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前，为了贴补家用，父母就利用早晚的工夫芽起了豆芽。看似简单的豆芽，其实做起来也很复杂的。印象最深的是母亲说豆芽是最需要干净的，不能沾半点脏东西，否则会烂根的。所以每天凌晨天还没完全亮，母亲就去村后的老井挑水，然后捞洗豆芽，晚上再把豆芽转到另一个干净的缸里，以免豆芽升温而烧坏芽根，大人称之为“转缸”。如是这般的重复，一个礼拜的样子，豆芽就可以装包出售了——小小的豆芽，凝聚了母亲不尽的辛劳。

那时，我总不能明白的是，母亲总会隔三岔五地叮嘱我们兄妹几个，出去玩时千万别向别人说我家芽豆芽卖了。直到有天傍晚，父母下地都还没回，奶奶正在做晚饭。几个带红袖章的大队民兵凶神恶煞般地闯到我家，直奔厨房，掀开缸盖。无论爷爷奶奶怎么解释说这豆芽只是留家里吃的，不是卖的，也不顶用。一会儿工夫一缸还没长好的豆芽就被席卷而空了。当时的我被那一幕惊呆了。那些民兵都是本村的小伙子，我平时跟在他们后面有叫哥哥的，有叫小叔叔的。今天怎的了？怎会六亲不认了呢？我随着他们跑到了大队部，亲见了他们用我家的豆芽烧了一大锅汤，然后再把剩下的瓜分了的过程。恨得我咬牙切齿，从地上抓起一把灰紧紧的攥在手里站在门前，一民兵招呼我“妞儿来啦，正好豆芽汤刚好，叔给你盛一碗……”未等他话说完我就把灰往锅里一撒，说了一句“再也不叫你叔”，哭着跑回了家。坚强的母亲擦干了眼泪，把锅上都拾掇干净后，不顾爷爷的阻拦又挑起了水桶，担回两桶清水，重新泡上了豆子——小小的豆芽，让儿时的我第一次品尝了生活的辛酸。

豆芽出好了，自然是不能光明正大地弄到集市上卖的。那时，我好生病，母亲就以到城里给我看病为由，把装好的豆芽放在板车里，上面铺床被子，让我躺在上面，然后再盖上被子，凭着这样精心的伪装居然也躲过了路上的好几次盘查。每个路口的盘查，在那时给我带来的恐惧都不亚于电影中当年小日本查八路的情形，每次都把我紧张的心提到嗓子眼，全身是汗，直到几个路口查完了，我才能放心地睡着。母亲每次都是把我连同豆芽拉到城里的一个我叫她二姥的亲戚家。母亲就把豆芽放在她家，然后二姥就去挨家挨户地喊街坊邻居来买。我则坐在小凳子上吃着二姥给我的糖果静静地等着。每次不到半晌就卖完了，母亲就给我买点吃的，然后赶晌午又拉着我回到了家。就这样，从暖春走到酷暑，再从霜秋走至寒冬，母亲拉着我卖掉了一包包的豆芽。去买豆芽的大多年纪和二姥相仿，她们并不在意豆芽被我压断很多，买过之后也都不急于回去，而是和母亲拉拉家常，逗我玩玩。再以后每次我都能收到她们塞给我的糖果，我把它们小心地用手帕包好，带回家分给哥哥姐姐和其他小伙伴们。

虽然，家里每天都会有豆芽，但并不是每天都能吃到。母亲一般三五天会给我们做一顿豆芽汤和锅贴馍。那鲜白的汤，再配上又香又焦的馍，在那时就是最美的佳肴了。小小的豆芽那时是我家用来改善生活的美味。

30多年过去了，母亲早已不用靠芽豆芽维持生活了，但我们家一直都还保留着隔三差五吃豆芽的习惯。但街上卖的豆芽无论我放多少调料，怎么也煮不出以前的那个鲜味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