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红牌①凌高排
  我刚出发往高原走的时候，得到了杨烈猝死这个可怕的消息。
  我和杨烈在军校学的是同一个专业，又是上下铺，最后又一起分配到了边防T团。我没有想到，老万那辆军车颠簸了六天，好不容易把他从这座大漠边缘的绿洲小城驮负到了海拔五千三百多米的天堂湾边防连，他的背包还没来得及打开，就牺牲了。我更没有想到的是，这个骄傲的军人，他没有死在别的地方，而是死在了天堂湾边防连的厕所里。他蹲在蹲坑上，光着屁股，在那里往生了。
  杨烈本来是被留在团宣传股当干事的，到天堂湾边防连的应该是我。但他坚持要去。团里便把我和他作了对调。
  他是一个有些自负的家伙。虽然他知道集体生活的原则，但他与很多人保持着一种内心的距离，只和我交往得深一些。集体生活的原则是不能把自己孤立起来的，这样做，你的成绩很难得到承认，就是平时无聊的时候，你也可能找不到人和你闲扯，从而陷入孤独之中；真的打起仗来，你需要救援的时候，他们也不情愿把你从危险中救出来，他们会在心里说，他娘的，你不是傲气得很吗？还要我们救你？你到地狱跟阎王爷傲去吧！但他不管这些。
  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在他看来，好多人平时端正挺拔，但一到毕业分配的时候，毕业后到哪里去的问题就把他们搞趴下了。因为好多人只会一条，那就是求人。当一个军人先跟人家挺得笔直，敬个军礼，然后拿出一兜子烟酒、补品，涎笑着请人家帮个忙，分个好去处时，这个军人不管他以前有多优秀，从那一刻起，他娘的，他就把军人的骨气丢尽了。他已失去了做一个军人的资格。
  我就是听了他这通鼓噪，高傲地没去找任何人，最后被分配到边防团来的。我是践行他想法的唯一的追随者。
  你肯定也会说，他是“服从组织分配、自愿到边疆建功立业”的“典型”，他这样做，不也用了心机吗？可以这么说。但不能用心机这个词，恰当的说法应是计谋。计谋对一个军人是很重要的，一个军人不懂计谋，还能做什么军人？
  虽然我和他学的是特种兵专业，但分配的时候却不一定能分到特种兵部队去，我们教育的现实是，所学与所用是无关的，这其实是对你所学的彻底否定。
  快毕业的时候，军校表面上还是那样斗志昂扬，铿锵铁血，但私底下却笼罩着一种特殊的颓丧和伤感的气氛——这种气氛只要有那么三五个悲观主义者就可以营造出来。毕业分配这一步对每一个人都很重要，谁都希望自己能分到一个经济发达、条件优越、驻地在城市的部队里去，谁都不愿意去条件艰苦的地方，更不用说边海防了。他们魂不守舍、唉声叹气，好像即将面临的是个杀场。好多人都在想办法、找关系，把姑舅叔伯、亲戚邻里、战友老乡，只要能想到的都翻弄了一遍，看谁能不能帮上个忙。不太忙乎的只有一种人，那就是真有门路的几个家伙，他们这几天一有空闲就凑在一起斗地主。杨烈不愿意求人，所以当即奋笔疾书，给学校写了一份自愿到边海防去工作的申请书。
  他是这么想的，我们中的一些人，不管他怎么折腾，最后还是会被分到条件艰苦的部队去。与其如此，还不如自己申请去算了。这样，学校高兴，把你树成典型，为你开个表彰大会，让你在全校学员面前发言，领导号召大家向你学习，你从此载入校史，你走的时候，校领导亲自为你送行，多么体面风光！到了下面的部队，人家也会注意，说这个学员思想素质好，晋职晋衔也会优先考虑。再者，你是自愿到艰苦地区去的，官兵们看你就不一样。所谓计谋，不过如此。
  而有他这种想法的，不仅他一个人，但他是第一个，是在学员大队还没有动员的时候就主动要求的，后面这些交上去的申请书，可能激情比他饱满、决心比他坚决，但不过是在他的“带动鼓舞下”所做出的行为。当然，这其中有些人的想法和行为可能还比他单纯。但一个军人讲究的是把握战机，勇谋兼具。
  整个过程和他设想的分毫不差。但命令真的下达，他知道了自己要去哪里的时候，他还是有些傻了。叶尔羌，这个地名他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找到了一幅中国地图，找了半天，终于在喀喇昆仑山下把那个地方找到了。
  娘的，够狠，一脚把老子踢到天边边去了。他说。
  胖胖的、笑眯眯的政委和精瘦的、随时冷着一张脸的院长亲自到车站来为他送行。在火车站，政委收起他的笑，严肃地对他说，你有理想，有抱负，好好干！院长则挂上了笑脸，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小子，以后肩膀上将星闪烁的时候，不要忘了我这个院长！
  那个时刻，他……他妈的的确是热血飞扬，觉得自己是关羽再世，恨不能立刻跨上赤兔马、拎起偃月刀，日行三千里，飞赴边关，撒播威名。
  火车走了好久，他还没有回过神来。我实在看不下去他那副沉迷的样子，捅了捅他，说，快醒醒了，火车已跑了一百多公里了。
  他掩饰地笑了笑，说，哎，就要离开这座摸爬滚打了四年的鬼城市了！
  二 少尉干事李慰红
  杨烈做报告是我陪他的。他的这个报告在防区做得不是很成功。掌声很热烈，但那只是体现了我们部队的纪律性和礼貌而已。其实，所有类似的报告都不过如此。更何况，我们在这风雪边关干了好些年了，你个红牌还没有找到搁屁股的地方，还不知道边境是个什么样呢，有什么资格在我们面前谈热爱边疆、无私奉献、艰苦奋斗？那报告在防区做了两天，每天三场，连轴做下来，他觉得真是既恶心人家，也恶心自己。做到最后，他自己像得了厌食症，茶饭不思；又像偷情怀孕的少女，吃啥吐啥，忐忑难安。
  做完报告后，防区宣传科科长用副政委的“牛头”把他很正式、很庄重地送回了团部。他在路上就跟我说，做这种报告真是累死人了，他回到招待所要先冲个热水澡、好好睡一觉。没想回来后，他的凤巢已变成了鸡窝。我叫招待员给他开门。招待员说门没有锁，他现在住三楼右手第三间，还有，晚上招待所不开伙，李干事，你叫他自己带餐具到机关食堂吃饭吧。
  他前几天是和团首长一起吃小灶的，招待所那位白净得像姑娘似的招待员的话已委婉地告诉了他，他不能再跟团首长一起进餐了。我带他进了三楼右手第三间房，一开门，一股浓烈的、热烘烘的酸馊味、脚臭味混就迎面扑来。那个半边脸黑得像煤炭一样的鬼脸老万正在呼呼大睡，他鼾声如雷，每一声呼噜，都会鼓扯得整个房间像气球一样膨胀起来，他睡觉的铁床也会随之发出一阵痛苦的颤动。杨烈的迷彩背包孤零零地扔在一张铁床上。招待员根本没有跟他讲，就把他的行李扔到这里来了。对这些红牌，不管你有多牛逼，在这里都得收起。你到了这个地方，即使你马上就是一名军官，即使你的兵龄比招待员长，但因为你是个新来者，所以还得把自己当作新兵蛋子看。
  先前，因为杨烈是“先进典型”，所以得以享受吃小灶、住军官住的标准间的待遇，现在，他已正式成为边防T团的一员，但当时的身份还是学员，还是一个介于士兵与军官间的浑沌状况，所以，在军队这个等级分明的机构里，之前的特殊待遇都得全部收起来，他得回到T团的等级秩序中——从铺着白床单、白被套，茶几上摆放着水果和干果的标准间搬到充满大兵臭味的士兵宿舍。房间是上下铺，一个房间睡八个人，每个人都是匆匆过客，所以房间脏乱、被褥污秽、苍蝇乱飞；窗玻璃上蒙着一层厚厚的从塔克拉玛干吹来的黄褐色沙尘，墙壁上写着各种留言，在污脏的晴纶布窗帘后面，竟然还有一幅脏画。门后的角落里堆着方便面袋子、饼干的包装盒、羊骨头、猪骨头、白酒瓶、啤酒瓶、易拉罐、果皮、一双穿坏了的军用胶鞋。大家都叫它“猪圈”。看到这副景象，我脸上都有些挂不住。
  我把门打开，杨烈和我都坐不住，也没法坐住。但我坚持着。他到充满尿骚味的卫生间找到了扫把，把那堆垃圾弄走了。招待员见了，嘻嘻一笑，说，先进典型的思想就是先进啊！我看了看他那张白净的脸，想着如果我要抽他，该怎样下手。但我最终没有抽他，我只是说，你小子，一点也不知道羞耻。他还是嘻嘻一笑，说，我不管打扫猪圈。我不想再理他，这种机关兵，人前说人话，鬼前说鬼话，善于察言观色，长于见风使舵，早早地成了兵油子。
  我见他有些落寞，想着也没有什么事，就打算陪他一会儿。抽完一支莫合烟，又卷了一支，递给他，来，尝尝吧，这新疆的莫合烟真的很香。
  烟味儿很独特，可惜我不会抽。他有些抱歉地说。
  不会就学。在山上没个烟，日子难过得很。
  还是不抽吧，到时熬不住了再说。
  这时，老万醒来了，他打了一个哈欠，伸了一个长长的懒腰，用带着很重的陕西口音对我说，李大干事，怎么舍得光临猪圈啊？
  我说，你看你睡得像猪一样，我陪杨烈同志到防区做完报告刚回来。他是北方陆军学院特种兵专业的高材生，是主动要求到我们团来工作的。我接着又介绍道，老万，人称鬼脸老万，车技一流，我们团边防一线的很多重大任务都是他来完成。
  他伸出手，和坐在床上的老万握了握。
  我把卷好的莫合烟递给老万，老万贪婪地大吸了一口，问他，这猪圈是你打扫的？
  杨烈说，太脏了，顺便打扫了一下。
  老万用像是早就认识他的口气对他说，本来想再睡一会儿，你打扫得这么干净，就睡毬不着了。
  他有些抱歉地看了看老万，像是忍不住好奇，他们怎么给你取了鬼脸老万这个绰号呢？
  我帮老万回答道，那是他当第二年兵的时候，有次出去执行潜伏任务。快到中午了，突然感到脸上像被烙铁烙了一下，然后他的脸就被灼伤了。那是由于太阳光反射到冰面上，聚光后恰巧“唰”地打到他脸上，他就成了鬼脸，不过，我们把这叫做“阳光之吻”。因为他车技好，鬼脸老万这名字，新疆从喀什算起，西藏从拉萨算起，跑这条线的人都晓得他，也可以说是名震青藏高原的。
  老万听我说完，颇是得意地呵呵笑了。笑完，又解释了一句，我当兵十五年，在这条线上就跑了十三年半。明天一早，你们这些新来的就搭我的车去天堂湾。
  杨烈问道，明天一早就走啊？
  老万说，明天早上六点就得出发。
  当天下午，干部股的张干事到招待所宣布了杨烈明天出发赴天堂湾任副连长的命令。让他一到部队就出任副连长，就是因为他是典型的原因，而其他人，虽然军衔是中尉，级别是副连，但还得先干排长。这种任命有些操蛋。副连职中尉排长，跟人说起，人家就会觉得你的能力有问题。至于为什么让他到天堂湾，张干事说，天堂湾马上要授予荣誉称号，他是先进典型，当然该到那里去工作。
  他准备好东西，然后给他的女友写了一封信。但他没有把那封信寄走，因为他的信写得有些过于伤感了。他又试图给父母写信。他说他必须告诉他们，因为他们知道他该毕业了，知道他就要到部队去工作，他们在期盼着他的信。他只能采取一种模糊的方式，告诉他们他分到了89140部队，刚来报到，这里一切都好，待诸事安排好后，再写信给他们。总之，信很简短，对自己所到达的地方语焉不详。我想，他是怕父母知道他来到了这么边远艰苦的地方会担心。
  老万去检修了汽车，加好了油，然后就一直半靠在铁床上发呆。老万今天上午刚从高原上颠簸下来，明天又要颠簸着往上爬，他需要这样稳当地坐一坐。我抽了好几支莫合烟，屋子里弥漫着那种特殊的香味。我就这样差不多坐了一个下午，看他在信纸上忙碌。
  他写完信后，我说，我带你出去转转。
  他受纪律的约束，有些犹豫。
  我说，我带你参观参观营区，这里可能就是你要长期战斗的地方了，副连长、连长、副营、正营、副团、团长，然后你才有可能高升，离开这个营院。
  你这样一说，真令人绝望。
  事实就是这样。你现在想起来好像需要很长时间似的，其实很快。我现在可是知道了，这世界上最不经用的就是时间。
  李干事，你是个老兵，你经历了很多东西，你可以这么说。
  营区在县城一角，面临一大片绿洲。北面是一座石山，大部分光秃着，石山四周长着白杨和水柳。山上是四通八达的战壕，战壕又连接着众多的碉堡和暗堡。这都是与原苏联对抗时修建的，但现在还没有荒废。为了躲避巡逻的哨兵，我们傍着营区内的建筑，翻过第一道围墙，然后进入了围墙后面的战壕里。顺着战壕，我们来到了高地上。
  站在高地上，可以看到夕阳给整个绿洲镀上了薄薄的晚霞。东侧，是笼罩在白杨树丛里的县城，因为正是做晚饭的时候，县城上空笼罩着一层淡淡的雾霭。更远处，白杨呈网格状分割着绿洲，构成了抵御来自塔克拉玛干沙漠风沙的网络。有一条不知名的小河从平原间穿过，河道蜿蜒，时隐时现，如同飘带，夕阳洒在河面上，闪耀着红铜般的亮光。
  我问他，你想不想去县城转转？翻过那道有铁丝网的围墙就到了。
  他说，我在这上面望一眼就行了。
  我说，这县城，你现在嫌它小，等你在天堂湾待一段时间，再看到它的时候，就会觉得它怎么会这么大，这么繁华啊！你这一上山，搞不好一两年下不来，这将是你这一两年内最后一次看到的城市。我说完，就站起来，把烟头用脚摁灭，说，你不去算了，你等我会儿，我最多二十分钟就回来！我说完，跳过战壕，翻过围墙，向县城走去。
  我买了猪蹄、鸡爪、花生米，还有一瓶白酒。提着这些东西，我回到了他的身边。我说，我请客。我在碉堡里把酒肉摆好，问他，你不会扫兴说你不会喝酒吧？
  一看就知道他的确很少喝白酒，但他不忍心扫我的兴，还是答应陪我喝几口。
  我们坐在地上，背靠着碉堡，从射击孔望出去，夕阳像一坨即将燃尽的牛粪，在我们身后缓缓下沉。
  我递给他一只猪蹄。你先啃上一只。看他咬了一口，我就接着问他，这猪蹄卤得怎样？
  味道的确很好。
  听他这么说，我很高兴，我把酒瓶打开，说，来，你先整一口！这是昆仑大曲，六十二度，喝着带劲。
  他说，我从没有喝过这么烈的酒。他抿了一口，说，这酒就像火一样在我嘴里乱蹿。他的脸皱得跟一颗核桃似的。
  我看他那样，像个兄长一样，呵呵笑了。你这样喝酒酒都在嘴里蹿着呢，看我——我说完，“咕咚”喝了一大口，咂吧了一下嘴，然后很享受地、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要像我这样大口喝酒，酒才能下到肚子里去。
  他照着我的样子，又喝了几口。他很快就有了醉意。
  回到“猪圈”，天已黑了，T团营区内，只有办公楼上有几扇窗户亮着灯，其他房间的灯都被茂密的白杨树遮住了。营区陷进了黑暗之中，但很快，它的轮廓就被昏黄的月色勾勒了出来。
  三 中尉干事凌高排
  我现在上天堂湾去，是要先去对杨烈的死因做一个调查，然后留下来，接替他代理天堂湾边防连的副连长。我现在走过的路，就是杨烈前几天刚刚走过的。我不知道这条路是不是留在了他的记忆里。而现在，他的灵魂可能正顺着这条路来找我，想告诉我他死亡的原因。我多想跟自己说，这不过是一个玩笑。这家伙长着一张有些滑稽的娃娃脸，两个脸蛋随时都是红扑扑的，一运动的时候，红得就像熟透了的苹果。有时候就是抹上迷彩色，也掩盖不住他的红脸蛋。他爱开玩笑。但很多时候都把玩笑当真。虽然这样，我还是有些佩服他。在我们那个学员队，好多人都只佩服自己，能佩服别人的可能就我了。没想到这家伙会像苹果一样不经摔打，刚一掉到高原上，就摔碎了。你他妈的！我骂了一句。我的眼睛又模糊了。
  想骂你就骂吧。拉我上山的驾驶员是个虎背熊腰的老兵，他宽容地说。
  我骂的是自己。本来该是我到天堂湾去的。
  世上没有后悔药。老兵说这句话时，军车刚好近乎仪式地缓缓跨过“零公里”那个路标。
  这里就是新藏公路的起点。从这里开始，等待我的将是一个陌生的世界。单车上世界屋脊，任何人都会感到畏惧。
  那毕竟不只是一块悬于高空、神奇诡异的高原，还是一片沉雄辽阔的梦境，几千年来，没人能够惊醒它。杨烈的死告诉我，在那里，仅有勇敢和万丈雄心是不够的。勇敢在它面前会显得幼稚和鲁莽，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无可比拟的高度，所以万丈雄心在它面前也会显得矮小。
  在那里，你首先得学会敬畏自然。
  这些遍布于昆仑和阿里积雪覆盖的群山、飓风横扫的荒原、奔腾汹涌的河流、险恶卓绝的山谷和高耸云天的达坂的妖魔鬼怪，虽然来自人类的信仰，但他们以信仰的方式存在于天地之中，传播于时空之间，它告诉我们，凭我们弱小的肉体是无法不敬畏的。
  我宁愿相信它是一个看得见，却不甚清晰的世界；或是一个超越宇宙现实的纯净领域，只有满怀虔诚之心，用信仰者的眼光才能看得分明；只有用静穆、庄重的准则和繁复的宗教仪式才能控制；只有将自己的身心融入其中，成为其虔诚的部分才能理解。
  我们前往的是神的领域、圣的居所。神圣之域，那不仅是地理上的，更是信仰上的。
  我觉得自己不是走在新藏线上，而是站在易水之滨，到处一片肃杀苍凉景象。铅云满天，黄叶遍地，恍然觉得自己正是一白袍飘然、利刃在握的壮士，正要去刺杀这凌驾天下、目空一切的山的暴君，为杨烈复仇。
  过了八十里兰干，人烟渐渐稀少。又行五十公里，到了普沙，它是最后一个村庄。在大山的怀抱里，军车像一粒尘沙，随时有可能被一阵风刮得无影无踪。
  我想说什么。老兵毫不客气地让我闭嘴，在这条路上最好少说话。
  这条公路平均海拔四千五百米，是世界海拔最高、路况最差的公路。全线要翻越十多座达坂。这条公路路窄，坡陡，弯急，夏有水毁塌方，冬有积雪冰坎。好多达坂一夜积雪可厚达两米。据不完全统计，自通车以来，已有两千多辆汽车摔烂在这条线上，而死伤的人员也不会低于这个数目的，这是一条“天路”，但与地狱相伴。
  军车以十公里的时速缓缓行驶，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在被迫攀一根垂直而下的命运的绳子；又像是一位乞丐要跨进这道门槛，去攀附坐在龙位上的帝王。我不往路边看，路的宽度刚好够搁下车辆。我不安地看着老兵——他无疑是我生命的主宰。他紧紧地抓着方向盘，脸黑着，不时骂一句，我操！
  脚下是壁立的危崖，岩石突兀，峭壁千仞，鹰翔于脚下，云浮于车旁，伸手可摸蓝天，低头不见谷底。太阳像突然变胖了，显得硕大虚浮，没有一点真实的感觉。阳光没有一点暖意，但把对面的山岩照耀得格外清晰，几乎可以看见岩石的纹路。更远的苍茫峰岭则笼罩在一片混沌之中。当我站在那些达坂上，我生平第一次领悟了何为高度。
  ——那是一种晕眩，一种被现实和理想同时击中脑门的带着双重痛苦的晕眩；同时，还有些酒后沉醉的飘然，觉得身后长着一对翅膀，只要展开，即可飞去。
  我在喘息之际，突然发现了几只大鸟，像鹰一样在天空盘旋着。午后的阳光把它们巨大的身影投在地上，显得十分恐怖。有这么大的鹰么？我问老兵。
  那是秃鹫。
  秃鹫总是跟着死人味儿，该不是我们身上那味儿吧。
  闭上你的乌鸦嘴！自从驶过零公里，老兵就变得严肃起来，似乎把所有的心智都用在了对军车的驾驶上。
  我之所以想找话说是因为我内心感到恐惧。我的头很疼，像是谁在用一把很钝的斧头不停地劈它，这高山反应的痛苦是真实的。我感觉到了生命的脆弱。你一旦到了这里，就变成了一块把自己放在了一个不停摇晃着的桌子上的冰，你随时都有可能摔下来摔得粉粹，像杨烈那样，所以，你首先要保证自己不被晃下来，然后，你要让自己的生命适应这里的严寒，只有与那里的霜雪融为一体，你才能不被融化。
  作为一个军人，我虽然还没有参加过真实的战斗，但我是能面对死亡的。我突然理解了杨烈的死——那不是事故，而是牺牲，我一直这么认为。其实任何一个人只要进入了这座高原，也就进入了一个无声的战场。
  四 红牌吕家禾
  那个开车的老兵有一张狰狞的脸。他不让我们坐驾驶室，即使他认识杨烈，也不让他坐，却让一个下士坐在里面，而那个空座位，他让它一直空着。他把我们赶到了大厢上，让我们“漂大厢”。他一点也不掩饰对我们三个红牌的反感，好像我们是随地排尿拉屎的牲口，会不停地弄脏他的车。他用一种厌恶的口气说，去去去，到大厢上趴着去。我说，这驾驶室里不是还有一个空座位嘛？我们可以轮流坐。他爱理不理地说，这是你们坐的地方吗？要坐我的车，就不要在这里啰唆，不愿意坐，就滚下去。听他那么说，我真想上去撸他一顿，把他那张鬼脸打扁。但我忍住了。在部队就是这样，班长跟战士干架，干部跟战士计较，你就是再有理，也是站不住脚的。
  路况越来越差，车颠簸得很厉害。有时半个车轮就挂在悬崖边，我们想自己都是经历过严酷训练的，杨烈更是受过特种兵训练，高原把我们奈何不得，但他和我们一样，开头都不敢往下看。我们呕吐不止，为了防止弄脏车里的军用物资，防止人从车上掉下去，每当要呕吐的时候，另外两人就只有各扯住呕吐者的一条腿，让他悬挂着吐了，再把他扯上来。
  冰峰雪岭不断掠过，时值八月，气候却越来越寒冷，我们不停地加衣服，在翻越黑卡达坂时，甚至下起了暴风雪。这时，老兵才让我们到驾驶室挤一挤。但我们拒绝了。杨烈当时的小脸儿冻得红扑扑的，说，谢谢，这外面挺好，视野开阔，风景无边。
  路很快就被大雪抹去了，老兵下车探路。杨烈要去替他，他也不领情，说，你们在车上好好呆着吧，我可不愿意让你们还没有来得及为国尽忠，就横死在这达坂上。听了他的话，我们真的想揍他一顿。老兵似乎看出来了，冷笑一声，说，我知道你们窝了一肚子气，老早就想揍我，这样，如果你能和我一样，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上五百米，不，三百米，之后你们还能站起来，再和我打。听他这么说，我们那口气咽不下去了。杨烈要跑，我拦住了他。我说，人家都知道你是特种兵专业毕业的，如果赢了，心里也肯定不服。让我去吧，我和他真的跑了三百米，跑完后，我就觉得气喘不上来，我想趴到地上去，但我挺立着，我知道一旦趴下就输掉了。但我感到很虚弱，我觉得一小股风就可以把我吹走，一小片雪就可以把我砸倒。你知道的，在部队跑五公里，那算个啥？但这里三百米真的可以要人命。那个老兵也大喘着气，但他也站着，他显然比我强很多，他还能跑回车里，拿来氧气袋，让我吸。我吸了几口，才好受了一些。我第一次意识到氧气那玩意儿对人的确很重要。那家伙说，你还算有种，我叫老万，一直跑新藏线，大家都叫我“鬼脸老万”。
  我们也通报了各自的名字。从那以后，他对我们的态度就好了。他当时就给我们扔上来三件皮大衣，让我们裹着，又给我们一人一节背包绳，让我们头疼了，就勒住。达坂上的雪很厚，怕我们消耗体力，他自己一边探路，一边前行。
  沿途的兵站大多不冷不热，除了领导驾到，其他人基本上不尿你。但大家对老万都很客气，给他吃首长吃的饭食，住被褥干净的房间，我们也跟着沾了光，虽然没有享受到他那么好的待遇，但比起其他人来已算不错了。
  这一路我们共走了六天，虽然得经受高山反应的折磨，但我们三人同行，心情一直不错。
  我们三个人来自不同的军校——我毕业于西安陆军学院，还有一位叫任自立的，毕业于大连舰艇学院。他被分到了天海子水上中队，也算专业对口。他在团部的时候，穿一身海军学员制服，像一只海豚混迹在猎狗堆里，特别招眼。他原以为自己肯定能驾驶战舰驰骋大海的，没想最后被抛到了世界屋脊。他说，这对他基本上是一个羞辱。当然，后来他得知天海子也带着个海字，它的面积也是有六百多平方公里的，是比列支敦士登、摩纳哥、梵蒂冈、圣马力诺、马耳他、瑙鲁、图瓦卢七国面积之和（面积为五百八十六点一平方公里）还要大的，也的确是有水上巡逻艇的，并且是属于国际湖的，他的气才稍微顺了一些。我们在路上给他取了个绰号叫“航母”。这个绰号来自他的一句话，他说，开个护卫舰有什么了不起的，等我在天海子练好了航海技术，直接去开航母，引得我们大笑，就给了他这个绰号。大家那几天把自己从小到大的事儿军校的各种事情都讲了一遍，最后都成了好朋友。还说以后要多打电话。
  第六天一大早，我们在冰海子兵站早早地吃了碗稀饭就出发了，到达冰岔口，也就是冰达坂岔路口，我们看到了来接我们去各自连队的吉普车。我们几个同行的人握了握手，正要分开，各走各道，杨烈却提议大家拥抱一下。他和每个人都拥抱了，然后大家又在一起拥抱了，才分开。
  天堂湾边防连的路不好走，我到连队后，已是下午五点二十分，我正在向连长报到，连队的电话就响了。我以为是杨烈打来的，头都大了，还在心里埋怨他，说这个家伙，真是性急啊，怎么能在这个时候来电话呢？通讯员接了电话，看着我——他还不知道我的名字，对我说，排长，是找你的。我抱歉地对连长说，对不起，可能是一块儿上来的，打电话报个平安。连长的脸刚才就拉长了，现在更长，你是人还没到，电话就到了，已经有三个电话打来找你了。我再次向连长道了歉，尴尬地拿起话筒，你好，杨烈！但话筒里传来的却是一个故意压低声调后有些神秘、瘆人的声音，你说话方便吗？我一听就知道对方是在偷偷给我打电话。我看了一眼连长，在心里嘀咕了一句，这不是鬼话吗？然后说，哦，是航母啊，不，任排长啊，什么？杨烈死了？你胡说什么啊！我一急，突然提高了声音，使连长愣了一下。刚才天堂湾边防连连长跟我们指导员打电话讲的，我偷听到了，你知道就行了。任自立说完，匆匆挂断了电话。我愣在那里。好半天不知道把话筒挂上，话筒里传出的刺耳的忙音我也没有听到。怎么啦？神神秘秘的。连长不满地问道。我猛地惊醒过来。没什么，那家伙开了个玩笑。连长一听，气得差点拍桌子，但他把手举起来，强忍着没有拍下去，只用一种嘲讽的口气说，开了个玩笑？吕家禾同志，能告诉我是个什么玩笑吗？
  我希望那是一个玩笑。我的眼泪突然涌了出来，跟我们一起上来的一个家伙牺牲了。
  连长见我那样，也愣住了，缓和了脸色。不可能吧？
  他是到天堂湾边防连任副连长的杨烈。
  就是那个先进典型？那更不可能了，如果有这事，天堂湾的陈向东马上就会把电话打过来，他这人心里装不住事。
  他刚说完，电话铃就真的响了，但不是天堂湾边防连连长打来的，而是边防营营长。营长的声音很严厉，他向连长通报了杨烈猝死这件事情，然后要各连加强高原疾病的预防，稳定新报到的学员排长的情绪，做好思想工作，要他们多注意休息，身体适应后再开始工作。
  连长放下电话，对我说，吕排长，你说得对，这的确不是玩笑。在这高原，这不是稀奇事，不让你难过是废话。我们都很难过。等会儿我让副连长告诉你高原生活的注意事项。
  这家伙，他就这样走了，真他妈的不够意思！我忍着剧烈的头痛喊叫着说。
  对了，凌干事，他还说到了你，说你们俩是最好的朋友。他说他好多事儿都跟你讲过。
  哎，我知道的就这些。总之，他是个看上去很安静的人，即使漂大厢的时候也是如此。如果不了解他，你根本没法把他和什么特种兵联系在一起。
  五 上等兵扈小兵
  凌排长，哦，不，副连长您好，俺是天堂湾边防连通讯员扈小兵，扈，扈三娘的扈，就是《水浒传》里的那个扈三娘，俺是安徽淮北人，一边儿靠山东，一边儿靠河南，还有一边儿靠江苏。俺家兄弟三个，俺最小，俺们那农村，计划生育执行得不是太好。俺是1994年12月入的伍，1995年8月当的通讯员。俺们这个连队很好，是全军的卫国戍边模范连，荣立过集体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三次、三等功七次。按说，今年上头还要给俺们授一个称号的，俺听指导员说了，大概是“世界屋脊钢铁哨卡”，但，现在杨副连长死了，这个事情恐怕就比较悬了。哦，说岔了，是说岔了，俺原是想您刚到连队，俺想跟您介绍一下俺们连队的荣誉。那俺就说一下杨副连长。谢谢凌副连长，俺不坐，俺习惯站着说话。
  那天，俺听到连队的车响，俺就知道驾驶员把杨排长接回来了——对不起，新来的学员俺们都习惯叫排长，俺就叫他杨排长吧，这样也方便把您和他区别开来。俺们连队又来了一个水平很高的排长，俺心里真高兴，俺赶紧跑出去迎接他。俺看见杨排长真不愧是特种兵专业毕业的，他披着皮大衣，里面穿着迷彩服，神采奕奕地从驾驶室里走出来，虽然在路上走了这么多天，吃了那么多苦，但他的脸蛋还是红扑扑的，还挂着自豪的笑。尊敬的副连长，您知道，谁不为自己马上就要在这样一个光荣的连队工作而自豪呢！俺想杨排长也是。
  哦，说得随便一点，好吧。副连长，俺不紧张，不，俺就站着说。那好吧，俺坐下，副连长，您太爱护俺们战士了，谢谢副连长！那好，俺接着说。俺对杨排长说，俺是连队的通讯员，你的背包俺帮你拿。他说谢谢谢谢，我自己拿吧。俺拿起他的背包，把它放在一边，说，俺先带你到连长那里去报到，你的背包俺来拿。他又说了声谢谢。他对战士真是客气啊，一看就是素质优秀。但他对俺说，通讯员，真是对不起，请问厕所在哪边？我得先上个厕所。俺听他这么说，一想连长在办公室等他报到呢，哪有一到这里不见连长就找厕所的。俺当时态度还不太好，在心里说，这个毬红牌，真是毛病多。俺随手给他指了指，说那边就是，快到了就有味道，你闻着味儿就能找到。您说哪能这样说话呢，真是对不起，俺一定好好改正好好检讨。但他还是那么和气，他穿上大衣，顶着风，又对俺说了一声谢谢，就朝厕所走去，那姿势真是很那个……英勇的。哦，副连长，这个词是有点不恰当，但他就是那个样子的。但俺当时心里还有气，看着他的背影，说了声毛病！也没有给他拿行李和背包，就到连部去了。
  连长见俺进去，就往俺身后看。杨副连长呢？
  刚下车，就钻进厕所里去了。
  这个家伙，也真是毛病多！连长随口这样说了一句，就坐下来等他。俺看连长并没有生气，就出去把他的背包和行李——也就是那个小提箱，提到了他的房间里，往那架空铁床上一摔。好多部队都有看不起红牌——不，是学员排长的问题，但俺们连不是这样的，每个到俺们连的人，即使是新兵，俺们连长和指导员都要让他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副连长，您到这里后，肯定感觉到了。
  俺到三班磨叽了二十来分钟，直到估摸着他跟连长快报完到了才往连部走。回到连部，没想连部还是连长一个人，他在里面一边抽烟，一边转圈，显然等得有些不耐烦了。见俺进去，就说，这个杨烈，一个厕所上了快半个钟头了，是拉屎啊还是拉棉花啊。
  我说，连长，俺去叫他吧。
  别人在拉屎，你怎么去叫？连长把那张看了好几遍的军报又翻开来。报上的头版头条登的就是关于俺们连的先进事迹。这是在为俺们连授称作宣传。好几家中央的报纸、省上的报纸，还有俺们军区的报纸都登了，位置都是一样，头版头条——第一版占了半版多，然后转第二版，第二版没有登下，又转第三版。俺们指导员组织俺们把这篇通讯学了十几遍，他说，同志们啊，你们想想，这么多报纸宣传我们，就是这印刷报纸的纸也不知道耗费了多少车皮，现在，谁都知道世界屋脊上有个钢铁哨卡，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全国皆知。这样的光荣，哪个连队会有？所以，我们还要继续努力，我们把我们连建设成钢铁哨卡还不够，真金不怕火炼，我们要把它建设成能经受得起任何战火考验的真金哨卡！
  呵呵，副连长，对不起，又说岔了。
  这个时候，连部只有连长翻报纸的声音。他并没有看，只是不停地翻过去翻过来。他就这样，把那张报纸又翻了十多分钟。屋子里的气氛有些那个，有些让俺心里发毛。
  这个屌红牌，真是毛病多！连长终于发火了。他对俺大声说，你去看看，他是不是到班上视察去了？
  俺跑到二排，就问三班长，石班长，你看到新来的红牌了吗？
  我们哪里见过什么鸟红牌！
  连长等他呢，他真的没有到这里来？
  我们连根红牌的毛也没有见到。
  俺一看他也不像来过三班的样子，他会不会窜到别的班去呢？俺就一个班一个班地问，最后把连部的每个房间都看了，也没有。在高原上跑这一趟，把俺累得够呛，俺气喘吁吁地跑去跟连长报告。连长一听，一下转过身来，紧张兮兮地说，操，你到厕所里去看看，他不会栽进屎坑里出不来了吧？
  连长不放心，俺刚出连部，他也跟上来了。俺们连长真是一个好连长，他就像俺们的亲大哥一样。哦，又说岔了。高原上不能随便跑步的，俺即使在这里已呆了一年多，跑那么一段路，俺的心也跳得很厉害，嘣嘣嘣地，俺自己都可以听见。厕所虽然每天打扫，但这种旱厕的味道还是很刺鼻。俺在厕所门口稍稍喘了一口气，就钻进去了。俺找了好几个隔挡才找到杨排长，厕所里不是很亮堂，但还是能把人看清楚的。俺晃眼看去，杨排长还蹲在那里，果然是在拉屎。俺想，一泡屎拉这么久，还蹲在那里拉呢，这不是有意磨时间么？想到这里，俺真想上去踹他一脚。但俺毕竟是个战士，俺要尊敬干部，兵尊干，干才爱兵嘛，人家拉屎，俺也不好走得太近，就在相隔三个隔挡的地方，很尊敬地喊了一声副连长。但他还是低着头，没有理俺。俺当时哪里想到他真的会出事呢，俺就说，副连长，哪有你这样拉屎的，连长都等你四十多分钟了，如果你还没有拉完，你去报完到再回来拉吧。他还是没有理俺，这一下俺的脾气上来了，俺在心里骂了一句，操！就走过去。等到走近了，俺才觉得他有些不对劲。俺看见他蹲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个正要起跑的长跑运动员。
  他一只手朝后，习惯性地想去撩起大衣的后衣襟，另一只手像是怕自己栽倒，撑在面前的地上，地上还有尿渍。但俺就是在那个时候也没有想到他已经死了。俺还在想，他是不是一路走上来，太累了，低着头在那里睡着了？
  俺大声喊他，他没有应。俺用手戳了戳他的头，他还是没有吭气。还装呢？俺一边说，一边低头去看他。俺这才发现他不对劲了。他脸色紫白，嘴微张着，眼睁着，眼珠却没有动。俺拔腿就往外跑。在门口一头撞在连长怀里。俺竟然说不出话来，像个哑巴一样。那个时候也不用说话了，连长从俺那样子就看出来，可能出啥事了。他对刚好要来上厕所的四班的刘班副吼道，叫军医跑步到厕所里来！那家伙还不明白是咋回事，也不知道让军医到厕所里来干什么。他望着连长，想搞清楚他是不是在开玩笑。连长一见他那样，就说，操，快去！那家伙转身飞跑去了。
  好了，团里调查事故原因的工作组马上就来了，接下来会是防区的、军区的，又得忙乎好一阵子了。俺得去给他们倒水。后面的事，连长和刘班副都看见了，你如果想了解，可以让他们再给你讲。俺再说最后一句，俺不想流泪，但俺忍不住。副连长，你虽然马上就会是俺们连的副连长，但你现在是代表团里来了解情况的。俺想给你提一个要求。排长那泡屎只拉了一小截出来。拉出那泡屎可以说是他这一生最后做的一件事，但却未能遂愿。他肚子里还有大半泡屎呢，他最后的愿望肯定是想把它拉出来。俺一想起这，心里就十分，不，是非常难过。您看您能不能让上头想办法，把他那泡屎弄出来，让他……让他……轻轻松松地走？对不起，副连长，俺想起这个，就伤心……好了，俺不哭了，俺最后还想告诉副连长的是，从俺们杨排长不在外面随地大小便的行为来看，他是多么注重讲文明、树新风，俺想他之所以坚持了大半天，到了连队后，找到厕所才去拉那泡屎，他是怕自己的屎污染了边疆的环境，从这个行为也可以看出，他是多么热爱这雄伟壮丽的边境；还有，您看他是多么的谦逊，对俺这样一个战士，他也是那么客气，微笑着询问俺厕所在哪里，俺回答后，又非常有礼貌地跟俺说谢谢；对于自己一下车就去上厕所，还一再地表达歉意。就这几个细节，就足见他素质的优秀、品格的高尚……
  好了，副连长，俺就说这么多吧……
  六 上尉军医武延康
  这个……哎……的确是……不幸……但并不是没有先例。这种情况，在高海拔地区常有发生。就我亲眼所见就有两例。
  按生物学家的观点，海拔五千米以上即为“生命禁区”，也就是说，在那海拔高度之上，任何生命将无法生存。超过五千米这个高度一米，生命就脆弱一百分，死亡的可能就会增加一百分。所以，我们连队五千四百多米的高度不仅仅是一个高度，它还是一种危险的象征，像大江大河中的水位，超过某个刻度，就预示洪灾来临一样，到了五千四百米，就是大洪灾了。所以，我们就是生活在大洪灾汹涌的激流上的人。反正啊，我们是证明了人类在高寒缺氧的生命禁区生存的可能。
  但我们当年在设这些哨卡的时候，哪里听到过生物学家的观点？那时候，连什么是高山反应都不知道。你知道吧，凌老三、凌老英雄当年率领进藏先遣连进藏的时候，连队莫名其妙地死了好多人，他们不知道是怎么死的，以为是瘴气。这里的很多哨卡都是他当年解放之后设立的。哎，他可是把我们害苦了。我当年也百思不得其解啊，为什么不能把哨卡迁到海拔低一点的地方去呢？后来想明白了，这里就是阵地嘛，是阵地就得守住啊，哪能后退呢？这可以说是最漫长的坚守啊，五十多年了，这还没完，还得守下去。
  扯远了。我那天，准确地说是8月4日下午五点半左右。我为什么记得这个时间呢？因为我当时没事可做，心里正烦，到处都太安静了，所以卫生室的钟“咔哒咔哒”地，走起来的声音特响，像火车在轰鸣。这让我心里发慌，因为它在不停地提示你，你的生命又少了一点，你的生命又少了一点。如果我的生命是一池水，那么它就像没有拧紧的水龙头，一直在一滴一滴地渗漏。这一滴一滴地，看起来没有感觉，但只要你放个盆子去接，一天就可以接一大盆。而我的青春就在这坚守中一点一滴地泄漏掉。主要的是，我在地方医科大学学了六年，在这里就能医个头痛感冒，学到的东西都荒废掉了，这里缺氧，人的记忆力不好，新的东西又学不进去。所以，我有时就在想，我如果能是个傻子就好了。所以，我就不想让时钟再往前走了，我把钟的电池卸下来。当我卸电池的那个时刻，我突然觉得自己有些悲壮。
  嗨，不好意思，你看扯到哪里去了。哎，我之所以这样往远里扯，是因为我的确想回避当时的情形。这对于一个军人来说，怎么说呢？一个军人可能有千百种死亡的方式，但我相信，杨烈之死的方式是比较罕见的。我把电池拿在手里，像是拿着自己的青春岁月和医学才能。我好像觉得两者都留住了，多年以后，等我从这里下去，我还是二十九岁，我还是那么富有医学才华。我得到了一种安慰，不觉两眼有些潮湿。就在这个时候，那个刘班副刘跃华急匆匆地跑进来了。我一想，我有病看了，不由得有些高兴。我问，谁病了？没等他回答，我就拿起药箱往外走。
  连长让你赶快到厕所去！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马上就想冒火。连长让我负责连队的环境卫生，全连除了厕所，每个地方的空气都很清新。这个厕所我也是想了很多办法。开头是每天往里面撒石灰，然后是每周清理两次，把清理出的粪便都深埋起来。有工作组的时候，每天清理两次，早晚各一次，就这样，连长还让我在厕所里喷空气清新剂，只要工作组在，每两小时喷一次。我们连的厕所在整个防区味儿最小，是得到了公认的。
  “是不是又有工作组要来啊？又是厕所！”
  “可能是吧！具体的我也不知道，我刚到厕所门口，连长就吼叫着让我来叫你。”
  我一听就是个气，“厕所！厕所！我成了扫厕所的了！”进了厕所门，我就使劲地、习惯性地嗅了嗅厕所里的气味，臭味不是太浓，我对着连长嘟囔了一句：“这厕所都比你老婆的闺房还干净了。”
  “别废话，快来看看，杨烈是怎么啦！”连长着急地对我喊。
  我还没有见过杨烈。“哪个杨烈啊？他上厕所能出什么问题！”我的眼睛适应着厕所里的光线。我看见杨烈躺在地上，通讯员正在压他的胸腔，对他进行人工呼吸。
  我一看，就知道杨烈出事了。我检查后，知道他的呼吸已经停止。我对连长说，“高原猝死，已经没救了。”
  连长铁青着脸，“你他妈的再给我看看！”
  我知道这是没用的，但我还是照着连长的话，检查了一遍。然后说：“我确定，他停止呼吸已经有四十来分钟了……”
  通讯员听我这么说，觉得有些害怕，自己的手像被火烧着了似的，猛地从杨烈心口处跳离开来。
  杨烈的脸有些发紫，眼睛半睁着，仰望着我们。
  七 二级士官吴志杰
  路况好的时候，我们连到冰岔口要走四个多小时。我吃了早饭，就从连队出发，我一直跑这段路，连长对我很放心。我带着大黑，大黑是我喂养的一条狗。我和大黑吃了早饭就出发了。大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显得很兴奋。
  那几天天气不错，我们一路顺利，来到了冰岔口。我到达那里的时候，才是中午。我打开了一个扣肉罐头，用喷灯加热后，给大黑分了一半，自己也吃起来。大黑吃那玩意已经吃腻了，不太愿意下嘴。吃完后，我放大黑去兜风，它跑了一阵子，觉得没什么意思，就回来了，卧在原来的位置上眯觉，陪我等杨副连长。
  天蓝得没法形容，风很大，看不见风，只能听到风声，感觉它冰冷的手在不停地摇晃着我的吉普车。
  两个多小时后，其他两个连队的车才先后赶过来。我们都认识，老远就鸣喇叭问候，然后就挤到我的车上来闲聊。
  又等了一个多小时，才看见了鬼脸老万的车拖着一股白色烟尘开过来。三个红牌像三只老鸹似的蹲在大厢上，见了我们，老远就向我们挥手。他们现在还是没有扛星的红牌，我们嫌他们幼稚得很，没有理他们。我们说，还是老万有种，让三个红牌漂着大厢上来了。见了老万，我们激动地和他热烈拥抱，三个红牌也准备好了自己的怀抱，但我们只和他们礼貌性地握了握手。
  风吹得大家站不稳。看到太阳已经偏西，我们领了各自连队的红牌，往各自的连队赶去。杨烈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大黑从后面蹭过来，把头放在了他的肩膀处。他吓了一跳。我说这是我的大黑，它来和你打招呼。他一动不敢动，说，他从小就怕狗，见了狗——哪怕是京巴那样的宠物狗，腿也会发软。我说，你不用怕大黑的，它是我们天堂湾的一员，很勇敢，很忠诚，在那里已经呆了十年了，是个老兵了，它一般都坐你现在的位置。看他还是害怕，我就更是看不起他了。我对大黑说，你把我们的副连长吓着了，不行的话，让副连长同志到后面呆着去，你回到你的座位上来？杨烈连说好好好，坐到后面去了。大黑很高兴地哼哼了几声，坐到了副驾驶的位置上。我说杨副连长，你可以在后面的座位上躺一会儿。他说，我想看看外面的雪山。我说你以后天天都会看到，会看得你发晕，看得你恶心的。
  我想我不会的。我喜欢雪，我原来很少看到过雪。我觉得雪是世界上最干净的物质，你看，每一座雪山都不一样，它们每一个时刻都是不一样的。他说话蛮抒情的，有些文艺。而我害怕别人抒情，我不想再和他说话。他提起新的话题时，我就对他说，副连长，对不住了，这路不好走，为了保障您的安全，我不能有丝毫分心，所以我不能和您说话了。然后，我们就很少说话。他一直看着外面的风景。可以看出来，他充满惊奇。他是个有好奇心的人，这样的人不论到了哪里，都不会垂头丧气，因为他有永远发现不完的事物。但高山反应最终让他难受起来。我问，副连长，你没事吧？他说，没有前两天难受。我把氧气包递给他，说你吸点氧。他说用不着，我躺一躺就会好的。他说完用背包带把头勒住了，在座位上躺了下来。
  凭我的经验，他问题不大。他有勇往直前、英勇顽强的精神，这一点，可以作为他事迹材料的一个小标题。他躺了一会儿，就坐了起来。有一会儿，他像是有些不安，身体扭捏了一番。但我当时没有想到他可能内急。常言道，活人不会被尿憋死，他如果真要大小便，我想他会喊我停车的。
  一路上，他有好几次忍不住赞叹，哎呀，这地方真是太干净了，真像天堂一样纯净啊。有一次他还说，难怪有天堂湾这样的地方，难怪有作家说这是神山圣域。我们爬上黑铁达坂的时候，我问他需不需要放水。我们连的人每次到这里都会放水，从冰岔口到这里两个多小时，一般人憋到这里就差不多了，还有，站在高高的达坂上尿一泡高尿，有一种英雄气概。我们有时候，会在这里比谁尿得高，尿得远。连长刚上来的时候，把我们所有人都比下去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就不和我们比了。后来，我知道了原因，这原因是我从自己身上找到的——我们的毬把子被这高海拔很快就收拾得不行了——这就是所谓的山高氧少毬软——呵呵，原谅我说粗话。他问放什么水？我说放水就是尿尿。在这样干净的地方？不，我能坚持。是的，从他的唠叨中，我第一次意识到了这里的干净。是的，这可能的确是世界上最干净的地方，但我不能不尿尿。我在车后面尿了一泡，开着车继续走。
  看得出来，他是个很讲究的人，我怀疑他有洁癖，是那种洁癖性质的环保主义者。这害了他。什么？他不是那样的人？那么，就是他走上高原不久变成了这样的人。对，你说得对，也有可能是这大山让他敬畏。
  到达连队后，通讯员老远就迎了出来。我把人交给他，就擦车去了。后面的事情我就不明白了。我想，他的屎尿在路上就憋着，到了连队，已憋得受不了，所以，通讯员让他去见连长，而他却要去上厕所——他的这个行为无疑很狼狈，他的形象也大大地打了折扣。他如果没有“光荣”，就这个行为，就够他在连队挣一壶的。因为我还没有听谁说过哪个学员发生过这样的事。可能是他跑得急，到了厕所猛地往下一蹲，心脑供血不足，造成了他的猝死。
  他对通讯员最后说的那声谢谢，也就成了他最后的遗言。如果他知道自己要牺牲，他的遗言肯定要豪迈许多。当然，他也不会在去上厕所的时候说。
  我是我们连和他相处时间最长的人，我们一起在路上走了四个半小时。现在想来，我真该让他坐在我的旁边，和他多聊聊的。
  我回想了一下，虽然我们大概一共只说了二十多句话，但我感到他是个很不错的人，是个优秀的军人。我希望他能树为典型，这样，他的死就不是白死了，我们连队授称的事也就不会因为他的死而受影响。而这，就看上面怎么说。这样的事情可用辩证的思维来看待，用辩证的方法来处理。副连长，你已经是我们连队的人，可能，两三年之后，你就是我们的连长，你肯定希望连队的荣誉不受影响。杨烈也是你的同学，我想你不会让他白死。你一定明白我的意思。
  八 上尉连长陈向东
  你说，你们这个同学死得真是时候！操！关键时刻捞上这事。我的确非常难过。我从战士开始，就在这个连队干，战士、副班长、班长、代理排长，然后提干，从排长一直干到副营职连长，干得一头黑发变白发，干得白发一抓一大把，干得头发开始一根根往下掉，干得三十不到就成了大秃瓢，干得智力衰退屌发软，本来，今年要能“授称”，我就会立功授奖，提前晋职，我就可以离开这个圣域仙境，下凡到凡尘人世，现在，就这一个事故就有可能让我多年心血付诸东流。
  你可能也知道，不管你工作干得多好，一死人什么都完了。
  扯远啦，这牢骚也就我们私下里发发。我把我的青春、健康、心血都赋予了边关，我还有什么所求的呢？
  还是说杨烈。我在连部等他来报到，但通讯员来报告说他先要去上厕所。这样的情况，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心里就有几分不快，但我没有表露出来。在这里磨了十几年，把我的脾气磨没了。我就看军报那篇关于我们连的报道，我都差不多能背下那篇报道了，里面很大的篇幅是写我的，上面还刊登了一幅我的照片。那个记者为了采访我，差点在这里丢了小命。他其实是被高原缺氧给吓的，还没有上山就担心，上来后一有反应就害怕，在山下就吃红景天、维生素，喝葡萄糖，穿得像一头熊，氧气包背着不离身，远看就像宇航员。他让我照相时戴上帽子，说你不是离婚了吗？照片照得好看一点，说不定会有好多姑娘给你写情书呢！我跟他开玩笑说，现在是什么年代了，就凭这篇报道就能骗到姑娘的芳心？我们连里的事迹本来是真实感人的，但被你们笔下生花一番，让读者反而觉得是虚假的了。我就光着头，这光头刚好可以证明你的报道有真实可信的地方。那照片登在报纸上，他们说我像蒋委员长，可以去做特型演员……又扯远啦，我说到哪里去了？对，我在连部等杨副连长，我看了看自己的手表，半个小时已经过去了，这个杨副连长还没有从厕所出来，我忍不住自己的火气了，我让通讯员去看看他在搞什么名堂。
  不知怎么搞的，我当时心里就隐隐觉得不对劲，我也跟着通讯员出了门。走到厕所门口，通讯员像遇到鬼了似的，喘着气跑出来，带着哭腔说杨副连长出事了。我说他拉屎能拉出什么事？他说他好像是死了。我说你妈的胡说八道！走，我们去看看。我看到他拉屎的样子，还差点笑了，说，这家伙拉个屎还装怪，你幽默得也太没谱了吧。但他没有吭气，的确没有吭气！我过去戳了戳他的头，他没有反应。我觉得有些不对劲了。我趴下头去看他的脸，吓了一跳，心也紧了。我喊杨烈杨烈，他没有回答我。我叫来上厕所的一个副班长赶紧去把武军医叫来。
  但我知道他可能不行了。
  他有些狼狈——作为一个军人，就更狼狈了。通讯员把卫生纸递给我，我把他那只撑在前面的手上的尿渍擦干净，他的屎没有拉完，有一节屎还挂在屁股上，我把它弄掉，帮他把屁股擦干净。冷风从厕所下面灌上来，割人的手。他的屁股冷得像一块冰。我想把他扶起来。但他身体的姿势已经固定了。通讯员背着脸，远远地站着，他有些害怕。我把他抱起来，他的头放在我的肩上。他的脸挨着我的脸，有些冰凉。我叫通讯员过来帮我把他的大衣脱下来，铺在地上。通讯员的脸发白，手有些发抖。如果不是我在那里，他早就逃开了。但他得执行我的命令。他把大衣铺好后，我把他放在上面，我赶紧为他做人工呼吸。他的嘴唇发紫，发凉，脸上已没有血色。通讯员也不害怕了，他过来，慢慢把他的身体弄直，帮我压他的胸腔。我看见通讯员在流泪，他和我一样，都感觉杨副连长已经没救了。
  武军医进来了，他一看，就说没救了。我对他吼叫道，你他妈的胡说，就三四十分钟时间！
  他又用听诊器听了听他的心跳，说，连长，的确是没救了。
  我颓然地蹲在杨烈的身边，对武医生吼叫道，你他妈的不是天天嚷着要救人嘛，好不容易有个需要你救的人，你他妈的却一点办法也没有。
  武军医看着我，说，真是对不起。
  通讯员一听，哭出了声。
  我对武军医说，来，你来帮我一把，把他扶起来，我把他背出去。我的声音突然变沙哑了。
  武军医说，我来背吧。
  我说，他是来向我报到的，还是我来背。
  我把杨烈背到了荣誉室，让他在桌子上躺好。
  ——严格地说，他还没有来向我报到，他还不算天堂湾边防连的人，但他是在这里牺牲的。他是为了到这里来任职牺牲的。他是我的战友。他至少应该算是因公牺牲。
  但是，我想强调的是，不管怎么说，他还不是天堂湾边防连的人，他的死与天堂湾边防连无关。这一点非常重要。不然，我们“授称”的事就会泡汤，而这比什么都重要。
  我希望——也相信团里和防区能妥善处理这件事情，化腐朽为神奇。事已至此，不这样做，又能怎样？
  九 中校营长徐通
  我那天正在边防营营部的窗前看山，陈向东拨通了我的电话，听到电话铃声时，我习惯性地摸了摸自己的秃顶，又摸了一把冒出来的和针尖一样扎人的络腮胡，说，但愿没啥屌事。
  我和陈向东差不多，一当兵就在高原，一晃已经二十一年了，自从两年前团里传出我有可能当副团长时，我就在天天祈祷平安无事。因为我觉得自己老了，在高原上折腾不下去了。我已把自己的血肉之躯摔打成一块粗糙的石头了，而现在，这块石头已被岁月侵蚀得和泥土一样松软，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风化石了，已经经不起高原这双大手的揉搓。还有我的老婆，当年如花似玉的小娘们儿，已在团部低矮的家属院里熬成了黄脸婆。不断有我老婆和谁谁谁有一腿的传言越过一重重高拔冰凉的雪山传到我的耳朵里，开头我还很生气，后来我知道，这肯定是胡说。作为一个男人，我给那个女人的太少了。我和这个女人在一起的日子掰着指头都可以算过来，我们之间的一切都是匆忙的，匆匆地认识，匆匆地相爱，匆忙地结婚，每次从高原下去，和老婆匆匆地睡觉，我和她一干那个事就头疼欲裂。我老婆曾经鼓足勇气，到过这海拔四千多米的营部，但高山反应差点要了她的小命。我爱自己的女人，这爱使我愧疚得要命。这愧疚把我爱的甜蜜冲刷得一干二净，对于我来说，那爱的确太遥远，又太新鲜了，自从她出现在我生命中之后，我就没有好好地享受过。我的爱冰封在那里，如同冰封在亘古雪山上的时光。我觉得时光不会陈旧，爱也就不会陈旧。我想下山多呆一些日子，使自己的身体与平原适应了，好好照顾自己的老婆和已经十三岁的白痴儿子。
  听完陈向东的汇报，我觉得自己这张黝黑的老脸凝重得像高原的岩石，右脸的肌肉抽搐了几下，心情沉重地说，我知道了，我马上向团里汇报。
  放下电话，我晃了晃自己的脑袋，似乎想确认刚才是不是接过那个不吉利的电话。因为这个刚从军校锻打出来的像钢坯一样经得起摔打的小伙子是昨天下午来向我报到的，我今天一大早才送走他。
  我望了一眼窗外的雪山顶，夕阳开始在山顶凝结。我想起了杨烈昨天晚上来向我报到的情景。
  他们来到营部已是傍晚，我只是象征性地去看望了他，因为我太疲惫了，我刚从边防连队回来，就接到了一位战友从团部打来的电话，说我儿子又揍了他母亲一顿，把他母亲一根肋骨打断了，现在躺在团卫生队的病床上。我把电话打给我老婆，我老婆瞒着我说自己不小心摔倒了，没啥事。我假装相信了。放下电话后，我关上门，痛哭了一场。
  这时，通信员在门外喊报告。我抹干泪，说，进来。
  营长，学员排长们到了。
  知道了，我这里还有点好茶叶，你给他们泡杯茶。我把茶叶递给了通信员。通信员转身走到门口，我又说，排长就是排长，什么学员排长，谁叫你这么叫的？
  通讯员立正站住，说，营长，我知道了！
  我望了一眼窗外的雪山顶，夕阳的光辉使它看上去像香格里拉那金字塔形的圣山。它的光芒瑰丽、圣洁而又柔和。记得我刚来营部当副营长时，为了随时看到这座无名冰山，我特意开了一眼朝向它的窗户。我的办公桌和床一年四季都对着它。我就这样面对它，已经整整七年了。
  今天的夕阳和昨天的一样绚丽，好像没有区别，好像时光还停留在昨天那个平凡的时刻。
  我挂上微笑去见杨烈他们三个。他们一见我，就霍地站将起来，向我敬了一个过于标准的军礼。这三个刚从陆军学院的炉火中锻炼出来的军人，举手投足都挟带着钢铁般的铮铮声响，似乎可以感受到他们筋骨间透出的力与光，而那个杨烈——可能是这个名字很响——给我的印象最深，其他的两个小伙子，说句实在话，我当时还没有记住他们的名字。后来我知道，一个叫吕家禾，一个叫任自立。
  我一见他们就很喜欢，自己当年也有这股劲头，杨烈要报告什么，我笑着挥了挥手，说，你请坐，你们都坐，我是营长何家良，我已知道你了，杨烈，北方陆军学院特种兵专业的高材生，你们学院的典型。我说完，又把目光转向其他两位，还有你们，你们到高原来，得准备受苦了。
  营长，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你放心吧!杨烈说。
  我用手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我们都是边防上土生土长的土包子，跟山大王差不多，你们是从正规军校毕业的，一定会给我们带来不少新气象。自从你们踏上高原的第一步起，我们已经在一起战斗和生活了，有什么困难尽管跟我讲。
  现在还没有什么困难，以后有困难肯定会找您的。吕家禾说。
  这里的海拔是四千一百米，有没有感到难受啊？
  有一点，但还没有觉得难受。任自立说。
  我已经叫炊事班给你们做饭，你们吃了饭，好好睡一觉，在这里，能吃能睡就是最大的福气，刚上高原，尽量少活动。
  多谢营长关心！杨烈说。
  我和他们的谈话就只这么多。杨烈牺牲的当天，我给吕家禾打电话，想问一下杨烈在上高原路上的情况，他跟我说，杨烈在营部的食堂强咽下那种有些夹生的米饭，刚走出食堂，就全部呕吐出来了，这使他感到十分狼狈。到了简陋的招待所，他只好泡了一包自己带来的方便面，没想吃下去之后，也吐了出来。他感到有些羞耻。他原以为自己强健的身体更能抵抗高原反应，现在看来并非如此。躺在床上，他跟吕家禾说，他觉得自己的头脑又沉又空，而身体却像棉花一样柔软，好像可以随时飘起来。他试着不去吸氧，躺到床上，想早点休息。他感觉好了一些，但仍觉得自己不是躺在床上，而是躺在云彩上，那云随风飘着，不知要飘向哪里。他说身处高原，世上的一切都显得颇不真实，连无边的月光和天上的星辰都像是幻境。
  我知道那种感觉，那就是既觉得新鲜，又感到害怕。无论你的身体多么青春和强健，在这个无形的对手面前，都是脆弱而渺小的。你不能做任何反抗，你只能臣服它，慢慢地适应它。
  我听吕家禾说，他们是四天前的凌晨六点从海拔只有数百米的团部出发，翻雪山、越达坂，颠簸三四天，来到营部的，他们的身体困乏不堪，头脑却出奇地清醒，像是非要他们感受这因高山反应带来的失眠之苦。
  第二天一大早，我去送他们，我对他们说，等几天我要到边防一线去，到时候我去看望大家，到时再好好聊聊。但我没有想到，我当天晚上就得到了杨烈牺牲的消息。我接到这个电话，总有些怀疑，我把电话打到天堂湾边防连，又一次进行了核实。
  我非常难过，放下电话后，我在那扇面向雪山的窗前坐了好一会儿。然后，我给陈向东打通了电话，我对他说，陈连长，我想了，虽然杨烈到了连队，但他还没有向连队报到。他虽然死在赴任的目的地，但还是算死在路上。这件事与天堂湾边防连无关，记住，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我也会跟团里强调这一点。
  十 中尉干事凌高排
  我是昼夜兼程、跑了三天三夜赶到天堂湾的。到黑卡兵站的时候，老万刚好返回到那里，团里考虑到去天堂湾的路太险，便让老万接替送我上来的老兵拉我前往。
  老万说他和我一样，也不相信杨烈已经牺牲了。我们在路上都不想说话。周围的风景都是白色和灰褐色的，它们交替闪现，令人窒息。
  我在路上还可以眯一眯，老万却只能一直瞪着一双眼睛，跑到连队，他眼睛像吃了死人肉一样发红，眼圈也发黑了。我让他赶快去休息，但他执意去看望了杨烈，为他鞠了三躬，然后摸出一瓶白酒来，敬了三杯，吃了一碗面条，就去睡了。
  我心里虽然一直想着杨烈，但还是感受到了高山反应的厉害。我到连队后，已经感受到了生命的虚弱。我到这里才想起，部队在上山前根本没有对我们进行体检，没有看一看我们的身体是否有不适应高原的地方，更谈不上有什么适应性训练。好像我们生来就是适合上高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这一道程序。杨烈的身体素质可能很棒，但也许在近期不适合到高原去。但没人管这些。
  虽然如此，但我一路上都不相信他会离开这个世界。我想证实那不是他。但是，当我揭开床单，看到他的遗容后，确认他就是杨烈。我的战友杨烈的确牺牲了。我不得不面对这个事实。
  荣誉室里四周的墙上挂满了各种荣誉和首长的题词，最老的一面旌旗是1931年的。他身下的桌子是专门为首长题词用的，上面铺着毛毡，毡子上还有几点墨迹。现在，他摆在那里，也像一幅题词。
  通讯员搬来个小凳，把一支蜡烛拿出来，点着，然后用打火机把另一头烤化了，让它凝在凳子上。那种红色的蜡烛是连队在晚上停电后用来照明的。
  我对通讯员说，你去让炊事班烧点热水，我给他擦擦身子，换上衣服，这家伙爱干净。
  通讯员很听话地去了。
  我看着杨烈，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并不冰凉，似乎还有一点点暖意。我的眼泪突然涌了出来。
  我虽然不是第一次面对死亡。但他的死亡尤其真切。我感到它那么近，近得一伸手就可以抓住。
  他的背包还没来得及打开。
  他的遗物不多：一床被褥、两条枕巾、两副床单，洗漱用具和日记本放在他的黄挎包里，黑色的皮箱里则放着他的两套军装，一套迷彩服、一套作训服，还有十多本图书、几札信件。
  通讯员端来了热水。他的身体没有我想像的那么僵硬。我把他满是尘土和汗渍的衣服脱下来，小心地把他的身体擦干净，为他换上干净的衣服。
  他的肩章已经有些脏了，我给他换了一副新的学员肩章。但我马上又取了下来，我想他应该是中尉了，便到武军医那里找了一副中尉军衔，为他换上。我用他的另一副床单把他盖好。当我要把他的脸盖上时，我忍不住抽泣起来。
  ——他是杨烈中尉，是永远年轻的杨烈中尉。
  金色的肩章衬托得他的脸成熟了许多，也有了几分生气。
  然后，我们把他放进战士们临时用床板做的简陋的棺材里。
  连队的战士有些怕他，我说他这个人对你们来说，虽然是个陌生人，但安静得很，从不给别人添麻烦的。
  在天堂湾的那个晚上，我在设在荣誉室的这个灵堂里一直陪着他。红烛的光把荣誉室照得跟婚房似的。连队的战士在他跟前摆放了各种祭品：有几盆蒜苗、洋葱、吊兰——这里只能养活这些植物，有糖果、瓜子、香烟、米饭、羊肉，还有一袋氧气和老万那瓶还没有倒完的酒。
  在这个荣誉室里，我看到解放前的好几项荣誉都和一个叫凌老四的前辈有关。我就说，凌老前辈，你看你，你怎么也不保佑一下我的战友杨烈啊……
  外面是满地的月光。这个海拔5325米高的地方似乎因为离月亮更近，它比我在高原下看到的月亮要大很多。夜晚异常寂静，似乎可以听见月光透过洁白的云朵流泻到地面的声音，听见白天还没有完全融化的地面再次结上冰霜的声音，哨兵在外面走动着，大头皮鞋踩在冰霜上，咔嚓咔嚓直响。
  最响的是老万的呼噜声，他到连队后，一躺下去就没有醒。他的呼噜声像一辆发动着的拖拉机，一直在连部轰鸣着，夜晚的寂静使他的鼾声更加响亮，使那只原本一直呆在连部走廊里的狗“狺狺”叫着，急得在走廊里转圈子，咬自己的尾巴，最终忍受不了，挤出门，逃到外面去了。
  后来我知道，老万每次到连里来，都是吃点东西，见到一张床，倒头就睡，然后，连里的人就会把他抬到东南角那个远离众人的招待室里。但那天，他们却没有抬走他，因为那个通讯员说，他一闭上眼睛，就觉得杨排长坐在他的床沿上，微笑着，用手抚摸他的头。连长说他扯淡，但他这一说，大家心里都有些发怵了。那晚，连里一直点着蜡烛，而老万的鼾声正好为大家壮了胆。
  通讯员在荣誉室里为我放了一张床。我当晚就睡在那里。我知道这家伙，他就是变成了鬼，也是个笑眯眯的善良鬼。我倒希望他真的能变成什么，他肯定还有很多话要对我说，要我转告。高山反应令人痛苦，我吸了几口氧，那种痛苦并没有缓解多少。我躺在床上，像个重症患者，一会儿望望窗外夜色中的月光，一会儿又望一眼躺在白布床单下的他——他喜欢蒙头睡觉——我多希望他真的只是睡着了，多希望听到他像女孩子一样恬静的鼾声。
  这遍地月光和哨所周围的雪光互相辉映，月光透过窗户，把屋子照得格外亮堂。我看着那被窗框分割的月光说，杨烈，你还没有来得及看到这么亮、这么大的月亮呢。
  我一边陪着他，一边想着怎么写这个关于他死因的调查报告，说句实在话，我不想按真实的情况来写，这样的结果会让他的死格外滑稽，像在说一个玩笑。因为这个真实的情景是没有人会相信的。假如我对别人说，我的战友杨烈一泡屎把自己拉死了，谁会相信？他们一定会说我在拿战友的死亡开玩笑，玩幽默，别人看我的目光肯定会和看一个神经病、看一个疯子、看一个心理变态者一样。
  但真正的原因就是这样。
  而真实在这里反而不能令人信服。这可能就是我希望说谎的原因。
  我希望睡意尽快来临，我希望早点进入梦境，这时，梦境也许是我和他交流的唯一通道。我希望他能在梦里告诉我，怎么向他的父母、亲人和朋友交代。
  我在天堂湾边防连调查到的情况就那么多。杨烈虽然死在了天堂湾，但全连在生前和他打过交道的，也就连队的驾驶员吴志杰和通讯员扈小兵。他还没有来得及喝这里的一口水，吃这里的一口饭，没有看到这个连队的荣誉，也没有看到这满地的月光，他只感受了这里的高原反应——它像一柄利刃，猛地刺中了他的要害，使他连把自己体内的秽物排完都没来得及——他在这里唯一的一件事情都没能做完。
  虽然我很疲惫，但要睡着却很难。我从简易行军床上爬起来，开始整理他的遗物。我翻了翻他的日记，这是一个很精美的皮质封面的日记本。他是从读军校第二年开始记的，他的日记都记得很认真，字迹十分工整，有些日记是用英语写的，要么是汉语中夹杂着英语的句子，从日期上看，并不是每一天都记。我浏览了一下，觉得这些日记更像是他写给恋人的情书。我知道有一个叫袁芳宁的女孩子一直喜欢他，但这些情书却是写给L的。而这个L是谁？他从来没有给我讲过。如果这些日记里是谈人生、谈理想、谈荣誉、谈自己作为军人的责任和使命的，组织上也许还用得着，说不定还可以把他的典型事迹进一步放大，并出版一本《杨烈日记》，供大家学习。但他日记里的内容过于私密，组织上看了，只会影响对他的评价。我把这4LFsY0YHQRwYSq9KwHDmrQ==个日记拿出来，放进自己包里，想着以后有机会了，交给他的父母。
  他的信主要是袁芳宁写给他的，其次是他堂姐写给他的最多，余下的就是他父母、同学和亲戚写的。从邮戳上看，最近的一封信是他父亲十九天前寄给他的，那时他还在军校。但有一扎信比较奇特，一看就是他写的，每个信封上都写着“L收”。这些信从一写好，就没有想着寄出。我就想，这个L一定是他暗恋的人。如果是情书，这也最好交给他的父母。而袁芳宁的信，最好退还给她。我把这两扎信挑出来，也放进我的包里。我是他的朋友，我觉得这样处理是无可厚非的。
  做完这些事情，我终于有了倦意。我望了一眼外面天鹅绒一般的蓝色夜空，望了一眼月光笼罩的雪山，准备迎接梦境的到来。
  我惊异于高原的暮色，惊异于它竟能把如此众多的、高拔的山脉笼罩起来。月亮还没有升起来，暮色显得格外浓厚，像厚厚的金丝绒幕布，连那些永生永世的雪山也看不见了。
  我睡得很浅，还像在军校一样，我总会注意杨烈是不是会踹被子。我每次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看到的却只是那副简易的棺材。
  那一夜我脑子里很乱，但我记不起梦见过什么。杨烈并没有打扰我，这令我有些忧伤。我伤感地想到，他的灵魂可能已经走远了，我陪伴的，只不过是一副躯壳，一个皮囊。
  连队的官兵看我的眼神有些奇怪，好像我是从坟墓里爬出来的，好像我是被吸血鬼吸过血的人。
  武军医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佩服。
  我说，杨烈是我的好朋友，我能陪他的机会已经很少了。
  老万一边擦着手，一边有些抱歉地对陈向东说，陈连长，你昨晚怎么没把我抬走啊，搞得你们没有睡好，看你们眼睛里都是血丝。
  这时，大黑有些幽怨、困乏地从外面挤进来，在一个角落里蜷缩好，准备补觉。
  陈连长蹲下来，摸了摸狗头，说，昨晚，除了大黑，大家都想听到老万的鼾声。
  十一 少校股长吴维
  我得到杨烈死亡的报告后，逐级上报，莫不震惊。同时，关于杨烈是属于因公牺牲还是亡人事故的问题马上摆在了各级首长的面前。这个问题不能定性，杨烈的后事就不好处理。
  防区政治部主任接到这个名为《关于边防T团天堂湾边防连副连长因高山反应猝死事故的报告》后，很是恼火，因为在那个报告上，就这个问题的最基本的解决方案都没有。看起来是要等待进一步调查，很是慎重其事的样子，其实，是把责任推给了上级，也可看出边防T团班子是不团结的，而这种不团结，上级一边会想到是老政委容不下新团长，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从一开始，这个问题就在团里形成了两种观点，一是上任才半年多的团长陈雷中校认为，好端端一个军校学生刚到连队就死了，属于团党委对刚上高原的干部的高原生存训练教育不够重视，正是杨烈连一些高原生存的基本常识都不知道，才导致了他入厕时的猝死，从而给全团工作造成了重大的损失，特别是给天堂湾边防连授称一事带来了不可挽回的影响。
  团政委李德辉上校深知团长的用意。团长以此宣布了，他和政委穿的不是一条裤子，他要争取他的权力，他把他俩之间的矛盾挑明了。如果定为事故，陈雷上任才半年多，对他以后的前程不会有任何影响，而政委作为党委书记，责任却是十分明显的。团政委一般也就任满三年，就可以升迁了，他已任职六年，早就想着能否熬个防区的副政委干干，如果这样，等待他的就只能是转业。
  李德辉有些生气，但他决定让他们先闹腾去。他说，我们要把擦脸油变成屎抹在自己脸上，的确需要勇气，但上头可不一定同意往他们脸上抹啊。我先不发表意见，你们就按你们现在的意见报上去看看吧。
  就这样，副司令员在那份报告上批示道，报告名应改为《关于边防T团天堂湾边防连副连长在任职途中因高山反应猝死事故的报告》，其死是否定为事故，请团党委酌情调查后再报。
  对于团长和政委来说，他们都知道这个结果，但游戏必须这样玩下去。
  于是，就这个问题再次召开常委会。李德辉首先发言，杨烈的牺牲使我感到十分悲痛，死者无罪，他是我的部下，更是我的战友，我们不应该拿这件事来做文章，延误时间，让死者灵魂不得安宁！我们部队表面上看是在戍边，实质上是在与高原战斗，虽然看不见烽火硝烟，听不见枪声炮声，但自踏上高原的第一步起，踏入的就是一个残酷的战场。这一点，团长原来一直呆在机关，可能感受不到，但半年的时间过去了，现在应该有所体会。
  他喝了一口水，傲视了诸位一眼，继续说，杨烈同志的牺牲，涉及到各个方面，当然，首先涉及到死者，虽说死者长已矣，但他是死在边防一线的，任何一场战斗都会有最先死去的战士，我们不能说他死得早，没有参加更多的战斗，就说他是白死的。而且，无论从道义上还是良心上来说，这件事情都不能按事故来处理，因为他还有亲人，我们应该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他的亲人一些安慰。在座各位每年都要上下高原无数次，谁敢保证自己次次平安无事？如果我们都因为什么新的治军理念，给你们也来报个事故，你的亲人会不难过吗？其次，这涉及到我们团的荣誉，我们可以不图虚名，但已有的荣誉，我们应当维护。所以，杨烈的死不但要定为因公牺牲，还应该争取被评为烈士。
  谁都可以听出来，李德辉上校嘴里吐出的每个字都是有力的，都是指向团长陈雷的。他说完后，不动声色地喝了一口公务员刚刚泡上的龙井茶。
  但陈雷不会就此罢休，他说，政委讲得非常好，不愧是老边防了，我同意政委的意见。通过这件事情的处理，我们都要学习政委顾全大局、考虑周到、遇事沉着冷静的工作作风。但我依然认为，这件事应该定性为事故，因为我们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要反对弄虚作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严肃军纪，减少此类事故的再次发生！这件事究竟怎么定性，我认为我们应当发扬民主，少数服从多数，我建议举手表决。
  每个人都明白，这个时候是不是该举手。政委虽然是他们的老领导，但马上就要走人了；政委走后，团长无疑就是团里的权威，以后的一切都得仰仗他了。九个常委中，有五个是政委提拔起来的，政委扫了他们一眼。没想那五个人首先把手举了起来，然后又有三两个人举起了手。团长看了一眼大家，说，好，很好！既然已经有七个人同意这件事按事故来处理，我就不举手了。我其实是同意政委的意见的，但是呢，我得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
  十二 中尉副连长杨烈
  我是在做梦么？好像是。我能看见自己，就像在镜子里看见自己一样。我那个样子很怪异，我有些厌恶。我坐在我的身边，用满是怜悯的眼神看着我。连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静。我看了一眼周围，这里是如此陌生，我从来没有来过。这些奖状和锦旗无论是新的还是旧的，都落满了灰，它们和我的关系似乎不大。很多事情我都不明白了，风似乎可以从脑子里吹过，冷飕飕的。我要坐下来好好想一想。
  我呆坐在床上，雪光映进屋子里，一片惨白，我盖的白床单更白了。我怎么会睡在这里？我没有看见镜子，但我看见了镜子里的我，真是奇怪。我琢磨了半天，发现一个我是躺着的，盖着白床单，另一个我则坐在躺着的我的身边，身上什么也没有穿。这个发现，令我自己也深感吃惊。那个躺着的我我认识吗？我仔细看了看，的确是我。那么我是谁？我为什么会觉得我也是我呢？这个问题搞得我头脑昏沉。
  然后，我明白了，这个坐着的我只是那个躺着的我的魂魄而已。我记起了自己那天的经历。我知道我已经死了，我记起自己刚褪掉军裤，蹲到连队的厕所里，我就觉得有一口气怎么也上不来。人活的就是这么一口气而已……
  我不禁悲伤起来。
  没有人能看见我的样子，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我想去哪里，一念即可到达。我在很短的时间里，已回过故乡，见了我的父母、亲戚、朋友、同学，还去了我小时候玩过的所有地方。我去了我上过的学校，我在女友身边徘徊了很久。我和她说话，但我即使用最大的声音，她也听不见。我还回了一趟军校，我在训练场的草地上坐了很久。然后，我沿着我军校毕业、前来报到的路回到了边防T团。
  团里开常委会那天，我就坐在会议室里。我已知道了我的结局。
  我沿着青藏公路往天堂湾走。我回到连队的时候，连队已提前吃了早饭。连长把全连官兵集合起来，列队站好，向我的臭皮囊举行了简短的告别仪式。然后，四名战士把我从荣誉室里抬了出来，一直抬到了连队后面那个军人的陵园里。那里已有八座陵墓，都是亡故后没能进入烈士陵园的军人。
  大家脱帽，再次向我鞠躬后，我很快就被埋进了冰冷的泥土里。
  我的好朋友凌高排悲伤难抑。我劝他，我说，高排，每个人都会面对死亡，死亡其实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课，但一直没有人教我们怎么面对它，我们得自学。我一遍遍地说这句话，但他听不见。他就是听不见，你说，这令我多么忧伤……
  ① 以前解放军军校的学员以及未授衔的学员干部佩戴的是红色肩章，故有此称