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兰芳和兰芽
兰芳和兰芽，听上去就像一对姐妹，其实一个姓王，一个姓伊，和我都是多年的同事。
我和她们的关系，远没有她们之间更亲近些。多年来，她们一致站在一个姓彭的同事的对立面，自诩是冰清玉洁，与一摊污泥浊水在顽强作战。如今，老彭已是两鬓斑白、即将退休的人了；她们两人也已退休在家，穿了平底鞋，着了肥衣肥裤，很难再见当年收腹挺胸、西装短裙、高跟鞋嗒嗒响的样子了。有一次在菜市场遇上她们，我很是吃惊，两人都显得有些灰头土脸，一个挎了篮子，一个提了布兜，一个背有些驼，一个腰有些粗，要不是她们的声音没变，我还真以为是两个陌生的龙钟老太呢。
后来我知道，那天我看到的她们有些失真，菜市场是带顶棚的，光线让她们吃了大亏。那双平底布鞋，其实是北京内联升的真货；那肥衣肥裤，也是上等的丝织布料，来自北京的瑞蚨祥。至于背驼腰粗，那是我只注意了她们的身材，没注意她们的眼睛，不夸张地说，她们的眼睛，至少要比她们的实际年龄年轻20岁。
这些，是我再次见到她们时才注意到的。
我先见到的是王兰芳。
一天下午，兰芳来单位找我，说没什么事，就是想聊聊天儿。她知道我已是快退休的人了，班上的时间要比班下还多。
兰芳先是支吾了一会儿，后来终于被我的神清气定慑服，想说的话不由得哗啦哗啦全倒了出来。
不知为什么，在兰芳和兰芽面前，我总能做到神清气定，总能保持一定距离，不疏远，却也决不亲近。
兰芳说，她和兰芽产生了重大分歧，已经近20天没来往了。我问为什么？兰芳说，你知道，从前我们的谈话内容多是开阔、无私的。她停顿了一下，等待我的认可似的。我只得说，我知道。兰芳说，可现在兰芽变了，变得自私、庸俗了。兰芳说了个细节，说她和兰芽一起去逛书店，从前总是关注社科、文学类的，可最近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兰芽直奔医学类去了。她还以为兰芽身体出了问题呢，一问，才知兰芽从此要关注自个儿的身体，不管身体以外的事了。
我说，她不是身体真出了问题吧？
兰芳连连摇头，说，兰芽只是有一次小小的肌肉拉伤，在大夫面前她指了肝的部位说是胃疼，引得大夫大为惊讶，说没见过你这样的，活了大半辈子，自个儿的胃在哪儿都不知道。那天她沮丧透了，跟我说，人要是没这身体就好了。
我说，关注一下自个儿的身体，也没什么错啊。
兰芳说，问题是她不想管自个儿身体以外的事了啊。
我看着兰芳认真的样子，笑了说，自个儿身体以外的事，你们管过吗？
兰芳说，你什么意思？
我说，你们不过是谈论而已。
兰芳更认真地说，谈论难道还不够吗？你就遍地看看，饭桌上，企业里，机关、学校里，人们谈论的都是什么，除了赚钱就是养生，有一个谈理想谈精神的没有？
我一时不知该怎样作答，心里倒也不反对她的说法，谈论的意义，或许远不止谈论本身。
我说，那你需要我做什么呢？
兰芳没好气地说，不需要，你又能做什么？
是啊，我又能做什么。
但我还是说，我和兰芽住一个小区，没准儿哪天会见到她。
兰芳不说什么，只是从我对面的坐椅上站起来，转身打开她身后的书柜，随便拿本书翻着看。而后又将书放回去，关了柜门。我注意到，那柜门留了道两指宽的缝隙。
我不由得暗自笑了，兰芳还是那毛病，关什么不肯关严，她家的冰箱，为此要比常人家多付出几乎双倍的电费。我看到她走出去，随身带了一下的房门，房门也被她同样留下了缝隙。她让我想起我家的小狗，哪扇门若是关闭起来，它立刻会变得焦躁不安，仿佛担心哪个要将它丢弃一样。
通过缝隙，我可以看得清她脚上的布鞋，布鞋以上的丝织衣裤。我能肯定是兰芽帮她选的。在她身上，还一直留存着我们那代人年轻时的印迹，即服装上的无分别。她甚至穿过五块钱一件的上衣，她说，怎么了，它难道不是衣服么？
走出大约十几步远，兰芳又返了回来，进屋关好门，一脸郑重地问我，新疆暴乱的事听说没有？
我点点头。我注意到了她的生动，眼睛的生动，以及一整个人的生动，那个没退休的兰芳的精神头儿丝毫未减。
兰芳说，你怎么看？
我说，不奇怪。
兰芳说，不奇怪是什么意思？
我说，新疆，西藏，不一直是多事之地么。
兰芳说，完了？
我说，完了。
兰芳说，你呀，怪不得兰芽说你是个干净人儿。
我说，我本来就不脏。
兰芳说，少装糊涂，你明白兰芽的意思。
我当然明白，她不就说我这人缺枝少叶，生气不足，冷漠有余么？可既是这样，她们为什么还要来找我说话呢？
那以后的一个周日，我在小区的一条长椅上闲坐。
长椅后面是几棵洋槐，上面挂满了槐花，就像在长椅之上撑起了几把白帐篷。我更喜欢的是槐花的香气，它总让我想起小时候的饭香。我很少跟人说这类感觉，在人们的印象里，我大约是个理性大于感性的人，用兰芽的话说，干净人儿。久而久之，我自个儿也有些认同了，因为我从没像别的女人那样，动辄就笑得捂起肚子。我知道多数男人都喜欢那样的女人，但更知道，不能为了男人就把自个儿变成那样儿。那样儿，我也确实不觉得有什么好的。
我眯了眼睛，闻着花香，坐在槐树下的长椅上。一位拄了拐杖的老汉，嗒嗒嗒地由远而近，他的一条腿，要划个圈才能前进一步。
我闭上眼睛不再看他。我想若是我会选择从长椅后面走过去，以躲避人的视线。
可是，老汉的拐杖愈来愈响在我的前面，有一刻我竟是被震得睁开了眼睛。我发现老汉仰了脑袋，挺了胸脯，示威似的从我面前走了过去。
我对自己说，不奇怪，一个病人，这样儿，不奇怪。
接着，是一位年轻的母亲推了童车走过来。她只顾和车里牙牙学语的婴孩说话，像是压根儿没发现我的存在。
我又对自己说，不奇怪，那时候的自个儿也这样，孩子就是自个儿的整个世界。
后来，便是伊兰芽了。
我们很少在小区里相遇，她走过来的时候，我毫不以为是她，只觉得是个大脸盘的女人，便再次闭上了眼睛。我不喜欢这种女人，她们通常是肥胖型的，上身长，下身短，屁股大。
可兰芽不是。她虽显肥胖，身材却还匀称，两条腿甚至比上身还要长些。待她在我身边坐下来，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我才颇感意外地睁开了眼睛。
我们谈了一会儿眼前的小区，槐花儿、楼房、保安什么的，有一刻，兰芽忽然问我，你见到兰芳了吧？
我说，你怎么知道？
兰芽说，从你看我衣服的眼神。
我便笑了，点点头。
兰芽说，前些天，我俩去了趟北京。然后她说到了内联升和瑞蚨祥。
我说，不错。
兰芽说，什么不错？
我说，你们不错。
兰芽说，兰芳没跟你说什么吗？
我说，说了，但分歧更说明你们不错，精神头儿不错。
兰芽说，你呀，永远是正确的，但也永远是说了等于没说。
跟兰芽说话，远不像跟兰芳一样随意，兰芳是心直口快，说得多想得少，兰芽却是说得多想得也多的。
我说，谁不是说了跟没说一样，你和兰芳说了大半辈子，也没见你们说出一座楼来，说出一棵树、一朵花来。
兰芽呵呵地笑起来。先是轻笑，后是大笑，最后笑得竟是捂起了肚子。
她的笑声比她的眼睛还要年轻，年轻得我都有些替她难为情了。
我感觉到她有比兰芳更心直更纯粹的部分，只是这部分，她并不轻易向人显露。
好不容易笑够了，她才说，你的话让我想起一个人来。
我说，谁？
她说，李鸿章。
说完她又一次哈哈大笑起来。
那个“卖国”的老头儿？我也笑起来。
我听到兰芽又说，今天要真有李鸿章这么个人，我就找他去。
我说，干什么？
兰芽说，干实事。
我说，那还不好说，如今的实业家、外交家不遍地都是嘛。
兰芽说，你以为盖座楼建个厂跟老外打打交道就是李鸿章啊？他的聪明在这儿呢。
兰芽指了指自己的脑袋。她的脸大，脑袋也大，前额稍有些突出，一双眼睛陷在额下，忽闪忽闪的，是那种不容易被忽略的眼睛。
我想起在单位的时候，类似的话兰芽也说过，但那时她说的是一个西方哲学家，什么名字我已想不起来了，只记得那哲学家强调的是个人主义，自由意志，与强调干实业的李鸿章相去甚远。她甚至跟我说，西方哲学和西方小说应是中国人的必读书，什么时候能做到人手一本，天天读年年读了，中国人就有救了。她尤其反感中国人对孔夫子的推崇，说在孔夫子眼里只有整体没有个人，个人的生命是多么丰富多彩，而他那套理论只适用于整体不适于个体。
她认为中国人里老彭这样的人太多了，目光短浅，自私自利，对生命的事麻木不仁，对生命以外的事却斤斤计较。在单位开会，兰芽和兰芳永远坐在离老彭最远的位置，若是老彭不小心坐近了些，她们会立刻站起身走开，不会给老彭一点面子。当然老彭对她们也从没有过什么善意，他对她们公开的评价是，一对神经病。
老彭对她们没有过善意，却有过妥协。有一次，老彭在关系到自己晋升的投票的前一天，忽然找到我，要我将两盒上等的茶叶转送兰芽和兰芳。我说没用的老彭，算了吧。但老彭坚持试一试，他说，共产党和国民党，多大的过结，不也有握手言和的时候嘛。结果拿到她们面前，果然被她们嗤之以鼻，说，亏他做得出来，我俩就值两盒茶叶啊？还捎带数落我，这事可不像你干的，不怕脏了手？
我看着兰芽，觉得李鸿章跟她到底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李鸿章可以和他的敌人义正辞严，但同时也可以妥协到“卖国”的地步，更有他那通晓世故的油滑或曰聪慧，她可以么？她能做的，也许除了谈论还是谈论。
果然，我听到兰芽叹了口气又说，不过是说说而已，也许，我是对从前的自己有点腻烦了，空谈，空谈，空谈……有什么意义呢？
我想起兰芳的话，便安慰似的说，谈论的意义，其实远不止谈论本身。
兰芽说，从前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可要是这谈论被巨大的喧闹声所淹没，就还不如不谈。
我并没有把兰芳和兰芽的分歧放在心上，几天后甚至忘了和她们的谈话，直到一天晚上，兰芳忽然给我打来电话。
兰芳没提兰芽，只说和丈夫吵了一架，要是不跟个人说说，闷也闷死了。我问为什么，那边沉默了一会儿，忽然就呜呜地哭了。
在我的印像里，兰芳和丈夫是最没有可能吵架的一对，兰芳的丈夫最初是个军人，后来转业到了市直机关，由科员到科长，由科长到副处，直到退休。这个经历自是平平，但他有个一般男人不太具备的优点：脾性好。无论兰芳怎样任性，怎样地不讲理，他都可以做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面不改色，既往不咎。这么一日两日好做，一年两年也不算难，但要坚持几十年，天底下也就是小李子了。兰芳的丈夫姓李，虽比兰芳大两岁，但是个瘦小人儿，走在兰芳身边比兰芳还逊个头顶，兰芳一直小李子小李子地叫，叫到今天也没见改过口。
我们单位的同事，差不多都认识小李子。小李子的单位和我们单位只离一站地远，夫妻俩上班下班，从来是结伴而来，结伴而归。兰芳不会骑自行车，全靠小李子的自行车将她带来带去，直到近些年通了公交车，才将小李子解放出来。解放是我们同事的说法，人家小李子并不一定认同，因为公交车开通后，小李子自个儿也不骑自行车了，坐了公交车仍与兰芳结伴而来，结伴而归，仿佛是兰芳的一个终身保镖，至死都要护卫着。
兰芳还有一样不会的，就是做饭。与小李子生活的几十年里，她几乎没做过一顿饭。开始两人是各吃各单位的食堂，后来食堂散了，做饭的重任就落在小李子身上。小李子做饭其实也不在行，但总做总做的，简单的饭菜就也做顺手了，兰芳吃饭又不是个爱挑剔的，简单做就简单吃。常常一顿午饭就是一盆炸酱面，一根整了吃的黄瓜；一顿晚饭就是一盆棒子面粥，两个凉拌菜。兰芳家吃饭不用碗，吃食堂时的两个洋瓷盆，一黄一白，一大一小，一直用着。有一回同事去她家里，她手忙脚乱地没找到茶杯，便将饭盆拿来代替。同事见那盆漆已掉了几块，水上漂了油花，一闻，一股油兮兮的炸酱味儿。见同事不喝，她还一再热情地催促，喝吧喝吧，别客气！
我们单位的同事常常奇怪，骑自行车，做饭，这种事小孩子都会的，她兰芳怎么就不会呢？但凡这时候兰芽就出来替兰芳辩护说，你们知道什么，人各有志，他们的志不在俗事上。
据兰芽说，他们结婚的时候就立下誓愿，这一生不为柴米油盐所缠，要做一对高尚的人，一对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那时候，他们双双都是学毛著积极分子，先人后己、助人为乐是他们的座右铭，在别人需要帮助时，他们从来是毫不犹豫，倾力相助。他们真是庆幸，两人竟是这样地志同道合，步调一致，而周围的夫妻们，有多少陷在柴米油盐里，为一分钱一两粮票大打出手啊。更重要的，是他们在一起总有谈不完的话题，他们订有各种报纸杂志，八小时以外，他们就埋在这些报纸杂志里，边看边谈论。一个兴奋，另一个跟了兴奋；一个感叹，另一个跟了感叹。从国内到国际，从城市到农村，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是无话不谈，从来是一拍即合。偶有争论，也多半是兰芳在有意地不讲理，待小李子识破真相，两人便愈发快乐地一致起来。他们两个，一个高中毕业，一个高中只上了一年，谈论自是说不上有多深入，不过是随潮流而动罢了。但他们自个儿对自个儿，已是相当地满意了。至少，他们跳出了世俗的圈子，不为物质所动，大到分房，小到分几个水果，他们从不争不抢，而国家需要他们的时候，比如上山下乡，比如捐款救灾，比如计划生育，他们倒能抢了上。他们看着为一点俗物就打得头破血流的人们，总是居高临下地带了嘲讽的微笑。
兰芽说，她之所以跟兰芳成为好友，就是因为兰芳的不世故，在机关工作几十年，到退休都跟世故无缘，这简直是个奇迹呢。
我知道，兰芽这么说兰芳，其实也是在说她自个儿。不过兰芽和兰芳又有不同，比如捐款捐物，若是组织性的，兰芽不会少捐，但也决不会比别人多捐，她更在意的是那种感觉性的资助。有一回，她一下就拿出两万元资助了一个刚刚获释无家可归、令她顿起怜悯之心的男孩。可那男孩拿到钱后就从这个城市消失了，再也没露过面。每提起此事，兰芽却从没后悔过，她说，给钱是我的事，花钱是别人的事，我给过了，快乐了，就跟我再没关系了。兰芽这样的人，也因此是永远无望成为学毛著积极分子或别的什么积极分子的。
兰芳和兰芽的不同，还表现在她们的谈话上，虽说兰芳比兰芽还大两岁，但一开始兰芳就在受着兰芽的引领。她们成为同事时正是兰芽对个人主义、自由意志着迷的时候，兰芽一吐口，兰芳就顿觉过瘾，仿佛周遭的空气都新鲜起来了。
有了兰芽的参与之后，兰芳和丈夫的一拍即合自是受到了影响。原本兰芳试图像兰芽引领自个儿一样去引领丈夫，但丈夫远不像她那么容易受到引领。丈夫固执地停留在原来的层面上，只对自个儿已知道的发生兴趣，比如贫富差距问题，比如贪官受贿问题，比如中国在世界的地位问题等等。他是非常忠于这个国家的，但他对这个国家用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唉”。他甚至对兰芳的变化也颇有微词，说，你呀，到底是个女人，今儿这样明儿又那样。兰芳就说，你呀，就是想自个儿想得太少了，没有自个儿，哪来的国家啊？好在，他们不为物质所动的观念仍保持着一致，其他的不一致，于他们就难形成大碍。
不过小李子关于女人的说法，倒令我心有所触，按他的标准，我也许一样是个“女人”，因为我总是容易摇摆。在旁人说兰芳和兰芽的不是的时候，我多半会站在她们一边；但在她们批评旁人的时候，我总觉得那旁人里似也含了我的。有时我会不甘心地想，怎么会，我和旁人怎么可能是一回事呢？但愈这样想，含了自个儿的感觉就愈强烈，有时强烈到对兰芳和兰芽都有些恼恨了。心想，你们可以对一个不相识的释放犯轻易放过，对身边相识半生的同事如何就不能宽容些呢？
听着电话里兰芳的哭声，不知为什么我脑子里会涌出这大堆的印象来。我听到兰芳擤了把鼻涕，而后说，小李子，小李子他……不说话了。
我说，刚才不是还说吵了一架么？
兰芳说，就是因为他不说话才吵的，我逼了他说，就吵起来了。
我说，那他怎么说？
兰芳说，只是一句话，不想说。
我说，怎么会这样？
兰芳说，我猜他是从网上看了什么东西了，网上的东西他是不跟我说的，因为我拒绝上网。你知道，从前我们也是有分歧的，分歧不怕，就怕他不说话，再加上和兰芽的分歧，我真不知该怎么办好了。说着又呜呜地哭了。
我早知兰芳是拒绝上网的，因为兰芽也拒绝上网。据说兰芽的拒绝上网跟丈夫有关。她的丈夫是一所大学的哲学老师，他不仅拒绝上网，还拒绝和兰芽谈论问题。他对兰芽唯一的要求，就是在家做一个贤妻良母。这可说是兰芽的心底之痛，她曾对我说，我们是阳差阴错结合在一起的，他低估了我，以为我只配做个贤妻良母；而我是高估了他，以为世界万物他都可以明察洞悉，其实，身边这么个大活人他都搞不明白。尽管这样，兰芽还是常偷看丈夫看过的书籍和笔记，然后变成自个儿的话去跟丈夫谈论。但丈夫像是一眼就能识破她的伎俩，对她的谈论永远是面带嘲讽地一笑了之。愈是这样，她就愈是要勉为其力地与丈夫较量，为此她可说是努力了一生。但除了引领了个兰芳，在丈夫那里她几乎一无所获。她这个人，却又固执地不喜收拾房间，地面、桌面永远蒙了一层尘土，窗台上永远摆满了没用的瓶瓶罐罐，卫生间里的脸盆、便盆永远挂了一层污垢，还有他们的卧室里，永远散发着丝丝缕缕的臭袜子味儿。她的丈夫像是把这些看得和他的书同等重要，常常为此面红耳赤地责怪兰芳。兰芳则把这计较看成男人的小肚鸡肠，她说，不管这个人有多深奥，只要他计较鸡毛蒜皮的事，就证明他做学问还不那么纯粹。而她自个儿，没有刻意地去看重这些，也许比她的丈夫还纯粹些呢。她曾郑重地对我说过一句话：真正的智者，应与社会潮流保持一定距离，做一个有终极关怀的人。说完她稍稍有些脸红，凭直觉，我猜这话不是她自个儿的，大约是从她丈夫的笔记里看来的吧……
我觉得很对不起兰芳，她在那边哭，我却在想些不着边际的事。我努力收回自己的思路，说，兰芳，你不用着急，也许他们都有自己的理由。
兰芳说，怕的就是他们有理由，只要有理由，他们这种人我敢说，八头牛都拉不回来了。
听兰芳这话，她的丈夫和兰芽倒像是一类人了。
我说，那你需要我做什么？
这一回，兰芳没再说不需要的话，沉吟一会儿，就听她说，我想让你帮我作个判断。
我说，判断什么？
兰芳说，我和兰芽，包括和小李子的谈论，有没有意义？
我说，有。我肯定地说。
兰芳说，怎么个有法？
我一二三地尽量有说服力地谈了有的理由。
兰芳听了颇有些兴奋，她说，我也这么想，让你一说，我心里就更踏实了。
兰芳又说，我还想让你帮个忙。
兰芳说，不知为什么，兰芽和我的疏远，除了看法上的，我总觉得跟那次去北京有些关系。原本我俩说好了的，退休后从北京开始，把全国各地想去的地方全走一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到那时候，我们的谈论很可能就是另一个境界了。一说起这个计划我们就会兴奋激动，兰芽还说，凭你我的悟性，说不定会是一次新生命的开始呢。可只去了趟北京，兰芽就再不提出行的事了，还直说不想再管身体以外的事了。
我说，去北京，发生过什么吗？
兰芳说，没有啊，无非是参观了几个建筑，国家大剧院，鸟巢，水立方什么的，看了场人艺的话剧，会了兰芽的两个同学。
我说，同学跟她说什么了？
兰芳说，我一直在场，嘻嘻哈哈的，也没记得说什么了不得的话。
我明白兰芳要我帮她的意思。但我不再说什么。
兰芳说，能不能帮我？
我说，帮不了，我又不是她肚子里的蛔虫。
兰芳说，那你就不能见她一面？
我说，见过了。
兰芳说，什么时候？
我说，几天前。
兰芳说，你们谈什么了？
我说，没谈什么，在小区里散步碰上的。
兰芳像是有些失望，叹了口气，要放电话的意思，却忽然又说，对了，有瓶舒乐安定，在北京时兰芽错放在我包里了，这对我没用，对她可是天天离不开的，哪天我拿到单位，你转交她吧。
这一天上班前，我带了那瓶舒乐安定，来到兰芽家里。
我看到兰芽拿了块抹布，正认真地擦拭桌上的灰尘。说她认真，是指她头上包了三角巾，腰里系了围裙，胳膊上戴了套袖，一副庄重地劳动的样子。
我说，真的开始干实事了？
兰芽说，不用讽刺我，反正我比一个既不空谈又不干实事的人要好。
我说，是啊，你是比我好，我从没否认过。
我说的是真话，我这个人，什么都明白，但对什么都少份激情，如果说对她们有时是嘲讽，那对自个儿有时就是讨厌了。
我想起兰芳的失望，便径直问起她和兰芳出行的事。
兰芽说，有时候，不一定非行万里路，也许行百里路就够了。
我说，就像这家务劳动，有时候不一定就会影响一个人的纯粹。
兰芽怔了一下，很快呵呵地笑了。
趁此机会我提起了她和兰芽的北京之行。
兰芽说，今儿是怎么了，关心起别人的事了？
我只笑笑，明白自个儿不为兰芳，只为自个儿也想知道。
我说，你身体没事吧？
兰芽说，没事啊。
我说，那就是大夫的问题了，其实一个人，不一定非得哪哪都弄得明明白白，身体是个整体，能感觉这个整体就够了。明白哪个局部，该是大夫的事。
兰芽说，这个兰芳，真是存不住话，什么都跟你说。
我说，你说我说得对不对？
兰芽没点头，也没摇头，只说，事情并不像兰芳说得那么简单，不光是身体的事。
我说，不管怎样，也不至于影响你们外出啊。
我看到兰芽很坚决地摇了摇头。
我不甘心地说，就算不外出，也不至于影响你们的交往啊。
兰芽看了看我，说，今儿你这份热情，真是难得。
不待我答话，兰芽又说，跟你正相反，我是腻烦了，一天比一天多的腻烦，腻烦自个儿，腻烦兰芳，腻烦一切……
我说，为什么？
兰芽说，不知道，我自个儿也不知道。
兰芽说着褪去套袖，解下围裙，摘掉头上的三角巾，统统将它们扔在地板上，说，你真以为我喜欢干这些啊，还有那些医学的书……我是害怕，我总得抓住点什么。
我诧异地问，害怕什么？
兰芽说，害怕我变成一个冷漠的没有激情的人。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刺了一下，一阵难以言说的疼痛。
我拿出那瓶舒乐安定，试图转移谈话的方向。
兰芽接过去，却继续说道，那天在北京，我吃了三片安定都没睡着，兰芳的呼噜太大了。对兰芳的腻烦，或者说对我自个儿的腻烦，那天晚上就像忽然蹿出来的一条野狗，死死地咬住我，再也不肯松口了……
我的心继续疼痛着。我当然不相信兰芳的呼噜会有改变一个人的力量，但我相信兰芽的腻烦是真的，兰芽的害怕也是真的。
这时，我听到兰芽家的书房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咳嗽声，猜测那定是兰芽的丈夫，一个与社会潮流保持距离的人，一个与女人计较琐事的人。我想，兰芽这回的改变，与兰芳有关，与她自个儿的丈夫有没有关系？我不由得想象着兰芽偷看丈夫书籍、笔记的情景……我想，若真有关系，莫非她的丈夫也一样地飘移不定，今儿这样，明儿又那样了么？
我疼痛着，同时也为那个被蒙在云里雾里的兰芳叫苦，这回，可要完全地靠她自个儿了。不过，这天底下的人，有谁真正地靠过自个儿？又有谁真正地靠过别人呢？
我从兰芽家告辞出来，向小区门口走去。正是上班的高峰期，门外的车流、人流，就仿佛两道永无停息的河流，不见头，也不见尾。一轮太阳金灿灿地挂在天边，如同以往地照耀着世界。我的疼痛感仿佛减轻了些。我明白，是因为这世界太大的缘故，我和兰芳和兰芽，在这世界面前算得了什么呢。
我和她们的关系，远没有她们之间更亲近些。多年来，她们一致站在一个姓彭的同事的对立面，自诩是冰清玉洁，与一摊污泥浊水在顽强作战。如今，老彭已是两鬓斑白、即将退休的人了；她们两人也已退休在家，穿了平底鞋，着了肥衣肥裤，很难再见当年收腹挺胸、西装短裙、高跟鞋嗒嗒响的样子了。有一次在菜市场遇上她们，我很是吃惊，两人都显得有些灰头土脸，一个挎了篮子，一个提了布兜，一个背有些驼，一个腰有些粗，要不是她们的声音没变，我还真以为是两个陌生的龙钟老太呢。
后来我知道，那天我看到的她们有些失真，菜市场是带顶棚的，光线让她们吃了大亏。那双平底布鞋，其实是北京内联升的真货；那肥衣肥裤，也是上等的丝织布料，来自北京的瑞蚨祥。至于背驼腰粗，那是我只注意了她们的身材，没注意她们的眼睛，不夸张地说，她们的眼睛，至少要比她们的实际年龄年轻20岁。
这些，是我再次见到她们时才注意到的。
我先见到的是王兰芳。
一天下午，兰芳来单位找我，说没什么事，就是想聊聊天儿。她知道我已是快退休的人了，班上的时间要比班下还多。
兰芳先是支吾了一会儿，后来终于被我的神清气定慑服，想说的话不由得哗啦哗啦全倒了出来。
不知为什么，在兰芳和兰芽面前，我总能做到神清气定，总能保持一定距离，不疏远，却也决不亲近。
兰芳说，她和兰芽产生了重大分歧，已经近20天没来往了。我问为什么？兰芳说，你知道，从前我们的谈话内容多是开阔、无私的。她停顿了一下，等待我的认可似的。我只得说，我知道。兰芳说，可现在兰芽变了，变得自私、庸俗了。兰芳说了个细节，说她和兰芽一起去逛书店，从前总是关注社科、文学类的，可最近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兰芽直奔医学类去了。她还以为兰芽身体出了问题呢，一问，才知兰芽从此要关注自个儿的身体，不管身体以外的事了。
我说，她不是身体真出了问题吧？
兰芳连连摇头，说，兰芽只是有一次小小的肌肉拉伤，在大夫面前她指了肝的部位说是胃疼，引得大夫大为惊讶，说没见过你这样的，活了大半辈子，自个儿的胃在哪儿都不知道。那天她沮丧透了，跟我说，人要是没这身体就好了。
我说，关注一下自个儿的身体，也没什么错啊。
兰芳说，问题是她不想管自个儿身体以外的事了啊。
我看着兰芳认真的样子，笑了说，自个儿身体以外的事，你们管过吗？
兰芳说，你什么意思？
我说，你们不过是谈论而已。
兰芳更认真地说，谈论难道还不够吗？你就遍地看看，饭桌上，企业里，机关、学校里，人们谈论的都是什么，除了赚钱就是养生，有一个谈理想谈精神的没有？
我一时不知该怎样作答，心里倒也不反对她的说法，谈论的意义，或许远不止谈论本身。
我说，那你需要我做什么呢？
兰芳没好气地说，不需要，你又能做什么？
是啊，我又能做什么。
但我还是说，我和兰芽住一个小区，没准儿哪天会见到她。
兰芳不说什么，只是从我对面的坐椅上站起来，转身打开她身后的书柜，随便拿本书翻着看。而后又将书放回去，关了柜门。我注意到，那柜门留了道两指宽的缝隙。
我不由得暗自笑了，兰芳还是那毛病，关什么不肯关严，她家的冰箱，为此要比常人家多付出几乎双倍的电费。我看到她走出去，随身带了一下的房门，房门也被她同样留下了缝隙。她让我想起我家的小狗，哪扇门若是关闭起来，它立刻会变得焦躁不安，仿佛担心哪个要将它丢弃一样。
通过缝隙，我可以看得清她脚上的布鞋，布鞋以上的丝织衣裤。我能肯定是兰芽帮她选的。在她身上，还一直留存着我们那代人年轻时的印迹，即服装上的无分别。她甚至穿过五块钱一件的上衣，她说，怎么了，它难道不是衣服么？
走出大约十几步远，兰芳又返了回来，进屋关好门，一脸郑重地问我，新疆暴乱的事听说没有？
我点点头。我注意到了她的生动，眼睛的生动，以及一整个人的生动，那个没退休的兰芳的精神头儿丝毫未减。
兰芳说，你怎么看？
我说，不奇怪。
兰芳说，不奇怪是什么意思？
我说，新疆，西藏，不一直是多事之地么。
兰芳说，完了？
我说，完了。
兰芳说，你呀，怪不得兰芽说你是个干净人儿。
我说，我本来就不脏。
兰芳说，少装糊涂，你明白兰芽的意思。
我当然明白，她不就说我这人缺枝少叶，生气不足，冷漠有余么？可既是这样，她们为什么还要来找我说话呢？
那以后的一个周日，我在小区的一条长椅上闲坐。
长椅后面是几棵洋槐，上面挂满了槐花，就像在长椅之上撑起了几把白帐篷。我更喜欢的是槐花的香气，它总让我想起小时候的饭香。我很少跟人说这类感觉，在人们的印象里，我大约是个理性大于感性的人，用兰芽的话说，干净人儿。久而久之，我自个儿也有些认同了，因为我从没像别的女人那样，动辄就笑得捂起肚子。我知道多数男人都喜欢那样的女人，但更知道，不能为了男人就把自个儿变成那样儿。那样儿，我也确实不觉得有什么好的。
我眯了眼睛，闻着花香，坐在槐树下的长椅上。一位拄了拐杖的老汉，嗒嗒嗒地由远而近，他的一条腿，要划个圈才能前进一步。
我闭上眼睛不再看他。我想若是我会选择从长椅后面走过去，以躲避人的视线。
可是，老汉的拐杖愈来愈响在我的前面，有一刻我竟是被震得睁开了眼睛。我发现老汉仰了脑袋，挺了胸脯，示威似的从我面前走了过去。
我对自己说，不奇怪，一个病人，这样儿，不奇怪。
接着，是一位年轻的母亲推了童车走过来。她只顾和车里牙牙学语的婴孩说话，像是压根儿没发现我的存在。
我又对自己说，不奇怪，那时候的自个儿也这样，孩子就是自个儿的整个世界。
后来，便是伊兰芽了。
我们很少在小区里相遇，她走过来的时候，我毫不以为是她，只觉得是个大脸盘的女人，便再次闭上了眼睛。我不喜欢这种女人，她们通常是肥胖型的，上身长，下身短，屁股大。
可兰芽不是。她虽显肥胖，身材却还匀称，两条腿甚至比上身还要长些。待她在我身边坐下来，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我才颇感意外地睁开了眼睛。
我们谈了一会儿眼前的小区，槐花儿、楼房、保安什么的，有一刻，兰芽忽然问我，你见到兰芳了吧？
我说，你怎么知道？
兰芽说，从你看我衣服的眼神。
我便笑了，点点头。
兰芽说，前些天，我俩去了趟北京。然后她说到了内联升和瑞蚨祥。
我说，不错。
兰芽说，什么不错？
我说，你们不错。
兰芽说，兰芳没跟你说什么吗？
我说，说了，但分歧更说明你们不错，精神头儿不错。
兰芽说，你呀，永远是正确的，但也永远是说了等于没说。
跟兰芽说话，远不像跟兰芳一样随意，兰芳是心直口快，说得多想得少，兰芽却是说得多想得也多的。
我说，谁不是说了跟没说一样，你和兰芳说了大半辈子，也没见你们说出一座楼来，说出一棵树、一朵花来。
兰芽呵呵地笑起来。先是轻笑，后是大笑，最后笑得竟是捂起了肚子。
她的笑声比她的眼睛还要年轻，年轻得我都有些替她难为情了。
我感觉到她有比兰芳更心直更纯粹的部分，只是这部分，她并不轻易向人显露。
好不容易笑够了，她才说，你的话让我想起一个人来。
我说，谁？
她说，李鸿章。
说完她又一次哈哈大笑起来。
那个“卖国”的老头儿？我也笑起来。
我听到兰芽又说，今天要真有李鸿章这么个人，我就找他去。
我说，干什么？
兰芽说，干实事。
我说，那还不好说，如今的实业家、外交家不遍地都是嘛。
兰芽说，你以为盖座楼建个厂跟老外打打交道就是李鸿章啊？他的聪明在这儿呢。
兰芽指了指自己的脑袋。她的脸大，脑袋也大，前额稍有些突出，一双眼睛陷在额下，忽闪忽闪的，是那种不容易被忽略的眼睛。
我想起在单位的时候，类似的话兰芽也说过，但那时她说的是一个西方哲学家，什么名字我已想不起来了，只记得那哲学家强调的是个人主义，自由意志，与强调干实业的李鸿章相去甚远。她甚至跟我说，西方哲学和西方小说应是中国人的必读书，什么时候能做到人手一本，天天读年年读了，中国人就有救了。她尤其反感中国人对孔夫子的推崇，说在孔夫子眼里只有整体没有个人，个人的生命是多么丰富多彩，而他那套理论只适用于整体不适于个体。
她认为中国人里老彭这样的人太多了，目光短浅，自私自利，对生命的事麻木不仁，对生命以外的事却斤斤计较。在单位开会，兰芽和兰芳永远坐在离老彭最远的位置，若是老彭不小心坐近了些，她们会立刻站起身走开，不会给老彭一点面子。当然老彭对她们也从没有过什么善意，他对她们公开的评价是，一对神经病。
老彭对她们没有过善意，却有过妥协。有一次，老彭在关系到自己晋升的投票的前一天，忽然找到我，要我将两盒上等的茶叶转送兰芽和兰芳。我说没用的老彭，算了吧。但老彭坚持试一试，他说，共产党和国民党，多大的过结，不也有握手言和的时候嘛。结果拿到她们面前，果然被她们嗤之以鼻，说，亏他做得出来，我俩就值两盒茶叶啊？还捎带数落我，这事可不像你干的，不怕脏了手？
我看着兰芽，觉得李鸿章跟她到底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李鸿章可以和他的敌人义正辞严，但同时也可以妥协到“卖国”的地步，更有他那通晓世故的油滑或曰聪慧，她可以么？她能做的，也许除了谈论还是谈论。
果然，我听到兰芽叹了口气又说，不过是说说而已，也许，我是对从前的自己有点腻烦了，空谈，空谈，空谈……有什么意义呢？
我想起兰芳的话，便安慰似的说，谈论的意义，其实远不止谈论本身。
兰芽说，从前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可要是这谈论被巨大的喧闹声所淹没，就还不如不谈。
我并没有把兰芳和兰芽的分歧放在心上，几天后甚至忘了和她们的谈话，直到一天晚上，兰芳忽然给我打来电话。
兰芳没提兰芽，只说和丈夫吵了一架，要是不跟个人说说，闷也闷死了。我问为什么，那边沉默了一会儿，忽然就呜呜地哭了。
在我的印像里，兰芳和丈夫是最没有可能吵架的一对，兰芳的丈夫最初是个军人，后来转业到了市直机关，由科员到科长，由科长到副处，直到退休。这个经历自是平平，但他有个一般男人不太具备的优点：脾性好。无论兰芳怎样任性，怎样地不讲理，他都可以做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面不改色，既往不咎。这么一日两日好做，一年两年也不算难，但要坚持几十年，天底下也就是小李子了。兰芳的丈夫姓李，虽比兰芳大两岁，但是个瘦小人儿，走在兰芳身边比兰芳还逊个头顶，兰芳一直小李子小李子地叫，叫到今天也没见改过口。
我们单位的同事，差不多都认识小李子。小李子的单位和我们单位只离一站地远，夫妻俩上班下班，从来是结伴而来，结伴而归。兰芳不会骑自行车，全靠小李子的自行车将她带来带去，直到近些年通了公交车，才将小李子解放出来。解放是我们同事的说法，人家小李子并不一定认同，因为公交车开通后，小李子自个儿也不骑自行车了，坐了公交车仍与兰芳结伴而来，结伴而归，仿佛是兰芳的一个终身保镖，至死都要护卫着。
兰芳还有一样不会的，就是做饭。与小李子生活的几十年里，她几乎没做过一顿饭。开始两人是各吃各单位的食堂，后来食堂散了，做饭的重任就落在小李子身上。小李子做饭其实也不在行，但总做总做的，简单的饭菜就也做顺手了，兰芳吃饭又不是个爱挑剔的，简单做就简单吃。常常一顿午饭就是一盆炸酱面，一根整了吃的黄瓜；一顿晚饭就是一盆棒子面粥，两个凉拌菜。兰芳家吃饭不用碗，吃食堂时的两个洋瓷盆，一黄一白，一大一小，一直用着。有一回同事去她家里，她手忙脚乱地没找到茶杯，便将饭盆拿来代替。同事见那盆漆已掉了几块，水上漂了油花，一闻，一股油兮兮的炸酱味儿。见同事不喝，她还一再热情地催促，喝吧喝吧，别客气！
我们单位的同事常常奇怪，骑自行车，做饭，这种事小孩子都会的，她兰芳怎么就不会呢？但凡这时候兰芽就出来替兰芳辩护说，你们知道什么，人各有志，他们的志不在俗事上。
据兰芽说，他们结婚的时候就立下誓愿，这一生不为柴米油盐所缠，要做一对高尚的人，一对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那时候，他们双双都是学毛著积极分子，先人后己、助人为乐是他们的座右铭，在别人需要帮助时，他们从来是毫不犹豫，倾力相助。他们真是庆幸，两人竟是这样地志同道合，步调一致，而周围的夫妻们，有多少陷在柴米油盐里，为一分钱一两粮票大打出手啊。更重要的，是他们在一起总有谈不完的话题，他们订有各种报纸杂志，八小时以外，他们就埋在这些报纸杂志里，边看边谈论。一个兴奋，另一个跟了兴奋；一个感叹，另一个跟了感叹。从国内到国际，从城市到农村，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是无话不谈，从来是一拍即合。偶有争论，也多半是兰芳在有意地不讲理，待小李子识破真相，两人便愈发快乐地一致起来。他们两个，一个高中毕业，一个高中只上了一年，谈论自是说不上有多深入，不过是随潮流而动罢了。但他们自个儿对自个儿，已是相当地满意了。至少，他们跳出了世俗的圈子，不为物质所动，大到分房，小到分几个水果，他们从不争不抢，而国家需要他们的时候，比如上山下乡，比如捐款救灾，比如计划生育，他们倒能抢了上。他们看着为一点俗物就打得头破血流的人们，总是居高临下地带了嘲讽的微笑。
兰芽说，她之所以跟兰芳成为好友，就是因为兰芳的不世故，在机关工作几十年，到退休都跟世故无缘，这简直是个奇迹呢。
我知道，兰芽这么说兰芳，其实也是在说她自个儿。不过兰芽和兰芳又有不同，比如捐款捐物，若是组织性的，兰芽不会少捐，但也决不会比别人多捐，她更在意的是那种感觉性的资助。有一回，她一下就拿出两万元资助了一个刚刚获释无家可归、令她顿起怜悯之心的男孩。可那男孩拿到钱后就从这个城市消失了，再也没露过面。每提起此事，兰芽却从没后悔过，她说，给钱是我的事，花钱是别人的事，我给过了，快乐了，就跟我再没关系了。兰芽这样的人，也因此是永远无望成为学毛著积极分子或别的什么积极分子的。
兰芳和兰芽的不同，还表现在她们的谈话上，虽说兰芳比兰芽还大两岁，但一开始兰芳就在受着兰芽的引领。她们成为同事时正是兰芽对个人主义、自由意志着迷的时候，兰芽一吐口，兰芳就顿觉过瘾，仿佛周遭的空气都新鲜起来了。
有了兰芽的参与之后，兰芳和丈夫的一拍即合自是受到了影响。原本兰芳试图像兰芽引领自个儿一样去引领丈夫，但丈夫远不像她那么容易受到引领。丈夫固执地停留在原来的层面上，只对自个儿已知道的发生兴趣，比如贫富差距问题，比如贪官受贿问题，比如中国在世界的地位问题等等。他是非常忠于这个国家的，但他对这个国家用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唉”。他甚至对兰芳的变化也颇有微词，说，你呀，到底是个女人，今儿这样明儿又那样。兰芳就说，你呀，就是想自个儿想得太少了，没有自个儿，哪来的国家啊？好在，他们不为物质所动的观念仍保持着一致，其他的不一致，于他们就难形成大碍。
不过小李子关于女人的说法，倒令我心有所触，按他的标准，我也许一样是个“女人”，因为我总是容易摇摆。在旁人说兰芳和兰芽的不是的时候，我多半会站在她们一边；但在她们批评旁人的时候，我总觉得那旁人里似也含了我的。有时我会不甘心地想，怎么会，我和旁人怎么可能是一回事呢？但愈这样想，含了自个儿的感觉就愈强烈，有时强烈到对兰芳和兰芽都有些恼恨了。心想，你们可以对一个不相识的释放犯轻易放过，对身边相识半生的同事如何就不能宽容些呢？
听着电话里兰芳的哭声，不知为什么我脑子里会涌出这大堆的印象来。我听到兰芳擤了把鼻涕，而后说，小李子，小李子他……不说话了。
我说，刚才不是还说吵了一架么？
兰芳说，就是因为他不说话才吵的，我逼了他说，就吵起来了。
我说，那他怎么说？
兰芳说，只是一句话，不想说。
我说，怎么会这样？
兰芳说，我猜他是从网上看了什么东西了，网上的东西他是不跟我说的，因为我拒绝上网。你知道，从前我们也是有分歧的，分歧不怕，就怕他不说话，再加上和兰芽的分歧，我真不知该怎么办好了。说着又呜呜地哭了。
我早知兰芳是拒绝上网的，因为兰芽也拒绝上网。据说兰芽的拒绝上网跟丈夫有关。她的丈夫是一所大学的哲学老师，他不仅拒绝上网，还拒绝和兰芽谈论问题。他对兰芽唯一的要求，就是在家做一个贤妻良母。这可说是兰芽的心底之痛，她曾对我说，我们是阳差阴错结合在一起的，他低估了我，以为我只配做个贤妻良母；而我是高估了他，以为世界万物他都可以明察洞悉，其实，身边这么个大活人他都搞不明白。尽管这样，兰芽还是常偷看丈夫看过的书籍和笔记，然后变成自个儿的话去跟丈夫谈论。但丈夫像是一眼就能识破她的伎俩，对她的谈论永远是面带嘲讽地一笑了之。愈是这样，她就愈是要勉为其力地与丈夫较量，为此她可说是努力了一生。但除了引领了个兰芳，在丈夫那里她几乎一无所获。她这个人，却又固执地不喜收拾房间，地面、桌面永远蒙了一层尘土，窗台上永远摆满了没用的瓶瓶罐罐，卫生间里的脸盆、便盆永远挂了一层污垢，还有他们的卧室里，永远散发着丝丝缕缕的臭袜子味儿。她的丈夫像是把这些看得和他的书同等重要，常常为此面红耳赤地责怪兰芳。兰芳则把这计较看成男人的小肚鸡肠，她说，不管这个人有多深奥，只要他计较鸡毛蒜皮的事，就证明他做学问还不那么纯粹。而她自个儿，没有刻意地去看重这些，也许比她的丈夫还纯粹些呢。她曾郑重地对我说过一句话：真正的智者，应与社会潮流保持一定距离，做一个有终极关怀的人。说完她稍稍有些脸红，凭直觉，我猜这话不是她自个儿的，大约是从她丈夫的笔记里看来的吧……
我觉得很对不起兰芳，她在那边哭，我却在想些不着边际的事。我努力收回自己的思路，说，兰芳，你不用着急，也许他们都有自己的理由。
兰芳说，怕的就是他们有理由，只要有理由，他们这种人我敢说，八头牛都拉不回来了。
听兰芳这话，她的丈夫和兰芽倒像是一类人了。
我说，那你需要我做什么？
这一回，兰芳没再说不需要的话，沉吟一会儿，就听她说，我想让你帮我作个判断。
我说，判断什么？
兰芳说，我和兰芽，包括和小李子的谈论，有没有意义？
我说，有。我肯定地说。
兰芳说，怎么个有法？
我一二三地尽量有说服力地谈了有的理由。
兰芳听了颇有些兴奋，她说，我也这么想，让你一说，我心里就更踏实了。
兰芳又说，我还想让你帮个忙。
兰芳说，不知为什么，兰芽和我的疏远，除了看法上的，我总觉得跟那次去北京有些关系。原本我俩说好了的，退休后从北京开始，把全国各地想去的地方全走一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到那时候，我们的谈论很可能就是另一个境界了。一说起这个计划我们就会兴奋激动，兰芽还说，凭你我的悟性，说不定会是一次新生命的开始呢。可只去了趟北京，兰芽就再不提出行的事了，还直说不想再管身体以外的事了。
我说，去北京，发生过什么吗？
兰芳说，没有啊，无非是参观了几个建筑，国家大剧院，鸟巢，水立方什么的，看了场人艺的话剧，会了兰芽的两个同学。
我说，同学跟她说什么了？
兰芳说，我一直在场，嘻嘻哈哈的，也没记得说什么了不得的话。
我明白兰芳要我帮她的意思。但我不再说什么。
兰芳说，能不能帮我？
我说，帮不了，我又不是她肚子里的蛔虫。
兰芳说，那你就不能见她一面？
我说，见过了。
兰芳说，什么时候？
我说，几天前。
兰芳说，你们谈什么了？
我说，没谈什么，在小区里散步碰上的。
兰芳像是有些失望，叹了口气，要放电话的意思，却忽然又说，对了，有瓶舒乐安定，在北京时兰芽错放在我包里了，这对我没用，对她可是天天离不开的，哪天我拿到单位，你转交她吧。
这一天上班前，我带了那瓶舒乐安定，来到兰芽家里。
我看到兰芽拿了块抹布，正认真地擦拭桌上的灰尘。说她认真，是指她头上包了三角巾，腰里系了围裙，胳膊上戴了套袖，一副庄重地劳动的样子。
我说，真的开始干实事了？
兰芽说，不用讽刺我，反正我比一个既不空谈又不干实事的人要好。
我说，是啊，你是比我好，我从没否认过。
我说的是真话，我这个人，什么都明白，但对什么都少份激情，如果说对她们有时是嘲讽，那对自个儿有时就是讨厌了。
我想起兰芳的失望，便径直问起她和兰芳出行的事。
兰芽说，有时候，不一定非行万里路，也许行百里路就够了。
我说，就像这家务劳动，有时候不一定就会影响一个人的纯粹。
兰芽怔了一下，很快呵呵地笑了。
趁此机会我提起了她和兰芽的北京之行。
兰芽说，今儿是怎么了，关心起别人的事了？
我只笑笑，明白自个儿不为兰芳，只为自个儿也想知道。
我说，你身体没事吧？
兰芽说，没事啊。
我说，那就是大夫的问题了，其实一个人，不一定非得哪哪都弄得明明白白，身体是个整体，能感觉这个整体就够了。明白哪个局部，该是大夫的事。
兰芽说，这个兰芳，真是存不住话，什么都跟你说。
我说，你说我说得对不对？
兰芽没点头，也没摇头，只说，事情并不像兰芳说得那么简单，不光是身体的事。
我说，不管怎样，也不至于影响你们外出啊。
我看到兰芽很坚决地摇了摇头。
我不甘心地说，就算不外出，也不至于影响你们的交往啊。
兰芽看了看我，说，今儿你这份热情，真是难得。
不待我答话，兰芽又说，跟你正相反，我是腻烦了，一天比一天多的腻烦，腻烦自个儿，腻烦兰芳，腻烦一切……
我说，为什么？
兰芽说，不知道，我自个儿也不知道。
兰芽说着褪去套袖，解下围裙，摘掉头上的三角巾，统统将它们扔在地板上，说，你真以为我喜欢干这些啊，还有那些医学的书……我是害怕，我总得抓住点什么。
我诧异地问，害怕什么？
兰芽说，害怕我变成一个冷漠的没有激情的人。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刺了一下，一阵难以言说的疼痛。
我拿出那瓶舒乐安定，试图转移谈话的方向。
兰芽接过去，却继续说道，那天在北京，我吃了三片安定都没睡着，兰芳的呼噜太大了。对兰芳的腻烦，或者说对我自个儿的腻烦，那天晚上就像忽然蹿出来的一条野狗，死死地咬住我，再也不肯松口了……
我的心继续疼痛着。我当然不相信兰芳的呼噜会有改变一个人的力量，但我相信兰芽的腻烦是真的，兰芽的害怕也是真的。
这时，我听到兰芽家的书房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咳嗽声，猜测那定是兰芽的丈夫，一个与社会潮流保持距离的人，一个与女人计较琐事的人。我想，兰芽这回的改变，与兰芳有关，与她自个儿的丈夫有没有关系？我不由得想象着兰芽偷看丈夫书籍、笔记的情景……我想，若真有关系，莫非她的丈夫也一样地飘移不定，今儿这样，明儿又那样了么？
我疼痛着，同时也为那个被蒙在云里雾里的兰芳叫苦，这回，可要完全地靠她自个儿了。不过，这天底下的人，有谁真正地靠过自个儿？又有谁真正地靠过别人呢？
我从兰芽家告辞出来，向小区门口走去。正是上班的高峰期，门外的车流、人流，就仿佛两道永无停息的河流，不见头，也不见尾。一轮太阳金灿灿地挂在天边，如同以往地照耀着世界。我的疼痛感仿佛减轻了些。我明白，是因为这世界太大的缘故，我和兰芳和兰芽，在这世界面前算得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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