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写这篇文字，不是因为云南遭遇罕见的干旱，是谈谈节水，因节水而拓延至绿化，这是我打了数年的腹稿。

我生长的北方农村，虽不似江南水乡，但也没有多少干旱的生命记忆。我没出生前，家乡是很容易涝的。我爹曾推着簸箩凫水出村，扎着猛子抠地里的红薯，那水性可想而知。我不行，只会狗刨，且凫不远。一条小白河穿村而过，上游放下水来，我下河嬉戏，那水清亮的，能清楚地看见水底我的脚丫。

我的干渴记忆来自我的吃咸。那时我一个人看自家的新院，在村边，连水缸都没有。娘做的菜咸，我贪嘴吃得又多，到半夜里渴得受不了，又没地儿讨水。我曾到姑姑家的瓜地偷瓜，西瓜才拳头大小，白籽白瓤，但被子夜的凉露浸透，冰彻心肺，焦渴顿消。一次没有瓜可偷，我到户外走，张着嘴，让凉湿的空气进去，竟也好了许多。

这点儿渴的记忆比起沙漠挣命来差远了，但不妨碍我颇具节水意识，并由惜水如命拓延至嗜绿成性。一个人的经历有限，并非事事亲历才被刺痛，干旱缺水、水源污染、土地沙化、地下水漏斗，这些灾难离我们并不远。

二

在城里安下家来后，我患上了“嗜绿症”。我住的小区原本是城市的煤站，楼前楼后空地不小。但我与邻居大爷一种树才知道:绿地一尺下便是多年淤就的煤层，也有一尺厚吧，铁锹难以挖开。树苗好不容易扎下根去，还套着一个生热的“脖套儿”，如何能活?活了也长不快。小区植绿的第二个敌人是毁树者。也不知那些孩子为何如此顽劣，只是随手一撅，那些本来艰难的树苗就一年无缘了。第二年，伤残的树苗聚拢活力，重又葱茏，不知是谁又“咔嚓”一下。小区绿化不好，我们为此没少动肝火。活一棵树不容易，我甚至去修剪野生的榆树，有时用剪不慎，手指夹出一个血泡。躲在暗处的敌人更绝。我将一棵榆树修剪得仅剩主干，日渐高大时，却又渐渐枯死。细一看，杂草掩盖的根部，被人细致地剥去了一圈儿树皮。这不是顽童所为，他们没有如此阴险的心计，那又是谁呢?我弄活一棵树，谁也不妨碍，何至如此恶毒?

我与邻居大爷结成同盟，与那些恨绿杀绿的人斗争。大爷到平房接水，一辆三轮拉几塑料桶。我接洗菜的水，刷锅的油水不行。我住一楼，锅在火上，我便拎着桶出去了。只要水足，小树就长得快，树干粗了那些人撅都撅不动。我满是这样侥幸且急切的心思。我还接雨水。要下雨了，我把桶放在楼房排水管下，能接满满一桶。有人见我这样直笑，“下雨了还浇什么树?”他们哪知道，一场看上去不小的雨，湿的地皮不过两三指(手指并起来的高度)，哪如半桶水倒在树坑里直接啊。打雨水的主意还有一法:舀坑洼处的积水。雨刚停，我拿着塑料铲子、拎着桶出去，舀满一桶就拎走浇树。干了几次后，一些孩子被我带动起来，也跟着干，以致成为小区一怪:“下雨了，老庞要浇树了!”路面有坑洼就有积水，这量可不小。浇完我那几棵“责任树”，我忍不住“福及”其他树，一直快浇到小区门口了，忽觉不妥，我感觉到了自己的偏执，再不自控，就做下病了。

三

嗜绿如此，我想除了小区树少、树难活的原因之外，是否也是我对农村的一种回望?农家是不惜树的，农村就是不缺好土，再有几场雨，绿的东西根本摁不住。老家的院子里有桃树，长老高了，爹娘一错念就刨了。这我不心疼，他们补种的柿子树，两三年就窜过房顶了。

可以说，嗜绿加深了我对水的病态节省。我节水成癖。传说作家贾平凹惜水，有朋至宅，他小便后高叫，“还有谁尿?一块儿冲。”这我信，而且我也能做得出来。在此积习下，我洗澡快捷:先把头发弄湿，关水，打洗发膏，冲，不蛰眼后关水，全身打肥皂，开水，上下一块冲。洗一个澡一般也就六七分钟。妻女不同，一进去就“哗哗”不停，我在外面听着就心疼。屡次抗议，她们有了让步，而且一开始放出的冷水，接到桶里，留着冲马桶用。妻用水忒费，洗菜、刷碗、洗衣服，都“哗哗”的，她说她洗得干净。我心里说，如此费水，还不如砢碜些!还有家里的洗衣机，我不会操作，全自动的，只是清洗第二遍的水，就接得家里盆满桶溢。水多了，用不了也会有味儿，不能久放，又不能浪费，我只有尽可能多上厕所，这，也形成了条件反射。

云南可是旱得不轻，甭以为还没旱到你我这里，就没问题。有一句公益语已经传开:“地球上的最后一滴水，将是我们的眼泪!”拉拉杂杂这么多，总算一浇心中块垒。我不在乎这篇东西的文采，有人看到了，能因此少“哗哗”些，我就高兴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