费了。
路太宽，车太少。即使有意克制速度，也很容易让车跑得像飞起来一样。前面就是乔庄。我把车速放慢，再放慢。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路似乎是一样的路，仔细看却还是有些不一样起来：路面越来越窄，越来越窄———我想了想，明白了：这边还没有修建慢车道和绿化带。
我默默地看着自己生活过二十多年的乔庄，没错，就是这里。村里的街上几乎没有人走动，空空落落，再没有了牛，也没有了马。远远望去，乔庄小学的红旗依然在飘着，飘着———它在村里的二道街上。紧挨着未来路的那排房子倒是有些热闹：有几家在盖房子。我搜寻着记忆深处，想着都是哪些人家的房子：五婶家，七叔家，生产队长家，大队会计家，小学同学秋香家……而在未来路的南侧，与这些人家隔路相望的地方，原本该是春绿秋黄的庄稼地，现在已经成了正在火热施工的楼盘。两家，一家是“忆江南”，还有一家是“曼哈顿国际花园”。我不由得微笑：江南好，只是风景旧曾谙。曼哈顿，当然也好。省了多少昂贵的国际航班机票钱啊。
没有伤感。见得太多了，哪儿还伤感得过来呢？
路面很干净。苗苗告诉我，她一个初中同学辍学后就在这条路上当清洁工，也就是扫扫地，捡捡碎纸和塑料袋什么的，一个月五百块。
张庄的村名显示在路标牌上。很快，姐姐家到了。
2．高血压
姐姐的房子位于张庄村的最南排，也紧挨着灵泉河，和张庄小学都在一条直线上。也就是说，如果现在还有灵泉河的话，她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可以听到潺潺的流水声。当然，这种情形想象起来虽然诗意，但住起来恐怕就只是湿意，令人沮丧。在灵泉路尚未拓展成未来路之前，这房子的朝向是坐南朝北的阴宅，还把着村边儿，房后还是河，又阴又潮又不安全。要依我们豫北乡下平常的标准，这宅子算是很次的了。好宅子自然是阳宅，坐北朝南，光照充足，且在村心儿里，人住着既踏实舒展，走东串西听音传话也方便。但是事情就是这样，福藏祸，祸藏福，谁也想不到灵泉河会被填，更没人能想到原来可怜巴巴的灵泉路有一天会变成一条金光大道。两年前，市政的规划图一下来，未来路主道一通，张庄就要被整体搬迁的传闻一出，有先见之明的姐姐立马便用上了所有的积蓄，又朝我借了三万块钱，把自己的主房掉了个一百八十度的方向，将它翻成了坐北朝南的两层新楼房，一楼自住，二楼出租。后来，她又一点点地在房前空地上加盖起了储藏室、厕所和厨房，最终形成了一个十六米宽六米长的院子。自此，原来那座简陋旧小的阴宅瓦房就连蹦带跳地升级为一栋完美的阳宅楼房。每当走进姐姐家，看到院子里种的各色茵茵青菜，我就不由得想篡改海子的诗句：面朝大路，春暖花开。
姐姐正在大门口等着，看见我的车，脸上的表情顿时生动起来：“怪快呢。”
“咱姨到底是怎么回事？”停好车，我从后备箱里取出点心水果，和姐姐朝姨妈家走去。
“为盖房子。”
“不是盖好了么？还盖什么盖？”我纳闷。
这个姨是我们的三姨，我母亲的三妹妹。她也是张庄媳妇，当年就是她做媒把姐姐介绍到了张庄。不过她回来住却是在两年前退休之后，她退休之前的身份是市轧钢厂的后勤科长。她的老宅和姐姐一排，在姐姐家的西边，隔着两户。虽然贵为市民，但她的老宅这些年一直没有丢下。两年前她光荣退休，姨父也患脑溢血去世，她和小儿子两口住在一起，因为性格暴烈没少和小儿媳妇闹矛盾。后来她便回到了张庄。回村后她做的首要大事就是把老宅进行阴阳转变，盖楼加院，和姐姐的作派一模一样。
“看到乔庄那几家盖房子的没有？”姐姐说。
“看见了。”我说，“咱姨不会是还想盖吧？”
“让你说着了。”姐姐笑了。
“往哪儿盖？”
“就住这院子再往前盖啊。”
“那不是盖到路上了么？”
“到不了。离路还有八九米呢，是绿化带上。”姐姐笑道。
“这怎么行？无法无天。”我没好气地说。本来么，加盖了院子也就罢了，还要再往前加盖房子，这就太过分了。盖院子是平面行为，盖房子是立体行为，这二者有着本质区别。人可以过分，但不可以太过分。
“要说，也行。”姐姐看着我的脸色，小心翼翼地说，“反正慢车道和绿化带都还没修。乔庄那边就都盖在了绿化带上。”
“迟早会修。”
“不是迟早，听说眼下立马就会修！”姐姐两眼放光，看着我的脸色，又把光收了收，“所以咱姨才想要盖。这一盖，上头一拆，钱一到手，多好。”
“又是听说？”我道，“听谁说？你当初盖楼的时候不就是听说要拆迁么？都两年了也还没个动静。”
“一码是一码。整体拆迁是大动静，到底慢。这个，肯定快。确实得了准信儿，说这边的绿化带很快就会开始建，只要在绿化带上盖房子，肯定最先得钱。”姐姐笑道，“用现在流行的话说，更给力！”
“那姨妈这病到底是个什么缘由？”
姐姐细细道来，竞是一个齐头故事：乔庄那几家开始盖以后，村里就有人来递信儿，鼓励姨妈和姐姐也盖，姐姐怕事，不敢———就是敢也没有钱，就没有什么举措。姨妈在城里呆的年头长了，对村里的事情想得简单，就自顾自地挑头盖了。她刚一有动静，村支书就带着人过来把匠人们的工具给收了。姨妈跳脚跟支书吵了一架，便犯了高血压，躺到床上开始打点滴。
“谁递的信儿？”我对这人很好奇。很明显，他递信儿是次要，撺掇才是主要。这人也是真会撺掇。要不是他，我姨妈也当不了这个炮灰。
“叫王强。”姐姐说。
“他也在这一排吧？”
“你咋知道？”
我笑：“这不明摆着让你们给人家打前锋么？”
“那你可想叉了。”姐姐说，“人家可不盖。人家只是个好心。”
“为啥？”
“人家说，一来人家哥当着干部，人家不好拆哥的台。二来人家也没钱盖。人家只是顾念着乡里乡亲的情分，来给咱通个信儿。”
“他哥是什么干部？”
“就是支书，叫王永。”
什么什么？我哑然失笑。这事，有意思了。弟弟撺掇人盖房，哥哥带人来拆房，这哥儿俩唱的是哪一出呢？
“这事摸不透呢。所以就和你商量啊。你不是咱的主心骨么。”姐姐甜言蜜语起来，“这房呢，咱姨肯定是想盖。不瞒你说，我也真想盖。这村里的形势呢，是肯定又盖不了。你拿个主意吧，到底咋办？”
“要是盖的话，能盖出多大面积？得多少本钱？按现在的政策能得多少赔款？你有谱吗？”终于，我问。
“太有谱了！院子是十六米宽，六米长，全盖满，还能再往外接盖四米，也就是说，总共十米长，那盖满了就是一百六十平米，两层就是三百二十平米。三百二十平米啊，按国家新颁布的政策，赔偿要参照周边的商品房价格，现在咱村周边的商品房都到了三千多了。就算咱违法，在国家的地皮上盖了房子，可说到底房子是咱盖的呀，国家的赔款就是给咱打个对折，或者再低点儿，一平米也能给个千把来块钱，就能赔三十来万，完了拆了的材料还是咱自己的……再说本儿，”站在姨妈家门口，姐姐跟我算起来了细账：“下地基，石头地基，五千多块，外墙砌成三十七砖，啥是三十七砖？就是三十七公分宽的砖。一个砖二十四公分宽，十二公分厚，三十七宽就是一块平砖加一块立砖，对，这是三十六公分，可还有灰呢。再加一层灰口，也就三十七公分了，所以叫三十七砖。内墙一般都是一层平砖，是二十四公分宽，二十四墙就是这个意思。咱不用二十四砖，用十二砖就中了，就是立着起一层砖。内墙是界墙，不承重。用二十四砖一来太占面积，会少赔钱。二来也费砖，得多花钱。用十二砖的话一反一正能多得一笔。———这么算下来，得六万万块砖。旧砖两毛一，新砖两毛六分五，咱用旧砖。哪儿来的旧砖？都是南水北调拆迁的家户下来的旧砖，有专门倒卖旧砖的，他们一毛六买到，刮一刮，美美容，拉到这里，是两毛一。买砖这一块需要花一万五。第一层得是圈梁再现浇，得一万；第二层用水泥板就中了，得六千。还有水泥，三百六十块钱一吨，得十五吨，也得五六千。钢筋是麻花筋，也就是螺纹钢，十三块一米，得两千多。另外还得四架大梁———把这院子搭盖成房，不用大梁哪儿中？三根七米四长的，一根四米二长的，得四五千块。还有工价，工价是房价的大份儿呢。找熟人去说，再好的关系，也得六十五块一平米，将近两万。还有门窗……”
姐姐给出的数字是六万五到七万。
倒真是划算的买卖。六七万的成本，二十四五万的纯利润，确实让人心动。
“让我先打个电话吧。”我沉默片刻，道。
我拨通了一个公务员朋友的手机。此公务员任职于市住建局———全称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综合了原来的房管局、建委和城乡规划局等几个单位的行政职能，是个炙手可热的地方。用他自己的话讲是身处易燃易爆单位，需要驾驶消防车上班。这些年来房事是社会第一热点，他又分管城乡建设这一块，就更是热得过火，整天像是在油锅里跳舞。和他认识也是不打不相识：记者闺密接到举报从郑州过来找他的茬，因对焦作不熟就命令我陪着。在找茬的两天里，此公务员殷勤有礼，小心相陪，巧舌如簧，倍儿有诚意，说到为难处几乎声泪俱下，终于让记者闺密芳心恻隐，收了个红包将他饶过。此后还替他挡了几桩省城媒体的纠缠，成了关系切近的朋友。这样的事情自然得问他。
我问了他两个问题，一，未来路的绿化带是否真的很快就要开始往乔庄和张庄这边动工。二，在绿化带上盖房子最恶劣会有什么后果。他很爽快地回答我：未来路的绿化带确实马上就会向这边动工。至于最恶劣的后果么，他在电话里嘿嘿一笑：“要看站在哪个立场去说。对盖房子的人来说最恶劣的后果就是一分钱都得不到，赔了夫人又折兵。因为是违章建筑嘛，它本身就不合法嘛，就不能享受合法权益嘛。对政府这边来说最恶劣的后果就是高额赔款———上头逼得紧嘛，老百姓难缠嘛，又怕上访嘛，只好花钱消灾嘛。再说法律上也有漏洞：建筑虽然违章，但是建材却是盖房人的合法财产，所以给予适当补偿也说得过去。”
“那一般来说呢？会达成什么后果？”
“因为奉行中庸之道一向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所以一般来说，一毛不拔和一步登天这两种极端都不容易实现。”
“一步登天？”我困惑。
“拆迁拆迁，一步登天。你知道有多少人指望着这个脱贫致富么？说出来吓死你。”他呵呵一笑，“最通常的结果是，政府会赔点儿，盖房子的人会赚点儿。互相别太难为，彼此理解万岁。”最后，该公务员语重心长地告诫我：现在这事马上就会提到议事日程，最晚一两个月后就会实地拍照量定。要盖房，现在就是最佳时期，不然等量定了就晚了。
“呵———”姐姐抚着胸舒了一口气，“看来人家王强给的信儿是真的。”
我无语。进门看姨妈。姨妈正在床上躺着，看见我，挣扎着要起来。我按住她，寒暄几句便说到房子，姨妈态度很坚定：“盖，一定要盖！为啥不盖？不盖多亏！等过两天好了，我还要盖！”
回到姐姐家，站在院子里，我沉默了很久。姐姐很知趣，只管给我端茶递水，再也不说话。我默默地看着姐姐活络的身影。姐姐比我大八岁，比我长得秀气，也比我心灵手巧，在长辈中非常得宠。可以说，我是听着家里人对她夸奖长大的，当然，对我的批评是对她夸奖最好的陪衬。
“看看你姐，多讲究！”
“看看你姐，多干净！”
“看看你姐，多聪明！”
因为聪明伶俐，姐姐的学习成绩一向不好———太过聪明伶俐的人，总是不肯老老实实地去下笨功夫。尤其到了高中之后，据说是因为谈了恋爱，她的成绩更是差得厉害，考了两年没有考上，就回家了。因为父母对她的娇宠，回家后的姐姐几乎成了我们乔庄村的一个话题。她很少下地，去地里一般都只是送饭。她也有着农村姑娘很少有的独立闺房，干净芬芳的闺房里有着各种城里姑娘才用的化妆品。她从不缺少零花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爸爸妈妈和她说话的时候，都温言款语，生怕吓着了她。在婚姻大事上她也比别的农村姑娘拥有更多的自主权，不，简直可以说是绝对的自主权。她心高气傲挑三拣四骄横任性反反复复，甚至惊世骇俗地在半年之内退了两次婚，可都被父母无条件地担待了。在我们豫北乡下，主动退婚对女方来说是很大的损失，是必须把男方的所有彩礼包括年节时的物品往来都结算清楚的，姐姐退婚两次的结果，是她的衣服格外的多———每次订婚，男方都会给女方买许多衣服。
时年二十五岁的姐姐最终成了乔庄的头号剩女———在乡村，二十五这个高龄早超越“剩斗士”和“必剩客”的段位，足可荣升“齐天大剩”。幸好在这一年，她由三姨妈做媒，嫁给了姐夫。姐夫家条件很差。可以说就物质上而言，什么都没有。后来姐姐告诉我，她之所以喜欢上了姐夫，一来是因为姐夫每天练毛笔字。二来是因为姐夫会弹吉他。对了，她还喜欢姐夫的自来卷，洋气。然而事实证明姐夫的毛笔字、吉他和自来卷对于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毫无用处，随着孩子们的降生，姐姐不可避免地陷入拮据深处。现在，姐姐三个孩子，苗苗上大学，二女儿上高中，儿子上初中，都是正花钱的时候。姐夫在村里摆个肉摊，一月只能挣千把块钱，日子非常紧巴。如果这一回能赚个二十四五万，他们就等于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最起码四五年内不用考虑钱的问题了。我也去了个接济的负担。老话说得好：长贫难顾啊。
“那就盖吧。”我说。
“中！”姐姐闻声应和，笑容绽放。仿佛我的话是一滴水，她要不赶快接住，水就会掉到地上，覆水难收。但她的笑容马上又收敛了几分，“可是……”
“钱不是问题。”我说。
“有你在，钱当然不是问题，”姐姐笑道，“问题是谁去领头盖。”
“你放心，肯定会有人领这个头。”我说，“你先把王永和王强的情况给我简单说说吧。”
3．情况
姐姐说，王永是上一届的村委会主任———俗称村长，这一届才又兼上了支书，成了“一肩挑”。上届支书姓张。在张庄村，张是第一大姓，占全村人的40%，王是第二大姓，占全村人口的30%，其他杂姓占30%。———姐夫姓李，便是杂姓之一。上面为了让村里的政权力量不至于“一头沉”，就平衡掌握着让两个大姓搭着班子轮流坐庄。要么是张书记搭配王村长，要么是王书记搭配张村长。不过因为张姓的势力大，总的来说还是张书记多王书记少。两个大姓的纠葛从没有断过。为了减少村长和支书之间的内耗，这一届选举，高新区对张庄的精神便是“一肩挑”。这个词让两家大姓的竞争更是水深火热。到了什么程度？参选的双方在选举前的几个晚上都派人在村里的每个街口轮流彻夜值班，怕对方去跑票。
为什么这个“一肩挑”这么诱人？“主要还是因为新区建设一直在咱这里买地，咱村有地，有地就有利，有利就有人争。”姐姐说，“无利不起五更！”
选举结果出来，王永当选了村主任，之后又被任命为支书，成了大权在握的“一肩挑”。姐姐说，要说张姓的选民比王姓多，应该占优势。但是，张姓支书在位的时候失了不少人心。
“太贪了。”姐姐说，“大钱小钱都贪，只要能过他的手，都贪。”
“新农村建设，上头让村里修自来水管道，让群众去挖，上头给村里的价是二十块钱一米，村里给村民的价是十五块，那五块哪里去了？村里总共挖了一万米，那就是二十万，四分之一的利润，二十万就抠下了五万。谁不会算这账？”
我笑。抠，这个字，姐姐用得真好。
“咱村一进高新区，上头就把咱村的宅基地给卡死了。私人宅基地的买卖就成了风。谁来买？市里人呗。村里好多人的房破旧了，没有钱翻盖，市里人就来买他们的地皮，或者他们分给市里人一半地皮，盖房的钱让市里人全出，等于是割让出一半地皮换了新房。这些事村里多了去了，啥手续都没有，就让那个书记吐口就算成了。”
“到时候要是有啥事，谁去应对呢？比如碰到拆迁赔款，能扯清吗？”
“谁卖地皮谁应对呗，总不能白拿人家钱。拆迁赔款两家都有利，均分呗。”
“哦。”我点头，略略有些讶异。忽然闪出一个念想：我当初怎么就没动这个心思呢？这种干法固然是高风险，但高风险有高回报啊。
“宅基地划不成了，集体的地他可不少打主意。咱村集体还有一点儿地，就在咱姨家西边，村边边儿上，是好地，口粮地———什么是口粮地？就是耕地，是国家明文规定要保护的地，十来亩呢。按规矩是预备着哪家娶媳妇添孩子再分给人家的，他不分。那一年，有一家不知道是他的啥亲戚，来咱们村承包地，说要建养殖小区，养猪。给书记说好了，就把地圈起来，开始还装模作样养养猪，后来就看不见猪了，就盖成了房，一半是厂房，一半是住宅，厂房是两层的，都出租了。住宅是四个两层小院，听说都卖给市里人了，卖两百多万呢。管？谁管？书记给人家许了一百年！”
“还有鱼塘。村北边有几个鱼塘，一二十亩。也是书记当家给租出去了，听说两百块钱一亩，也许了一百年！对了，还有王强家东边那块地，他下台前许给了同仁医院，才两万一亩！上头？上头再压他他也得同意才中！他那人，没有好处咋会同意！”
“谁想干个啥都得跟他上货。只有上货才能干成。咱的小学门口原来是个操场你记不记得？不知道人家怎么跟书记上的货，操场也没有了，全盖成了私人的房子！学校原来不是有六栋平房么，现在盖成了一座三层楼，不对，是四层，腾出来的地方也全都盖成了房。学校旁边原来不是还有个土地庙么，也盖成楼了。庙？拆迁了！迁哪儿？上楼了！迁到学校的四层楼上了！不信你去看看。对了，那年咱姨想把市民户口转成农村户口，乡里需要村里证明，书记硬是不给出证明，咱姨没办法，只有给他上货，货一上，第二天他就给办了。他就这么现成！为啥转成农村户口？咱姨听说以后村里的福利会好，也想吃一份呗。”
“上梁不正下梁歪。他自己乱，村里人也跟着乱。他自己不清白，去管人家谁？你去村里逛逛，到村北头倒数第二道街街口，看见有个房子占了一半大路的，那都是乱盖的。那家人原来有两块宅基地，自己住了一处，几年前卖了临街的这一处。当时卖了两万，卖过之后，宅基地升到了八万，他嫌亏，后悔了，又挨着当初的宅基地盖了八米宽，把歇善占了———歇善就是村路边种树的地方，相当于绿化带，还占住了一半路。都是那个书记带的好头！———不过，话说回来，咱姨跟咱这一排有几家敢倒方向盖房，还敢占公家地方圈出个院子，也是趁那时候的乱劲儿。呵呵。”
“肥啊。能不肥吗？弟兄三个都肥！每家都有私家车，老大是雪佛兰，老二是比亚迪，老三是一辆德利卡，还有一辆桑塔纳两千。书记把家里的房子全部翻盖成了三层，第三层的顶子上还架了彩钢呢。每家还都买了挖掘机，上头不是开始在这里做工程了么？不论是修路还是建厂，只要占了村里的地，人家弟兄们就得揽下点儿工程，只要出工就都是钱，就连给村里拉一趟垃圾都要六百块。人家媳妇们都放话了，说反正一届是三年，谁知道下一届能不能干成？不捞白不捞，能捞多少是多少！”
“就他这样，他就是干不到下一届。跟他一比，王永就快成神仙了。啥光都没沾———可能也是沾不上，反正是没沾。别的不说，单说村南边的市防疫站，建成以后，那个书记把他们弟兄的媳妇们都安插进去当了保洁工，一个月八百块，只上两个小时的班，跟拾钱一样，王永兄弟的媳妇们，一个都没进去！最可恨的是这书记在任的最后那些天，攒了一堆票据叫王永签字———上头有规矩，王永不签就不算，王永看那票不合理就死活不签，结果书记就叫人在夜里打了王永一顿，王永住了半个月医院，瘸了俩月腿！———不用报案也不用破案，这事，村里人人都是警察，心里都照着呢。谁不知道？谁不清楚？就这，咱们杂姓的票几乎就都给了王永。王永就上去了。”
厚道人有厚道人的好处，但是，厚道人也有厚道人的坏处。就拿土地来说，王永上台之后就开始以身作则，严格控制村里的土地，只要涉及土地的事，他都说要按规矩来，要让土地最大程度地为村民们造福。所以自他上台以来，村民们除了在自家的宅基地翻盖房子，还没有什么其他太越格的动静。
“除了王强，这一排就没有别的人能领头了么？”
“没有！”刚刚进门的姐夫闻声说话了，“我跟你姐早就寻思了千百遍，你看，这一排总共十六家，除去王强，还有十五家，有三家老穷，门势弱，不提。有七家中不溜，过得去，可也不顶啥事。剩下五家，一家跟王强家当年为浇地打过架，有仇。他就是再有心思也不敢领这个头。剩下四家，就是咱跟咱姨，还有赵老师弟兄俩———对，赵老师你认得吧，你在这里教学的时候他还没有退，跟你共过事。他去割肉还常问起你呢。就咱这四家，谁去领头？赵老师弟兄就是有心盖，咱姨被打击了这一下，他的心思也就死了一大半。教书的，本来也就胆小。所以，说来说去，要是王强能领，是最最好了。可人家早就说了，不会去盖。”姐夫脸上满是失望，“说这种事不符合上头的章程，他哥不能落人把柄，肯定不会放话。还说没有钱。”
“王强家情况怎么样？”
“这小子脑瓜倒是挺活的，也肯干。可就是时运不好。结婚后生了俩孩子，一儿一女，负担重，他就去山里的水泥厂倒卖水泥，挣了些钱。好不容易缓过了手，不知道怎么的他又赌上了，欠了些赌债。为了还赌债，他还去日本打了两年工。回来有两三年了。他在日本挣的工钱除了还债还余了一些，都用在了翻盖房子上。这一排最东边那一家，跟咱们翻盖的房一样。不过他手头肯定是紧，前年翻盖的房，只装了一楼的玻璃，二楼还用塑料布糊着呢。”
“他们弟兄关系怎么样？”
“就弟兄俩，爹早死了，老娘跟王永过。在王永跟前，王强轻易不敢犯犟。一来王永是老大，二来也有大样，再说还是个干部。主要还是他里外都直正，站得稳。”姐夫说。直正也是豫北方言，就是正直的意思。但我们这里就叫直正。
“说到底，邪不压正啊。”沉默了一会儿，姐夫深深地叹了口气。
邪不压正。我念叨着这个古老的词。细细品味起来，这个在理论上成立的词其实意味的是一种多么勉强多么脆弱的平衡啊。甚至可以解释为：邪虽然不压正，但正其实也压不了邪。正和邪从来就是势均力敌，厮杀至今。认真算起来，似乎还是邪更厉害些。毕竟正打起仗来需得西装革履有规有矩，而邪呢，狂野自由，无拘无束。终究，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啊，我想多了，也想邪了。
等到姐夫洗过油手换过油衣在院子里坐定，我们三个便开始具体分析对策。对付谁？当然是王强。我的目标很明确：攻下王强，必须的。谁当主攻手？赵老师年逾花甲，教了一辈子书，德高望重，村里人好几茬都是他的学生，只要他愿意，由他说服王强，最恰当不过。
我当即起身去赵老师家。
4．村景
赵老师的家紧挨着学校。当年我在张庄教书的时候也才不过十七岁，赵老师那时有五十岁左右，他最长，我最少，他就整天逗我。每到中午，赵老师就会喊我去他家吃饭。当然我很少去———有姐姐在，我去他家干吗？于是，每次见到我去姐姐家，赵老师就会奚落我：“还是你姐姐家的饭香啊！咱咋能做出恁香的饭嘛。”不过，也去过一次。那天突降大雨，我没带伞，走不了。赵老师就从家里拿了把伞，硬把我叫到了他家吃了一顿捞面条。
我在张庄教了一年小学，后来调到乡里教了三年中学，这期间还不断地见到赵老师，后来我工作调动到县里又到省里，转眼和赵老师已经十七年没见了。记忆中的赵老师白皙瘦弱，见人就笑，言语讲究，态度谨慎，是典型的乡村知识分子形象。
赵老师家大门紧闭，我敲了半天没有听到一丝动静，估计是没人。我在村子里慢慢闲逛起来。首先还是故地重游，就近走到了张庄小学。记得校门是朝内街开的，我便绕到内街，来到校门口。果然如姐姐所言，原来宽阔的大门口已经高度瘦身，变成了一条窄窄的胡同。胡同两边全都是两层楼的宅院———原先这可都是学校的操场啊，设置着高高的篮球架，矗立着高高的白杨，有风吹来，哗啦啦作响……
我顺着胡同往里走，正好是寒假，学校里没有人，大门紧闭。教学楼的墙体上镶嵌着八个大字：“求真求善，求美求谐。”在大门和教学楼之间有一小块空地，应该是学校残存的唯一一片空地了。而在教学楼的第四层，孤零零地盖着一座飞檐斗拱的仿古建筑，应该就是姐姐说的“土地庙”了。当年那所土地庙因为紧邻着学校，我特意去看过。虽然规模很小，但也红柱白墙，琉璃碧瓦，古色古香，颇有风韵。庙门两边有一副小小的对联：“土发黄金宝，地生白玉珍。”对了，庙的前面还有一座年代久远的石碑，上面模糊不清地镌刻着修建土地庙的由来，我曾经试着顺下来，到底没有那个耐心，终是半途而废。只隐约还记得一句：“土地阔不可尽祭，故封土为社……”那碑还在吗？也被迁到了四楼吗？土地爷何曾想到过，因为土地的升值，贵为土地之主的他老人家有一天会因为占了地方而被供奉到四楼呢？
沿着姐姐聊过的地方，我一一走来。在每一道街上，都可以看到灰色的水泥搅拌机在笨拙地转动着圆鼓鼓的身躯，标志着正在盖房子的人家。到处可见刚刚落成的一栋栋的两层或是三层的新房。在每一堵墙上，都可以看到乡村特有的小广告，治疗性病的，疑难杂症的，更多的是和建筑有关的：“扎地基”，“扎石头”，“现浇”，“上渣”，“专拆房”，“打梁”，“迎新春，铁大门，防盗门，卷闸门，喷漆”，把“迎新春”冠在前头，可能是优惠大酬宾的意思。还有龙飞凤舞类似医生开方体的广告：“专做水磨石地面，安不锈钢扶手，安木质古式扶手，专治房顶隔热，治漏，水泥，大瓦，彩钢……”这混乱的字体里和超市般的内容里有一种绝对的自信：自己所传达的信息十分被人需要，也很容易被人看懂。
在一条南北主街上，我远远地就看到了姐姐说的那所盖在路上的房子。那所房子占住了几乎一半路面，路上的电线杆都掩在了它突兀的身躯内。而在三道街，我看到有一所巨大的房子也将电线杆遮挡了起来，这所房子的台阶简直可以说是理直气壮地占据在街面上。
我还看见了一些老房子。很少，没有几座。整个村子转下来，也不过四五座。有两座被拆得衣衫褴褛，破烂不堪，一些家具无精打采地堆在里面，带着被抛弃的落魄神情。有两座保留得相对好些，但看起来也岌岌可危。最完整的是一座五间的老房子，没有院墙。房子前方的空地里生长着几棵寥落的树。黑黝黝的树们默默地陪伴着这座老房子，老房子静静地沐浴在冬日的阳光下，颇为安详地迎接着自己的终结之日。在周围新房的映衬下，这所我不知身世历史的老房子，居然焕发着几分让我敬畏的尊严。可能是因为它的安详吧，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如此安详的事物了。这种安详让我想起不久前读杂书，读到一个老人去世的情节，书中寥寥数语：“召亲友诀别，易衣待尽。享年八十二，终于家。”读到此处，我闲置已久的泪腺当时突然喷涌不止。其中况味，现在仍不能解。
我在老房子面前站了很久。
在村北，我看到了那片被承包了一百年的鱼塘。一百年有多长？把鱼塘填平了，都盖成房子卖出去，住上七十年之后再拆掉，也还有三十年的租期。这块地方真大啊。承包人显然也不会满足于仅仅养鱼，已经盖起来了很多房子，我走过的地方，塘面也已经填上了新鲜的虚土，水泥梁也横七竖八地躺了一地。几乎可以确定，这里的房子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重新回到姐姐所在的街道，在街口，我忽然看见了未来路上的一幢大楼。它和姐姐家隔路相对，是张庄附近最先盖起的大楼，也是这附近最早从老市区移民过来的政府职能部门：市防疫站。按老百姓的话说，那是公家的楼。这座公家楼像一支速度飞快的箭，以钢筋水泥为箭骨，以丰富新区功能镀箭身，以政府大印铸箭头，以射箭人的意志为原动力，就这样一头射到了乡村，扎下了自己的地盘。
———当然，我早就看见过它，但从未像现在所看见的那样鲜明，从乡村的视角向它遥遥瞻仰，它是那么显赫，那么豪华，简直就像是一座宫殿。我不由得想起姐姐用艳羡的口气所讲述的那件事：上任支书家的媳妇们都在里面当保洁工。
5．筹谋
再次回到赵老师家，大门敞开，显然已经有人了。我走进去，迎出来的是他爱人赵师母。她已经不认得我了。我强迫她回忆了半天，她才拍着脑壳“哦，哦，哦”地想了起来。赵老师仍不在家，她说他可能在卫生所跟村里的赤脚医生聊天，然后当即给他拨打了手机。大约过了五分钟，赵老师回来了。看见我，怔了怔，才叫出了我的名字。
“还是那样。”他笑道。
“老了。”我说。
“我在这儿呢，你能说老？”
老师就是老师，生活品质在乡村还是数得着的。柜式空调，液晶电视，堂屋正中的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毛主席像，自制的土暖气炉让屋子里温暖如春。坐下来，他就给我泡上了一壶铁观音，又从冰箱里拿出花生米，还倒上了自己酿的葡萄酒，跟我上起了酿酒课，说最好买红葡萄，把葡萄洗净晾干，搓烂，然后按十比二或者十比三的比例放冰糖或白糖，之后搅拌，不能用金属器械搅拌，必须用木棍或者手搅拌，搅拌好之后装到或陶罐或瓷罐或瓦罐里，绝不能是塑料器具里。装的时候不要装满，要留四分之一的空儿。密封也不要太严，要留一点缝隙，比如用塑料袋封口的话，就一定要把口系松些。因为葡萄发酵会有气体产生。它发酵时你会听见咕嘟嘟的响声，尤其是夏天，装进不到一天，就开始发酵了。等到没有了响声，酒就差不多了。一般来说，温度高的季节一个月左右，温度低的季节两三个月，酒基本就酿好了。
说着闲话喝着酒，我慢慢开始向核心问题靠拢，问他有几处宅基地？他笑说就这一处。“别提了，早几年村里还给了我一个宅基地，两千五百元，我要了。后来村里有个人，和我关系不错，他两个儿子，少一个宅基地，就过来找我，说小儿子到了结婚时候，得盖新房，让我先转让给他，等村里再划的时候他再给我———村里划宅基地都是一批一批划的。我心一软，就给他了。还是两千五百，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后来上头有政策，再也不让划宅基地了，宅基地也越来越值钱了，从两万，四万，六万一直升到现在十来万。你说我少挣了多少？傻啊。”
“不是有很多市里人都在村里买宅基地么？你也可以买啊。”
“那都是高价，也都没有手续。不保险。”赵老师笑了，“再说了，我去买谁的？谁卖给我？乡里乡亲的，价低了人家不舍，价高了我不得劲。还是算了，省口气儿准备上楼吧。反正将来村子肯定会整体搬迁，都得‘被上楼’。”
我笑了。
“可不是被上楼么？谁想上楼啊。”他道，“不敢想啊，将来整体搬迁，都上了楼，日子该怎么过？镰刀，锄头，玉米，小麦，这桩桩件件都搁在哪儿？想吃个放心面也找不到磨坊了。哪个小区会给你安磨坊？去店里买，又贵又不好。还得交水费，物业管理费，卫生费……还有生活方式的彻底改变对精神的影响，这些农民，他这么生活了一辈子，出门就是地，是平展展的田野。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我看着他一张一合的嘴巴。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这是《桃花源记》里的句子啊。他若不说，我早已经忘了。
“我说得不对？”他停住了。可能是觉得我的神情有些怪异。
“对着呢。说得好！”我说，“继续。”
“要是错了你纠正，”他笑道，“可是，你就让他这么上了楼，那不憋屈得慌？背着锄头上五楼六楼，那是啥感觉？墙这边说话墙那边就能听见，一开门，街坊邻居尺把近，那不烦人？前些时，中央电视台播了一个节目，说是北京大兴的事，那家上楼之后，得了六百万的赔偿款，买了一个房子，这个男的自己一家四口，跟爹娘还有妹妹一家人住在了一起。那天，根本不为啥大事，他非常冷静地就把其他六口人都杀了，说就是有些压抑，干脆把全家都销户得了。当然，这个人是混账，但你敢说这跟上楼没有一点儿关系？自己家人都住得压抑，何况别人呢？”说着说着他激动起来，“你知道不知道，人家美国农村都不住楼，人家都是庄园。人家人口少，土地多，这才是一个国家富裕的表现！三十年前刚分地的时候，我们村每人两亩半地，现在你知道剩多少了？七分不到！一个国家人越来越多，地越来越少，楼越来越高，就越证明这个国家穷！表面再富都没有用，骨子里穷！”
“你去过美国？”我笑。
“没去过，我不会看报纸，上网？”他道，“虽然不出门，可我啥都知道！我跟你说，将来整体搬迁的时候，问题大着呢。你们乔庄去年就说要拆迁，就没拆成，老百姓量都不让量！还有田庄，前几年，田庄闹了一场事，你知道不知道？”
“什么事？”
“高新区把田庄卖给了一个开发商，让田庄人拆迁，田庄人不愿意，安置小区的楼都盖好了，硬是没人住。后来上头强制拆迁，把军车都开进去了。硬是被田庄人把他们统统都赶跑了，还抓了可多人，判了几个刑呢。最后那个开发商像歌里唱的一样，夹着尾巴逃跑了。那些安置小区今儿还都空着呢，房都快荒毁了。”他开心地笑了起来，“你要是想听，可以去田庄打听打听。到现在，上头的人去田庄还发憷呢。田庄人，不叫量房，不叫拍照，牛得很！”
我又问他两个孩子的情况，他说儿子在市里工作，买了个房。女儿在北京打工，也在市里买了个房。儿子的房子他用尽多年的积蓄交了全款，女儿的房子是她自己交的首付。他每月的退休工资有一半多都在给女儿还房贷。
“女儿将来还不留在北京啊？”
“她在那里工作快二十年了，按照有关政策应该能留的。但是，北京那地方……”他很自尊地说，“我是受不了那地方。她还年轻，愿意呆就呆吧。将来要是回来了，也有个窝。要是不想回来了，在这里买房子也算个投资。反正首付是交过了，我手里的钱闲着也是闲着，就替她还吧。又不是别人。”
这么说，他的经济状况确实还不错，也有很强的投资意识。我知道自己来对了。让他当主攻手，动力足够。
于是我很快便言归正传。他沉吟了片刻，说这两天他也正琢磨这事。前些时王强也给他带了信儿。但他一向行事谨慎，没敢有什么动静。等到姨妈的事一出，他就更不敢轻举妄动了。这些天他一直在想来想去，可到底也想不出什么好法子。
“你说咋办呢？”他问我。神情很是庄重肃穆。
我心里顿时五味杂陈。当年他是五十岁的温厚长者，我是十七岁的黄毛丫头，在我眼里，他的人生石头一样重，心事湖水一样深。而在他眼里，我肯定如春天的树叶一样清爽单薄，可爱飘飞。但是，现在，他垂垂老矣，懦弱胆怯。我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泼皮摔打，已经变得老谋深算心机沉沉。
“你能代表你弟弟的意思么？”
“能。”他说，“我们就兄弟俩，我是老大。逢到大事，他听我的。”
于是，我便跟赵老师分丝剥缕，仔细推敲问题的症结：王强肯定是想盖房子的。放着这么大一块肥肉不想吃，除非有病。他说的难处应该也是实情。那就对症下药好了，其实也就是软硬兼施双管齐下的两样：一，在思想上，他即使真的顾忌他的哥哥，这种事情也完全可以做到船归船，桥归桥，锅归锅，灶归灶。兄弟之情再好，二三十万利润的威力也不容小觑。这个绝对重磅的炸弹对其兄弟之情的破坏性绝不可能没有，甚至可以说很大。他很可能只是面子上拉不开，需要我们帮着挑拨离间一下。二，钱上。他缺本金，这更好办，我们四家可以凑出来借给他。不就是六七万么，四家平摊下来，每家也不过一万五到两万。用一两万换二三十万，这笔账还算不过来？
这是一场拔河，王强站中间，兄钱各两边———王永的砝码旁边还有所谓的“正”，拆迁赔偿款的旁边还有我们准备好的本金在对他勾引诱惑，就看他赚钱的欲望是否能大过兄弟的情义。鉴于这么多年来对人性的认识经验，我对胜利很有把握。
“可是，借给王强钱……”赵老师有些磕巴，“总是有些气不顺。”
“小气不顺大气顺，等拿到赔偿款的时候，你心里的气就都比谁都顺了。”我笑道。
“那，就按你说的办。”赵老师亲昵地拍了拍我的肩膀，“丫头能了啊。”
于是，我们便议定，今天晚上就由赵老师出面摆鸿门宴，主请王强。姐姐姐夫一起作陪，我代表三姨妈也出席。回到家，我把情况告知姐姐姐夫，也给姨妈打了个电话。对于借钱的事，姨妈没说什么，只是提出要王强打个借条。姐姐倒是很有些情绪，道：“一排这么多家，又不是光咱们这四家的事，凭什么只咱们筹钱，他们那些家沾光？应该家家头上都抹匀，平摊出来！”
“你觉得能行得通么？”我冷冷道。
“行不通那就都不盖！”
我苦笑。不患寡而患不均，宁可我得不到也不能让你得。这就是人性的黑洞啊。一瞬间，我脑子里蹦出一个哪里看来的故事：某人赤贫，上帝看不过眼，就每天赐他一千美金。他幸福得死去活来。后来他得知上帝竟然赐另一个赤贫者每天两千，他便又痛苦得死去活来。上帝问他：要是让你们同时失去这些外财，你愿意吗？那人欢呼雀跃道：愿意！上帝问：为什么呢？那人道：我虽然失去一千，但他失去了两千啊。上帝长叹。
“姐，你到底想不想盖这个房？”我不和姐姐讲那么多，直接问到最核心。
“想。”
“那就不要算这种小账！”我口气很恶，真是有些不耐烦了。
“这账还小？”
“跟你想挣的那笔钱相比，就是小。”我说，“再说，末了也是拿我的钱去借，用不着你心疼。”
“你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听到这话，我鼻子有些酸。顿了顿，我道：“比你容易。”
“到时候，那些家都要跟着我们四家沾光了。”妥协之后的姐姐仍旧愤愤，“想想总是觉得亏。”
“吃亏是福。你能让别人沾你的光，最起码证明你的日子比他们强。”我说。
姐姐沉默。
6．鸿门宴
王强进门的时候，我们全都站了起来，有些迎接贵宾的意思。赵老师最后才立身，矜持得恰到好处。王强赶上前，和赵老师握了握手，握手的姿势有些僵硬，也有些夸张。看得出，此时此刻，他知道自己有些特别的分量。
王强看起来也就是三十出头，穿着一件大红羽绒服，浓眉大眼平头阔嘴，很精神。但羽绒服不是个正经牌子，还是旧款。他从口袋里拿出的烟是五块钱的“红旗渠”，姐夫连忙截住，递给他一包十块钱的“帝豪”，他没有推让，接住了。
凉菜已经摆上，是赵老师在村里的小餐馆买的。两荤两素：一个拌松花蛋，一个拌黄瓜，一个酱牛肉，一个卤猪头肉，都是最家常的豫北土菜。姐姐在厨房帮赵师母做饭，我坐在席上。姐夫向王强介绍了一句我，王强笑了笑，说：“我说呢，跟嫂子长得像，原来是亲姊妹。”
酒是我在乡里最大的烟酒店买的，双沟珍宝坊，将近一百块钱一瓶。本来我还要买点别的菜，姐姐不允许，说：“带这两瓶酒尽够了。两百块钱呢。一桌子菜也花不了两百，咱出的算大头。”———姐姐的账总是算得很分明。
热菜开炒，酒也斟上。说了几句来回话，气氛慢慢地柔软起来。赵老师说了一些王强上学时的淘气事，姐夫也和王强聊起了他在日本打工时的情形，王强说日本“远看是天堂，近看是银行，住进是牢房”。收入高的行当每月两三万，低的只有七八千。平素里他们除了干活也就是吃吃睡睡，玩玩电脑，难熬得很，枯燥得很。主要还是语言不通，语言不通就什么都难通。———我这才知道，原来出国打工是村里近些年的一股风气，去日本的最多，还有几个去新加坡和意大利的，还有一个去美国的，听说还娶了个美国媳妇，都混上绿卡了，不回来了。村里说这是“打洋工”。都是签的正当协议，外贸途径的劳务输出。不过近两年出去打工的越来越少，这和张庄被划进高新区有直接关系：挣钱的门路多了，能喝口近水谁想去吃远饭？
王强在日本从事过水产行业，也就是捕鱼；从事过建筑行业，也就是砌墙；还从事过餐饮业，也就是执盘子———豫北方言，也就是端盘子。王强说他做的这几样都属于七八千的行当，太低端，不行，一年总共才收入十万，还要交六万给中介进行培训和办手续，最后剩的净利润就少得可怜。于是他只呆了两年就回来了。拿着赚来的钱还了赌债，又翻盖了新房，现在也是手头窄怯。
赵老师看了我一眼。我明白他的意思：要进入正题了。
“房子的事，你打算咋办？”赵老师劈头就问。
“啥咋办？”王强说。他闪烁的眼神证明他在装糊涂。
“就是往外再加盖起来么。”赵老师说。
王强没有说话。他点点头，吃了两筷子菜，敬了赵老师一杯酒，反问赵老师：“那你们打算咋办？”
赵老师把每个人面前的酒又斟了一巡，又不动声色地把球踢给他：“这不是在跟你商量么？”
大家心照不宣地笑起来。王强抿了一口酒，终于开口了。还是那套车轱辘话，说他哥不可能同意，他不敢，再说也没有钱。
“强啊，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你可千万别有这么大的压力。这是一个集体行动，是大家伙儿的事，是人民群众的事。”赵老师深深地闷了一口酒，循循善诱地开始了：“不错，你是你哥的兄弟，但你也是人民群众啊。这件事，就看你把自己往哪儿搁了。你要是觉得自己是这一排的群众，就跟大家伙儿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要是认准你是你哥的兄弟，那咱啥都不说了。也别喊老师不老师的，就只看在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份上，你别在背后戳告就行。”
“你说的啥话啊赵老师，你把我看成啥人了啊赵老师！”王强嗔怒。给赵老师斟上酒，又缓和道：“赵老师，这是个大事，得好好想想啊。”
“大事是得好好想想，不过也得当机立断。那句话是咋说来着？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做大事就是这个理啊。”
王强看了赵老师一眼。我知道“静如处子，动如脱兔”这八个字他没听懂。当然，这个懂不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该懂的他懂。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我说。这个他一定懂。
“过了这村，没有那店！”赵师母说。这个他更懂。
王强频频点头头：“对，对对。”
“这可是有时辰没日子的事，上头说下来量就下来量了，照片咔咔咔一拍，你那几十万可都咔没了。”姐夫说，“我都请先儿看过皇历了；再过两天就是黄道吉日，就可以破土动工了。我跟赵老师正紧着说细节问题哩。”
先儿，在豫北方言是风水先生的简称。
“你们打算一起动工？”
我们一起笑了。
“说得跟真的似的。”姐夫道：“一把筷子掰不断，一群百姓不好惹，团结起来力量大，谁不知道这个！所以啊，大家伙儿一起担责任，要盖一起盖，墙倒众人推！”
“没听老话说？砖连砖成墙，瓦连瓦成房，一根木头架不成个大梁，”赵师母说，“就是这个理儿。到时候要真出了啥事，稻多打出米，人多讲出理，咱这么多家呢，就不怕了！”
“那其他家呢，你们都说过了？”
“也说了好几家，他们都在加紧筹钱呢。实话跟你说吧，有一半多了。今儿特意招呼你，不是因为你是头儿的兄弟。主要是因为你是这一排的群众，不想叫你落单！”
“你想，咱们农民有啥啊？不就是种一些地，占一些地，在地上下把死力气？将来，咱的地越来越少，政府把咱们都挤摞到了一栋楼上，跟鸟似的。那时候咱还有啥啊？”
“对咱们来说，地就是个摇钱树，种地只管饱，摇不下几个钱，只有拆盖这种大买卖才能摇下大钱……”
“这块地咱现在能当家，那就得赶紧盖。只有咱盖了，到时候上头才能包赔。你啥也不盖，白眉赤眼的，让人家上头包赔你啥？地皮是国家的，国家还会包赔你地皮？”
“违建？要按正经的章程，哪家盖房不违建？不违建的有几个？咱一村子的新房都违建！”
“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宁可撑死，不能饿死，更不能叫吓死！”
……
菜慢慢上着，酒慢慢斟着。大家亲密地团结在以攻破王强为核心的盖楼计划周围，声东击东，声西击西，外松内紧，形散而神不散。我默默地听着，间或说一两句合适的话。我不得不承认，这个世界，谁也不比谁傻。农民有农民的狡猾，农民有农民的智慧，农民有农民的情理，农民有农民的逻辑———农民有农民的一切。而他们的一切，无论是柴米油盐还是爱恨情仇，无论是精神根本还是物质源头，都与土地血肉同体，息息相关。民以居为安，房在地上建；民以食为天，食从地中来。一直是土地，始终是土地，土地就是他们的命。我一直觉得，在我们广袤的豫北平原上，一块块旱涝保收的肥沃土地就如同一只只饱满的乳房，农民们就如同辛勤的挤奶人，随着四季的更迭，他们源源不断地挤出了丰沛甘甜的乳汁，给城市喝，也给他们自己喝。现在，即将成为未来路绿化带的这一长绺土地，这一只小小的乳房，如同已经消逝的灵泉河一样，很快就会干瘪，枯竭，不复往日之能。这一群人，坐在这里，尽其所能地绞尽脑汁，就是为了能从这只乳房里绞尽乳汁，绞尽他们能喝到的每一滴乳汁。
气氛越来越稠，微醺的王强也越来越让我们有底儿。他开始诉苦，不时流露出对王永的怨艾：南水北调工程过焦作郊区的某个村，王永跟村长相熟，他让王永去帮他揽个工程，多小的都行，王永不肯。他有个伙计是市民，想把户口落在村里，出三万块钱，王永也不肯……
“三万，比谁出得都高，又能给村里创收又能了结我的人情，他死脑筋，就是不愿意，气死我了……”
“要说你哥是直正，但是做人，咋说呢，也不能太直正，太直正了就是迂了……”赵老师劝解着。
“是啊，人有时候得灵活些。对别人对自己都有好处……”姐姐也说。
这些劝解的话，大家说得都很谨慎。人家毕竟是亲兄弟，亲便亲，打断骨头连着筋。兄弟怎么说他哥都行，外人就得有所顾忌。
“唉，谁叫咱摊上了这么一个哥呢？花好看，果难吃。”王强举起了酒杯，“不说他了，喝酒！”
那就先放下，大家继续闲话。一道道菜，一杯杯酒。酒酣菜热，闲话也便千头万绪，百花盛开：外出打工的难处，谁谁谁谁都得性病了；新农合，听着是好经，就是念的时候走样，小病还行，大病就只能干瞪眼，能用的药不能报，能报的药不能用；留守的老人女人和孩子在家里的孤单，村里信基督教的人越来越多；什么东西的价钱都涨得比动车还快，就是粮价涨得比乌龟还慢；娶媳妇的成本越来越高，相亲见个面男方都得掏两百块钱的相看钱……有那么一瞬间，我有些恍惚，恍惚自己为什么会坐在这里，听着这些话，这些和我的日常生活天悬地隔毫无干系的话。然而也只是一瞬，我便将恍惚收尽。———作为一个从乡村走出来的孩子，我确实跟他们久违了。但是，我乡村的根儿还没死，离他们也就不算太远。于是不坐也就罢了，坐了很快也就能坐在一起。“这件事，就看你把自己往哪儿搁了。”赵老师方才说王强的这句话，放在我身上也同样适用：我是一个农民的女儿，我是一个农妇的妹妹，这件事，我就把自己搁在了这个根儿上。有了这个根儿，此时此事我和他们之间才能应上毛主席的那首《水调歌头·游泳》：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你这做兄弟的，也真是可以了，替他想得够多了，也得给自己想想了……”赵师母说。万根箭，一个靶。说着说着，就又绕回来了。
“就是，对得起他了。要是错过了这个大便宜，那就是对不起你自己了。”
“这么现成的大便宜，谁不捡谁是傻蛋！守规矩不能当银钱花。村里那些没有临路的人家，都眼红着咱们这一排呢。”
……
又一轮围剿上演，酒也将近喝完。
“唉，我这个哥啊。”王强一扬脖子，又灌了一杯，叹道，“我要是领头盖了，真是没脸见他……”
我们面面相觑。领头，一词中的。我们心心念念的七寸，可不就是在这里？
“你看你说这话，谁叫你领头了？”赵老师斥责，分贝再高一点点就可以称之为怒喝了，“我说过多少遍了，是一起盖，不是让谁一家盖！更别说领头盖！轻霜冻死草，狂风不毁林！你不过就是林里的一棵树，有林子在，我就不信你哥还能把你咋样？”
王强放下了酒杯。他的眼睛已经微红。终于，他说出了我们最想听到的那句话：“那就盖？”不是叹号而是问号，口气随即更是颓下来：“没钱啊。”
终于说到钱了。我心中一块石头落地。我看了赵老师一眼，他不看我。
“钱不是事。船到桥头自然直。”赵老师道。
我又看赵师母，她也不看我。
“就是……”赵师母也说。
“想办法。活人还能叫尿憋死？”姐夫的话。
姐姐不说话，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没有任何内容。酒席陷入微妙的沉默，只听见大家牙齿嚼菜的声音。
不能这样。面对躲不过去的结局，绕圈子只能是浪费时间。
“借嘛。”我说。
“没处借。”王强道，“想破了脑袋也没处借。”
我使劲儿瞪了姐姐一眼。还等什么等？
“要是真不中，”姐姐终于开口，“我们几个给你想办法！”
“我也给你凑一些！”赵老师也说，终于看了我一眼，“再代表我兄弟表个态！”
“我也代表我姨表个态！”我道。
“那，多不好意思啊。”王强道，“盖房是大事，谁不用钱？”
“谁叫咱们在一个村里一条街上住着呢？谁叫咱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呢？谁叫俺们这几家现在都比你有办法呢？能伸把手就伸把手呗，谁没有用着谁的时候？再说了，钱这东西，生带不来死带不去，就是叫人用的。再说了，你又不是流氓无赖，得了赔偿款，你还不是转手就还了？说到底也就是转一道手的事儿，对不对？”
我不由得微笑，暗自赞佩。要是批卷的话，赵老师这番话能得满分。亲切，温暖，且周全，真是什么都有。连还钱的调子都定好了，由不得他王强不跟着唱。
“那是，那是。”王强迭声道，又是一饮而尽，“赵老师，哥，嫂，你们真亲！话到这儿了，我不能给脸不要脸，那就盖！”
瞬间，屋子里温度上升，热流涌动。
“盖！”
“盖！”
“盖！”
几个杯子碰到了一起。
“干！”
“干！”
“干！”
……
出门的时候，王强有些晃。赵老师也面若桃花，他看着我的脸道：“你还有些量呢。”我笑道：“我还得开车呢。喝的是白开水。”
送完王强，我们几个又坐了下来。像刚打了一场大仗，大家都松了口气。我说还不能太放心，姐姐问不放心什么，我说是钱。要按我的想法，刚才应该趁热打铁，干脆定下说明天把钱凑齐了给他，把事情砸实。赵老师沉吟了一会儿，道：“咱们不是表态了么？这还不中？”
“可是没说多少啊，也没说啥时候给。还是留了活口，你们啊，太舍不得说。”
“不到舍得的时候，就是不能舍得。”赵老师说，“这种事，宁可缓些，不能过急。咱已经说到这一步了，不能再往嘴里喂他，得让他自己伸伸手了。要不然咱们上赶着把钱塞给人家是什么意思？不是太鲜明了吗？净叫人家起疑心。”
我默然。似乎也有道理。
“等他的信儿吧。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赵老师又说，“这两天正好定定匠人。”
当夜，我赶回了郑州。姐姐拉着我，好说歹说，想让我住一个晚上。我说我得回去筹钱，我说我不放心孩子，我说单位还有一些碎事……我说了一堆理由，到底还是回去了。其实最真实的理由我没办法对姐姐说：她家没有暖气，很冷。这么多年在城市，我已经不习惯没有暖气的冬天。乡村的寒夜对我来说已经太过陌生。我怕自己会感冒。
7．田庄四二九
星期天下午，我再次来到姐姐家，一是接苗苗，二是送钱。进得门来，我一眼就看见姐姐和一男一女在当院里站着，男人女人都是矮墩墩的，正和姐姐比划着说着。看见我，姐姐笑着向那两人道：“这是我妹妹，在郑州上班。”又指着男人向我道：“这是陈师傅，咱这房子，全靠他的手艺了。”
我明白过来，这男人就是姐姐要请的盖房子的匠人头目，俗称包工头。今天应该是来姐姐家看看实地情况，商量着怎么盖这个房。那女人穿着大红棉袄，戴着亮闪闪的金耳环和金戒指，颇有些包工头太太的富丽堂皇，应该就是他老婆。于是我连忙和陈师傅夫妇寒暄起来，问他们是哪里人，陈师傅说是田庄人。我依稀记得田庄还有一个叫陈小玲的女同学，当年我在乡中学读书的时候，和我坐前后桌，便问他陈小玲的情况，陈师傅的话有些迟滞，倒是陈太太语锋爽利，三下两下截过话头，说陈小玲和他们是本家，按辈分得叫他们叔和婶，高中毕业后上了省医学院，现在市妇幼保健站当医生。
“她当医生啦。”我忍不住笑起来，“当年她粗粗拉拉，跟个假小子似的，真想不出来她还能当医生。”
“医生好啊，一家子里有个医生，谁得个病该省多少心哪。”陈太太感慨，“她妈病了这么几年，全亏了她。”
“什么病？”我问。
“偏瘫。”陈师傅说。
“受惊吓了。”陈太太补充，“前几年我们村跟上头闹了一场事，你听说过没有？就是那回吓的。”
我隐隐想起和赵老师闲聊的时候他跟我说的田庄那场事，好像是上头强制拆迁，把军车都开进去了，后来硬是被田庄人把他们统统都赶跑了，还抓了人，判了刑什么的，顿时兴致陡增，对两口子道：“听说过一些，不全。你们讲讲呗。”
“我这妹妹，就是一颗小孩子心，打小就热听故事，你们给她讲讲吧。”姐姐道。说着她从屋里端出来两样油炸的吃食：萝卜素丸子，还有小麻花。姐姐的小麻花是一绝，只用鸡蛋和白糖和面，一点儿水不放，炸出来焦酥香甜，十分可口。她边让陈师傅夫妇吃，边对我道：“做了可多，给你留好了。”
就着姐姐的素丸子和小麻花，他们两口开始讲了起来。陈师傅的话短而平，陈太太的话长而烈，两口搭配起来，有些像在说三句半———
那一天是四月二十九号，上头叫田庄事件，俺们村的人叫四二九事件。早上五点多，上头就行动了。哪一年？二○○六年，就是二○○六，那一年咱孩儿考上了大学，我记得准。
五年了。多快。
以前上头没说过就直接行动了？我问。———说，这个字在我们方言里有做思想工作的意思。
说过。说得可迟，是出了年说的，出了正月，阳历就到了三月份了，满打满算也就说了有一个多月，不到俩月。咋说的？就是来个人，往院子里一站，说一句：赶紧拆吧，胳膊拧不过大腿，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说完就走了。就是这。也就是走个过场。赔多少？好房，新房，就是一平方四百块。旧房，赖房，就是一平方三百六十块。
就这俩标准。
问他们把房拆了俺们住哪儿？他们都说不知道，说管你们住哪儿呢。俺们说要是俺们不愿意呢，他们就说：不愿意不由得你们！你听听这话，气人不气人！大家就都不拆，没有一家拆。两委会也顶着，那真是干部群众一条心！拖着拖着，事情就到了那天。那天早上五点多，他们人都到了，天还不明呢。后来我们数了数，八辆大军用车，一车有百把人，共有八百来人。警察少，绝大多数都是保安，后来俺们才听说，是从市里好几个保安公司调来的。那些保安公司都不知道上头让他们来干的是这事，事过了都说：“要是知道来干的是这事，说啥也不会来，给多少钱也不干。”对了，还有特警队的呢，特警队还有一百多人。俺们村？俺们村不到一千口。
听说特警队还准备了两车催泪弹。
没有用上。后来那阵势，他们哪敢用！是从村东开始的。为啥从村东？首先，村东不临大路，僻静。他们也怕路上过来过去的人多啊，万一碰上啥大人物看见，影响不好。其次，村东这一片，也就是娘娘庙往东这一块，算是我们村里的新区，都是新划的宅基地。这些都是生二胎的人家，没啥本事，也没啥钱，好整治。吃柿子捡软的捏呗。他们就从娘娘庙那里用一道警察常用的那种绳子一拦，就开始行动了。
那叫警戒线。
对，就叫警戒线。他们拿着长梯，链子锁，撬杠，还有大锤，就来了。链子锁是用来锁大门的，先把大门朝外给你锁上。长梯是用来翻墙的，翻进了各家各户的墙，进了家之后，没有起床的人，就被他们按到了床上，不准起床。在厨房做饭的，就不准出厨房，在哪儿坐的，就得坐在哪儿，反正就是原地不准动。我那个本家嫂子，对，就是小玲的妈，那两天正拉肚子，紧着跑茅房，他们就是不让动。我嫂子就当着他们的面解了手，她对那些保安说：“反正你们就是从女人肚子里爬出来的，我就不避着你们了！”解完了手，她血压就上来了，躺到床上就不会动了。从那以后就偏瘫了。
真造孽。
把人都看住，他们就开始用撬杠和大锤拆你家的房了。当然他们也拆不了那么多，也就是毁毁你的房，败败你的兴，叫你住不踏实住不成，叫你知道，他们有本事这么整治你，你最好识相点，赶快听他们的话！心疼啊。看他们那么去糟蹋自己辛辛苦苦盖起来的房子，真是心疼啊。有男人们上前阻拦的，就被他们的警棍打了，也就不敢动了。女人们不敢上前动手，只有哭，有性子暴的就骂。家家户户都有哭声，都有骂声。农村女人，不会说什么大道理，也只能骂几句解解气！也有人想打电话，跟外头联系联系，可是没有信号，固定电话和手机都打不出来，后来才听说人家不知道使了啥办法，把俺们村这一块的信号都覆盖了。想打电话，根本不可能！
人家上头啥都想到了。
就这么闹着的时候，孩子们都该上学了。这一片的孩子们都不让去上学，这一片还有几个老师，也去不了学校。学校里老师不齐，学生不齐，到了学校的人就都奇怪了，就想出去打听，可是，人家把学校大门也锁上了，不让大家伙儿出来。没有不透风的墙，这时候，全村人你传我，我传你，都知道发生了啥事，可也都不敢确认。老人们都说，这都解放多少年了，怎么像解放前跟日本鬼子干仗一样！
谁能想到上头会来这么一势啊。
正这么僵持着，孩子们不知道怎么想出办法来了。他们不知道害怕，朝那些警察和保安扔土坷垃，把他们车胎的气都放了。人家还手！用警棍驱赶孩子们，有的孩子就受了伤，这把大家伙儿逼急了。除了村东被关住的家户，村西村南村北的这些家户们就都上前去保护孩子们，都上了手。上头就连忙集中人来对付学校这一块，就有人得空把那些被锁的家户都放了出来，大家伙儿全都集到了街上，他们人在西边，我们人在东边，两边对阵，我们就往外撵他们，一步一步撵，他们开始还猛动手，用警棍把俺们的人捅得满脸流血，可这时候俺们全村人都在一股绳上，俺们不怕！这是俺们村，俺们家门口，哪能怕那些龟孙们！俺们舍命上了！俺们没有警棍，老人和小孩就朝他们扔砖头，扔土坷垃，大人们就拿锄头，镰刀，就拿铁锹，扫帚！那时候，喊杀声震天响！
后来就轮到他们害怕了。
他们往后退着，一步步退到了西边的大路上，这时候已经快中午了，特警队也来人了，乌压压一大片啊，就在那路边守着。那回俺们算是见识了啥叫盾牌。以前有个电视剧叫《便衣警察》，里面有首歌，有句歌词叫：“金色盾牌，热血铸就。”俺们可看见了，这盾牌可不是金的，是透明的。只有中间一条横杠上写着警察俩字，横杠上下都是透明的。真真的。特警队一来，保安们就又往前冲，又打伤了俺们可多人。这时候，大路上的交通也断了，好多车都停了下来，好多人从车里出来看热闹，邻村的人也都听说了，也过来了好多人，你知道吗？这些外人本来是看热闹的，后来有好多都加入到了俺们村的队伍里，跟他们干仗！
后来，他们就退得越来越远，再也不敢往前冲了。在这个过程中，来了辆警车，里面坐着俩穿着警服的警察，看样子像俩大领导，可能觉得自己官大，不知死活地把车开进了村，开到了俺们这边。可他们没有下车就被俺们村的人把车胎里的气给放了，车玻璃也砸了。他们就不敢下车了，就坐在车里不敢出来了。后来俺们就推着他们的车往外走，俺们村西边原来有个大水塘，早就干了，俺们就把他们的车推进了干水塘里！他们硬是不敢出来，一直到特警队的人慢慢上前围着了车，他们才慢慢出来，让特警队的人护着回去了。
从始到终，他们没说一句话？
说话？他们俩连个屁都没敢放！后来那边就彻底消停下来了，后来看俺们村那些受伤的人流血流得厉害，俺们就想去市里给他们包扎，可是他们就是拉着警戒线，不给放行，———北边，他们的警戒线只卡住了北边，北边不是市里么？他们怕俺们去市里闹。没办法，俺们就只好往南去乡里的卫生院。总不能叫俺们的人流血流死吧。
有人死吗？
没有。要是死人，这事就大了。
———这还不算大吗？我想。不过，再一想，某种意义上他们的逻辑也对。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只要不死人，就不算大事。
后来呢？我问。
后来……陈师傅笑了笑：后来，村里还是拆迁了六十来户。
这六十来户的情况是这样的。陈太太道：一是村两委的干部和他们的亲戚。这占了二十来户。四二九之后，村两委的人都被上头软禁了。当然不叫说是软禁，说是学习。怎么学习的呢？不让吃饱，不让睡觉，就让他们没明没夜反思，写材料，写汇报，反正最后不在拆迁协议上签同意就没完。二十天，谁受得了这个？铁打的人也不中。他们就都签了字。签了字还不中，还不能回去，还得叫他们的家人来拿协议回去拆房，拆了房才放他们。就这么着拆了二十来户。二是吃公家饭的那些。包括老师有十来个，还有十来个是家里有人吃公家饭的，或者自己家的实底儿亲戚有吃公家饭的，像俺家隔壁的老贾，他女婿在乡里工作，乡里就停了他的职，叫他来做丈人的工作。类似这种情况的，又拆了十来家。俺们管这叫株连九族。还有一种拆房的，就是因为四二九事件被抓的那些人，也有二十来个。
他们是当时被抓的么？
只有一个女的是当时被抓的，其他都是后来被抓的。她也是太没眼色，说着说着，陈太太大笑起来：她呀，骂着骂着，骂过了龙源路。人家拉的警戒线就是以龙源路为准的呀。龙源路南边，是俺们的人，龙源路北边，就是人家的势力了。她的脚一过龙源路，就被人家抓起来了。不抓她抓谁？鸟不能离群哪。
当时那么乱，后来抓的那些人，上头是按什么标准抓的？
录像！人家上头有录像！人家上头当时就带有机器，回去后，人家是按着录像抓的人。是一个一个抓的，悄没声息抓的。这回人家可学精了，不出动静。这些人被抓起来之后，上头就传下了话，说只要把房子拆了，就放人。没办法，这些家户就都把房子拆了，就这么着，又拆了二十来户。现在，五年过去了，就是这么多家。剩下的都是钉子户。你回头去俺村看看，家家户户的房顶都插着国旗，那就是钉子户的证明！
真的，家家户户都有。姐姐说。
你们，为什么要插国旗呢？
叫上头知道，俺们爱国！俺们都是良民！也给上头那些人提个醒，叫他们代表国家做事的时候，也爱爱俺们！有人还说我们插国旗是犯法的，哼，俺们都上网查了，说挂烂国旗的破国旗的拿国旗去做广告的才算犯法，俺们这，不犯法！
听说还有判刑的？
两个判刑的，一年。都是缓刑，没有真住。房一拆人就放，可灵。
这六十来户现在都住在哪儿？
上头在村东边建了个安置小区，盖了六栋楼，就住在那儿。
听说今年上头还要在那儿再给你们加盖三栋楼，真不真？姐姐问。
真。陈师傅说。
俺们也在一起商议了，想给上头提提建议，让盖成浇注结构的。咱焦作不是地震带么？去年还闹了两回小震。先前盖好的那六栋是砖混的，没几根钢筋，跟老鼠拍子似的，地一震肯定就把人拍住了。要是浇注结构的房子，抗震就好。可是那些先住进的人听说了就不让，说凭啥让他们先搬的人住赖楼，让后搬的人住好楼？你听听，是高新区出钱，又不花俺们村一分，就这他们就气不过，这人心怎么齐啊？
那人家先搬走的人，心里肯定不得劲儿。姐姐说。
你们心里其实已经做了搬的准备吧？不然干吗管安置楼的质量？我疑惑。
是啊，迟早是要搬的。胳膊拧不过大腿，这话说到天边也没错，是不是？咱知道这个。拧不过，能多得些好处，也就对了心思了。可是后拆的这些要是多得了好处，先拆的那些家心里就会不舒服，这咱也知道。话说回来，我要是先搬走了，心里肯定也不得劲儿。拆过的这些家，和没拆的这些家，就是没办法一心。隔壁老贾不是拆了么？前些时路过我家，还进来看了看，说：还不拆啊？我没好气儿，答他：就是不拆！
熬到什么时候，有底儿么？
没有。反正俺们就这么扛着，也不是死扛，俺们村年年都派代表去北京上访。去陶然亭那里，离西站不远，国家信访局。他们态度倒是挺好，每回接待时都说：“你们就放心回去吧，我们会把公函寄到你们当地政府，让当地政府给你们解决。房子是你们的，只要你们不同意，他们不敢拆你们的房子！这一点我们可以给你们保证！”准打准儿，现在的新条例不是已经出台了吗？不准强制拆迁！新条例还说了，赔偿标准让参考当地的商品房价格，如今周边的商品房价格越来越高，跟安置小区隔路的那家楼盘都卖到一平方四千了！俺们的要求当然也会水涨船高。要说是好处应该更大了，可是还有拆过的那些人呢。情况肯定也是更复杂了。政府这边的事，肯定也就更难做了。前些天他们又派人来做工作，态度倒是很好，说这说那，可俺们就是不松口。不趁俺们的心思，俺们就是不松口！
你有千条计，俺有老主意。呵呵。
我笑。这情形，还真是难缠。
其实，俺们都知道，这么下去，对谁都不好。俺们拿不到钱，政府花了钱盖了安置小区，白白空着，放都放坏了。开发商呢，白白耗了恁长时候，也开发不了。政府跟开发商也没法子交代，听说最后还赔了开发商不少钱……
是哪儿的开发商？
山西的。煤老板。
听说是市长的什么拐弯亲戚，来这里玩，路过俺们村，看见俺们村在新区规划里头，又离老市区近，还临着大路，就说：“不错啊。开发个楼盘吧。”市长就答应了，说这也算招商引资，就给高新区下了死任务，要求两个月必须把俺村拿下。谁料想没把俺村拿下，四二九之后，他倒被拿下了。上头把他调走了。高新区的书记也让拿下了。
调哪里了？
省里。
那也不错啊。
哼，只是名儿好听，他没实权了。明着是平移实际上是暗降！他走的时候还特地来俺们村转了一圈呢。说来看看大家。说没把俺村的事情办好，对不起大家。还掉了泪呢。猫哭老鼠假慈悲！
……
刚才说的政策，你们都是在网上看到的？最后，我问。
是啊。有网真方便，一搜就中，啥都能搜到。陈太太眉飞色舞。
你们还真火色！姐姐说。火色也是豫北方言，意为时髦时尚。相当于90后们说的“潮”。
耍嘛。放钱干啥？有钱不花，死了白瞎。陈太太笑道。
你们常上哪个网站搜？
还有哪个？百度嘛。可简单了。像俺村这种事，打一个字就全出来了。
哪个字？
拆！
8．合作
之后几天，我的手机上天天都有姐姐的短信。每天的短信都在汇报王强。
第一天：王强没消息。赵老师让再等等。
uzxY8B7hf2EUU/ZiPDY4L0nV2xkLegnbAumhkmMt8tg= 第二天：还没消息。再等等。
第三天；没消息。等等。
第四天：没。等。
第五天晚上，姐姐没有短信了。我打电话给她：“你们要等到什么时候？”
“我刚去问了赵老师，他说让问问你。”
“那就别再等了。马上把钱凑好，给他送去！再等下去，黄花菜都凉了！”挂断了电话，我气得手冰凉。什么等，不就是抱着侥幸心理心疼那点儿钱么？还想成事呢，嘴边的肉都能噙丢了！
第二天又是一个周六。到底不放心，下午，我又给姐姐打了个电话。姐姐说：“今儿上午送的钱，人家不收。”
“送了多少？”
“六万。一家一万五。”
我心一沉。
“谁去送的？”
“我跟你姐夫。”姐姐说，“赵老师说他没空，叫我去送。我跟你姐夫去了，王强接过钱看了看，就又递给了我。我当他是客气，又给了他，你姐夫半开玩笑叫他打条，他的脸立时就拉下来了，就不高兴了，说：是信不过我啊。算了算了！就把钱又塞给了我，我再给他就给不出去了，他死活不要。”
“当时他家里还有别人没有？”
“没有。”
“钱数是赵老师定的？”
“我也跟咱姨商量了。是俺几家的意思。总共六万呢，不少了……”
我沉默。
“我不是跟你算过账么？咱盖两层，满打满算也就是六万五，最多七万，”姐姐在电话里自顾自地说着，“六万咱都给他凑齐了，他自己会没有个五千一万？他也不能太欺负人了……”
“我明天去。”我说。一直担心的事情终于变成了现实，我不得不承认，人与人之间，就是有一种不可沟通性，哪怕是亲亲的姊妹。我怎么才能让她明白：六万在她眼里肯定是太多太多了，但在王强眼里，很可能还是不够？我怎么才能让她明白：有时候，人家愿意欺负你是在给你机会？我怎么才能让她明白：这盘盖楼的棋局，从一开始我们就都是彼此的棋子，看似是我们想攻下王强，实质上也是王强想操控我们？我怎么才能让她明白：这笔盖楼的大账，乍一听是我们在热热闹闹地打着算盘，实际上王强才是最关键的算账先生？我怎么才能让她明白这些啊，弯弯绕的这些，恶心人的这些，我讨厌至极又心如明镜的这些？
还是不说吧。
有那么一刹那，我真想告诉姐姐：别再抠抠搜搜，计计较较，每家两万，要干就干，不干就算！还有那么一刹那，我的脑子里甚至蹦出了一个更极端的想法：实在不行，我把这八万全掏出来！———不由得想起一个男人。我二十八岁那年碰到他后，曾经对他迷得要死，可他看不上我，我只好单相思。于是在绝望之余，我常常暗暗诅咒让一向春风得意的他赶快倒霉，倒大霉，倒血霉，除了健康之外什么都不顺，最好到饥寒交迫众叛亲离食不果腹喝水塞牙雪上加霜的超惨地步。然后呢，我将奋不顾身地出现在他面前，拿出荷包里珍藏的存折，为他买这买那，花钱如水，挥金如土，用我春天般的爱柔情横溢地把他融化，用我海啸般的爱摧枯拉朽地将他打倒……那时候我方才明白，对我这样不大方的人来说，爱极了的显著标志，就是想花钱。而现在我又方才明白，原来恨极了的显著标志，也是想花钱。二者的不同只是，一个想用花钱得到，一个想用花钱了断。
当然，我终是没有。一是我还没有恨极，二是我知道，目前还只是钱的问题。如果我要是这么做了，就不仅是钱的问题了，就成了我的问题：疯的问题，不靠谱的问题，神经病的问题，二百九的问题———二百五加三八再加二。
不能那样。决不能。
星期天，我再次来到张庄，来到赵老师家，强硬地表达我的意见：要想办成事，每家两万，借王强八万。今晚必须成事。心理较量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进行，要看你有没有和人家较量的资格。没有资格较量而硬要较量，那就不是较量，而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是愚不可及的蠢。目前而言，王强有我们最想要的资源，这就是人家的杀手锏。他固然想套我们的钱，但我们也想通过他来套上面的钱。我们和他看似是对手，其实只是小对手，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共同的大对手就是上面。上面的钱才是我们双方都应该去瞄准的大钱。所以，此时此刻，绝不能让小心眼坏了大目标。如果必须有一方退让妥协，那就让我们来好了。内耗必须止于智者。这时候，我们就得舍出孩子去套狼———只要人家要孩子。空手套白狼？这根本就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如果不是奇迹出现，空手只能套白忙。
“如果我的判断没错，咱们再往前走一步就到他的合作线了。”最后，我说，“别因小失大。”
“那，就这吧。”赵老师的神情还是很“被”，“那借条呢？他要是坚持不打呢？”
“这个问题交给我。”我说，“今天晚上，你再请他过来。”
“这小子，真可恨！”赵老师咬着牙说。
我笑。当然王强是很可恨。但就现状而言，他的可恨程度还没有抵达我的最低底线。他还只是巧借而非直讹。———直讹，这就是我的最低底线。就我目前的推测，王强还不至于这么大胆和不要脸。不过退一万步讲，即便他真要直讹，我也会暂且由他。但这个想法我没有对赵老师说。怕会吓坏他。
夜，赵老师再设鸿门宴，王强仍是刘邦。仍然是姐姐姐夫和我相陪。酒仍然是我去买的双沟珍宝坊，菜比上次的还要丰盛。到底是一回生两回熟熟能生巧，大家絮话的升温过程简约了很多。酒至半酣，姐姐将钱拿了出来，递给王强，道：“八万。”
“你看嫂子，说给就给啊，”王强笑着，把塑料袋接了过来，溜了一眼，放在了脚下，“感动，感动，谢谢，谢谢。”
“真是有时辰没日子了。”赵师母道，“咱就赶紧盖起来吧。”
“就是，选个黄道吉日，盖吧。”
“黄道吉日？”王强眯着眼睛笑了，“这个得让我来说。”
“你啥时成了先儿了？”赵老师说。
“别的事上我不是先儿，在这件事上我还就是个先儿。”王强道。面露悦色。
“这话咋说？”赵师母问。人人一脸好奇，等待王强解谜。
“要我说，啥时候俺哥有个三五天不在家，那啥时候就是咱的黄道吉日。赵老师，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我们恍然大悟。
“对，对，对！”赵老师连声道。
“他要是在家，我肯定不能动。我动就是我不仁。他要是不在家，我动就不碍了。等他回来，我也盖得有样了，那时候他要拆我的房子，那就是他不义。”他进一步阐释，“到那时候，我就能豁出去跟他闹了。”
“对对对！”我们异口同声。
“这些天，我勤往他那里探探。”王强的表情很受用，“你们就等我的信儿。”
“他要是老不出门呢？”
“不会。”王强很有把握地说，“他那人，我还不知道？会多，学习多，参观多，为了咱村的土地项目，他还三天两头地往外溜达！”
我和姐姐对视一眼。钱花到哪儿哪儿值，老话真是没错啊。不说别的，单为了他能自然潜伏在王永身边探听宝贵信息的份儿上，这八万借给他，就值。所谓的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最贴切的旁注也许应当是：有了东风，才是万事俱备。没有东风，万事再俱备也是俱废。
满座皆欢，觥筹交错。即使是乡村的粗瓷大碗，推杯换盏的时候也丝毫不减其乐融融。雪亮的白炽灯下，我看着大事初定后一张张舒展绽放的轻松笑脸，微微释然的深处是似曾相识的幽深难过。我起身去厨房倒了碗开水，慢慢喝下。此时的难过很奢侈。我知道，我得勤俭节约。
盛宴将散，杯盘零落。眼看着王强把脚底下的塑料袋口紧了两紧，却还是没有提打借条的事。到此地步，他确实是有点儿接近我的底线了。那就别怪我啦。
“天不早了，我这就回去吧？”说着话，王强就站了起来。
“对了，还有个小事得麻烦你。”我笑道，“你看，喝得这么高兴，我都差点儿忘了。”
“啥事？”
“我姨千叮咛万嘱咐说，请你给她打个借条。”我从包里掏出纸笔：“我使劲劝她来着，说都是一个村的，人家王强是什么人，还会赖你？不就是两万块钱么？还会不还？再说又不是你一家，我姐，还有赵老师兄弟，一共四家呢，怎么偏就你这么多事？可她也是老糊涂了，非得让打，说这是规矩，打了她才放心。”
“哦。”王强的表情有些僵硬，没有说话。屋子里的空气似乎一下子稀薄了。
“所以就麻烦你帮我这个忙，把我姨交代给我的任务帮我完成。”我把纸笔铺好，“你也别怪她。她上了年纪的人，心眼小。再说在市里住时间长了，跟市里人都学会了，太薄气。你就担待她吧。”
“中，没问题。”王强拎了拎手中的塑料袋，挠了挠头，终于重新在桌边坐了下来，“怎么打？”
知道怎么借钱还不知道怎么打借条么？笑话。
“写明白借了谁多少钱就中了呗。”
“咱姨的名儿？”王强开始在纸上刷刷地写，头都不抬，“利息呢？期限？”
“免息。啥时候有啥时候还。”
一边说着话，他已经把借条写好了。字体虽然难看，但却是一点不错：“今借到吕月娥人民币两万元整，用于盖未来路房屋。免息。等到房屋赔款到账后三个月内归还。王强，某年某月某日。”
真是水晶心肝玻璃人啊。
“这字写得真有力道，跟省里有个书法家的字可像呢。”我昧着良心夸，然后问正愣着的赵老师、姐姐和姐夫，“这么好的字，我建议你们都收藏收藏。”
“收藏收藏，是得收藏。”赵老师回过神来，“王强啊，照样给我们写一份，让我们也都收藏收藏！”
借条打毕。姐夫负责送王强回家。好歹八万块钱呢，人钱到家我们才能彻底踏实。辞别赵家，我和姐姐默默地走在漆黑的街上，突然，姐姐使劲儿拽了我一下。我这才看见自己差点儿撞到一堵墙上。那堵墙，也是一户人家盖到了街上的屋墙。
我走神了。我在想什么呢？
后来，姐姐就一直抓着我的手，她那双粗糙的手，那双手的粗糙，让那种似曾相识的幽深难过再次袭来。
“八万，”姐姐说，语音里仍有隐隐的恨意，“他根本用不完！”
“盖两层是用不完，可人家要是想盖三层呢？”我说，“就是只盖两层，剩下的钱也不会放馊。没利息的钱，不用白不用。”———这不过是最简单的推理。
暗夜沉沉。偶尔会有一个人的黑影与我们擦肩而过。
“亏了你……”姐姐终于又说，“我真怕他坚持不出借条。到时候无凭无据的，一百张嘴也说不清。”
我沉默。我当然设想过这最坏的可能。如果真是这样，钱当然还是要借给他。不过我也不是无计可施。我外套的衣袋里还装着一个相当于借条的东西：录音笔。
录音笔一直开着。
如果说在市里浸泡了多年的姨妈薄气，那么，毫无疑问，浸泡在省城多年的我更薄气。
薄气不好听，但很有用。
9．后来
一周之后的一天晚上，姐姐打来了电话，口气很兴奋：“好消息！”
“王永要出去了？”
“王强说，王永后天跟着高新区的人出差，去陕西和四川学习啥土地流转经验，得七八天呢。咱可以放心大胆盖咱们的房了！”
“那就抓紧时间吧。”我说，“真是有时辰没日子了。”
“还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姐姐的口气有些犹豫，“我还想往外再多盖一米。”
“你什么意思？”一时间，我没听明白。姐姐仔细解释说，她想在和大家伙儿原来说妥的那道线上，再多盖出一米。“最少能多挣两万多块钱呢。反正是占一回便宜，还不能多占点儿？”
“姐！”我喊道，怒火中烧。
“看不出来的，不碍事。”她在电话那边笑，“一米，就一米。”
“那到时候人家找起事来，你自己负责！”
“你别生气，我也就是说说。”姐姐的口气软下来，道。
挂了电话，我胸口一阵沉闷。占便宜也得有底线啊，我亲爱的姐姐！
后来，姐姐打电话说，她严格遵守我的指示，动工那一天，她到底还是看着王强家先动的工，才开始挖自己家的地基。
后来，姐姐打电话说，他们四家动工后，这一排的许多家都开始动工了。
后来，姐姐打电话说，王永听到了信儿，给王强打了电话，这几天，王强把手机都关了。
后来，姐姐打电话说，王永回不来，就让其他的村干部去拦这些盖房的人家，尤其是王强家，但那些村干部都只是笑着看了看就走了。
后来，姐姐打电话说，一层已经盖好了。
后来，姐姐打电话说，王永回来了，叫不动别人，他就自己拿了把洋镐，把王强家新砌的墙敲掉了一个角。兄弟两个打了一架，不过都没伤着。
后来，姐姐打电话说，二层的墙也已经砌成了平口，只差上水泥板了。
后来，姐姐打电话说，其他家都盖好了，只有她家二层的水泥板还没有上。因为原来定的那家水泥板厂不讲信用，一拖再拖。她催了很多次，厂长说盖房子的太多，要板的太多，早就定好的太多，怎么赶都赶不出来。她的板得一个月之后才能送货。姐姐又找了其他厂子，最快的那家也得半个月才能送货。
“那就现浇吧。”我说，“现浇比等板快吧。”
“那是。可现浇又费钢筋又费水泥，比水泥板还贵四五千块，到时候一拆还一文不值。水泥板拆下来还能用……”
“我再给你送五千！”我朝着电话大吼。都什么时候了，还敢拖！
后来，姐姐打电话说，她的房子终于盖好了。
“你回来一看就知道了。一整排新房，可好看啦。”姐姐道，“也真巧，”她的声音喜不自胜，“咱昨儿才盖好，上头今天就开始贴告示，宣传车也开始上街宣讲说不叫盖。都盖好了才开始严起来，一群迷瞪！”
我问姐姐那些家境很差的人家是怎么盖起来的，姐姐说那些人家都和村里的一些有钱户签了协议，让那些人出资盖房，等到赔款到账的时候彼此按比例分成。
“这边有机会没钱，那边有钱没机会，大家就合作呗。”姐姐道，“双赢。”
“对。”我点头。是双赢，没有输家。尽管政府那边是“被赔款”，但是，似乎也算不上是输家。
可是，真的没有输家么？这等待着拆迁的盖，这为了拆迁的盖———这个句式忽然让我想起鲁迅先生的文章《为了忘却的纪念》。此时此刻，居然能想起来鲁迅先生，我不由得笑起自己来了。不该笑么？可真够无厘头的。
———姐姐电话里还说，盖三层的人家有七户，王强家就是其中之一。
半个月后的一个下午，我早下了会儿班，带着五千块钱，再赴张庄。到了张庄天还没黑，正赶上陈师傅领着两个匠人在收工具，一辆农用三轮车上满当当地堆着架子板小推车等零乱杂物，委实无法坐人。陈师傅问我是否可以把他送到田庄，没的说，这种顺水人情得做。
“你看。”车过王强家的时候，陈师傅道。
“知道，一起盖的呀。”我说。
“不是说人家的房子，是说前头这个大楼。”
我把车放慢，朝外看去。在王强家的东侧，离他家大概五十米的地方，一道长长的围墙将一片很大的地方拉成了一个院落，每隔一段距离，围墙上就很规律地写着四个蓝色大字：同仁医院。大院里面，高高的红色塔吊正徐徐转动着长长的轴干，绿色防护网内隐约可见密密麻麻的钢筋丛林支撑出一栋大楼的灰色轮廓，已经有两层高了。驶过工地大门的时候，我看见一辆巨大的黄色挖土机正抱着一堆新鲜的黄土在院里轰轰前行。
“我听姐姐说过，两万一亩。”我道。
“前两天在这里抓了一个人，你听说了吧？”
我笑了，这才明白陈师傅所指。他断定我喜欢听这些火爆的八卦。
“不知道，我姐没说。咋回事？”
“这院占的就是那人的地，那人嫌钱少，一直闹。前两天把这块围墙给扒了，”陈师傅指着一处破了口的围墙，“就被抓了起来。”
“哦。”
“不能单个儿斗，吃亏。你姐这房，盖的时候团结还不中，拆的时候更得团结。到了这时候，无论如何不能白费了前头的功夫，摆渡得摆到江边，造塔得造到塔尖。”
“当然。”
“别像俺村一样，叫上头偷袭了。后来俺们村就得出了经验，印了一个电话号码本，家家号码都在上头，家家都有一本，壮劳力们出去了，就叫闲人们盯着点儿，有啥不对就打电话。一声招呼，人说回来就都回来了。都回来了就好办了。”
“哦，”我有些意外，“这办法不错。”
“上头精着呢。咱可不能大意。没见网上说，你去买个菜人家都能把房给你拆了，还说是误拆。这种误拆可不少呢，呵呵。”他兀自笑了起来，“另外，你不是在郑州么？有关系，认识人多，到时候可以找报纸跟电视台来，影响越大，上头就越忌讳。”
“哦。”我看了陈师傅一眼，彻底明白了他的心意，“谢谢。”
“都不容易。”他说。
说话之间，田庄已到。我把他送到地方，便在村子里慢慢地溜达着车细细查看，果然看到了村里的奇异：隔三岔五就有一家被拆掉，荒草已经长满了废墟。更多的人家还都炊烟袅袅地生息着，一派泰然。而在这些家户的房顶，真的都插着一面面鲜红的国旗。更有意思的是一些墙上的字。有一面墙上只有两个字，字后面的标点符号却一直蔓延到墙的尽头：还拆！？！？！……
从字迹来看，显然原来只有一个“拆”和一个叹号，“不”是后来被人加到前面去的。“还”字又是由“不”字生发而来。叹号和问号的延长则越来越娱乐化了：叹号越来越大，问号也越来越大。到这面墙尽头的时候，叹号已经大如重锤，而问号已经悬如巨钩。与这面墙相对的另一面墙上也有些字，也是横写的，也只两个字：拆，盖。拆和盖依次放大，直至墙面尽头。
两面墙如此相对，倒是好玩。我心思一动，下了车，打开手机，调到拍照模式，想要拍下这两面墙。忽然，一个声音呵斥过来：“干啥呢？！拍啥呢拍？”
是一个粗粗壮壮的中年女人。乍一看，跟陈太太像亲姊妹。
“拍着玩呢。”我赔笑道。
“谁允许你拍着人家的房子玩？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女人叉着腰，不依不饶地问着，边问边走过来。
“我来找陈……”我努力地想着陈师傅的名字，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我忽然明白了自己的徒劳：我根本就不知道他的名字。
“你是不是上头的？让我看看你拍了啥！”女人离我越来越近。此时，手机里传来了短信铃声，我也不敢去看，只顾着迅速上车，仓皇逃窜。
回到姐姐家，我立马就把陈师傅的意思转达给她，让她明天就联系各家去印号码本，同时安排人轮流值班。姐姐有些不以为然：“那是五年前的事了，现在上头还敢？”
“这可说不准，还是小心点儿好。”我说。
“不过，风声真是越来越紧了。高新区的车天天都来巡逻，布告到处贴。现在在自己家的宅基地翻盖新房上头都不叫了。有几户大胆的人家只好夜里开工。”姐姐道。
我沉默。乌云密布，风雨欲来，我们必得厉兵秣马，严阵以待啊。
手机短信提示音再次响起，已经两条了，我打开手机。都是住建局公务员发来的，都和拆迁有关。他发的短信品质都还不错。
第一条：
妻子：“干吗哭啊？”
警察：“下午拆迁户示威，我拦他在警戒线外，他骂我狗东西。”
妻子：“那不是很正常吗？至于哭吗？”
警察：“你要是碰到以前同住一院子的街坊，小时候特喜欢你，什么好吃的都分你吃，亲滴滴地叫你狗剩，现在却朝你扔砖头，恶狠狠地叫你狗东西，看你哭不？”
第二条：
一个老外拿着地图在中国某城市问路。
请问这个地方在哪里？
施工的民工疑惑地看着老外：拆了！
那这里呢？
拆了！
这里呢？
拆了！
是新版地图啊，怎么说拆就拆了？
拆哪，没谱。
老外看了看地图，激烈点头：China Map(中国地图)，拆哪，没谱！
我淡淡一笑。拆迁，看到这个热词，我的心情非常平静，仿佛波澜不兴的大海。当然，这是伪平静。正如已经积极参与到盖楼事件中一样，我知道，在不远的将来，我一定还会不可避免地参与到姐姐家的拆迁事件中去。我的角色很可能还会是眼下这个举足轻重的狗头军师。从他们的盖开始，向他们的拆出发，我已越来越游向大海深处。
将短信删掉，我立马拨通公务员的电话，先夸他短信发得特别，又向他请教：高新区的通告上语气很严厉，说违章建筑一律不予补偿，还说将依法予以强制拆除，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损失由违法者自行承担。这种语气到底意味着什么？他哈哈大笑，说：“什么也意味不了。说是那样说，也就是那么一说，也只能那么一说。你让他们怎么说？”他叹了口气，“放心吧，现在到处都是景阳冈，景阳冈里到处都是大虫，武松？没有几个武松。除非喝昏了头，以为自己是武松。”
挂断电话，我摩挲着手机，觉得好像还有一件事没有办。想了又想，是了，得再发个短信给我的记者闺密，向她预告一下张庄的情况，请她务必在关键时刻大驾光临。她马上回复：“得令。叛逃者回归了？”我答：“回归不了，只是亲戚。”
10．王永
夜幕深垂，我在姐姐家吃过饭，返程回郑，刚离开姐姐家就看见迎面一前一后开来两辆车，前面的车上架着大喇叭，正在呜里哇啦地放着什么，后面是一辆巡逻警车。两辆车都很慢，因为慢而显得特别威严，仿佛王者在检阅国土，又仿佛航母在视察领海。
路过王强家的时候，犹豫了片刻，我停住了车。房子大门还没有安，我走进了院子。很快，屋子里传来了王强的声音：“谁？”我没有应答。王强却走了出来，看见我，很喜悦地说：“你呀。”便不由分说地把我向屋子里让，我走进屋，看见沙发上坐着一个男人，和王强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眉眼，只是看起来比王强老了十岁。我刹那间便确认：是王永。
果然，王强向我介绍，说是他的哥哥。然后又对王永介绍了我，笑道：“这是我的债主，自己人。”———这么说他很知道姐姐的钱都是我的，明白人啊。
饭桌上摆了两个凉菜，两个酒杯。厨房里的油锅正哧啦哧啦地响着，先是一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从厨房门里探出头来，用袖子抹了抹两行鼻涕。然后是一个女人的脸，三十来岁的样子，头发虽然乱蓬蓬的，但是染成了红黄色，很有些时尚。她朝我挤出了一丝笑容，又关上了厨房的门。
这情形俨然是老婆下厨，王强和王永正在对酌。我不由得笑了。这哥儿俩。
王强让我坐下，我知道他是虚让，我也知道在这样的场合自己坐下很不合适，但是，我让自己很不知趣地坐下了。我控制不住，当然也不想控制自己的好奇心。可以说，我和姐姐、姐夫以及赵老师处心积虑地谋划盖楼这一场事，最在意的敌人就是王强背后的他。这样一个人，我是想和他坐一会儿，对他多那么一点点的认识和了解。
“听说你在省城工作？”王永问，不容我回答就又道，“见识多啊。”
我笑笑。
“农村工作不好做，在省里碰见省长省委书记的时候，多给我们说说好话。”他笑着呷了一口酒，很幽默地说。
“没问题。”我道，顺着他的口气道：“省长住我家左隔壁，省委书记住我家右隔壁，我们每天都共搭一趟电梯呢。”
王永哈哈大笑起来，喷出一股浓重的酒气。看样子已经喝了不少。我说他今天好像很高兴，他笑道：“是有个好事让我快办成了。”我问他是什么好事，他却笑着抿了口酒，不再说话。
有些尴尬地沉默中，我们都把目光投向电视。正播的频道是焦作电视台，放的是一个专题片，宣传的是南水北调拆迁的事———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线路图上，焦作是唯一被工程穿越城区的城市。因为要穿越城区，拆迁自然是头等大事，听说涉及的城中村就有十三个。此时的画面上正是王褚、于村、恩村等城中村的街景特写，角落里的花木，小卖部，鳞次栉比的民房……悠扬的音乐声里，村民们的面容淡入镜头，男女老少兼有，平静和欢乐兼有，动静兼有。
接着是记者采访。
记者：你们最关心的是什么问题？
村民甲：补偿款能不能按时足额到位？
村民乙：没有地了，以后的就业问题政府会咋考虑？
村民丙：安置小区的房子不知道质量咋样？
镜头推近市政府的办公楼，特写出一个大大的国徽。画外音响起，是一个厚重沉着的男声，音质颇有央视男主播郎永淳的味道：如何让他们能因南水北调的征迁而过上比以前更好的生活，是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日思夜想的头等大事……
征迁———念叨着这个词，我忍不住微笑。拆成了征，换得好。
一个国字脸的男人很显赫地出现在屏幕中央，胳膊放在阔大的老板台上，前方对插着两面国旗。屏幕下方淡入的一行字标明着他的身份：副市长。他的眼神稍微有些游离，显然是在瞄对面的提示板。不过声音倒是很铿锵：“都说征迁工作是工程建设中的难点，我想问题的关键是要从哪个角度上去看。只要我们不把征迁工作看作是和群众利益对抗的过程，而把这项工作看作是我们服务群众的过程，看作是增进党群干群关系的过程，看作是促进社会和谐的过程，设身处地地为群众着想，深入细致地做思想工作，尊重他们的意愿和合理诉求，实现刚性政策，柔性操作，我想，我们的征迁工作就一定能做到以人为本，和谐征迁！”
“吃菜，吃菜。”王强热情地给我递着筷子。厨房门响，女人又端出一盘蒜薹炒肉片。
“喝点儿？”王永也道。
“不喝，开车呢。”
“哦，那算了。”
无话。王永手端酒杯，看着电视。我也继续看电视。此时的音乐突然轻快和紧张起来。画面上，工作人员笑容满面地来到村民家中，拿着本子记录村民的财产情况，用照相机拍照，将宣传册页分发给村民；微机室里，工作人员坐在电脑前，打开相关页面，关注网民们发表的关于拆迁的帖子和言论；律师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来到村民家，向村民展示律师证，并向村民递送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册页和书籍；村委会的会议室里，村民们正在参加“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班”……
同步画外音：“时光荏苒，沉淀在移民心中的是深情的记忆。人间有情，政府奉上的是一片赤诚熨帖的心意！这些笑容绽放的诚挚，这些身影传达的深情，这些脚步丈量的意志，所有的政策和措施传达出的决心，都如一条条无形的渠道，将政府的爱民之水引向家家户户……”
接着又是记者采访。被采访的村民是一个中年男人，很瘦，眉眼都透着紧张。
记者：请问，房子的补偿款是怎么补的啊？
村民：有政策呀。你看，这上头写得明明白白的，（展示宣传页）砖混的是七百零一元，附属房是二百七十四元。俺家的是砖混的，是七百零一。其他这些附属房都是二百七十四。
记者：还补了什么？
村民：有啥补啥。有个来路的都给补。这院里的围墙，一平方补四十。要是土围墙的话是二十六块。水池一个一百六十五，门楼一个五百。一个灶是一百六十五，压水井是四百五，有线电视费和接受器安装费加起来是二百，电话还有移机费，是一百。就连粪池都补一百一呢。要是有牲口的话，牲畜栏一个补一百六十五。
画面一一显示：水池，门楼，灶，电视，电话，围墙……
记者：这些价钱中不中啊？
村民：中，咋不中？！听说目前是咱国家最高的补偿标准了。比以前的补偿标准高出好几倍哩。
记者：您对补的标准满意吗？
村民：满意。可满意！
随后是一个城中村支书的发言：“作为焦作人，服从国家的安排，服务好南水北调的大局，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何况政府的措施这样得当，没啥可说的，搬！”
看到此处，我们三个纵声大笑。
接着说的是安置小区。画面上呈现出十三个安置小区在地图上的位置，镜头推近，是十三个安置小区的全景规划图。若干群众在研看规划设计图，若干群众在研看户型，若干群众在工地现场查看建材，若干群众在看楼盘的分配表……
记者采访。
记者：觉得这房子怎么样？漂亮吗？
村民：美气得很！比老房强多了！
记者：按标准一人多少平米啊？
村民：生活安置用房是每人二十五平方米，生产安置用房是每人十五平方米。
记者：啥是生产安置用房？
村民：就是门面房。政府为我们以后的生活考虑，除了给每人二十五平米的生活用房之外，再给每人十五平方米的生产安置用房，到时候，我们可以做生意……
“这个还有些意思，”王永将杯中的酒饮下，说，“长远。”
“这个模式咱们村以后能不能学学？”我终于搭上了话。
“已经开始了。”王永说，“我说的好事，就跟这个有点儿关系。”
说着，他便从口袋里掏出了两张纸，展给我看。我接过来，仔细看着。标题是七个二号黑体大字《联合开发合同书》，下面是两个带括号的小字：草案。甲方是张庄村委会，乙方是焦作市湖林置业有限公司。大致内容是甲方以土地入股方式投资，乙方以项目开发所需资金方式投资，共同对张庄村的一块面积为一百七十亩的土地进行商住开发。具体方式是，土地入股定价为每亩一百二十万，一百七十亩约合两亿多人民币，乙方照着这个数额按目前建筑成本价每平米一千九百元折合成房产交付给甲方，这些房子除了住宅之外，还有生产安置用房。
“那到时候，这些门面房都会分到每家每户？”
“当然了。按人口，每个人最少二十五平米。”王永的神情笃定，“你想想，我们的土地肯定会越来越少，到时候没地了，大家都去干啥？去踢响屁股？”
我大笑。在我们豫北乡下，“踢响屁股”是逗孩子的游戏，就是没事儿踢孩子的屁股玩，言外之意是无聊，很无聊，无聊至极的那种无聊。
“没有地了，总得让大家有事干，有钱花。得有长长远远的事，细水长流的钱。不能光会卖地卖地卖地！你说我想得对不对？”
“对。不过，我觉得，”我说，“你们的地价核得有些低了。”
“是有些低。不过，你知道吗？”他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闪发光，“我们这块地上有高压线呢。有高压线的地能核到这个价，可是高新区头一份儿！高压线可麻烦着呢。要是不移走高压线，开发商再大能耐，他也成不了事！你看，我这合同里写得多清楚：移走高压线是本开发项目的一大难点，约需资金九千万元，乙方应负担移走高压线的一切费用……”
我又问他学习土地流转经验的情况，他摇摇头：“各地情况不一样，不好照搬。不过，总也长了见识。”他说四川成都的试点都给农民办了土地证，有的地方还允许农民把土地抵押到银行……
聊了一会儿，我起身告辞。我站起来的时候，电视里的专题片也已经到了尾声，画外音抒情得越发富有诗意：“物华天宝，膏腴山川。盛世华彩，春水绵绵！巍巍太行作证，浩浩黄河作证，诸多造福千秋的工程镌刻出的例证告诉我们：离旧移新，是科学的选择，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人民自己的选择！对于他们火热的奉献和无私的付出，历史和人民将会共同铭记！”
王永和王强一起送我到门外。我回身看着王强新加盖的房子，对王永道：“听说你扒你弟房子了？”
兄弟两个呵呵笑了起来，王永沉吟片刻，道：“这个么，该扒就得扒。”
“该盖也就得盖。”我说。
“是啊，该扒得扒，该盖得盖，该拆得拆，该赔得赔……”王永点点头，“好在不是村集体的土地。集体的土地，是千万不能的。村里人也就这么点儿地了。
“那你多费心了。好好协调一下，能让上头多赔点就多赔点。”
“那是肯定的。不单为他，还有那么多群众呢。不过丑话说到前头，能叫大家顾住本儿，少挣些就中了。世上的事，就是这。不能太过。哪条道上的理儿，都得顺……”
都是些家常话，都是些家常理。我默默地听着，这些话，这些理，暗淡得如同土地。但是，我也清楚地知道，它们的坚韧，也如同土地。
在王强家的大门口，我略站了站。往西看去，没有路灯，一排新盖的房子，都只是黑黢黢的轮廓。远处有车驶来，明亮的车灯照亮了这排新房，一瞬间，我仿佛看见这排房子都被镀上了一层黄澄澄的金色。车灯过去，金色消失，四周便重新陷入了黑暗。更黑的黑暗。
我下意识地抬了抬脚。这下面，就是曾经的灵泉河么？
“看啥呢？”王强问。
“不看啥。”我说。
把车启动，我看着倒车镜里弟兄两个的容颜，虽然酷肖，但终有别，王永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朴实，王强则有一种难以掩盖的伶俐———或是奸诈。一刹那，我心中腾上一股不祥的阴影：这个王强，双刃剑，就是他。我们会使他，上头难道不会使？如果到时候上头也拿他开刀，偷偷补给他一笔赔款让他带头拆房，他未必会不听话，反正他既可得利还可以成全他哥还可以赖八万块钱的债还可以在我们面前装可怜……
我打了个寒噤。不会吧？不至于这么坏吧？
———可是，谁知道呢？
我甩甩头。不管他，先搁在心里，走一步说一步吧。
难过的感觉再次袭来。是的，仍然是那种似曾相识的幽深难过。
11．心跳
我开得很慢。可是再慢，也还是看不清楚道路两边的大地。毕竟已经是夜晚了啊。这万家灯火的夜晚。
离开张庄的地界，在乔庄和张庄中间，我找了一个地方，把车靠边停下。在灵泉河的遗址上，我坐定，闭眼，一个大大的深呼吸后，我仿佛真的依稀嗅到了一股清鲜的水气———当然，我知道，这是幻觉。只是幻觉。再也没有灵泉河了，甚至连它的遗址也将永久消逝。它将会成为未来路的绿化带———对于一条河来说，这被更新的命运也还不是那么惨，是么？
我又看看左边的乔庄和右边的张庄。两个村庄的灯光从树丛里闪现出来，看起来十分祥和，温馨，甚至有些浪漫。在不远的将来，这些村庄也会和灵泉河一样消失。无数个这样的村庄都会这样消失———我忽然觉得无法想象。没有了村庄的大地，我无法想象。不知怎的，一些很久以前的文字片段此时明明暗暗地浮进了意识，是我上师范时写的一篇词句优美的小作文，因为被老师批了满分，还在课堂上被当作最标准的范文朗读过，我曾为此得意过很久。老师的命题是《亲爱的××》，我便写了《亲爱的土地》，记得我似乎进行了如此华丽的排比：最喜悦的事情是秋天播种，土地如怀孕的女子；最诗意的事情是夜晚浇田，溶溶的月光在土地上铺玉流银，土地如一块时时变幻着色彩的巨大丝绸；最欣慰的事情是收获，六月的麦垛如一个个胖墩墩的小孩儿……
最后我言之凿凿地说：“我真的爱这土地，一贴近她，一听到她心跳的声音，我就不想起来……”
“你们好好品品这个词，心跳，多好！土地有心跳，你们谁能想到？”老师在课堂上读完之后，曾经这么喋喋不休地夸。下课之后，有和我不睦的同学特意找到我非难：“你真听见土地的心跳了？什么样的声儿？”
“跟人一样，扑通，扑通，扑通！”
“那我怎么听不见？”
“那是你耳朵有毛病！”
也有关系好的同学来问。我的答案就老实起来：“没听过，也就是那么写写。”
“那怎么能写得出来？”
“想象嘛。”
……
我微笑。我居然曾经这么厚颜无耻大言不惭。居然。
然而，此时，此刻，我却想为少年时的轻狂想象补上过晚的实践。我又往后退了几步，直至退到脚底松软，然后再次坐下，侧伏身，把耳朵向下贴去。向下，向下，再向下。是的，我当然知道自己很可能什么也听不到，但我还是想听一听。
天啊，听到了！我居然真的听到了大地的心跳！好像从极远极远处传来，又好像是从我的胸膛里发出———轰嗒，轰嗒，轰嗒，轰嗒！野蛮，强悍，势不可当。如同一双穿着钢铁巨鞋的大脚在阔步行进。
一瞬间，我几欲堕泪。但是，终是没有。我很快在这声音中听出了异样的突兀和微妙的疯狂：它偶尔会静歇片刻，之后再继续响起。仿佛是一颗心律失常的心脏，一颗得了心脏病的心脏。
重新坐起，环视四周。我明白了这声音的真相———这是刚刚开始工作的电夯。是张庄的村民们夜间盖房的声响。
土地没有心跳。土地沉默。当然，也许它真的有自己的心跳：生生不息的心跳，蓬勃有力的心跳，雄浑稳健的心跳，恒定绵远的心跳。我听不见只是因为我的耳朵有毛病。———对于一个聋子来说，再大的声音都归于零。
听不见的，只是我吗？
我默默地，慢慢地行驶在未来路上。偶尔有辆车相向开来，速度都非常快。但我就是不想快。我想在这条路上仔细地走一走，认真地看一看。我已经聋了，不想再瞎。———在不太远的远处，忽然有越来越密集的小小花朵在暗夜中闪烁，红的，绿的，黄的。简单而艳丽。
那是什么？
我一点一点地靠近，再靠近，终于看清楚了，是红绿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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