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爱好

母亲为什么喜欢“算命”，这于我一直是个谜。

曾不止一次问过母亲，但母亲总是笑而不答。我试图说服母亲不要算命，但是不管从无神论角度正面解说，还是从“即使有命运一说又岂是一介瞎子能算得准的”角度反面论证，母亲都不为所动，反而翻来覆去将全家上下十几条命算了又算。

母亲不但自己热衷于算命，还积极动员他人算命。在农村，常有瞎子走村入户以算命为生，我们的村子小，三十多户人家，一有瞎子进村，母样很快就能知道，并热情地将瞎子邀入家中，给算命先生泡一大碗茶水，再挨家挨户动员乡亲们前来算命。由于母亲的威望和村民对命运多舛的困惑，过不了多久，我家的厅堂就会挤满了人。每次都是母亲带头第一个算命，之后高声赞叹先生算术高超灵验，于是大家争先恐后地报上生辰八字，热闹异常。而此时，母亲总是默默地退回灶房，抱来柴火为乡亲们烧水泡茶。如逢天黑，母亲一定会挽留瞎子先生吃饭住宿却不收其颤抖的双手递过来的不知数目的钱钞。尽管我对母亲酷爱算命的做法有点看法，但目睹瞎子先生那浑浊的老眼噙着欲滴的泪珠对母亲千恩万谢之后摸索着离去时，亦不免为之感动至深。也正因为此，我不再对母亲的算命癖好有所非议，但母亲爱算命之谜我仍然没有解开。

前不久，大姐给我解开了这个谜。我因假到大姐家小住了几天，一日夜间，姐弟俩聊起老家旧事，感慨不已。当谈到母亲的算命癖好时，我道出自己的疑惑，大姐笑了，她平静地说，“这就是咱妈伟大之处！”见我不解，大姐补充说：“当初我跟你一样不理解她，直到有一天，她对我说，你现在自己都做娘了，该知道人间的冷暖，做人难哪！做个瞎子更难！娘从小丧父，苦头吃尽，深知受苦的滋味，你以为咱家有闲钱闲工夫去算命啊？以为娘真的老顽固喜欢算命啊？唉！只是咱带个头，花上五毛八毛的算一算，村里婶婶们也就会跟着去算，这样，不就等于大家凑点钱帮了瞎子一把？……”

原来如此！

集众人少量钱财救助瞎子走出困境，这便是我长期以来思之不解的母亲爱算命的真正原因。

母亲与书

外祖父曾是村里有名的读书人，1940年被国民党抓了壮丁，那年母亲才六岁，外祖父唯一的遗物就是一篾笼古书。自那起，母亲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在那些发黄的线装古书中，母亲感觉到的不仅仅是书香，还有沉甸甸的父爱。

1943年，九岁的母亲跟着外祖母随乡亲们“走日本”（我老家上辈人将逃避日本鬼子追杀称之为“走日本”），只因走得匆忙，忘了将外祖父遗下的古书藏好，途中记了起来，母亲趁外祖母没留神时偷偷溜回村里将那一笼古书搬进了地窖，然后拼命地跑。路上，日本鬼子发射的一个吊炮（六零炮）呼啸着越过母亲的头顶在前头远远地炸开了。“弹坑真大，蓄水可养两百尾草鱼呢！”母亲常常这样回忆。外祖母听到炮声以为女儿准没了，于是痛哭不已。但吉人自有天相，母亲最终还是喘着粗气笑吟吟地出现在外祖母模糊的泪光中。那以后，母亲更是将书视如宝贝。

从外祖父遗留的古书中，母亲显然学到了不少东西，她因此成了村里最有学问的人，除了教乡亲们读《三字经》背《百家姓》念《增广贤文》外，母亲还根据药书所载，经常采集草药给乡亲们治病，因而，母亲获得了人们普遍的尊敬。即使如此，母亲仍然没能保全那笼古书，“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期间，那笼古书被当做“封建残余”给焚烧了，母样为此哭了几天几夜，至今她还常常提起：“要是那笼古书还在，多好！”

外祖父遗留的书虽然被烧毁了，但母亲对书的钟爱及对文化的重视却没改变。我家中兄弟姐妹多，生活拮据，但母亲并未因此让我们少念了书，我的哥姐个个都念完了初中（残废的大哥除外），这在乡下实在是件很了不起的事了。母亲说：“咱不一定要出功名，读点书识些字，写封信便当，出个门啥的也不会吃亏！”小哥哥初中毕业后把他念过的书当成废品卖了几个钱换回几斤油盐，母亲知道后，一反平素的慈祥温和，变得愤怒异常，大骂小哥哥“败家子”，二哥弃学后跟父亲学了木匠，一斧头一把汗地砍来几个辛苦钱维持着清苦的日子，并给我买回了许多书来，我少不更事不知爱惜，常常弄脏书页撕破封面，母亲就拿来旧报纸耐心地教我包书，我现在仍有包书的习惯，便是受母亲的影响。

上大学时，老家仍存有我不少书册，母亲怕书受潮或虫蛀，便经常将存书搬出来曝晒。那年月，农村人不兴用卫生纸，见我家晒书，便有乡亲前来索取，素来慷慨大方的母亲这时却显得十分吝啬：“拿字书揩屁股下辈子会瞎眼不识字的！”乡亲们只好作罢。但我侄儿侄女们却往往趁母亲对着太阳打喷嚏时偷走一两本去折纸飞机玩，母亲发现后便不客气地在他们的小屁股上狠狠地拧上两把以示惩罚。

如今，母亲生活在城里，我有个大书橱，有千余册藏书，母亲常常对着我的书橱发呆，并问我这本书这么厚多少钱啊那本书这么漂亮多少钱哪。当她知道书价后，总要惊讶地说：“多贵的书啊！”尔后又黯然神伤，“要是你外祖父那笼古书还在，多好！”

母亲的爱国情怀

母亲是一乡村农妇，念过私塾，识俩字，信佛，有事没事爱诵经念佛。在乡下的日子里，母亲跟所有农村妇女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洗衣烧饭养鸡喂猪因柴米油盐操心为全家生计奔波，因此，我从来就没有也实在无法将大嗓门讲话端着碗串门的母亲跟政治呀爱国呀等词语连在一起。我的印象里，母亲只是一个勤劳俭朴贤惠善良的传统农妇，如此而已。

然而，自从在城里安家落户并将年迈的双亲接来同住后，我却惊异地发现，母亲竟也十分关心国家大事，并对一些国家大事有着独特的理解。虽然她的理解方式有时让人感到不可理喻甚至滑稽可笑，但每当我冷静下来细品母亲的话时，却又一次次地为母亲那泥土般淳朴的话语中凝结着的朴素自然的爱国情怀感动并震撼着！

1999年5月份的一天，我阴沉着脸看关于抗议美国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报道，由于气愤，我摔了一个茶杯。母亲慢慢拾起碎瓷片：“干吗这么大火气啊？”我说：“妈，这美国佬太欺人了，轰炸了我们的房子还炸死了我们三名记者呢！”母亲好一阵子没开口，自顾自地将碎瓷片倒进垃圾篓，尔后轻轻说：“先前咱村上有个恶霸，坏事做绝害人不少，最后动了公愤叫大伙儿给整了，听说尸体都给喂狗了，那下场可真惨哩！”我的心蓦地一动。

母亲对“台独分子”的痛恨要超出一般人。因为母亲六岁那年，我外祖父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后来被迫去了台湾。由于“台独分子”闹分裂，母亲便再也没有见过外祖父，因而每每提起台湾，母亲就黯然神伤。一日，我在收看山东卫视播放的纪录片《台海风云》，忍不住又将李登辉和吕秀莲等臭骂了一通，素来平和的母亲居然也情绪激昂起来：“我说呢，父子俩吵架，吵了也就算了，爹还是爹崽还是崽，哪有吵了架他就不认爹的？这样的不肖子该捆起来打一顿，瞧他认不认老子？”我听这话甚觉耳熟，夜里一揣摩原来那口气竟与外交部发言人的一模一样。

悉尼奥运会期间，我一得空就看比赛。“又一块金牌！”即使是一个人在看电视，我也忍不住要欢呼一番，坐在一旁诵读佛经的母亲就摘下她的老花眼镜：“干吗这么高兴啊？捡到粮票似的！”我说：“妈，这是奥运会，您知道吗？这么说吧，比方学校开的运动会！”“我当是啥玩意呢，不就是那跑跑跳跳的运动会吗？能让你乐成这样？”“哎哟，妈——这可不一样！”“咋不一样，你上小学那阵子，学校开运动会，你不是得了跳高第一还获得一张奖状和咱家黑母鸡下的俩蛋吗？”“妈，您坐过来，我给您慢慢说，这奥运会可不简单了，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参加比赛，运动员得世界第一就获得一块金牌，哪个国家金牌多就说明哪个国家厉害，知道吗？”

想不到母亲一下子焦急起来：“那我们现在得多少金牌了？”边问边忙不迭地戴上那副破旧不堪的宝贝眼镜，“哪个是咱们的运动员？”

此后十多天，母亲常跟我们一起看奥运比赛，虽然她看不懂什么，但经我的解说，她总算能分辨出哪些是中国运动员了，不过有一次她还是弄错了对象，给印度尼西亚的羽毛球选手加了好一阵子油，待明白过来后她独自后悔了大半天。杨霞、陈小敏等举重运动员让母亲心疼了许久，那些天她总唠叨着：“一个姑娘家举几百斤重，身子骨怎么吃得消啊！”看体操比赛时，母亲为李小鹏和刘璇他们至少喊了一百次“当心！”母亲还特别喜爱张军和高凌这一对年轻人，决赛时，母亲居然拿出一挂念珠宣起佛号来，说是要念佛保佑那俩孩子得金牌，后来张军高凌果真拿了冠军，当他俩拥抱在一起时，母亲忽发奇想，竟然点起鸳鸯谱来：“他俩要是一对儿，该多好啊！”我与妻相视一笑——妈又想当月老了！

奥运会结束后，母亲问我中国得了多少金牌，我说是28块，母亲颇有点失望：“才28啊！”我说：“妈，金牌很难拿的，28块已经很了不起了，全世界排第三，只有美国和俄罗斯比我们多！”“噢！”母亲恍然转身，我分明听得她转身时的嘟哝：“要是超过那个恶霸，才解气呢！”

望着母亲佝偻的身影，我忽然不安起来，我一直认为谈论国家大事是我辈之事，母亲和似母亲一类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原始简单朴素自然的爱国情感总是被我们所忽略，甚至还可能成为我们的茶后谈资饭后笑料。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情——一次，我与朋友在谈论党费调高的话题，母亲问：“党费是啥？”我给她作了解释之后，母亲显得很开心，“这么说，你也是党员了？”我一呆：“是啊，怎么了？”母亲的眼里闪过一道奇异的光彩：“毛主席也是党员哩！”一愣之后，我与朋友哈哈大笑。现在想起，我觉得惭愧异常，作为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一辈人，母亲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感情十分特殊，因而她为自己的儿子也是党员而感到自豪。可我，却未能领悟母亲这种骄傲的心境，反而与朋友一道对母亲这种最质朴最真挚的爱国情怀发出了不负责任的大笑！

在中国的历史上，每当国难当头时，便会有许许多多的人站出来，为祖国的荣辱为民族的尊严而斗争。我们知道，这就是爱国主义，就是民族感情，但是，长期以来，我一直未能明白，爱国主义和民族感情何以会爆发出似太平天国运动似“五四”运动似抗日战争等革命运动那么强大的排山之力倒海之势，可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当我诠释了母亲那最朴素的爱国情怀之后，我终于明白了爱国主义和民族情感存在的土壤是什么了，当然也就深谙了爱国主义和民族情感之所以产生巨大能量的原因了。

唠叨的海

我匆匆扒完饭，将筷子一丢，按住胸脯使劲地咳嗽了一阵，说一声“我下午请了假，不上班了”，便一头扎进父母亲的卧室。身后传来妻子的嘟囔：“就懒这么几步，不上二楼自己房间里睡，俩老人不要睡了？”接着就听到母亲急切的声音：“让他睡吧，我们两个老头吃了饭没事，整天都在睡呢！”于是我更加坦然地脱去了外套，将两个枕头一叠，便上了床，斜靠着，甚是惬意。

妻匆匆地洗了碗筷，大声吆喝着跪在地板上侍弄玩具的儿子：“易易！这地板冰凉，感冒了可不得了，快起来，把书包整一下，上学了。”儿子似乎没有反应，妻来了火气，“噗噗”两声，定是妻的巴掌打在了儿子厚实的棉袄上了。母亲的声调充满了疼惜：“易易不疼，易易听话，易易真乖，快起来，跟妈妈去学堂，考100分。”

妻和儿子走了以后，母亲高声喊：“老个（母亲对父亲一贯的称呼），你看电视，把烤火器打开，《三国》开始了叫我。”父亲耳聋，母亲又大声说了一遍，然后嘟囔道，“这老个的耳朵越来越不中用了，你说轻了他听不见，说重了，他又说你吆喝他，真是！”我忍住没笑出来：“《三国演义》要五点多开演呢，现在才中午。”母亲“噢”了一声后好奇地问我：“孔明什么时候出来啊？”我说：“孔明早就死了。”母亲大惊，忙不迭放下手中的椅子：“什么？他还没帮刘备打过仗呢，怎么就死了？”我说：“他都死一千多年了。”母亲好不容易才反应过来：“我说电视呢！”

母亲小心翼翼地搬来一张红木靠椅，放在窗前，又从她那个绝不让人碰的黄布礼佛包里摸出老花眼镜和一部破旧的《地藏经》，然后转动显得臃肿的身躯，轻轻地拉开窗帘，窗外还是阴雨绵绵，母亲忧虑地说：“这天，都下一个多月了，还不停，你就是从下雨那阵受的风寒吧，怎一个多月还不见好呢？这药也吃了，针也打了，这咳咋这么顽呢？哎，你又不肯听我的话，隔几天不吃荤油自然就好了，油包寒，伤风咳嗽最怕荤油了。”母亲说着说着忽然停住了，她似乎显得兴奋，“我们老家洪贵老马也是咳了一个多月，药吃尽屁股打烂也不见好，别人教她用交了冬的柚子皮炖冰糖吃，都叫得应，三天就好了，我们也试试吧，我们村柚子树多着呢，早交了冬，正好用。”说着就要去打电话给我二哥，让他回老家弄些柚子来，我说我有一同学就在城郊，家里有许多柚子树，明天让他弄几个来就是，母亲方才作罢。

接下来母亲开始了她每日必做的功课——诵经。也不知母亲从哪弄来的的经书，全是繁体字，生僻晦涩得很，母亲念过私塾，其实她会认的繁体字比我多，但她总以为我的学问更大，一有生字即来问我，她认不到的我多半不知，于是她便疑惑之极：“人家都说你是有学问的人，怎么会认不到字？”我有时解释不清大为着急，心想她的经文反正是用土话念的难免走音跑调，便按认字认半边的诀窍胡乱说一个给她，她则如获至宝，有时听她按我教的别字念着经文，于笑谈之中竟生出一丝淡淡的歉意来。这回，母亲有节奏地念着《地藏经》，也不知为何，听着听着，我居然忘记了咳嗽。母亲念完一遍之后，起身走到床前，将被子一直拉至我的下巴，又拿了两个毛衣塞在我肩膀两侧，将我严严实实地包了起来。末了坐在床沿，长吁口气：“你说我为什么吃斋念佛？还不是为了你们？我两个老头早过了花甲了，什么生不生死不死的？只求你们大大小小平平安安的，你老怪娘常回老家是不是？你哪里知道啊，今年是丙戌年，你老妈和儿子都属龙，辰戌相冲，该有灾有难的，我初一十五回老家烧烧香点点佛灯求神灵保佑他们，现已交冬，终于可以放心了。你不相信是吧，我告诉你，我去年就算到你爹今年有大难的，可能很难熬得过去，我都急死了，天天祈愿菩萨保佑，那天我在少阳，美彩告诉我你爹被一女老师的电动车撞了，我心想这回可完了，都79的人了，怎么经得车子撞呢？真是菩萨保佑，他竟然倒在一堆细沙上，什么事也没有，人家都说是我佛拜得好。”正说着老爹双手抱着个电热饼踱了进来，母亲提高了声音：“你电视弗出（老家方言弗出两字为不看之意）了？”耳背的老爹居然回问：“晚上吃粥？”母亲知他耳背，也就不再理会，顾而对我说：“老个心比我好，人家撞倒他，脸都吓白了，换个主儿还不要讹她个千儿八百的？可他倒好，叫人家姑娘别害怕，说什么我们一家都是好人善人，不会诬她的，后来在医院拍片，说什么也不要人家给的两百元钱，说人家年纪轻轻又不是故意的。真的，换了我都做不到呢！”

说话间，我又是一阵厉害的咳嗽，母亲焦虑地跑到厨房，端来了一杯热水，见我稍安，才长松了口气，惴惴地坐回椅子上去。此刻，她似乎再也无心诵经，或许是习惯使然，或许是平日里极少跟儿子以这种方式待在一起的机会，也或许是为了减少咳嗽带给我的苦痛，反正母亲的话匣子再一次打开，就如决堤的海：

——我这一生命苦，六岁就没了爹，长大后劝你外婆招了个后爹，生了个妹妹，就是你小姨，我舍不得丢下你外婆和小姨，就把你爹招了回来，生下了你们七个，小姨大不了你大姐几岁，我疼她超过了疼你俩姐，第三胎是个儿子带得白白胖胖的又夭折了，第二个儿子五岁时又得了脑膜炎，落了个全身瘫痪，一瘫就是35年，也是我上辈子欠了他，定要我这辈子还。由于受了气伤了身体，第三个儿子又得了个先天眼疾，几乎失明，好得好亚光没受到什么影响。你真是命大，也该我注定到老要享几年福了，我都走到去做计划（到乡医院结扎）的路上了，因为临时有事就回来了，后来就有了你，有了你后我就盼是个女儿，到老了好照顾我们，洗洗刷刷什么的方便点，却又是个儿子，取名时想起了《增广贤文》中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这两句，就给你取了树荫这个名字，后来你自己改了名。

——你出生时，你大字不识几个的爹已经被打成反革命，家里被抄了，全家人那几年差点没饿死，那时候有好多好心人帮了我们，背着工作组三更半夜给我们送来米粮，这些可是恩人哪，要是他们有什么事找你帮忙你可要不能推辞啊！唉，也不知是怎么过来的，现在想来都后怕。

——你爹人老实，我们又是外姓人，常常遭人欺负，因此再穷我也让你们多读书，读了书就比别人多点能耐，除了老疯子（瘫痪的哥哥），你们几个可是全村书读得最多的了。

——我现在记性都没了，这经书，我上午读了下午就忘了。都是被你二姐二姐夫吓得这样的，那年，你二姐得了病，医生说神仙都救不了，我当场就没力气了，回过神后就没什么记性了，好在你二姐坚强，这怪病倒是好了，但你二姐夫又得病了，直到他死，我一直都提着心过日子。

——你现在到底当什么了？每次回老家，村里人总让我跟你说这事那事的，我说你办不到的，他们说你的官都这么大了这样的事怎么会办不到，可我真的不知道你到底当什么了。他们还说你房子做得这么大是因为你当官有人送钱，我说你当官之前就开了公司写了书赚了不少钱，又见你常常唉声叹气说要辞官做生意，便跟他们说你这几年当官反倒而没有以前收入高了，他们不相信，说这年头哪有不贪污的官，唉，跟他们真是讲不清楚。

——我和你爹都是掰手指头数日子过的人了，我们家跟别人家不一样，逢年过节祭祀是要祭安家、周家、徐家的先祖，娘在生一直是这样做的，我们百年之后，你们可千万别忘了。

母亲唠叨到这里时，我忽然伤感起来，父母亲已年过七旬而且身体每况愈下，他们跟我交叉的生命线定是不会太长了，若干年以后，我还能听到母亲的唠叨吗？这么想着，我便不忍去看父亲佝偻的背影，更不忍凝视母亲苍老的脸。

拌嘴爹娘

老爹80，老娘74。按我老家带点迷信的说法，夫妻要是相差6岁，叫做“六冲”，那铁定是一对拌嘴夫妻，注定了要吵吵闹闹过一辈子的。这不，二老都活到这样的高龄了，还常常拌嘴，你来一句我回一句，不紧不慢，优哉游哉，煞是有趣。都说七旬老人性似孩童，我担心二老心焦吵出火气，便想充当和事老，然而待了解拌嘴原因之后，却不禁哑然失笑，也就不说什么，任由他们闹腾去。

一次，二老因为10块钱的事起了争执。老娘说：“我明明给了他10块钱，让他给易易（我7岁的儿子）买泡泡糖的，他却说我没给，你说气人吧，难道我还冤他10块钱？”老爹说：“你什么时候给过我钱了？给易易买泡泡糖，是我兜里的钱？我还会赖你10块钱？”就这么点事，二老唠叨了整整一个星期。

接下来因为一块菜地，二老又吵了起来。我家屋前有一大块空宅基，暂未建房，老爹实在闲得无聊，就回农村老家扛来一把锄头，也未征得地主同意，便在宅基上刨了大约200地（我老家以种番薯为计算标准，凡种100株番薯即为100地），然后从商城花了20块钱买回一些白菜秧苗和复合肥，从此老爹在城里就有了一方“自留地”，他极为小心地伺候着那些白菜，白菜们倒也争气，长得十分的茁壮、光鲜、可爱。可是好景不长，对面城中村农户们饲养的一群白鹅迅速发现了这份美食并极为垂涎，居然旁若无人天天光顾，害得二老得时时提防，久了，老娘就数落开了：“老头子，你真是吃饱了饭没事做，种什么白菜，能有几个收？我看还不够本钱呢！害得我天天看守着，连老家也不能回。”老爹自知理亏，也不回应，但被数落多了，也就沉不住气，便狠狠地回应：“看见白菜长得好，你不是比我还高兴吗？这回又骂了。你不守算了，让鹅吃掉拉倒！”二老为这事拌了好几天嘴，其间还把前些天10元钱的事、去年榨芝麻油的事、前年祭祀祖先的事以及他们年轻时的许多事儿都搬了出来，反反复复喋喋不休地说了又说。

说来也怪，父母亲年纪越大，对刚刚发生的事忘得极快，可是对以前的事反而记得越来越清楚，最近二老反复唠叨着一件几十年前的旧事，还时不时地就大声起来，我起初没在意，后来总算听明白了。

原来，40多年前，应该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吧，我还没出生，拿二老的话——那时候世道极乱，红卫兵整天打打杀杀，社员们也不好好种田作地，整天搞什么路线教育，老百姓的日子过得说有多苦就有多苦，许多人家生下孩子养不起活活饿死了，或者就丢了。有一天，母亲带着10块钱去廿四都集镇上买“黑粮”，所谓黑粮，指的是官方打击但民间流行私下交易的高价粮。到半途一个叫下仓的地方见路口围着一堆人，母亲挤进去一看，见一中年男人横躺在路上，已经死了，一女人披头散发呼天抢地号啕大哭，知情者说男人因病无钱救治，家中又穷，便拖着病体出来找亲戚借钱借粮，那年头又有几家几户有多余的钱粮外借啊，结果，空手而回的男人一口气上不来，就倒下了。母亲是个慈善之人，听完后联想起自己的身世，不禁悲从中来，大动恻隐之心，她想也没想就将准备买粮的10元钱给了死者家属，然后空着箩筐回到家里。

傍晚，父亲回家了，母亲问：“你今天去要工钱，要到了多少？”父亲支支吾吾了半天，也没说出个道道来。母亲急了：“快说啊，要到了工钱明天还要去买粮呢！”父亲听了一愣：“买粮？你今天不是拿了10块钱去买了吗？怎么，又涨价了？”这回轮到母亲支支吾吾说不出话了。父母亲就这样相持着憋了老半天，最后母亲终于按捺不住，和盘说出了原委，想不到父亲一拍大腿：“哎呀！你干吗不早说啊？我回来时经过下仓路口，见那人实在可怜，也给了她10块钱。不是怕你骂吗，所以没敢说。”母亲问：“你要到了多少工钱，还有吗？”父亲说：“还有25块。”母亲说：“咱们身体好，你又有手艺，日子虽然也不宽裕，总比那人家好过些，要不，咱留10块钱明天买粮，其余的都给了那人？”父亲想了想：“也行，咱们再挣，谁家没个急难的时候！”于是，父母亲揣着15块钱又踏着夜色又匆匆地往下仓路口赶去。当他们到下仓时，路口已经没人了，只剩下一地稻草被夜风吹得乱七八糟。父母亲站在路口发了好一阵呆，然后黯然地回到家里。

40多年后，二老又把这陈年旧事拿出来反复地拌，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是已经吃斋念佛的母亲因为这事颇有责怪父亲的意味，说当年那件善事没有做完，指责父亲当时为什么不打听一下那户人家的住处，应该把15块钱送给对方才是。父亲分辩说当时人都走光了到哪去打听，再说当时也没有这样想过，现在都过几十年了还提它干什么？就为这事，二老嘀嘀咕咕地拌了大半个月的嘴，直到老家冬彩姨打来电话说春嬉生病为止。

说到这春嬉，二老可没为她少吵过。春嬉是个智障女，生活不能自理，她是我老家一远房亲戚，其实细算起来，全村人都跟她是亲戚，春嬉孤身一人，她虽有娘家，但娘家人把她当成累赘，从来就没人管过她。自我懂事起，她就一直跟着我们家过，那时，我母亲除了拼力劳动照顾全家人生活之外，还得特别的服侍两个人，一个是我那自小得了脑膜炎神志不清手脚不便的大哥，再一个就是这智障的春嬉了。我在城里定居后，说要把二老接到城里，老爹不置可否，但老娘决不同意，理由是我大哥需人照顾。后来我大哥于2001年元旦那天去世，我又提出接他们到城里，老爹表示同意，老娘又不肯来，说她到了城里，春嬉必定饿死或者病死。老爹就责怪老娘多事，说春嬉有村里会负责的，说老娘年纪比她大还能照顾她到老送她上山。老娘不做声，任由老爹责难，自顾自地念她的佛经。我后来想了个办法，跟民政部门联系，把春嬉的户口迁到了城里，接着把春嬉弄进了民政局下属的养老院，但是春嬉不习惯那里的生活，她没日没夜地哭闹，还把尿屎拉在床上，把其他老人吵得无地安生，民政局的领导跟我商量，让我把春嬉弄回去。春嬉回老家后，母亲一边帮她洗澡一边流泪：“你这个人哪，也真是没有福气，城里养老院那么好的条件，你不好好过，闹什么闹呢？害得我俩老为你整天吵啊吵的。”

此后，我想了个法子，让春嬉搭在村子里某户人家里吃，费用由我负担。这样，二老终于到城里来了，老爹也就是那时在房前种了点白菜，可是母亲记挂着春嬉，经常偷偷回老家看望，老爹不让，二老又经常为此拌嘴。由于没人打理，春嬉身上散发出难闻的怪味，村人再不愿意让她搭膳，因此，春嬉就经常挨饿，慢慢地就生上了病，直至奄奄一息，冬彩姨打电话告诉母亲时，母亲一急：“老头子，春嬉要是死了，那都是你造成的，谁让你贪图城里的生活！”听说春嬉要死，老爹也慌了神，任由老娘斥责也不做声，二老急急忙忙地赶了回去。这春嬉倒也命硬，母亲给她洗了个澡，喂了几碗稀饭，请村里的赤脚医生永溪叔打了两天针吃了几包药后，竟然鬼使神差地好了。

那以后，母亲说什么也不肯到城里生活了，我和哥哥姐姐们拿她没有办法，就由着他们，好在路途不远，交通又十分便利，因此，我们每个星期都会回去看望二老和春嬉，每每回去，母亲总要对着我们数落老爹：你爹现在叮咚（糊涂）得厉害，什么事都不懂，整天跟我反着来，我说这园子里种点青菜吧，他要种油菜，我说种点西红柿吧，他却种上那么多茄子，我说种点马铃薯吧，他倒好，种一大片芋头，真是！

这样的时候，我总是迅速地将母亲的唠叨扔在身后，一个人走到屋檐的菜园子里，看那满园郁郁葱葱，我觉欣慰之极：两个古稀老人，还能种出这么一园子的蔬菜，让他们的子女、孙子、重孙子像品尝二老拌嘴时的唠叨一样品尝到这原生态的青菜，这于我们这些做子女的人来说，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啊！要是哪天二老不再拌嘴了，那应是我们泪儿满襟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