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父是个摇勺把儿的厨子，论手艺，在我生长的那个百十户人家的小镇上，算得上数一数二的。在我记事的时候，使我心醉得忘乎所以的，便是人们对家父手艺的赞扬。

手艺究竟多么高超，老实说我是不得而知的。家里的菜蔬除开萝卜便是青菜什么的，且油盐淡薄、调料全无。盐水煮萝卜吃厌了，便从泡菜坛子里捞一碗豇豆什么的改改口味，即使逢年过节，偶尔有点荤腥，也是家慈上灶。小孩家不晓人事，时常咕咕哝哝地抱怨家父，怪他不在家里显显手艺。家父常常无言以对，只是歉疚而又为难地叹口气，摸着我的小脑袋，一声不吭地扭过身去。每当这般时候，母亲便故作轻松地拉我到一边，从灶灰里扒出一两个红苕或烧洋芋，剥光皮塞进我的手中，轻言细语地说：“乖娃子，你爹哪样菜不会做？再大的席面也拿得下，可咱家连油都没有吃的，干锅子炒菜咋显手艺……”说着，总要背过身去，撩起衣襟抹几把辛酸泪。

这样的情景经过几回，我也就学乖了，再不咕咕哝哝地难为父亲。可我想品尝家父手艺的心并没有死。每到逢集，便守望在肉架子旁徘徊，遐想那一刀刀有肥有瘦的肉，若经家父的手艺之后，该是怎样的美味！可是，架子上的猪肉全让人挑挑拣拣地买光了，留给我的只有那难以忍受的馋欲。每当这个时候，我便萌动起现在想来都难为情的理想：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是那些能坐上酒席的人；人世间最美的职业，莫过于摆弄大鱼大肉的厨子，鸡鸭鱼肉整条整条地从手中经过，就是尝盐味，也能一饱口福。

我刚刚10岁出头，在镇上的小学读四年级。家父每次做厨回来，都要一边捶着又酸又疼的腰，一边叮嘱我用功念书，长大了找个既挣钱又不服侍人的职业。可我大不以为然，只是想学厨子。

在无数次死缠硬磨之后，家父不知是看我胸无大志，不可能有什么出息呢，还是可怜我那张馋嘴，居然答应带我学厨。于是，念书便成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而学厨成了我人生中最大愿望和唯一理想。只几年工夫，家父的刀法、火功、拼盘、着色、筹划席口等诸如此类的一应手艺，我全心领神会，运用自如，成了镇上人人夸赞、交口称奇的厨子。

正当我以为厨子这职业定是我终生的衣食饭碗了，不料发生了一件使我蒙受羞辱的大事。

16岁那年冬天，正是一担萝卜顶一个干部一月工资的天灾人祸的困难时期，公社为了抹县上派来的灾情检查组的嘴，到学校替我请好假，要我去做厨。在公社机关食堂的厨案上，我见到了当时市场上根本见不到的大鱼大肉和白米细面，我使出浑身解数，将这些东西变成了色、味、形俱佳的三桌席面。按当时一斤猪肉十多元的黑市价计算，这三桌酒席不值一千也值八百元。我不知道这钱是从哪里抠出来的，反正绝不会是酒席上那些自称是“人民公仆”的人掏的腰包。听着客厅里食客们歇斯底里地划拳猜宝，我的眼前自然而然地出现了病床上家父的呻吟，母亲和小妹那干瘦浮肿的脸庞。我猜想，他们办酒席说不定是从救济款里抠的钱，这钱是党给灾区人民的救命钱，按说也有我家一份。

这想法支使我赌气般地大吃大嚼了一顿，还把一块没用完的约莫五斤的肥肉和一瓶没启封的西凤酒塞进了我随身带来的潲桶里。

原以为这秘密人不知鬼不觉，谁知道还是被比鬼还精的公社主任发觉了，不仅收回了那肉、那酒，还要学校将我开除。幸亏我的班主任上下活动，好话说尽才使我保住学籍，读完了高中。

这件事是我的奇耻大辱，也是对我认识生活的启蒙，改变人生轨道的起点。从此，我把做厨家什丢进了茅坑，书本成了我的全部生活。

俗话说“树怕伤根，人怕伤心”，在我看还应加上这么一句——人怕发愤。功夫不负发愤人，后来我居然由一个只知吃、吃、吃的笨虫，变成了陕西师大中文系的学生。

大学毕业后分配在文化馆搞创作，工作闲适且有趣。逢年过节偶尔来了三朋四友，倘有兴致，我便亲自上灶，略施小技，便能博得满桌赞誉。当友人们问我艺从何来时，我常常满面羞惭，不胜尴尬，不便直言自揭丑底，便答非所问：“羞辱能使人发愤，发愤能使人成功。”他们听得云里雾里，唯有我心明如镜。

我不便把话说透，只得反复再三地喃喃自语：“小时候，我曾想学个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