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来了。那时候“黄明华诊所”刚开门。我就是黄明华。我在帘子背后换衣服，我的助手在打扫外面的房间。我听见助手说：“你怎么又来了？不是叫你别来的吗？这里又不治你那种病。”一听就知道来人是蔡东。蔡东是个病入膏肓的病人，但我治不了他的病——不是不治，是治不了。我只不过是个半路出家的野医生，两年前才考取行医证，来回龙镇开了家诊所。我的全部本事就是辨舌苔、听胸音，然后打针、输液，再开几片常见药。到我这里治病的，大多是上了岁数的人，他们贪图便宜，还可以免费吹我的电扇，烤我的钢炭火，而且我有十足的耐心听他们唠叨。蔡东为什么要来呢？他不过三十多岁，他的话少得很，他的病我毫无办法。
  透过帘子，我看见助手停了活，跳到桌子后面，跟蔡东保持足够的距离，命令他离开。蔡东没听他的，站在门口，不声不响地脱衣服。外面下着雪，他却把上身脱得精光。他的两条手臂上，好些地方一疙瘩一疙瘩的，像烂桃子；胳肢窝烂出的洞，可以伸进去一只拳头。脱光衣服，他在桌边坐下来，扯张报纸擦疮，报纸被脓血浸得透湿，并因此一块一块地破碎。助手害怕他把脏东西朝自己脸上扔，只管往后退。这时候我出来了，我身上的白大褂，还有最后一颗纽子没有扣上。
  “黄医生。”蔡东站起来，向我打招呼。
  我没回应他，只说：“你真的不该来这里，你来了也是白来。”
  边说话，我边扣靠近衣领的纽子，可那颗白得透明的圆塑料，就是不愿意钻进锁眼里去，干脆懒得扣。我很想告诉蔡东，他大清早就进我的诊所，如果有人看见，这一整天我都不会再有别的病人。镇上人人都知道他得的什么病，人人都怕他。我的助手也怕他，要不是我的助手是我的小舅子，他肯定早丢下我回家种土豆去了，眼下正是播种土豆的时节。
  但我没把这些话向蔡东说，我只叫他把脏物扔到街边的垃圾桶里去。那些破碎开来的报纸，还被他捏在手里。他听话地照办。回来后，我又叫他把衣服穿上，他也穿上了。他的肩膀带进来几片雪花，被衣服捂在里面。我想像得出那几片雪花，怎样被他的体温毁尸灭迹。
  我不理他，希望他主动离开。可是他说：“黄医生，我被家里撵了。”
  撵了的意思，是说他本来有一个家，现在没有了，或者说有家不能回了——还是等于没有家。
  他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我心里很不舒服。但我还是问他：“啥时候的事？”他说昨天夜里。我盯住他的眼睛。他的眼睛里没有多少光。没有多少光的眼睛无法看透。我想问问他昨天夜里是上半夜还是下半夜被撵的，被撵之后，又住在哪里。很显然，我不能问，那差不多是捉虱子上身，难道我能叫他从今往后来住我的小诊所？我连同情他的样子也不能表露，只说：
  “你老婆撵你，是因为有难处，不是不心疼你，她可能是怕你不小心把儿子感染了。”
  说这样的话让我自己也感到厌恶。
  对蔡东这种人，天底下最善良的女人恐怕也不会心疼他。
  不过话说回来，就我所知，他老婆已经很对得起他了。十年前，大概是十年前，蔡东带着新婚妻子去市里，在临河的二马路上，租房开了家烧烤店。生意实在好，好得让两口子有了更多的想法，准备五年之后，在市里买房。可是没等到五年，蔡东就染病了。幸好还没给老婆染上就查出了病种。几年来，他既没打过针也没输过血，病是怎么得来的，不说也知道——当然也可能并不知道，只是表面上知道。他老婆花光全部积蓄为他治，治不好又把他带回老家，让他死也死在老家的土地上。
  蔡东上下打量我，神情疑惑。我以为他在疑惑他老婆是否真的心疼他呢，但我错了。
  蔡东说：“黄医生，你既然是医生，为什么不能治我的病？”
  尽管医生并非万能，可他这问题依然让我尴尬。
  我皱着眉头，简捷地说：“有些病，只有老天爷才能治。”
  他的肩膀抽搐了几下，眼睛里仅存的一丝浑浊光芒也不见了，像是被肩膀的抽搐抖掉的。
  之后，他慢吞吞地转过了身。
  
  雪下得越来越紧，回龙镇成了一片银白世界。认识这片银白世界的内核是很有必要的，但我作为一个外来人，一个在城镇没有任何根基的乡下人，要讲出它的内核相当困难。我只能说我看到的。其实我看到的也就是你想像的。回龙镇历史古老（明代落难皇帝朱棣曾在此流连，所以有个“龙”字），你无法想像一个古老的小镇外面没有一条河，回龙镇就紧靠清溪河；你也无法想像一个古老的小镇不是用青石板铺成，回龙镇的青石板街，太阳出来时幽光泛亮，太阳落下去，就变成醇厚的黑色。镇子被树木分割成若干群落，不知是谁家养的鸽子，在林梢和房舍间起起伏伏。这里的人就像鸽子一样，很友善，很安详。这里的人连一条狗也不愿意呵斥……不过，这些话是否指出了回龙镇的特质，我不敢担保。有人说，要了解一个城镇，就要了解那城镇里的人如何恋爱，如何工作，而我不是这样看的，我作为医生，觉得最方便的办法，是了解人们如何生病。
  真像是天遂人愿，我的诊所开了不满一年半，蔡东就从市里回来了。
  那时候是夏天，日日夜夜的，河上都没有一丝风，天气热得噼啪作响，镇上的男人都裸着上身，女人都穿着松松垮垮的无袖裙，可蔡东却穿着长袖衬衫，还把袖口扣上。这表明，他身上早就在溃烂了。但镇上人不知道，还跟他打趣，说去市里待过几年的，就是比我们土老表文明。
  然而，蔡东的穷却不能不叫人吃惊。
  都听说他在市里开了烧烤店，有人去市里进货，还到二马路拜访过他，亲眼见识了店子里座无虚席的场面，他应该是挣了很多钱的，现在却穷得叮当响。开初他想掩盖，可穷这东西，你越想这么做，它越要跳出来向世人宣告。蔡东不再掩盖了。主要是想盖也盖不住。他走路，眼睛老是瞅着地上，本以为是他去市里养成的新习惯，但某个下雨天，有人看见他弯腰抠起一枚被踩进泥里的镍币！他老婆无一例外都是快散市才去买菜，很多时候不是买，而是捡被人撇在地上的黄叶子。他那个八岁多的儿子，回来后入读镇中心校，上学的那天穿的那一身衣服，过了许久还穿在身上。
  再后来，人们就知道他得了病。他的衣服上常常结起硬痂，当然也有新鲜的脓血，发出腥臭。
  不知是谁第一个说出了那病的名字。
  那个病名比鸽子飞得快，也比鸽子飞得高，顷刻之间，就把小镇笼罩了。
  安详了多少年的镇子，半天之内就变得惊慌失措。
  学校要清退他的儿子。他老婆拿出市人民医院的诊断结果，表明她和儿子都没被感染。“这当然好，”校长说，“可是……”校长的意思她懂，是说虽然没查出被感染的迹象，但很可能是带着病毒的。她又是怎样给校长解释，并让校长最终没赶走她的儿子，许多人都只能猜测。她的儿子被单独安排在最后一排，上课不抽他回答问题，不交作业本，不准上体育课，不准跟同学们玩。那小家伙我见过一回，走路时两条细腿捣得很快，双手却纹丝不动，眼睛直撅撅的盯住前方。听街道上的人讲，他每天上下学都踩着自己的脚印走，这条线路是将他锁起来的房间，他不敢越雷池半步。
  什么事情都公开了，蔡东用不着大热天的还穿长袖衫，他换成了短袖，后来干脆时不时就把上身脱光，到了冬天也不例外。他故意这样让人看。他把衣服搭在肩头上，两条红艳艳的、长着许多烂桃子的手臂伸开来，迈着四方步，像凯旋的将军那样穿过镇子。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激起一片惊叫，紧跟着是闪避的慌乱，是关门闭户的乱响。
  他是一枚移动的病菌，是这个有白鸽飞翔的小镇里的瘟疫。
  
  我知道他去找过医生。从事情公开的那天起，他就在镇上四处寻医。他终于找到我这里来了。很可能，我这里是他的最后一站。我的诊所太小，而且大家都知道，我能治的无非是伤风感冒。我又不会动手术。镇上别的医生，即使能动手术暂时挖掉他的脓疮，也没能力根除源头，对此他应该心知肚明，他找医生，只不过是他需要医生。别的医生是怎样接待他的，我不清楚，他到我这里来，我倒是和善地跟他说话，还用一次性纸杯给他倒水喝。我承认，我这样做是因为胆怯。兔子逼急了也会咬人，何况他——虽然消瘦却陷入绝望的一条汉子。他在不知道死期的时候就绝望了。在他眼里，人人都在兴兴头头地过日子，而他的日子已经空了，刮风下雨，艳阳高照，都与他没有关系。他在日子之外，会不会因此把别人也拖出日子的门槛？谁也说不清！
  
  我的和善，确切地说我的胆怯，最终付出了代价——他不再到别处去，只经常来我这里。
  那次他的肩膀抽搐几下，慢吞吞地离去之后，我的小舅子问我：“你说他还会来吗？”
  “我想他不会来了。”
  “你有把握？”
  我说我没有把握。
  小舅子突然发火：“我没见过你这样的人！像蔡东这种家伙，你越怕他，他越要骑到你头上拉屎拉尿！中街的马医生也这样说。马医生跟张医生、何医生，还有镇卫生院的门卫，都准备了一把铁扬叉，见他过来，把扬叉一举，他就跑了。哪怕他明天就活不成，今天他也怕死！——哪像你！”
  他是我的助手，是我的小舅子，他没有资格朝我发火。但这只是理论上的，事实上他常常朝我发火。他的背后，站着的是他姐姐，是我脾气暴躁的妻子。有时候我觉得，妻子让她弟弟跟着我，与其说是当我助手，不如说是监督我。镇上离家有三十公里地，镇上的女人比老家的女人更像女人。小舅子怕我去找那些更像女人的女人，就经常朝我发火，给我下马威。
  其实蔡东并没对我做出格的事情。他每次进我的诊所，都是在没有旁人的时候，证明他不想影响我的生意。这一点是我特别注意到的。
  小舅子还在咕哝，我说：“你不怕他，为什么他一来你就往桌子后面躲？”
  他气得嘴皮子发抖，不再说话。这一整天，他也不帮我做任何事。
  好在蔡东不再来了。他已多日不来。我又跟小舅子和解了。
  这段时间，蔡东没待在镇上，夜里，他睡在镇外一座石拱桥的涵洞里，白天沿河游走。河岸有成山的垃圾，他吃垃圾山里的杂物，也在那里拾荒。听说他把纸壳和矿泉水瓶拾了一大堆，但废品公司不收他的。他让不再要他的老婆去卖，依旧不收。凡跟他有瓜葛的人，都构成潜在的威胁。他去那段斜坡上的公司门前评理，人家跟他讲理的方式，和马医生他们一模一样——准备了一把铁扬叉。
  “要是那狗日的冻死了才好呢，”小舅子说，“或者一头栽进清溪河，淹死了才好呢！”
  我知道他学的是镇上人的腔调。镇上人还说，防疫站和派出所为啥不管管？未必要让他把所有人都传染上，把回龙镇变成死镇才舒心？每天的上下午，都有人去闹，但并没闹出什么结果。防疫站说，蔡东的那种病，离他远些，特别是不要去招惹他，就没事。这道理谁都明白，但谁都不信。信了又怎样呢，蔡东不仅是移动的病菌，还是挥之不去的恐慌。再说，你不去招惹他，万一他招惹你呢？比如说，咬你一口，或者把他的血灌进针管，趁你不备……对此，防疫站的回答是，这不是我们该管的，这应该找派出所。可派出所也没办法，因为蔡东既没咬人一口，也没朝人扎针头。
  不过他到底给了派出所管他的机会。
  
  这一年，春节还没到就立了春。回龙镇的时令，就像一个尽职尽责的公务员，立春过后，立即就有了春天的气象，鸽子像一夜之间换了羽毛，玉兰树的枝条胀满了水，长出了小小的花苞。河水尽管还是那么枯，河水的颜色也没有变，却有了响声。冬天的清溪河虽不结冰，却没有流动的响声，到春天就有了。就在这春意萌动的时节，蔡东又从河边回到了镇子上。
  那天我记得很清楚，是腊月二十九，星期四。中午十二点刚过，他在我诊所前晃了一下。只晃一下，就离开了。当时我正在给一个老大爷输液，那老大爷痰上不来，一呼一吸像在抽水烟。送他来的儿孙，共有五个，热热闹闹，那情形不像是送老人来看病的，而是来赴宴的。这真是一个幸福的家庭。我刚把药瓶挂上，一眼就望见了蔡东。看样子，他原本打算进来，见有这么多人就走了。
  他并没走远，蹲在三十米开外的石条上。那里靠着一家快餐店，吃客很多，傍窗的吃客瞥见了石条上的人，但并没认出是蔡东。说真的，我望见他的那一眼，也没把他认出来，我是在他离开后才想起是他。他的衣服又脏又破，头发又乱又长，脸上黑黢黢的，只是嘴唇红如焰火。按鲁迅先生描述祥林嫂的话说，他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那傍窗的吃客就是把他当普通乞丐认的，吩咐老板：“去把那家伙赶走，恶心！”老板出来赶他时，正碰上他把袖子捋起来，抠他的疮。
  老板“妈呀”一声，跑回了店子。
  吃客全都丢了碗筷，侧身站立，待认出他后，脚步快的，脱门逃掉了。老板气得牙痒，客人都是餐后埋单，逃掉之后，到哪里收钱去？老板说你们别怕，我去收拾他！老板听说过铁扬叉的事，他没有铁扬叉，但有铁柄的扫把，于是扬着扫把出去了。“滚开！”他说，“再不滚开老子打死你！”
  打死蔡东比打死一条狗都不如。他是小镇的瘟疫，所有人都在盼望他死。当可以打死一个人的时候，人们涌起的激情比打死一条狗的激情要澎湃得多。老板高举的扫把还没落下来，吃客已经通过门洞和窗口，朝蔡东扔东西。餐饮店里有什么好扔呢，只有杯盘碗盏。那些东西从蔡东身上弹开，碎在地上，碎了一地的碴儿。老板忙又回店阻止，可阻止了这个，阻止不了那个。有人觉得不过瘾，操起笨重的实木凳子，照蔡东的头部掷过去。劲儿小了几分，离蔡东还有半米远，凳子就掉地上了。
  此前，蔡东一直蹲着，现在他站了起来，朝店子走去。一片哗哗啦啦的声音。那是在关店门和窗户。其实蔡东也没想进店，他站在离店门五米之外，开始脱衣服。
  他只穿了两件，脱起来十分方便。他身上的那些烂桃子，有好几处连成了片。
  他那决然的样子，像下定了决心，要一直光着上身堵在那里。
  然而，几分钟后，三个警察过来了。警察举着电棍，老远就朝他呵斥：“你想干啥？”
  蔡东明显有了怯意，把手放下来，膝盖弯着。
  警察站在距他两米远的地方，说：“走，跟我们去派出所！”
  镇子就这么大，哪家单位在什么位置，都是知道的，蔡东听话地动了步子。他走在前面，三个警察跟在后面，像是警察跟他去派出所。警察和他始终保持着两米左右的距离。走了几步，蔡东说：“我想抽烟。”一个警察摸出一支，够着手递给他。蔡东说：“我没有打火机。”那警察又把打火机递给他。把烟点着，蔡东要把打火机还给警察，警察说：“扔掉。”他没有扔，揣进了裤兜里。
  快餐店的门打开了。它旁边的几家店子，开始也把门闭着的，现在同样打开了。快餐店老板要顾客赔偿损失，可谁也不承认扔坏过东西，他无可奈何，只好骂骂咧咧地去打扫。别的人则聚在外面，说派出所终于出面了，要把那祸害关起来了，顶好是想个法子把他除掉！
  可就在大家万分庆幸的时候，蔡东突然出现在人群里，大吼一声：“刚才是谁报的警？”
  人们纷纷后退，边惊叫边骂警察。
  好在蔡东这时候是把衣服穿上的，否则还不把人吓死。
  他一连问了五六声，各家店子正在考虑是否再次关门闭户的时候，他的话软下来了。话还是一样的话，但腔调软了，软得像是问他自己。随后，他弯下腰，捡地上的东西吃：从杯盘碗盏里扬出来的饭菜残渣。但快餐店老板已经清扫过，实在没什么好捡。他瞅来瞅去，只见石粒和尘土，于是直起身，就近下了河沿。他乱糟糟的头发，被枯瑟的芦苇掩盖。
  整个过程，我都站在诊所门口观望。我的小舅子则直接跑到了人群中。人群散了，他才回来。我对他说：“你把这支‘庆大’加到老爷子的药瓶里去，好好照看着，我出去买包烟。”
  我没去买烟，而是去了快餐店，说：“要份盒饭。”
  老板亲自来给我添，每添一瓢，就压一下，饭盒沉甸甸的，很旺实。我不知道是因为他跟我相熟，照顾我，还是因为他一直在诉说自己今天的霉运，心里有气，就把气使在了铁瓢上。
  我端着饭盒，去河沿的芦苇丛里，找到了蜷缩着的蔡东，把饭盒递给他。
  他疑惑地接过手，将盖子揭开。
  一股热腾腾的肉香，蜜蜂似的倾巢而出。是土豆煮的红烧肉。
  他舔了舔嘴唇，又细心地将盖子合上。
  
  我没管他，快步离去。我听见他在后面说：“黄医生，你有啥事要我帮忙的话，打声招呼！”
  
  这件事我本以为没人发现，结果还是被发现了，且很快在镇上传开。我原定腊月二十九下午回老家去，但给那位大爷输了液，又来了几个病人，把病人送走，已近黄昏，只好次日再动身。就是多留那一夜，让小舅子知道了那件事情。他夜里去找马医生打牌，听他们说了。回到老家，他大肆宣扬我的“同情心”。这给我带来极大的羞耻。我也说不清为什么，就是觉得羞耻。他也是当成羞耻来宣扬的，我的妻子也是当成羞耻来听的。我去镇上的唯一目的，是挣钱，但我没挣回多少。我说过，找我看病的，大多是上了年纪的人，他们来“黄明华诊所”的重要原因，是贪图便宜，证明我赚的是微利。钱没挣几文，还给一个公认的祸害买盒饭吃？老婆天天借此说事，说得我心烦，本打算过了元宵节才回镇上的，结果正月初十就走了。
  小舅子没再跟来。他姐姐给他说了一箩筐好话，他也不肯跟着我。他跟着我，既没多大搞头，也见不来我的德性——他就是这么说的。不来就不来，不过就是个小诊所，我也用不着什么助手。
  开业不过四天，蔡东却来了！
  跟往常一样，他是大清早来的。那时候，镇上许多人都还没起床。
  见到他我就鬼火直冒，我将手一挥，只说了三个字：“去去去！”
  他被这三个字镇住了。他脸上的忧伤，像可以摘下来。
  大约过了半分钟，他转过身，朝门外走。
  “等等！”
  他停下脚步。
  “找我什么事？不要又是那些老问题！”
  他慢慢把身体转过来，脸上的忧伤更浓。之后，他结结巴巴地说：“黄医生，我，想找你，借二十块钱。”
  借，说得多好听！这就相当于他说如果我有事让他帮忙，给他打声招呼。他能帮我什么忙？难道我能叫他去帮我把某人咬一口？现在他找我“借”钱，他将来拿什么还我？——他没有“将来”！
  但我给了他。二十块钱毕竟不多。他朝我鞠了一躬，走了。
  我木然地坐在那里，望着外面青色的薄光，心想他被警察带走的那次，说不定就是来借钱的。
  幸亏有那老大爷一家人在，要不然，我像今天这样把钱给他，小舅子拿回去宣扬，我不知道还要遭多少罪。
  往后的数月间，别的事懒得去说了，只说蔡东找我借钱的事。他又来找我借过四次钱。每次都只借二十块。每次我都不想给他，但总是在他转身离去的时候，又把他叫住，怒气冲冲地把钱递到他手里。他第四次来的时候，我实在忍无可忍了，他说借二十，我说不，我借给你五十，但你必须保证，这是最后一次了！说完，我摸出一张面值五十的钱。他不接，说：“黄医生，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但我只借二十，二十就够了。”我铁了心要一次性跟他了结，说我没有零钱。他便把钱拿上，说黄医生，我用了给你退回来。我没想到他真的退回来了，退了三十二块八角。
  从那以后，他果然不再来了。他又回到涵洞和垃圾山里去了。
  我去河边散步，偶尔看到过他，他远远地望着我，一言不发，满含愧疚。
  他还欠我将近八十元钱呢。
  
  秋天快过完的时候，有一天下午，我去中街的药品批发部进货，突然看见了他的儿子。虽然我跟那小家伙不熟，但一看走路的姿势，就知道他是蔡东的儿子。正像别人说的那样，他踩着自己的脚印子走。十多分钟前，路上出了一起交通事故，两车迎面相撞，挡风玻璃稀里哗啦地卸在地上，现在伤员进了卫生院，车也被弄走了，碎玻璃被拢成一堆儿，还没来得及撮走。那小家伙一脚就踩上玻璃碴儿，玻璃碴儿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那声响不像是被他的脚踩出来的，而是被他的牙齿嚼出来的。
  如果他的脚印留在一个窨井盖上，那窨井盖被临时拆走了，他也要一脚踏下去吗？
  想到这里，我心底一阵悸动。
  背后响起哈哈哈的笑声，“老黄啊，你咋这么胆小，我只轻轻拍你一下，就吓成这样？”
  是马医生。
  马医生身材魁梧，笑声也跟他的身材一样魁梧。
  他不知道我根本就没感觉到他在拍我。
  笑过了，他站到我旁边来，眯眼望着那个双手不动疾步行走的瘦弱人影，说：“我说老黄胆小，简直是冤枉了你，这镇上，只有你才敢跟那瘟神接触。那孩子身上的书包是你给钱买的，脚上的球鞋也是你给钱买的，老黄你是个大大的好人哪！”他重重地拍我两下，发出一连串的笑声。
  好人……我觉得羞耻，就跟说我有同情心一样。
  但我的确不知道，蔡东在我这里借钱，是给他儿子买书包，买球鞋，很可能还买了别的什么。
  马医生见我神色异样，把声音放低了：“蔡东那小子，哎，该怎么说他呢……你还记得你给他买盒饭的事吗？他自己没吃，而是在家门外拦住了儿子，让儿子吃，还叫儿子留几块肉给妈妈。这事情有人从头至尾看见的。该怎么说他呢！……”
  我不想再听下去了，我说马医生，我去忙点儿事。
  他爽朗地说：“好好好，老黄你去忙。”可他却抓住我的胳膊，我走一步，他也走一步，边走边继续说话，他说，“老黄啊，你的心好，我们都承认，可你是医生，如果你治不好他的病，就算有一万颗好心，又起什么作用呢？你能帮他把孩子养大吗？如果能，当然好，要是不能呢？……”
  我决计离开这座小镇了。
  现在就离开。
  因此我跟马医生分手后，没去药品批发部进货。
  马医生说得对……马医生的话还让我想起蔡东的疑惑：“黄医生，你既然是医生，为什么不能治我的病？”长时间以来，他这疑惑深深植入我的心底，成为一枚毒瘤，把我也变成了病人。
  当然，我的离开不是永久，而是暂时。虽然在镇上挣钱不多，但比种庄稼，比在乡下给那些动不动就赊账的农民治病，收入毕竟高了许多。也就是说，我还会回来的。
  我想，这时间不会拖得太长，最多再过一个季度，到明年春天就可以了。看蔡东那样子，他不可能活过年底。一旦他死去，所有人，包括我在内，都会眼不见心不烦，并很快将他淡忘。至于他儿子，他会有一条路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路。
  总之，在不久的将来，古老的小镇又能恢复平静，人们又将一如既往，友善而安详地生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