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午后，我凝视着李鸿章的一张黑白照片，许久许久。这幅照片，就悬挂在安徽省合肥市李鸿章故居的展厅里。我看见，他左眼下的那个清晰的伤疤，像一颗永远抹不去的泪滴，悬挂在那里。

即使再高明的史学家抑或文学家，都很难对李鸿章风云跌宕的一生一言以蔽之。倒是他自己简括了自己的人生历程：“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在李鸿章的生前死后，人们议论纷纷，难以定论，褒贬不一，毁誉参半。

李鸿章的启蒙老师，是他的亲生父亲——一个遵循儒家道德和治略的官僚士大夫李文安。这使他从小就把自己的前途命运，寄托于科举功名，并梦想有朝一日挤进统治阶级行列。由于李鸿章天资聪颖，勤奋钻研，加之后来多位良师督导，终于脱颖而出。李鸿章在《入都》组诗中写道：“读书但愿登科第，得不为荣失便羞。”表达了猎取功名的强烈愿望。

如果不是在动荡不安、飘摇不定的晚清，李鸿章或许一辈子只做一个稳稳当当的文吏，编修史志，伏案著述，或许会成为家乡桐城派的代表人物，著作等身，青史留名。可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社会震荡，彻底改变了这位书生的命运。

1851年1月，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矛头直指日趋衰败的清政府。当时，满族达官贵人和绿营兵腐败不堪，根本无力抵抗义军。在这种情况下，清廷只得争取汉族地主豪绅的支持，动员他们“结寨团练”、“搜查土匪”，配合清军镇压太平军。李鸿章做梦也没想到，他会被派往安徽老家，参与督办团练。

然而，李鸿章手无兵权，又无实战经验，加之同僚排挤，其才能难以施展，可谓英雄无用武之地，一时消沉下来。直到1859年，曾国藩调其入湘军幕府后，他才走出了政治生涯的低谷，在军政界的影响逐步扩大，翻开了他宦海生涯的崭新一页。

李鸿章思想深邃，文采飞扬，在湘军幕府中既当谋士又掌管文案，深为同僚钦慕。此间，流传一个有趣的文坛轶事：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军过程中，几经失败，垂头丧气，在给朝廷的一份奏折中说湘军“屡战屡败”，本想为自己开脱罪责。他写好后交给李鸿章看，李鸿章大胆地将“屡战屡败”改为“屡败屡战”，词序一颠倒，境界全不一样。朝廷非但没有责怪曾国藩，反而大加赞赏他“不服输、败不馁”的英勇气概。

曾国藩对李鸿章十分器重，经常找他谈论文事、政事、军事、时事，精心培养、教导李鸿章的为人、为文、处世、做官；同时严加管理，改掉了李鸿章骄傲自满、好睡懒觉等不良习气。为此，曾国藩与李鸿章结下深厚的师生之谊。李鸿章虚心好学，积极上进，谨慎处事，察言观色，环顾左右，晓悟权术，功绩卓著，逐渐地成长、成熟起来。

1862年3月，在曾国藩的大力支持下，淮军正式建立。这年，李鸿章被清廷授予江苏巡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地方大员。次年，刚组建不久的淮军，被调往上海对抗强大的太平军。

1865年，淮军发展到6万多人。由于采用了现代化装备，战斗力大为提升。这时的淮军，已经取代清政府的八旗、绿营军，成为真正的国防军。淮军的将领、幕僚，如盛怀宣、吴汝纶、袁世凯、唐绍仪、丁汝昌、刘步蟾、邓世昌等，也逐渐向政界发展，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淮系政治军事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清王朝的国内外形势，左右着清王朝的政治走向。这年，李鸿章因功被授予两江总督。1867至1868年，李鸿章被授予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太保衔。

李鸿章是聪明的。他的聪明，在于透视出以慈禧为首的清廷对己“既倚重又压制”的矛盾心态。在淮军镇压了太平军和捻军，自己的势力威胁到朝廷时，他没有沾沾自喜，而是为避清廷疑心，主动上书要求裁军，因此换来了清廷的信任，也保全了自身。

实际上，李鸿章一刻也没有放弃对淮军的控制和加强。据史料记载，到中法战争期间，淮军分防的区域已遍及直隶、鲁、鄂、粤、桂、闽、浙、苏、晋、奉、台湾和朝鲜等地，足见其势力范围之广。他还大力荐举亲信出任封疆大吏，如荐举张树声、刘秉璋、潘鼎新、刘铭传等人为督抚，荐举钱玉兴、周盛传、周盛波、黄桂兰、郭松林、李安堂、李长荣、聂士成、潘万才、唐仁廉、唐定奎、丁汝昌、吴长庆、吴凤柱、杨歧珍、杨鼎勋、叶志超等17人为各省提督，权势之大，影响朝局。

1870年，李鸿章凭借赫赫战功和淮系集团这一后盾的支撑，当上了最有实权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清廷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等重大问题决策的核心人物，权倾朝野，唯我独尊。在这个位子上，他一坐就是25年。其间，李鸿章还被授予文华殿大学士，并授予三根花翎。在晚清时期，李鸿章是享有如此殊荣的唯一一个汉人。

李鸿章倡导洋务运动，具有一定的远见卓识。

他首倡、兴办民用企业，建立了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织布局等。他还第一次把电报引入中国。面对思想僵化的当朝大臣们，李鸿章倡导建设铁路的过程异常艰难。他主张建设的唐胥铁路，是中国自建的第一条铁路，全长仅11公里。当时，遭到很多人的极力反对。顽固守旧派甚至上奏折列出百条反对意见，说建设铁路会破坏风水，会震动几百里以外的皇陵等。火车在第一次试运行时，被迫用马来拉。由此推知，李鸿章推行洋务运动阻力之大、难度之大。

洋务运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是，李鸿章在顽固的旧文化背景下，毅然决然地借鉴西方的治国之策，寻求变法、改制，以求自立、自强，他推行的一系列的重要措施，客观上对推动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李鸿章一生中，争议最大的是他的外交生涯。早在1874年，他就意识到清朝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果断提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主张，以增强国家实力，提高国际地位。但是，由于时代和个人的局限，最后“和戎”和“变法”都归于失败。

依我推测，李鸿章作为一个知书达理、头脑清醒的人，绝不情愿在任何不平等条约上签名，因为谁都不想遗臭万年。相反，在被迫与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时，他进行了艰难曲折的斗争，并因此流血，甚至差点付出生命。1895年中日战争后，李鸿章受命到日本马关，在春帆楼与日方代表伊藤博文举行谈判。李鸿章抱着“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的原则，据理拒绝日方提出的无理要求。3月24日，对于李鸿章来说，是一个黑色的日子。这天，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第三轮谈判结束，在坐马车返回住所途中，被日本浪人小山丰太郎持枪击中左颊骨，他顿时血流如注，昏厥了过去。事件发生后，日本立即受到国际舆论的一致谴责。日本为防止其他列强介入而陷入被动境地，遂主动宣布停战，把原来要求清政府赔偿的三万万两白银减少到两万万两。由此，民间流传“挨了一子弹，少了一万万”之说。李鸿章因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被视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卖国贼，在全国上下一片怒骂声中，李鸿章失去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宝座。

1896年5月，李鸿章受命赴俄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并访问了德国、法国、英国、美国等欧美主要国家，行程两万余里，历时二百多天，这让李鸿章增长了不少见识，特别是看到了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体制的优势。李鸿章的出访，表面上受到很高礼遇，甚至被说成“东方俾斯麦”。不过，那一切都是虚妄的风光，辛酸的派场。它非但挽回不了清朝日薄西山的宿命，反而加快了晚清政府的灭亡。

清政府一厢情愿地想与俄修好，以遏制其他国家，却弄巧成拙，引狼入室，自食其果。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此后的几年，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列强一共签订了30多个不平等条约。

1900年，李鸿章又被任命为全权大臣，签订了一个给中国人民戴上沉重枷锁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从此清政府名存实亡，完全成为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不久，清朝所信赖的沙皇政府，又逼迫病床上的李鸿章签订了不平等的借款条约《道胜银行协定》，李鸿章于悲愤交加之下，口吐鲜血，卧床不起，于1901年11月7日含恨而逝，终年78岁。

史载，李鸿章临死时，“双目犹炯炯不瞑”。弥留之际，李鸿章老泪纵横，留有一诗：“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生命到了尽头，这位“孤臣”为什么要流泪，又为什么要说“死难”呢？或许，他临死才悟出，自己的死，远非死得其所，而是毫无意义。

残酷的历史告诉我们：弱国无外交；落后就要挨打。在李鸿章的后半生中，他一直致力于为国内变法争取和平的外交环境，但是，外国列强不会给清朝“韬光养晦”的机会。因此，他的许多美好的设想，在“强权即是公理”的国际背景下，只能是美好的愿望。对此，不只是李鸿章一人死不瞑目。

回过头来，我还想补充一句：李鸿章算是清王朝的一大忠臣。在他心中，忠君观念根深蒂固，自己与清廷互相依存，荣辱与共。他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起义，多次指挥对外国军队作战，倡导洋务新政，推行“和戎”外交等，无不是为了拯救摇摇欲坠的清廷大厦。李鸿章曾形象地把清王朝比作“破屋”，把自己比作“裱糊匠”，宣称“裱糊匠”只会修葺而不能改造“破屋”。他十分清楚“破屋”终究经不起风雨交加的摧残，立即就会垮塌，但是他自始至终在做这个“裱糊匠”，救于无救。其心可鉴，其情可佩，但其行可哀。

也许有人说，李鸿章是委屈的，成了替罪羊。但是，用历史的眼光看，李鸿章是投降主义的决策者之一，又是主要执行者，所以，他是决不能逃脱卖国罪责的。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写道：“李鸿章忠臣也，儒臣也，兵家也，政治家也。”这是梁启超的观点。可我不认为李鸿章是一个政治家，他充其量只是一个政客，或说是一个“技术官员”。他也不是一个外交家，只算是一个怀有爱国意识、与列强讨价还价的“买卖人”。

梁启超还在《李鸿章传》开篇中写道：“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这个评价比较客观、中肯。由于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等，这才导致李鸿章的短视行为。这种短视，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礼教的后果，也是闭关锁国带来的尴尬。如有慨叹，只叹李鸿章生不逢时了。

毛泽东主席打比方说，李鸿章与那个时代的关系是“水浅而舟大也”，其意不在责怪谁，却真实地道出了为人臣的无能为力。这对于李鸿章来说，足够宽容了。

实际上，李鸿章的悲剧，不只是他一个人的悲剧，而是落后、软弱、衰落、腐败的晚清的悲剧，是整个国家、时代、民族的悲剧。李鸿章的失败，也不只是他一个人的失败，而是国民性的失败，是旧文化、旧观念、旧体制的失败。

再次凝视李鸿章那幅带有伤疤的照片，我突然觉得，那是旧中国留下的一块永远愈合不了的伤疤。一百多年过去了，我的心仍在隐隐作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